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体育领域呈现的文化差异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是荷兰社会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尤其因其在跨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而闻名。1980 年，霍夫斯塔德在调查了诸如 IBM 等公司遍布全球七十多个国家的十多万名员工的实验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文化维度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可以被分成不同的文化板块，它们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这些文化板块内社会及其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且这些文化板块的区分是长久存在的。1991 年霍夫斯塔德又在迈克尔·哈里斯·邦德（Michael Harris Bond）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第五个维度理论。文化维度理论已经写进了很多着名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培训教材，使公司的运作更加高效，进而为这些公司创造了更多的利润。同时该理论也被广泛运用于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霍认为，国家虽然不是研究文化的最好单位，却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可作为文化比较的单位。中美体育行业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按照不同的组织方式运行，建立了不同的管理机构。受以上文化维度的影响，中美两国运动员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乃至言行举止上各有特点。以下将从中美体育领域呈现这些文化差异。

　　一、长期方向指数

　　长期方向指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即社会传统和社会价值存在的时间长短，表现为社会群体为了实现目标趋向于长期投入还是短期投入。在该指数高的国家，人们更强调长期承诺，尊重传统，重视长远利益，注重“面子”，喜欢做长远规划，把坚韧和节俭作为重要美德；而在该指数低的国家，人们注重当前享受，不愿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把成绩的取得更多地与运气联系起来，习惯于做短期规划，期望马上获得成效，即使这种成效是短期的。

　　在中国，长期努力而取得的成就更加让人尊重。即使一个运动员生而具有明显的身体优势，媒体也会更多地报道他训练的刻苦。当他获得金牌，关于他的报道往往是他从小就是一个乖小孩，他成长中的许多小事都会成为花絮，并认为他所赢得的金牌都与这些小事件存在某种质与量的联系。同时，他们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通过持续努力而改变，“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的传说代代流传。长期努力已成为中国传统美德之一。相反，对于同样的成就，美国人则会更多地联想到运动员的运气。

　　有趣的是，中国运动员一旦成功则很可能停止上述努力，立刻“刀枪入库”，他们把这种文化称作“激流勇退”。中国着名运动员往往很年青就选择退役，平均退役年龄比美国运动员早很多。一战成名则终生荣辱定。但这种“见好就收”的文化与其长期方向指数并不矛盾，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一两次关键赛事的成绩决定其一生的命运。只要拿了奥运金牌就意味着他们不但会立即得到一笔奖金，在余下的人生中也将会拥有一个优越的职位（一份带编制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荣誉是长期的乃至终生的。正是因为这样，短道速滑队运动员王蒙及其队友在丽江旅游期间与其它游客发生冲突，在警察赶到时王蒙质问警察“你知道我是人大代表吗？知道我们都是世界冠军吗？”在她的话语中人大代表和世界冠军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后经证实，王蒙刚刚当选黑龙江省政协委员而非人大代表。在王的头脑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属于同一认知范畴，即一种比较高端的职业安排。在中国，着名运动员退役后进入国家或其所在省份、城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工作是一种普遍情况。相比短期经济利益，如奖金、奖房，这种政治地位所带来的利益更加深远和长久。王蒙这句话正好反映了中国体育文化的长期方向价值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努力追求成功的动因主要来自于社会定位的驱动。“成就，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工具’，以此来达到荣耀家庭、国家或改善个人社会与经济状态的目的”。而对于美国运动员来说，世界冠军带来的利益是短期的，只有奖金才是最现实的财富。这是因为美国人主要以小家庭而非中国人那样的大家族为生活单位，而且由于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移居的频率更高，所以他们的人际联系指数较低，进而长期方向指数也低。这也与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有关。

　　二、权力距离指数

　　权力距离是指权力和地位在一个社会内部分配的平均程度、社会对于不平等性的容忍度以及人们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接受程度。权力距离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中人们的依赖（弱权一方对威权一方的依赖）程度。例如，普通职员是否敢于向上级领导表达不同意见，员工更喜欢经理的哪一种决策风格。所有社会行为，包括我们的言语，都集中体现了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都是“权势”“平等”或“一致性”的标记。在该指数较高的国家，严密的控制和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都是可以接受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被比喻为父子般的家庭关怀，谦虚谨慎被认为是重要的美德。而在该指数较低的国家，上下级关系是为了追求实际工作效果，缺少感情色彩，权力分散，讲究同工同酬，家庭的长幼次序较为宽容。霍夫斯塔德认为，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所有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都存在下降的趋势。

　　中国体育界的权力距离指数要高于美国体育界。以国家体育总局为核心的中国体育管理机构等级更加分明，具有更多的权力距离因素，其中的工作人员也有严格的级别之分。运动员在同一个教练员门下训练，也有家庭似的详细辈份之分。教练被称作“师父”，上面还有师祖。平辈的有大师兄、二师兄。即使运动员赢得了世界冠军，他还得遵守这样的辈份规矩，否则便会面临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国有句话叫做“豆芽长到天高还是下饭菜”，虽然这已经是老习俗了，但这种文化的影响是长久的。而美国运动员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体为活动单位，在训练和比赛中通常是自己选择和聘请教练，因此权力距离指数要低得多。

　　在这样一种高权力距离指数的环境下，体育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中国人擅于把体育作为建立关系的手段之一。在两个熟识的人之间对弈时，出于礼貌通常会让年长或等级较高的一方执黑先行，虽然根据计子规则黑白双方最后并无多少便宜。机关单位内部的乒乓球比赛中，低级官员与高级官员打球时必然不是简单地尽情发挥，而要表现出更多的尊敬之情。权力和距离因素在中国民间体育中俯拾皆是。

　　中国运动员需要努力在这样一个高权力距离指数的环境之中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体育主管部门训练运动员的第一课就是教他们学会服从，比赛奖金和广告收入由主管部门分配。这种文化维度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已经闻名世界网坛、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娜同样不能置之度外。2009 年她选择了离开国家队“单飞”，自主训练、自主参赛、自负盈亏，她自己花钱聘请教练、安排训练、支付参赛费用，似乎脱离了这种权力距离的环境，但事实并非如此。

　　2011 年李娜获得亚洲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后，各级管理部门和领导立即向李娜同志发去贺电或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及时体现了上级对下级的关怀。这可作为中国体育界的高权力距离指数的一个例子。

　　三、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指数

　　先有个体利益还是先有集体利益、社会关系中应该侧重于个体利益还是集体利益，在不同的文化群体有不同的回答。首先要指出，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在这里只是一个学术术语，并不具备特别的贬义或褒义。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指数旨在揭示社会成员在群体中与其他成员联系的紧密程度，反过来也是群体对个人身份的认同。个体主义指数越高意味着人们的联系越松散、人际联系越少，社会责任感越低，人们只关注自己及核心家庭成员，言语中观点明确。相反，在集体主义指数较高的国家，群体黏合力较强，讲究团队融入与和谐，个体之间的尊重和忠诚更多，更加在意对方的利益，关系的处理甚至比任务本身的完成还要重要。

　　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习惯于把一个事件的结果归因于一系列原因的综合影响。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他的成绩更多地属于他的教练、队友、政府管理机构和上级领导。对于媒体来说，媒体对运动员融入集体的报道，远胜于对他个人努力的报道。观众更容易被他的集体主义荣誉感和他对组织的认同感感动。而美国人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他们相信集体的成功是建立在个人的成功之上，个人成功是集体成功的前提。美国媒体报道更多地聚焦于运动员个人的努力和教练员的科学训练方法，自我实现和个人价值被加亮呈现给观众或读者。这种文化维度的差别也正好体现了儒家文化与美国梦之间的差别。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田径运动员刘翔临时退赛事件深刻地诠释了这一文化维度。如果在美国，人们会认为刘翔的退赛是自然和必须的，因为他有旧伤在身，如果继续参赛将会对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伤害。然而，这一事件在中国引起了极大争议，很多中国观众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根据统计数据，在互联网上对他的批评甚至超过了对此表示同情的人数。这确实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据，也是体育文化差异的一个极好例证。

　　个体—集体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人们对于“面子”的态度。前面讨论的长期方向维度对此也有体现。按照霍夫斯塔德的观点，在长期方向指数较高的国度里，履行社会责任，避免“丢脸”，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他把这称为“耻感文化”。在个体—集体主义维度里，中国的体育从业者（运动员、教练员、管理层），生活在由亲戚、同乡、朋友、同事高度连接而成的人情网之中，“面子”直接关系到他们未来物质和精神的满足水平。这种社会责任和荣誉感有时会激发强大的精神动力，带来超水平发挥，起到合法兴奋剂的作用，但有时也对临场发挥带来负面效应。人们总说，中国足球队心理素质不好，中国球迷“想赢怕输”。其实原因正在于这一文化维度的作用。在赛前中国运动员往往比美国运动员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既渴望一球成名又害怕成为“千古罪人”。因为一旦“争脸”或是“丢脸”都会给其以后的生活带来长期的影响。而美国人的生活，以个人为主，独立性高。他们并不认为邻居或社区会把他们的成就或失败记住一辈子。对美国人来说，运动就是运动，运动只是娱乐而已。这也正是 NBA 把“I Love This Game”作为其官方广告语，而中国体育用品常常把“赢得荣耀”等作为电视广告语的原因。

　　同样的争议发生在李娜身上。2011 年法网夺冠后，李娜在发言中谈到了“谢谢赞助商，谢谢组织者和球童，非常感谢自己的团队”，并强调“谢谢所有的人”，唯独没有出现人们熟悉的“感谢国家”。因为漏掉了“感谢国家”，李娜的获奖感言广受批评。她却坚持要证明自己是这个文化维度的一个例外。在 2012年 3 月 12 日巴黎银行公开赛后的发布会上，李娜又补充：“我只是一名网球运动员，我来到这里比赛并不是为了我的国家……我仅仅是在打自己的网球，我努力做到最好那是我的工作，……我也知道我说了真话很多人都会因此而恨我讨厌我，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终于放松快乐了。”另一争议事件是 2013 年 5 月 30 日李娜在法网女单第二轮失利，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娜被记者问到“失利后能否对中国球迷说些什么？”，李娜回答说：“三叩九拜吗？向他们道歉吗？”她对长期以来广为接受的集体主义“耻感文化”提出挑战。

　　四、不确定性规避指数

　　这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于当前状况的模糊性或未来状况的无法预知性的焦虑程度和对这种焦虑的耐受度。在该指数较高的国家，人们把不确定的状态（霍夫斯塔德称之为非结构状态）视为一种风险或者威胁，总是尽量避免这种模糊的状态，因此他们更习惯建立潜在的规则，相信知识权威，会遵守社会生活中一个共同的“真值”，自愿按照规则行事。在这些国家，企业通常为雇员提供较大的职业安全，雇员尽量回避模棱两可的任务，而乐意接受固定详细的指令。而在这一指数较低的国家，社会共同的规则较少，人们喜欢放松地生活，乐于树立新的“真值”、追求变革和冒险并自愿承担后果。雇员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工作任务而更喜欢工作的不确定性。日本和中国都被规于这一指数较高的国家，而美国属于这一指数较低的国家。正是因为这样，终身雇佣制在日本企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美国却行不通。

　　李娜刚刚单飞的时候就面临这种不确定性的挑战。一方面，她可以保留她 92%的奖金和 88%的广告收入，但在她闯入澳网决赛之前奖金和广告都不多。

　　而花销却是她之前没有作好心理准备的，有时她一天的训练就要花费一万多人民币。与李娜不同，大多数中国运动员会选择在“体制”内发展。因为他们习惯于政府行为干预下的有规则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系统内他们严格按照日常时间表做别人给自己安排好的工作即可。从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训练，他们不用操心食宿或者比赛日程，每月有固定的收入。

　　而美国运动员在以上这些方面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管理者还是雇主，自己租场地、安排出行，自己聘请技术人员、后勤团队、公关小组，为此有的人又要聘请自己的经纪人和财务人员，然后用比赛奖金和广告收益来支付这些开销。而每个中国运动员都是一个由集体运作的无限责任公司，政府为其提供训练设施、教练、服务以及薪水，运动员把自己的奖金和广告收入与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进行分享。

　　总之，中美体育文化各有特点，各有优势，两国都在世界体育界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对比中美两国体育文化的差异，再次证明了文化维度理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存在。正如霍夫斯塔德指出的，“各国的文化在变动，但是它们是在共同变动，因此它们的相对位置并未改变，也没有理由能够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应该消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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