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参考范文4篇）,文化论文

　　中华传统文化是在华夏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既包含了华夏民族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成果, 又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中华传统文化从形成发展到至今, 是伴随时代潮流而不断发展的。下面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论文8篇，供大家借鉴参考。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一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人工智能的应用

　　摘要：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广大农民在特定的乡村环境中历经长时间的农业生产活动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承载着农民对于乡村最纯粹的情感。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乡村文化特征发生了变化,对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也给乡村文化的有效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这就为农民能够在新技术背景下重新认识乡村文化、思考乡村记忆的价值、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之“根”提供可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更能使在外农民寻找到自身的归属感和精神支柱,使更多乡绅人士在独具魅力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下回归故里,建设家乡,促进乡村的振兴与发展。因此,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发挥其在保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文化受众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等方面的优势,来有效传播与弘扬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人工智能; 乡村记忆; 传播;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Spread and Promote Rural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HE Jing-xiao XIAO Yan-lian

　　School of Culture and Media,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Rural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material wealth and spiritual wealth accumulated by farmers in a specific rural environment after a long ti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it carries the most pure feelings of farmers for the countrysid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on the one h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ulture have changed, which has an impact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rural culture, which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farmers to re-recognize rural culture, to consider the value of rural memory, and to re-understand the “root”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new technology. The spread and promotion of rural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enable farmers outside to find their own sense of belonging and spiritual support so that more rural gentry can return to their native land to build their hometowns and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ide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the unique and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fore, how to use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in preserving excellent rural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ivating cultural audiences, and tapping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to effectively spread and promote rural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come a problem to be considered.

　　引言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集结着人民群众的智慧,蕴含着人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行为习惯和情感认同。科技的发展为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机遇。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要想永葆活力、生命力,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力量,突破以往传播方式的局限,实现自身的革新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新媒体新兴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进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再现乡村文化记忆、留住乡愁,加强农民对于乡村文化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乡村振兴,便是如今智能时代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一、乡村文化

　　(一)乡村文化内涵

　　乡村文化是指“在乡村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社会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乡风民俗、社会心理、行为方式为主要内容,以农民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类型”。1它所指的是在乡村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一个自治的、自给自足的群体所形成的特有而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的综合,并且都共同承认的一种文化类型。主要表现为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不同层面的文化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乡村的风貌、乡村的聚落及乡村的技艺属于物态文化;村民的行为习惯、文艺表演、传统节日仪式属于行为文化;而在乡村社会形成的社会规范、乡规民约,以及精神文化层面的乡贤文化、家族文化、宗教文化属于制度文化。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的特征之一就体现在不流动性上,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2这并不是说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而是说在人与空间的关系上是不流动的。乡村文化产生于乡村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人们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具有稳定性。所以,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村社会中,定居生活是常态,农民习惯于在特定的乡村生活,并在特定的乡村社会中繁衍,不会轻易离开扎根之处。实质上,也正是人与土地的这种稳定的关系决定了一种适应土地、面对土地的特殊文化形态,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乡村文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空间逐渐缩小,大批农民改变原来以种地为生的生活方式,外出打工来增贴家用。多种力量的嵌入不仅影响和改变了乡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同时也使乡村社会的文化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二)乡村文化特征的嬗变

　　1. 乡村文化以伦理本位转为利益本位

　　乡村文化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上生根发芽,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者,正指人们彼此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逐生。”3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彼此都是以对方为重,为他人的存在而存在。我们知道,作为村民聚落的村庄,最开始都跟种族血缘有关,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群居在一起,共同应对恶劣的环境,并在这种相互帮助相互依赖的关系中,谁也离不开谁。随着时间的发展,村落的认知逐渐明朗条理化,在实践中统一村落的人们形成了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的固化,成为村落独立的价值观体系。这种价值观念成为人们评判事物的标尺,在这个共同标尺面前,个人就是渺小的,偏离这个价值观的标尺,个体的生存就很困难。正因如此,在一个能够保持传统的村落中,这个统一的标尺就一直在调节着村民的行为,使之不至于偏离标尺太远,否则就有被孤立的可能。在很多村落里,村规民约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反映,或者说是这种价值观的外在体现,因此,能够对所有在群落制约内的村民起到行为调节功能。反过来说,一种不被聚落村民共同认可的价值观的植入,想要约束村民的行为是不可能的。乡村文化使农民成为了“伦理本位”的个体,在乡村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村民的行为都受着规范的限定。现在农民行为目的表现得更加多元,行为动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他们不再简单地满足于生计,更多地考虑经济因素,以市场经济为原则的观念成为了主流。曾经以血亲关系为主的人际网络也不断地扩大,熟人社会也变得越来越陌生化。这就使得原来具有浓郁伦理色彩的乡村社会依附关系不断地淡化,人际交往不再以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为规则,转向了以利益最大化的共识之中,乡村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但是“伦理本位”这种观念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是深入到村民的骨髓之中的,深入骨髓之中的价值观认同,是很难改变的。

　　2.乡村文化的主体决策转向以经济目的为主

　　乡村文化的主体是生活在乡村这个特定区域里的农民,他们在这片热土上创造出了丰富的乡村文化。在乡村,村民的个体决策行为特征与他们所处的乡村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乡村社会文化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判断,许多学者认为农民的行动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理性行动,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4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民的决策行为并不是随意的,他们的生产劳动过程其实是一种追求生存的理性的行为。他们往往都是以生存作为首要观念,对于许多农民来说,维持家庭的生存与稳定才是驱动农民的真实的内在因素。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就存在着安土重迁的乡村文化传统,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生长的环境中生活、繁衍后代,除非是实在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否则背井离乡的现象是几乎不会有的。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村民的生存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思想已经从基本的生存为本转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主,有了更高层次的物质与精神追求。无论是在乡的农民还是在外的农民,对于传统“乡土”观念的文化意义认同感大大降低。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他们有了更高的追求,城市化的发展为村民提供了更好的就业与生存机会,在满足了生存条件之外,他们变成了游走在城市与乡间的群体。而技术的发展,也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他们会选择利用技术代替繁杂的手工去完成生产,节省开支与时间,争取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在传统乡土社会文化影响下以“生存理性”为主的个体行为准则就变成了以“经济理性”为主。

　　3. 乡村文化的主体决策转向以经济目的为主

　　在乡村社会中,乡村文化最外化的表现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农民靠“亲缘”“地缘”来维系人际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相互走动、互相帮助,形成了人与人交往的“差序格局”。在这种格局中,人们形成了一种责任情感,公序良俗,共同延续着乡村的文化。正如罗伯特·埃杰顿所说:“乡间社会的特点就是道义和情感义务、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社会凝聚和持久的连续性。”5实质上,这种人际关系又表现为独立的。在乡村社会,由于交通、社会分工、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村与村之间的走动很少,人们不会经常走动,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疏远。而且在早期,农民的生产活动分工并不很细致,各自完成各自的生产,很少有机会在大规模的集体中走动,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隔绝。因此,农民的人际范围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媒介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便利,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不再受限于空间,人际关系的建立也不再只是依靠血缘和地缘,交流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本村和附近的人群。社交媒体的发展,使村民人际交往的空间范围不断地扩大,村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全国各地的网友建立起一种虚拟的联系,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新媒体语境下的新的“差序格局”,在这种格局中人们仍然是以自身为中心,但建构的人际关系和交往对象已远超出传统的人际交往。这就使乡村的人际关系呈现出多样性,交往空间由现实转向现实与虚拟空间的相互叠加。

　　二、再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乡村记忆

　　新技术背景下乡村文化特征的嬗变对乡村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影响。乡村文化伦理本位与主体决策的转向,使得离乡农民越来越多,乡村中优秀的传统技艺陷入至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而人际交往空间的扩大化,使得人们接受外来信息更加方便,好多人开始崇洋媚外,过上了洋节,而对于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却大大减弱,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情感不再如以前那样浓厚。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反哺家乡的理念也遭到质疑。村民对乡村文化的否定,使村民对世代沿袭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也使得许多离乡农民缺少一种归属感和支撑内心的支柱。史学家钱穆曾深刻指出:“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6为了使在外农民能够在优秀文化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归属感,也为了乡村的振兴与繁荣,我们要对乡村中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播,以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农民的乡村记忆,增强农民对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

　　(一)再现乡贤文化,促进离乡人才回流

　　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发源于乡村这个特定的区域,对后世起着一种榜样的力量。“衣锦还乡”“告老还乡”是中国早期乡贤文化的真实写照。党的十八大以来, 乡贤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现代,乡贤对于乡村和社会的发展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首先,乡村想要发展就得有带头人,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许多乡村缺乏这样的领路人。乡贤作为乡村的本土人才,他们熟悉并且了解本地的情况,这是他们独特的优势,也是当下乡村社会所需要的。其次,城镇化的发展冲击着乡村文化,村民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价值取向越来越复杂化。他们需要更多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来指导他们,乡村也需要更多主流文化来维系乡村社会,这些仅仅依靠政府人员是远远不够的。新乡贤作为一股有影响力的力量就成为了乡村治理中一支独立的队伍,他们可以发挥才智结合当地的情况协助当地农村的政府人员治理乡村,寻找一条现代化的乡村治理道路。最后,新时代的乡贤本身就具有中华文化优秀的品质,又吸收了现代文明的先进理念,这就为乡贤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使乡贤文化更加具有时代性。当前村民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越来越多,外来文化的植入使他们对曾经深信不疑的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怀疑。这就需要更多有能力有思想的乡绅人士将乡贤文化与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有机地融合,引领村民。

　　但是,现代化的发展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中便利的生活条件,丰厚的经济收入,优秀的教育资源配置,使得乡村中优秀的人才大量外流。对于城市生活的追求使得“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一部分退休的干部也开始失去了回归故里的热情,选择在城市安家落户。乡村人员到城市大幅流动的现象曾经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重视,他们呼吁要重视乡村重建。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乡村中的人口开始大批量地流向城市,乡村的发展面临窘境。现在,这种乡村人才外流的现象成为一种常态,许多原本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这些“乡绅”群体,放弃了落叶归根的想法,选择安居城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城市人。因此,我们要传播乡贤文化,感召在外优秀的人才回乡,促进乡村本土人才回流,凝聚向善的力量,建设自己的文明家乡。

　　(二)再现乡村节庆与仪式文化,传承深厚文化意义

　　乡村中的节庆与仪式文化也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乡村地区,存在着许多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有像春节、元宵节这样中国人共有的传统节日,也有诸如泼水节、萨玛节这样各具特色的特殊节日。不同的乡村有着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而这些风俗习惯与礼节仪式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契合,显著地体现了各具特色的村落文化。在中国的乡村,传统节日活动包含着多元的内容,有对祭祀先祖的叩拜礼仪,也有对当下生活的总结,更有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希冀的祈福活动。这些活动既可以表达村民对于过去生活的怀念,又可以表达对现在生活的感激与满足,还可以表达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传统的仪式活动经历了祖祖辈辈的传承与发展,饱含着中国人热烈而浓厚的文化情感,它为“人与人”之间的契合交流提供重要机缘,已经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村民们通过这种节庆仪式文化聚集在一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当下生活的满足,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这个聚集的过程中,他们阐述强化着共同的信仰,找到属于共同的精神家园,团结整个乡村。节庆和仪式的到来,还将乡村的价值观念引入其中,流传下来,起到社会教化的功能,在庆典和仪式中流传的习俗和风尚,规训着人们的行为,成为乡村极为有效的治理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城市化的特征日益凸显,技术的嵌入导致村民人际关系越来越扩大化,这使得那些具有“亲缘”“地缘”的亲戚朋友在传统节期中的人际交往也变得淡化,微信红包、电子拜年的出现等代替了原来的压岁钱和走亲戚,传统节日文化的厚重感随着仪式感的降低也在降低。乡村社会在向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乡村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也逐步的被简化,乡土性特征逐步的被淡化,城市性的元素逐渐渗透,这些原本具有浓郁乡土特征的节庆仪式越来越具有城市性的特色。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期间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与活动,这些都是传统过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春节的祭典和庆典是祭祀祖先和丰收的仪式,它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但如今,人们早已忘记在这个仪式背后所蕴含的希冀,它所具有的内涵正面临遗失。因此,我们需要仪式感来传承传统节日,感召更多有识之士回归,建设家乡。

　　(三)再现乡村传统技艺文化,防止技艺渐行渐远

　　传统技艺文化是中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千百年来,农民除了追求基本的生计,还创造出了许多流传于世的乡村技艺。这不仅包括精湛的手工艺,还有许多种类繁多的乡村文艺。这些技艺都是以乡村社会为根基,在乡村社会的土壤上产生与发展,无论是手工艺原料还是文艺内容,都与当地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都体现着当地的历史与特色。在这些艺术背后蕴含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乡村智慧,这些艺术将功能和审美完美地相容,将美丽与实用融入在生活中,它既是“工与艺”的结合,亦是“德与美”的相融。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在充分爱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古人创造所需要的物品改善生活方式,体现了尊重自然和适应自然的生存智慧。离乡的人们通过这些技艺来抒发乡愁,通过基于技艺的物质产品唤起他们对于过去和故土的深厚记忆。这些技艺成为联结离乡人的重要地缘纽带,激发着在乡人对乡村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而基于乡村技艺创造出的物质可以转化成文化产品,保障着乡村生活的自足性和闭合性,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元素。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的决策原则转为以经济为主,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已满足不了村民的需要,农民在农村缺乏发展的机会与空间,依靠技艺获得的收益也远远低于打工,因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的村民背井离乡,选择去城市、发达地区甚至是国外打工,把打工当作获取收益的最主要的方式。村民的外流,使得技艺在传承、创新及工艺产品的生产上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市场的蓬勃发展,也让那些曾经集使用与观赏功能于一身的传统产品,在当下只能发挥观赏的功能,加剧了手工业的衰落。而那些复杂的需要经验与时间累积才能练就的传统手工艺,更是让那些被城市化社会吸引的年轻人所远离。这些带着历史的方向和乡土亲切感的手工艺,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甚至有一天会消失。因此,我们要传播乡村技艺文化,唤起村民内心深处对于乡村记忆的情感,感召村民保存与传承技艺,不要与这些技艺渐行渐远。

　　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乡村文化传播

　　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乡村优秀文化的保存与传承面临挑战,然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它所特有的存储方式、保存方式和传播方式,为乡村文化保存与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我们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保存记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管理方式,深入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潜在价值,进一步提升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人们的影响力。

　　(一)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保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保存是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人工智能通过各种技术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数字新媒体具有记录、阅览、检索、体验、共享与储存的优势, 这就可以把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形态来加以保存。第一,通过“影像记录”的方式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存。信息数字化可以帮助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存,可以通过影像、视频等数字化的形式对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数字信息的储存。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虚拟再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全貌,展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空间,突破文化传承与弘扬在时间、空间和语言上的局限性,提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保存方面的安全性。农业文化遗址、民间曲艺和毛毡等农村传统技艺文化,传统节日的庆祝仪式及古代乡贤故事都可以以文字、图片、图像、视频等多样化的方式进行记录保存。将这些资料形成一个数据库,以影像的形式展示各地的特色。第二,要立足于本地,从各个地区的实际出发,打造“乡村记忆工程”。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在语音识别、图像处理、语音合成、情景模拟、语义感知等技术领域取得的优势,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形式动态化。乡间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是珍贵而罕见的,可以利用三维摄像和全景扫描,重现集聚人们智慧与汗水的制作过程,实现全景三维立体的动态展演,使乡村传统文化技艺得以动态保存,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了解这些文化瑰宝,了解村史,也让离开乡土的城市人留住记住乡愁。传统节日的仪式逐渐被简化与遗忘,可利用情景模拟,打造还原传统过节的仪式,唤起人们内心对于乡村传统节日仪式的仪式感、认同感和使命感,让身在异乡的人时刻怀念乡土的味道。乡贤文化对于在外农民的感召力更大,利用沉浸式的虚拟或仿真情景、人机自然交互情景技术模拟古代乡绅人士的原声原貌, 还原乡贤文化故事情节,让原本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人物形象更加动态化,让历史中的乡绅形象更加饱满,直击受众视觉,让更多在外的人才产生自我带入的情感体验,在潜移默化中触碰他们的情感神经,激发更多有识之士回乡,让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加动人,更加富有温度。第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文化的实物保存。基于乡村技艺的手工产品传统节日、仪式的载体,古代乡贤故居、遗址和文化遗存等文物都是以实物的形态存在的。许多人工智能技术中以传感器为代表的信息采集装置,具有灵敏的感应能力,它们在温度、湿度、光照、定位和紫外线感应方面非常的突出。许多文博场馆也都采用这一技术来维护和监测文物,取得了成效。我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这一技术手段,对那些因为年代已久受到不同程度损坏的手工艺品进行防护、保养与恢复。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一科技延缓、阻止文物老化变质。

　　(二)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是乡村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工智能技术的语音合成、图像处理、视觉特效等技术,可以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智能化、数据化、个性化、人性化传承。第一,凭借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起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海量数据支持系统,基于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深度学习这一优势,获取和整合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建立起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数据库、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云储存空间及乡村传统文化信息数据站等, 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奠定稳固的数据支撑基础。数据库中的乡村技艺文化、节日文化及乡贤文化都被数据化或符号化, 以数据的形式加以展示,通过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抓取目标受众浏览文化信息的数据,分析数据,为受众提供个性化的推荐,培养特定文化受众。第二,凭借人工智能技术加快传统媒介与新型媒介的融合,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巨大合力。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其智能化、数据化的趋向,以及对其跨界融合、语义识别、语音合成等技术的应用。这就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智能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可以将传统媒介所传播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以更加立体化、可视化和动态化的形式呈现,再以新兴媒介的智能推荐方式传播给用户,提高传播效率。比如,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策划蕴含传统节日文化的影视和动漫作品,然后通过微博、微信、app、抖音、视频直播等新媒介平台进行传播,扩大传统节日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开通新媒介的互动功能,让广大用户积极地参与讨论与评价,为诠释文化注入新的动力,使乡村优秀的传统节日更加具有活力。还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人物的虚拟视像,重现历史乡绅人物, 在各种平台多形式呈现,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乡贤文化,强化对乡贤文化的认同感,唤起他们落叶归根的情怀。第三,通过网络视频、智能视频等多种技术方式传播乡村优秀文化。例如,利用智能视频技术使用户可以和手工艺人进行直接交流,突破了手工艺传承在时间、空间、语言上的障碍,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受众奠定广阔的群众基础。同时通过整合学校各类信息资源,推动“文化进校园”和“数字校园”建设。可以通过校园虚拟网站和视频教学的方式传播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让许多在外的学生更加直观地学习家乡传统文化,了解其背后的历史与价值。也可以设计具有民族特色的“数字校园”,营造传统文化氛围,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三)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挖掘文化的内涵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第一,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文化内容的创造性。想要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保持活力,具有时代性就必须创新文化内容。智能技术具有数据分析、自主学习和深度挖掘的优势,人机合一、创作主体多元化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智能化提供了便利。文化创意产品的输出是乡村技艺文化得以传播的重要方式。因此,对于乡村技艺的创意产品, 我们要利用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与定向推荐的优势,以用户为中心,满足用户的定制化需求,打造乡村技艺品牌。对于乡村优秀的节日文化,我们要利用人工智能深度挖掘的能力,注重挖掘那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特色的、有深厚的时代与文化意义的节日物品与象征物,唤醒人们内心最深刻的情感。第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产品的开发。乡村文化各具特色,这为创新文化提供了创新素材。我们可以乡村中的优秀技艺文化、节日与仪式文化和乡贤文化为出发点,进行深入挖掘和艺术加工,提升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水平,充分挖掘深藏在封闭的乡村中的这些优秀文化的内在价值与发展潜力。通过创意赋予乡村传统节日服饰、物品和技艺文化产品及乡绅文化故事等优秀文化新的文化内涵,打造出具有高附加值和时尚品位的创意产品。通过各种形式在网络上进行传播,提高当地的知名度,扩展当地观光旅游业。第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产业的升级。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文化产业的物质载体,更新了传统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提升了传统文化产品生产的竞争力。在市场开发上,可以通过会展、基地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推广,延长产业链,努力寻找一条传统手工艺和文化观光旅游相互依存的途径。通过人工智能,挖掘农村传统优秀文化资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出宏大、唯美的场面,开展乡贤文化旅游或是民俗旅游等第三产业,以吸引观众。提升乡村旅游和观光文化消费层次,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激发农民的乡土意识,形成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特色文化产业。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介入, 许多文化创意产品更加贴近时代,更加受人们欢迎,这就使得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加具有生命力。这对保护传承复兴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让人们在农村地区找到“根”的归属感,也吸引和激励更多的人“还巢”传承弘扬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社会文化发生了转变。乡村社会文化从伦理本位转向以利益本位为主,村民的人际关系网络不断扩大,决策行为以利益为先,人口外流成为常态。乡土气息的淡化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被淡化,人与环境的安全感被镂空。这些游走在城市与乡间的群体无法找到自己内心的归属与精神根源,对于传统的态度越来越迷茫,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面临危机,回归故里落叶归根也成为了空谈。

　　乡村中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在外农民的精神支柱,也是在外流动人员回归故里建设新农村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乡贤文化的号召力在精神层面上倡导了外向流动人口的回归,节庆仪式的凝聚力在情感层面上引导外向流动人口回归,技艺文化所具有的时代性魅力在物质层面上主导了外向人口的回归。在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感召之下回归的人才,才是振兴乡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持。

　　因此,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利用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将乡村传统的优秀文化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逐步数字化,实现数字化的保存与传承,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 延续其内在的智慧,留住人们的记忆。同时,以此来增强农民对于乡村文化的认同感,使他们能找到他们安身立命的价值归属和生活生存的精神支柱,增强文化自信,感召更多有理想有能力的人还巢建设更美的家乡,促进乡村振兴与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乡村建设与发展。

　　注释

　　1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17卷第1期。
　　2(1)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特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8-80页。
　　4(3)[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5(4)[美]罗伯特·埃杰顿:《传统信念与习俗:是否一些比另一些好?》,[美]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6(5)张鸿雁,邵颖萍:《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以江苏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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