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弱化”现象与新体育时代生成

　　前言

　　迄今，新中国体育已经走过了六十四载春秋。回顾我国体育的六十余载历程，风云际会，沧海桑田，辉煌的成就掩饰不了背后的巨大矛盾和日益突出的困境，其根源在于人为赋之的“异化”。我国体育“异化”现象由来已久，从而承受了太多其本义之外的担当并长此以往，举国体制的“金牌体育战略”和“政治体育”更是体育不能承受之重的标志性符号，因而犹如患上了严重的人格分裂症而难以自拔、厘清和回归。但时代的发展和普世潮流的进程往往出人意表，不以人甚至是国家的意志为转移，体育之路悄然、迅速而深刻地发生改变。

　　审视21 世纪的今天，我国体育在政治层面上历经国家体育、民族精神体育之路; 在认识层面上历经以“工具观”、“生物观”为主导的逻辑起点下; 在操作层面上历经以“功利性”和“精神性”为核心的语境下，终于凤凰涅盘，“异化”土壤渐失，反而在所谓的“弱化”嬗变中走向新生，走向国民体育，走向健康体育，走向生活化体育。

　　特别是近年来，体育的威权主义、金牌主义、政治主义在践行和强烈追求健康生活的普罗大众( 包括青少年) 的冲击下不断弱化和矫正，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发酵热议，也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重大关注和激烈的讨论。概言之，新时期我国体育正在归位本分，分层回归本义上的体育，这种变化在当下甚至在未来的一个时期，注定成为我国体育的新课题和新方向。

　　1 我国体育“弱化”现象的背景及其主因

　　我国体育所谓的“弱化”，是指体育基于上层建筑被人为赋予的“异常”的功能和工具作用的削弱和矫正，回应了国民的强烈诉求和社会发展的潮流，实质是自下而上的体育观的端正、功能定位的科学以及践行的理性回归，我国体育正走向以人为本的“国民体育”时代，也许就此得以重塑而重生。原因在于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随着国家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艰难跨入中等发达收入国家的行列，社会结构、形态和社会整体意识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和变化。自1896 年10 月出现“东亚病夫”( Sick man of East Asia) 一词至20 世纪末，无论是国家，抑或是民族群体，时下一雪“东亚病夫”之耻的、刻骨铭心的、响应极其深远的民族情绪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自觉，使得体育被背书为一种特殊工具和精神象征。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正是基于“脱病”的一种真实而坚定的写照。在这种背景和情况下，体育“异化”无可避免，当竞技体育被无限放大的时候，所显示的恰恰是大众体育的卑微与无奈。这种被荒谬的后果和尴尬，我们或许可以从 1995 年以来的国民体质与健康监测的结果得以管窥和感叹。迈入21 世纪头十三年的今天，业界的困惑、学界的反思、国民的质疑及其现实的反映，使得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逐渐的、艰难的各归其所，异化渐少，各负所重，逐渐明晰。

　　其中，普罗大众自下而上的强烈诉求起主导作用。体育在特殊时代、特殊背景下刻意作为政治的工具性和功利性的无限作用被自然淡化而不断减弱，体育被背书的一种特殊工具正在为常态化、理性和科学认识的行为方式悄然替代，而体育作为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个性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悄然从国家意志、民族意识和政治性工具为主走向其本原，走向正常，走向常态。

　　其次，从学校层面看，我国学校体育起源于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受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和教会学校的体育传入的影响而被国人接纳。随后经历近半个世纪，直到 20 世纪初期，由于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使学校体育的地位才得以初步形成、立足，走上蓬勃而曲折的发展路程。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思想支配下，当时西式体育进入学校是作为“强国强种”和“复兴民族”的工具应运而生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学校体育作为国家改造社会习俗和创建社会规范的时代精神载体而发挥作用，是所谓大国家主义体育; 改革开放的前 20年，学校体育依然在国家主义与国民主义之狭缝中探索人本主义体育，其工具观、生物观、个性观依然纠缠不清，使得我国学校体育长期以来被背书为“现实性”、“学科性”、“工具性”的复杂缠斗，过分强调学校体育的思想性和竞技性，异化现象造成了学校体育极大的混乱和困惑，体育教学渐失其道，其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20 年持续下滑的局面，不能不说是中国体育之殇。

　　近十年来，学校体育在社会背景发生深刻、迅速和重大转折的大环境下，作为青少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被人为而刻意突出提升的思想教化作用和竞技第一的做法逐渐在弱化，逐渐回归常态，“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提出是一大分水岭和里程碑，使“异化”残留顿失其土壤，逐渐回归常态，使得学校体育迅速导向和转化为其本意( 质) 的强身健体和学习认识的主作用，呼应大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的走向，自然而朴实的成为青少年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一部分，走向与青少年学生学习、健康和娱乐需要的多维度有机融合，逐渐衍化为一种健康成长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

　　再者，从大众体育的层面看，其语境背景正悄然发生改变，其话语权正从国家主义、威权主义走向国民主义、个性主义，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背后是日益觉醒强大的、基于健康需要的和迫切提高生活质量需要的普罗大众的一线诉求和实践推动。

　　广大国民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的日益富足，其价值观的多元化、生活需求的多元化以及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娱乐文化的极大提高和丰富，催发了广大民众主体意识和国民意识的觉醒，过去比较简单的生存需要随之快速转化对当下或未来高质量、高品质的生活追求，对自身健康的极大关注和关切成为不可阻遏的潮流，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主动和自发的勃兴，对民族体育的认识显然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传统民族体育集简约、易行、娱乐、健身、休闲、趣味于一体的功能正成为普罗大众重拾持久兴趣的一种时尚追求。简单地说，气功、武术、健身秧歌、民族舞蹈、舞龙舞狮、登山、拔河、跳绳、秋千等趣味体育等虽然迥异于我们耳熟能详的西式体育，却独具特色，让人倍感亲切。毫无疑问，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大众的体育、群众性的狂欢。体育主体价值的回归已成定局，是必然之势，普罗大众对体育的健康功能和娱乐功能的认识逐渐提高，升华为生活的必修课程，健身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转化为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不可或缺。

　　总言之，让体育呈现其本原和作用，就必须剔除其“异化”功能和作用，让体育回归普罗大众，走进普罗大众的生活，成为生活体育，成为下意识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行为，并让大众体育承载起提升国民体质健康的期待，这是一种必须厘清的认识和建构的高度。事实上，这种认识已越来越被广大民众所认可和内化，正悄然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2 新时期我国体育新生成之路

　　正是基于自下而上人的因素，特别普罗大众的强烈诉求，不断推动着我国体育异化部分的持续“弱化”，其代价是高昂而沉重的，但新的潮流正在持续涌动，其结果是我国体育无论在竞技体育方面、学校体育方面，抑或大众体育方面，都悄然出现了新的改变，显露出新的端倪，使得体育本义功能在遭受长期的扭曲和压抑后得以扭转，得以回归，从而酝酿了我国体育新时代的来临。

　　2． 1 竞技体育的职业化

　　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在回归其本义所具有功能的原本位置，从业余、半职业化走向纯职业化和精细职业化发展之路。当然，鉴于我国体育职业化道路刚刚起步不久，真正职业化的俱乐部非常少，大多数的俱乐部都是挂靠在各个地方体育局和行业运动管理中心。所以被组织、被领导、被管理的现象还是实际存在的。但也许这就是竞技体育的职业化之市场培育的必然过程，或者说是必须经历的痛苦过程。

　　就目前而言，我国在竞技体育的发展模式上逐步形成了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但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越来越遭受国人的非议和诟病。当然，职业体育它更多的是体现国家的意志和彰显民族的精神，通过竞技赛场的成就张扬国家的强大、国力的兴盛、民族的强盛以及技术装备的进步，从而在国际社会中和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其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主旨在为国家的政治服务，为振奋或引领民族精神服务，但并不以牺牲或挤占大众体育为代价。

　　与此同时，从事竞技体育职业的运动员们、教练员们其根本要义是为职业而存在，要实现自身的价值或体现自身更大的价值，必须依托竞技体育平台在竞技赛场上斩金夺银并展现舍我其谁的精神，体现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为国家的荣誉拼搏。所以，竞技体育的职业化是其必然之路，精细职业化之路更是运动员们、教练员们的根本保障。

　　2． 2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

　　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曲折而艰辛，进入21 世纪后，学校体育终于在修正了以凯洛夫教学论为代表的“三中心”即“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错误的基础上，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出现了“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课堂教学的新风貌，出现了基于“为学习而设计”的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由手段向目的转变，出现了以教化性、生活性和健康性为主的多元化发展阶段，出现了融大社会、大文化、大教育“三大”新视角的体育大课堂理念。

　　可以说，我国学校体育历经从被动模仿德日的体操体育，转换学习欧美苏的竞技体育，再到 21 世纪文化自觉创立的集教育性、健康性和生活性于一体的学校体育，收获了学校体育及其文化要与国情和谐、社会和谐、人性和谐的理念确立与价值认同的新理论，正坚定地走向“健康第一”，走向以学生为本的学习性和生活性体育，正在承载起提升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和健康生活的学校体育之本原。

　　2． 3 大众体育的生活化

　　正所谓“大众体育，兹事体大! ”。大众体育在 2012 年的变化意味着未来的根本性改变。国家层面上，一是 2012 年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并报请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其中明确将全民健身服务作为面向全体城乡居民提供的一项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内容。明确了全民健身服务的国家基本标准和政府职责。同时认真实施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工程。发改委综合利用制度、政策、标准、投资、考核等多种手段，正确引导各级地方政府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积极强化基础建设，为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有力地保障了全民健身的快速发展。二是，2012 年文化部结合工作实际，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等工作中，创新了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推动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共建共享、资源综合利用。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充分发挥文化馆( 站) 、社区文化中心、村文化室和文化广场的平台作用，开展群众性文化和健身活动，突破体制障碍，盘活文化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努力推动文化事业和体育事业相互促进，取得了显着成效。三是，共青团中央配合体育总局，通过深入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育节等一系列主题鲜明、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投入体育运动当中，从而让广大青少年拥有健康的身体，积极推进青少年体育健身科学化建设。四是，2012 年科技部会同财政部出台了新的科技惠民计划。这一科技惠民计划中也把指导地方开展科学健身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和内容。科技部前期已与体育总局相关部门沟通，提出了能否在有条件的地区创建科学健身示范区的设想。下一步科技部将继续组织好国家科技计划的实施，同时通过惠民计划切实把科技成果在现实中进行转换，让更多的老百姓体会到科学健身的益处。此外，科技部和体育总局一直在做的科学健身关键技术研究，以及信息系统开发，更是一种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为民利民便民的惠民举措。

　　由此可见，大众体育的本义正在得到回归，回归普罗大众普世价值的生活体育，回归与中华民族伟大文化一脉相承的传统民族体育，全民健身活动日益深入人心，科学健身真正成为一门社会学意义上的健身科学，前景引人遐思!

　　3 基于新体育时代生成的顶层对策

　　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学校体育健康第一、大众体育的生活化正是我国体育基于普罗大众的推手而嬗变，尽管还处于生成的初级阶段。它不但呼应了国民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强烈诉求，呼应了青少年既提高健康体质又满足个性化选择的根本要求，还呼应了国家增强民族体质、提高国家实力之“民族复兴”的战略要求。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学校体育的教育和健康化、大众体育的生活化要走向深入，走向文明固化，真正成为政府、职能部门和国人上下一致的共识而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需要几十年的持续改变和努力，任重而道远。基于此，在顶层设计层面理应主动统筹引导并给予充分的政策、经费和资源保障，清除“异化”的土壤，实现体育本义及其社会效益最大化回归。

　　3． 1 竞技体育精细职业化的举措

　　一是建立协同创新的培养体系; 二是资源和职能部门的整合; 三是立法对后职业化发展实施强力保障。

　　3． 2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新举措

　　首先，当务之急是建立完备的学校体育机制; 二，进一步建立大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的体育大课堂理念。将学校体育纳入大众体育的范畴，整合体育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 三是加强社会、社区、学校体育场馆、器材设备、活动规划及其资源的整合。

　　3． 3 大众体育的生活化的顶层设计

　　一是构建亲民、便民、利民的体育服务体系; 二是创新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管理; 三是立法保障足够的体育经费和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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