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方法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二篇：近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方法

　　摘要：***总书记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铸就中华民族根和魂的关键。从历史视域下梳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十分必要，该文梳理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新时期、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大方法论：经世致用方法、中体西用方法、西体中用方法、辩证地继承方法、“双创”方法。

　　关键词：历史视域;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方法;

　　***总书记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是不断铸就中华民族根和魂的关键。鉴于此，该文从历史视角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进行了相关的梳理，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时候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始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第二，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法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鸦片战争以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是被动地开启中国社会近代化—现代化转型的标志事件。自此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表现在文化层面，中华文化逐步瓦解和重建，力图实现文化层面的近现代化。在瓦解和重建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吸收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也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自鸦片战争以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成为重大的时代命题。

　　中华民族在连绵不断的5 000年文明历史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具有内在的稳定结构，主要靠政治纽带、社会纽带、思想纽带来支撑。中华文化的瓦解和重建主要是围绕着这3根纽带的断裂和重建进行。

　　1.1 政治纽带：近代民主意识与民主制度要求取代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皇权意识和官僚制度

　　政治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5 000年的中华历史中，由自上而下运用行政权力对社会进行支配的官僚制度构成政治纽带。政治纽带在器物、制度、精神层面均有展现。在器物层面：统治集团内部和外部有别。统治集团内部天子、诸侯、士大夫阶层各有区别来维护自上而下的统治；在制度层面，维持自下而上的行政权力支配的官僚制度，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有郡县制度和行省制度。体现在官员选拔层面，有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科举考试卷；在精神层面，维持自下而上的官僚制度主要依靠正统性思想。从天、地、人3个层面来强调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权威性、公信力。其中天主要指向天命正统论、地主要指向中原地理正统论、人主要指向礼仪文化正统论。

　　鸦片战争以后，由自上而下运用行政权力对社会进行支配的官僚制度开始瓦解。以英法国家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民主意识、民主制度开始冲击中国社会。“中国在救亡和启蒙的倒逼下走向民主的，为了挽救民族存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需按照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1]。这种政治制度模式的探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引进，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种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

　　1.2 社会纽带：社会关系上形成政治法律上平等意识平等地位冲破封建伦理观念宗法家族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统治集团的核心外围，稳定的统治依靠的是宗法家族制度。从伦理层面来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宗法家族制度虽然历经殷商制度化、周朝系统化、秦汉调整、魏晋南北朝异化、隋唐衰落时期，但是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和发展，最终在北宋时期形成了以男系血统为中心的宗族共同体。宗法家族制度的核心强调族长权力，通过家谱、祖规、祠堂、祠田来维持制度。其中家谱是家族的历史，中华民族的主流文明支撑就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特点要求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精神信仰层面比较崇拜祖先，家谱作为家庭历史的记录，把祖先的智慧进行了记录、总结和升华。“祖规强调的是家族人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种祖规往往建立在遵守国家行为准则的前提，进而强调家庭行为规则，是宗法制度的支柱”[2]。祠堂是维持宗法家族制度的空间场所。祠田是巩固宗法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宗法家族制度主要强调“三纲五常”，强调尊卑长幼，强调君权、父权、夫权、族权。从而通过忠孝伦理来维持社会层面的统治。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法律层面的平等地位规定、平等意识迅速地冲击中国。中国人从特定的中国国情、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出发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早期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吸收了西方基督教思想结合中国儒家权位平等思想，提出了军士负责制、百工衙制度和圣库制度。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吸收西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天赋人权和儒家德性平等思想，提出了建公政府、‘人人独立，男女平等’。孙中山结合天赋人权、三权分立、儒家权位平等思想提出了政治平等、民族平等、经济平等，外化为三民主义。”[3]

　　1.3 思想纽带：思想文化上要求言论、创作、学术自由打破思想文化专制制度

　　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就是由以神圣化的经典对广大“愚民”绝对统制为终极目标的文化专制制度构成的思想纽带。历朝历代治国理政两大不可或缺的手段就是正统和道统，道统强调的是占据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自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成为道统，历朝历代通过不断吸收法家、道家、墨家、佛家、阴阳家、小说家等众多流派的内容，实现了儒家文化的与时俱进。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专制，逐步推大了科举考试制度，把《四书》《五经》作为考试经典，无数人皓首穷经，埋首神圣的经典，从而无形中造成思想的保守，钳制了学术自由。

　　鸦片战争，把自明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活动推向了高潮发展时期。中国人开始反思科举考试的弊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引下，逐步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在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中举办的报纸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东西洋每月统计传》等也带来了西方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思想。其中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东西洋考》里面首先向国人介绍了西方报业情况和新闻自由。中国思想领域开启了近现代化追求自由过程。

　　2 无数仁人志士提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

　　在瓦解和重建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激化了民族和时代的矛盾。一方面迫切吸收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侵略的性质激化了中国人的排外心理，这种矛盾心理使得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地提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在众多的方法论里面，两种极端理论“全盘西化”“复古主义”的市场并不大。大多数的中国人继承了“中庸之道”的方法论，力图提供折中的方法，兼顾中西。从鸦片战争以后到党的十九大，无数仁人志士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探索与实践可以相对应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2.1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传统的经世致用方法到中体西用方法再到西体中用方法

　　在鸦片战争爆发初期，以德取胜的文化遭遇了以力取胜的文化的挑战。中国人还是展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甚至是文化自满情绪。

　　2.1.1 经世致用方法

　　中国人首先想到了老祖宗提出的“经世致用”方法，即“中国非无战乱，不过暂时受害，乃有一主，既复统一如前。即平服中国之金朝、元朝，必用中国之风俗律例，此刻谓胜中国以力而中国反胜之以文也”[4]。经世致用的方法并没有发挥出以往的效力，经济基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延续以往的经世致用办法不能扭转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中国人开始探索新的方法。

　　2.1.2 中体西用方法

　　在探索过程中，中国人并没有完全抛弃经世致用的方法，而是继承了经世致用方法的界限：“经世致用所含的卫圣翼教主旨又内在地规定了西学为用不能超过中学为体的籓篱”[5]。在此基础上，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在1905年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中体西用方法，保持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及行动样式不变的条件下，从西方移植一部分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西学为用的范围，张之洞从最初的器物层次师夷长技以制夷，扩展到西政、西艺、西史。其中西政包括地理、税赋、武备、律例、通商等，但是不包括西方政治体制；西艺主要包括算绘矿医、声光电化。甲午战争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赤裸裸的宣布了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所提出的中体西用方法的失败。中体西用方法本身，没有能够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单纯的保持建立在封建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文化为体，这本身就是刻舟求剑。中国人继续进行探索。
 

　　2.1.3 西体中用方法

　　以康有为代表的保皇派和以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吸取了洋务派的教训以后，开始走向了西体中用方法。简单来讲：从初期译成中文的西书中接受了西方的价值取向、行为样式，为了使同时代的人接受，就从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寻求微言大义来解释，力图让中国人接受。代表人物有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其中康有为主要是从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的微言中寻求解释新观念。例如，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论述：“孔子之言夷狄中国，即今野蛮文明之谓。野蛮国体太散，当立君主专制以聚之，据乱世所宜有也。文明世人权昌明，同受治与公法之下，但有公议民主而无君主，乱世野蛮虽有君主之治法，不如平世文明无君主之之治法”[6]康有为借助孔子论述蛮夷与华夏，比之今天，清王朝好比蛮夷，西方好比华夏，要改革政治体制。章太炎主要从先秦诸子和佛学典籍中寻求表达方式。“章太炎写了诸子六篇《订孔》《儒墨》《儒道》《儒法》《儒侠》《儒道》《儒兵》在讨论先秦学术的表象下隐含着现实政治意图，来推翻清朝政权和抵御外辱。”[7]孙中山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注重借用传统文化，后期则致力于把自己的政治学说塑造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真传。西体中用的方法，无疑主要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用，难免不使中华传统文化削足适履。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辩证地继承方法的运用和背离、恢复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主要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历史的舞台，成为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吸取器物救亡、制度救亡的教训之后，开启了文化救亡。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让中国人振奋地看到，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可以为中国人找到救亡启蒙的道路。在经历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导向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继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吸收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此，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伟大、曲折最终走向光明的尝试。

　　2.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辩证地继承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1月就指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8]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地继承方法的杰出代表。早在1925年的《湖南农民考察运动报告》就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民起义的力量，“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9]熟读中国历史典籍，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民运动力量的正确认识，才使得在中国共产党的道路选择上，能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对农民运动采取了辩证地继承，一方面看到汹涌澎湃的力量，另一方面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大体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都充分地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外来优秀文化。

　　2.2.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背离辩证地继承方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有新民主革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进入了以政治斗争为本位或中心的文化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迫切地需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以政治斗争为本位或中心的文化模式并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在这一时期之内甚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层面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激烈地反传统，却因为潜意识中维护传统的力量的强大，达到了比传统更传统的结果。中国的文艺生活统一于样板戏、着装统一在蓝和灰的颜色，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前所没有的领袖崇拜倒退到学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文化蒙昧主义，在反传统中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糟粕。

　　2.2.3 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恢复辩证地继承方法

　　1978年中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此同时开始拨乱反正。中国的文化领域相应地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开始从以政治斗争为本位或中心的文化模式，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本位或中心的文化模式。在政治文化中就可以体现：邓小平总结过去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就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借助传统文化的经典表述，直接向中国人解释为“建设小康社会”。江泽民在1996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一个民族只有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和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事关中华民族振兴的大问题。”[10]江泽民已经初步提出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支撑。胡锦涛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中直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并在执政理念中提出了引用了中国古人的和合精神，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虽然恢复和发展了辩证的继承方法，但是总体上存在的问题：吸取精华、取自糟粕，在很多场合下成了套语。为何精华、何为糟粕并没有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明确的界限。

　　2.3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提出“双创”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在此历史定位基础上，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文化模式也要与时俱进：要从过去改革开放40周年的强调以经济建设为本位或中心的文化模式，调整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为本为或中心的文化模式。***总书记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发、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11]。

　　鉴于新时代文化模式的转变，现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并不是把传统文化机械地划分为精华和糟粕，而是对整个传统的机构和功能做出认真的反思，把以经济建设为本位或中心的文化模式与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本位或中心的文化模式总体上的差异和转换进行深入的研究。

　　文化模式主要由价值取向、思维方法、行动样式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在过去五年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其中历史性变革可以体现在这3个方面。

　　(1）价值取向：从“以物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变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过去改革开放40周年以经济建设为本位或中心的文化模式，虽然纠正了以政治斗争为本位的文化模式的偏差，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某种程度上突出了以物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国社会在相当常一段时间内过分注重积累物质财富、片面强调GDP，见物不见人，产生了环境问题，大气、水、土壤污染比较严重，甚至威胁到人类的身体健康；新时代，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本为的文化模式，价值取向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上开宗明义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表现在衣、食、住、行等各个领域，反映在发展理念上要实现绿色、共享发展。

　　(2）思维方法：从比较注重打破“思想僵化”变为注重解决“思想分化”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在思维方法上，强调的是打破“思想僵化”，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理念的提出，主要是破除僵化思想，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高度总是“思想分化”，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字，力求统一思想、凝聚共识。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民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不管是中国梦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在不断地强调“凝心聚力”，打破思想分化。

　　(3）行动样式：从挑战-回应模式变为主动谋划、积极作为模式。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行动样式上，过去以经济建设为本位或中心的文化模式，主要是挑战-回应模式。在思想道德建设和科技文化建设领域，遇到什么问题就回归中华传统文化去寻求解决的办法，如诚信问题、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问题。在继承和弘扬上功利主义色彩明显，社会整合效用不高。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本位或中心的文化模式，强调的是全面的梳理、继承、转发、创新。从政治领域：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中国正统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到文化领域，参加孔子2 565周年研讨会对中国道统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从发展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思想对中国和合精神理念的继承，到统一领域，强调两岸一家亲思想对中华文化大一统理念的继承和创新；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更加注重全局性、系统性、历史性、开放性、包容性。

　　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70多年的近代史中，中国人不断地提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在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态度上，我们必须坚决的反对教条主义和历史**，即坚决的反对全盘西化和文化复古主义，不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参考文献

　　[1]刘永春.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中的民主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6.
　　[2]姚伟钧.宗法制度的兴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87-92.
　　[3]胡云生.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社会平等观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7.
　　[4]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
　　[5]张昭军.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张之洞对传统儒学的调适和锢蔽[J].孔子研究,2004(4):98-111.
　　[6]钱穆.康有为学术述评[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6(3):583-656.
　　[7]李昱.借学术以论政治---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诸子学六篇解读[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6(2):107-113.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0]第三代领导集体与当代中国[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
　　[11]中共中央宣传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