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综述(2)

　　在语言人类学领域，开始关注语言与体育行为之间的关系1布兰查德（KendallBlanchard）发现，乔克托人（Choc-taw）在篮球场上发生冲突时首先不是使用其母语来表达，而是和白人一样使用来自英语的词语，如“Killhim”“Throwthemout”“Bushhisass”等，而且乔克托人用这些词语所表达的敌意和攻击性要强于白人使用这些词语[16].
　　
　　2.1.3.2在文化人类学领域的体现
　　
　　虽然人类学的上述3个领域都能够为体育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惊人的洞察力，但是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还是更多地聚焦在人类学的另一个领域，即文化人类学。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本土社会产生了一些激烈的问题，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霸权主义、社会不平等。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局势剧变，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东西方阵营的对峙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在体育领域有所体现。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者对上述问题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探讨，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体育、文化与社会》[64]、《游戏、体育与权力》[92]等。这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80年芝加哥大学着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指导其博士生麦卡隆（JohnMacAloon）完成的博士论文ThisGreatSymbol:PierredeCoubertinandtheOriginsoftheModernOlympicGames.该文以现代奥运会为研究对象，以特纳的阈限理论为分析框架，对深陷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双重困境的奥运会的内在紧张关系进行了分析，借助人类学对仪式的研究，将复兴后的奥运会的各种仪式联系起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研究。在麦卡隆看来，奥运会不仅是一种仪式和文化表演，也是一种人的体验，在这种体验过程中人们建构了奥运会[68].
　　
　　这一时期，虽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仍然被一些体育人类学家用来分析体育现象，如邓拉普[35]、福克斯（RobinFox）[44]、罗伯特（JohnRobert）等[83].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并不能包打天下，急需新的理论范式来思考美国和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于是，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阐释人类学理论应运而生，其标志是1972年格尔茨发表的《深层游戏：巴厘岛的斗鸡游戏》，这也为此时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83].格尔茨将文化看作是象征性的话语实践，认为研究者的主要任务不是诉诸功能主义理论范式来解释文化，而是阐释和理解文化自身的意义结构，这使阐释人类学理论拥有了更为强大的吸引力，吸引着一些体育人类学研究者对其关注和运用。
　　
　　2.1.4小结
　　
　　在单线现代化研究范式阶段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在理论工具上，主要理论范式的演进路线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进化论（传播论），到20世纪上半叶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再到20世纪70~80年代的阐释（象征）人类学理论。当然，各个阶段并不是绝对地泾渭分明，如进化论在1980年代仍被部分体育人类学研究者所运用，阐释人类学理论虽然兴起于1970至1980年代，但至今都有一批忠实的粉丝。
　　
　　2.在研究视角上，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倾向于把身体当成一个生物机体。在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上，将两者的关系对立化，如艾伦·古特曼（AllenGuttmann）提出了一个从传统（原始）体育的一端过渡到现代体育一端的进化模型，即在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仪式性特征的传统体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记录和经济效益特征的现代体育，即书名所说的“从仪式到记录”（FromRitualtoRecord）[48].
　　
　　3.在研究方法上中规中矩，沿袭了人类学的基础方法：民族志和田野调查。
　　
　　4.在研究对象和议题上，随着二战后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出现，研究对象从原始部落的奇风异俗扩大到现代体育的范畴，开始关注人类社会的各种议题。但这个时期美国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议题只是开始呈现扩大的趋势，真正的全面扩大则是从1990年代开始。
　　
　　2.220世纪90年代至今：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阶段
　　
　　1984年中国重新回到奥运会舞台，1988年韩国举行奥运会，标志着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体育赛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时期体育的异化、民族主义等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包括美国体育人类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反思。1988年奥运会期间，主办方邀请了美国顶尖的几位人类学家[麦卡隆、伊迪丝·特纳（EdithTurner）、萨林斯（MarshallSahlins）、汉纳兹（UlfHannerz）、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及法国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布迪厄（PierreBour-dieu）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这些人类学理论家根据他们在奥运会期间的考察陆续撰写了一些重要的体育人类学论着[10,19,49].以此为标志，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进入到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
　　
　　3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
　　
　　3.1研究对象和议题的拓展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学研究对象也更加多元化，延伸到了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受其影响，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者也将其研究视野扩大到现代体育上，主要关注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在体育，特别是现代体育中的表现。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全球化所涉及的许多问题都会通过体育活动得以体现，于是，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所关注的议题更加广泛，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大型赛事议题。世界杯、奥运会等世界性的大型体育赛事吸引着学者的目光，如包苏珊[21]和阿尔特（JosephAl-ter）[7]对中国和印度极力推动他们的民族体育项目武术和卡巴迪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进行研究，分析这些行为后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此外，美国人类学界也对美国本土举行的大型体育赛事进行了研究，如有学者从人类学的仪式视角对美国本土的重要赛事超级碗总决赛进行了个案研究[40].
　　
　　体育与民族主义/民族认同的议题。体育，特别是跨国体育赛事中往往表达了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情感。在单线现代化研究阶段，已有个别美国体育人类学者对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麦卡隆[68]在其关于奥运会的民族历史研究的着作中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进入到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体育与民族主义/民族认同的问题。包苏珊探讨了中国迫切希望通过竞技体育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的民族国家诉求。她以1991年的女排世界锦标赛为例，分析认为中国女排成为了中国人新民族主义情感的形象代言人，直接表达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24].克菜思（AlanKlein）以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一支职业棒球联盟球队---Tecos为研究对象，富有思辨性地探讨了民族主义在体育文化中的3种表现形式[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