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体育运动行为表现特点及其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体育理论论文

　　生命在于运动论文第四篇：大学生体育运动行为表现特点及其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摘要：目的了解大学生体育运动行为表现特点及其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为从体育运动的角度促进和提高生命意义感,进而全面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和生活目的量表(PIL)对南方医科大学966名在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体育运动水平为(19.85±18.35)分,为中等水平的下限。62.7%的大学生体育运动水平属于低等级,其中11.6%几乎不参加体育活动;男生运动水平高于女生(t=13.23,P<0.01)。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得分为(96.88±16.59)分,处于中等水平。大学生体育运动水平与生命意义感水平呈正相关(r=0.20);除生命态度因子外,高运动水平的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总分和因子分均高于低运动水平大学生,体育运动量越高的大学生的总体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P值均<0.01)。结论大学生体育运动与生命意义感相关,增强体育锻炼在提升生命意义感水平上可能会起到部分促进作用。

　　关键词：体育运动; 生命价值; 精神卫生; 学生;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对自我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认知和感受,最初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而被关注,20 世纪西方着名心理学家、临床精神病学家Victor·Frankl提出意义治疗理论后,将生命意义从哲学领域带入心理学领域并日益被心理学家所关注[1]。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不断被验证,大量的研究显示它是一种与健康相关的积极变量,不仅能够预测个体幸福感和健康程度,还能预测人的消极情感和应对方式,在压力与抑郁中也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2]。国内多项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现状不容乐观,有50% 以上的大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3,4,5]。

　　体育运动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都有相关性。坚持身体锻炼可以通过对某些大脑结构的重塑来影响认知老化,促进与认知功能相关脑区的激活以及功能网络的连接,还可以通过提高大脑神经加工效率来影响脑功能[6]。适当的体育运动也有益于抑郁状态的改变和睡眠质量的提高[7]。此外,体育运动既可直接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也可通过身体自尊、人际关系、自我效能等中介变量对其产生间接影响[8,9]。体育运动与主观幸福感也有密切关系,有运动习惯且运动量中等以上的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10]。本研究拟以大学生为样本,分析运动行为表现及其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为从体育运动的角度促进和提高生命意义感,进而全面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4 年7 月在南方医科大学本科生中发放调查问卷1 200 份,回收问卷1 016 份,有效问卷966 份,有效率为95. 1% 。样本平均年龄( 22. 75 ± 5. 35) 岁,其中男生425 名,女生541 名; 大一学生181 名,大二学生257 名,大三学生286 名,大四及以上学生234 名,年级未知者8 名。

　　1. 2 方法

　　1.2.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社会人口学指标( 性别、出生日期、是否独生子女、年级、专业类别) 及家庭情况( 家庭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 等。

　　1.2.2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hysical Activity Rank Scale-3,PARS-3)[11]

　　该量表由日本心理学家桥本公雄( KIMIO HASHIMOTO) 编制,武汉体育学院梁德清等引进、修订。该量表仅3 个条目,采用1 ~ 5 五级评分,从参加体育活动的强度、时间和频率3 方面来考察体育运动水平。体育运动水平得分= 强度 × ( 时间-1) × 频率。体育运动水平为0 ~ 100 分,得分越高,体育活动参与度越高。体育活动参与程度制定标准: ≤19 分为低等级,20 ~ 42 分为中等级,≥43 分为高等级。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 856,4 周后对120 名大学生进行重测,重测信度为0. 82。

　　1.2.3生活目的量表(Purpose In Life Test,PIL)

　　由Crumbaugh等[2]根据Frankl意义治疗理论编制,用于测量个体感到生活是有意义和有目的的程度。该量表广泛应用于不同人群,是国外最早研制,也最为常用的生命意义感测量工具。本研究采用肖蓉等[12]修订的版本。量表由20 个条目构成,包括生活感受、生活目标、生命态度和自主感4 个因子。量表采用从1~ 7 七点计分法,其中10 个条目为正向计分,10 个为反向计分,总分为20( 低目的性和意义感) ~ 140 分( 高目的性和意义感) 。总分> 112 分为生命意义感明确,即无论过去还是当前,始终认为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总分< 92 分为生命意义感缺乏,即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对未来的展望也缺乏积极的意义感; 92~ 112 分者为生命意义感模糊。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 78,重测信度为0. 88。

　　1.3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 3. 1 建立数据库,用SPSS 20. 0 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t检验、方差分析、χ2检验、相关分析,检验水准 α = 0. 05。

　　2 结果

　　2.1大学生体育运动现状

　　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运动强度平均水平为( 2. 48 ± 0. 87) 分,运动时间平均水平为( 3. 35 ± 1. 32) 分,锻炼频率平均水平为( 2. 74± 1. 04) 分,其中运动强度和锻炼频率得分均值低于中等强度值3 分,运动时间得分均值在中等强度以上。PARS - 3 总分平均为( 19. 85 ± 18. 35) 分,处于中等级运动参与范围的下限。

　　10. 9% ( 105 名) 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日常运动强度大,55. 9% ( 540 名) 认为自己的日常运动强度小;76. 3% ( 737 名) 的大学生运动时间在1 h以内,11. 6% ( 112 名) 几乎不运动; 每周能坚持参与体育锻炼的大学生占62. 4% ( 603 名) ,有14. 1% ( 136 名) 的大学生基本无法做到1 月锻炼1 次。

　　2. 2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体育运动的差异

　　2.2.1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体育运动水平比较

　　大学生的PARS - 3 总分在年级、居住地和经济状况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性别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男生得分高于女生。见表1。

　　2. 2. 2不同性别大学生体育运动等级分布比较

　　按照PARS - 3 总分区分不同性别大学生的运动参与程度等级,结果发现,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运动量等级分布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 135. 22,P <0. 01) 。男生低等级( 182 人,43. 5% ) 检出率小于女生( 421 人,77. 8% ) ,高等级的检出率( 189 人,20. 9% )大于女生( 19 人,3. 5% ) 。

　　表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PARS - 3 得分比较(± s)

　　注: 部分项目存在信息缺失。

　　2.3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现状

　　大学生PIL总分为( 96. 88 ± 16. 59) 分,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低生命意义感大学生占38. 2% ( 369 人) ,中等生命意义感大学生占41. 7% ( 403 人) ,高生命意义感大学生占20. 1%( 194 人) 。

　　PIL因子分中生命态度得分为( 9. 58 ± 2. 45 ) 分,生活感受得分为( 42. 12 ± 8. 47) 分,生活目标得分为( 35. 79 ± 6. 89 ) 分,生活自主感得分为( 9. 40 ±2. 57) 分。

　　不同性别及是否独生子女大学生之间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其因子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 05) 。

　　2.4大学生体育运动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将大学生PARS - 3 总分与PIL总分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r = 0. 20( P < 0. 01) ,体育运动与生命意义感各因子间均呈正相关( P值均< 0. 05) 。见表2。

　　表2 大学生PARS - 3 得分与PIL及因子分相关性( n = 966,r值)

　　注: * P < 0. 01,**P < 0. 05。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体育运动水平大学生在生命态度表现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PIL总分、自主感、生活感受和生活目标上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低运动水平大学生在生命意义总体感受和各因子表现上明显低于高运动水平的大学生。见表3。

　　表3 不同体育运动水平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各因子得分比较( ± s)

　　3 讨论

　　本调查中大学生PARS - 3 总分的平均得分处于中等级运动参与范围的下限。与已有研究中的中学生、社区居民中的青中年进行比较,大学生属于运动水平较高的人群[13,14],但低于其他研究者对大学生的调查结果[15]。虽然调查中50% 以上大学生能够坚持每周锻炼,但也有62. 7% 的大学生体育运动水平属于低等级,其中11. 6% 的大学生几乎不参加体育活动( PARS -3 得分为0) ,可能与调查学校的体育课程设置和管理有关。鉴于体育运动的健心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因此相关部门应重视体育课的作用,合理规划课程和管理,关注大学生体育生活现状,提高学生对于体育运动作用的认识和对体育活动的参与程度。

　　男生运动水平高于女生,与国内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16,17]。且在运动水平上,男生在中高等级上的人数多于女生,在低等级上的人数远低于女生,说明男生青睐高强度的体育运动,且进行更多的体育活动,女生则相反。可能与男女生身心特征和性别期待的差异有关。男性更多的选择竞技类且较高强度的运动方式,如篮球、足球等,女性更多选择休闲类或有助于美体塑形运动方式,如舞蹈、跑步等[18]。因为体育运动所表现的竞争、力量、对抗、独立、意志力被看做是男性的行为特征,而男性也更多的被期待多进行运动; 女性的角色特征一般表现为安静、温柔,所以女性在体育运动中存在或多或少的角色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她们参加体育锻炼[19]。

　　虽然年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大一学生的PARS - 3 得分最高,而大三学生得分最低。可能是因为大一学生初入大学,学业、工作压力较小,课余时间较多,且大一学生将运动作为一种社交方式,通过体育锻炼结交认识新朋友,扩大自己的人际圈子。另外,学校在一、二年级开设体育课,大三以后则大部分专业取消了体育课; 同时对于大三学生来说,由于进入临实习阶段,课程较多,学业压力较重,生活重心偏向学业,因此进行体育锻炼动机减少,运动量较小; 大四基本开始了实习或工作生涯,即将告别校园生活,休闲时间相对较多,运动的时间相对有所提升。

　　不同居住地和经济状况大学生的运动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袁存柱等[20]得出的海南省农村大学生运动量高于城市大学生的结果不一致。

　　本研究中有明确生命意义感的大学生仅占20. 1% ,有41. 7% 的学生处于生命意义感模糊的状态。总体生命意义感水平不高,多数人都无明确的意义感。因此,如何提升生命意义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以往大多数研究报告男女大学生在生命意义感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表现为男生高于女生[21,22],但本研究中男女生之间的生命意义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中,大学生体育运动与生命意义感呈正相关,且除了生命态度因子外,其他因子分不同体育运动水平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相关系数较低可能是因为体育运动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其他中介变量相互影响,运动量越高的大学生的总体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而且他们的生活感受、生活目标和自主感水平也高于低运动量的大学生。可能因为运动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使人心情愉快、精神振奋,使个体感受到活力、兴奋和充实等,从而使生活感受也随之提高[23]; 而适当的运动也可以分散注意力,使个体从困扰的事件中摆脱出来,完成既定的运动目标,这对于促进个体的目标感是极为有益的; 而在竞技和合作性运动中有好的表现也可以让个体更能感受到成就、自由和自主感。体育运动对生命态度没有影响,可能因为体育运动对死亡观念和自杀意念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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