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批评”的提出及其经受的双重攻击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肖瓦尔特“女性批评”的建构与践行
　　【第一章】女性主义批评的“荒原”与“浮出”
　　【第二章】双重标准的拒斥与重构
　　【第三章】 “女权批判”的修正与困境
　　【4.1  4.2】 “女性批评”的提出及其经受的双重攻击
　　【4.3】 “女性批评”的践行
　　【第五章】肖瓦尔特批评理论的思考
　　【结论/参考文献】肖瓦尔特“女性批评”理论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4章 “女性批评”的建构与践行

　　持修正论观点的“女权批判”虽然认识到女性的屈从地位，但它带给女性更多的是负面的、否定性的文学经验。正如肖瓦尔特所言，女权批判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它以男性为中心。如果我们研究陈旧的女性形象模式，研究男性批评家的性别歧视行为，研究女性在文学中所扮演的有限角色，那么，我们就很难了解女性的真情实感，而只能了解到经过男人理想化了的女性的思想感情。因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自身完善，需要从寻找女性的主体表达入手，通过分析女作家及其作品并集中研究女性文化，促成女性主义批评的重心从“女权批判”向“女性批评”转变。

　　4.1 “女性批评”的提出

　　“女性批评”理论可以算是肖瓦尔特批评理论的核心，她在多篇论文及演讲中也反复提及。1978 年肖瓦尔特在《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就提出了“女性批评”这个术语，并用它来指称关注女性写作的女性主义研究，包括对“女性文本阅读和对女性作家（一种女性的文学传统）之间以及妇女与男人之间的互文本分析”①.她在 1979 年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中，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即“研究作为生产者的妇女，研究作为生产者的妇女，研究妇女创作的文学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它的课题包括妇女创造性的心理动力学、语言学和妇女语言的有关问题，个别女作家或女作家集团文学生涯的轨迹，文学史，当然也包括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②并且肖瓦尔特指出她的“女性批评”理论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构建的：“我们摆脱了男性文学史线性发展的绝对性，不再使妇女去适应男性传统的发展，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新发现的女性文化天地。这种批评同人种史学者试图对‘沉默’的半个社会--女性社会的经验进行描述的努力有共同之处”③.

　　肖瓦尔特非常注重在历史、社会的语流中关注女性作家的创作及其作品。她的理论假设所有作品都不可避免的打上性别的烙印，任何完全脱离了或者超越了性的文本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肖瓦尔特看到女性生活的现实是，她们根据自身被限制的场域中确定立场，并根据社会身份的界定来定义自身，这些预先被界定的角色在肖瓦尔特看来是不可能不影响她们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位作家是女性，那么她的性别特征与她的文学创作是不可分割的。

　　肖瓦尔特的“女性批评”除了关注女性创作及作品外，还试图研究女性写作与占据支配地位即男性主导的既定语境的关系，这显然是具有意义的。女性批评虽然时常呈现出情绪化，但是并非是要唤起女性生理的亲历感，尽管这种情绪本身也是很难剥离开性别差异的符号。肖瓦尔特在《女性主义与文学》中也提到了女性写作“双文本”概念，这与后来她在对女性创作与女性文化的研究里阿登那的文化模型理论①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女性作品完成了对男性与女性系统的双重对话，既对占支配地位的男性之外言说，又在女性主义之内言说。肖瓦尔特不同于阿登那理论之处是她认为这种“双声话语”同样也存在于女性主义批评之中。肖瓦尔特在《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就指出，她主张反对父权制之外存在着女性意识的或文化飞地的女性主义幻想，认为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外不可能有写作或批评。

　　4.2 “女性批评”经受的双重攻击

　　肖瓦尔特总结了批评领域对女性批评的双重攻击。

　　女性批评受到的第一重攻击是认为对女性写作的研究实际上是“分离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女性批评实践着一种相反的性别主义。女性批评家以性别一方即女性冠名意在探讨男性主导体系下的女性生存境遇，而分离主义则将此看作是另一种性别主义，即女性主义所指责男性批评家专注于某性的错误与女性批评所倡导的女性研究并无本质的差别。肖瓦尔特将这种指控看作“在反女性批评的力量中是最不充分的，也是最不冷静的”②,因为“没有人说撰写美国文学、浪漫诗歌或俄国小说是‘分离主义的',也没有人认为男人写作的经典选集应该被确切地冠以’十八世纪的伟大男性诗人‘之名”③.

　　也就是说“分离主义”的诟病掩盖了这样一种批评盲点，即女性批评总在强调的，男性单方面对普遍性提出要求的虚假本质，女性写作本身也不可能从男性传统语境中分离出来。女性主义批评家不可能彻底脱离父权制的文本，因为在业已形成的环境中它们已经无处不再。而事实上，当她成为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时，她已经阅读了大量的男性文本，尤其是按照文本和批评标准来说是最权威的文本。她不仅已经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文本，而且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的阅读策略和价值 .

　　女性批评受到的第二重攻击是对于其强调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文本。一些后结构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应当拒绝对于“父权制美学”的依赖，并将批评的命题指向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文本。这在肖瓦尔特看来同样是偏颇的，因为女性批评的文本领域不可能被桎梏在某一时期或者某一领域，而实际上它涵盖了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种样式。但同时，对于部分批评家所指出的现实主义文本情况肖瓦尔特也承认它反映出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初期的许多女性主义者的确给予了 19 世纪欧洲的女性作家极大的关注。究其原因，一是 19 世纪是妇女作家被作为典范来接受的唯一时期。二是女性作家普遍使用男性假名，这是文学性意识变化的一个明显标志，即女性作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享受男性名称给予其的社会庇护及男性权威。三是，维多利亚时期有着跨学科的倾向，它异乎寻常的接受了女性主义批评的介入。弗拉瓦·阿莱亚（Flavia Alaya）回顾了两者的联系方式：“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家）正是在维多利亚研究时尚的背后走向成熟的……这些新参与进来的妇女接纳了这样的事实，即引力的中心已经开始从重要的诗人转向了伟大的社会思想家……而（现在）其中心再次转向了小说研究”①.然而，正如乔治·勒维安（George Levine）在《现实主义的想象》（The RealisticImagination）一书中富有说服力地论述那样，维多利亚的叙述现实主义并不是简单的“经历”复制图，也不是无意识的自鸣得意的使用，它是一套高度发展的文学表现规范，包括浪漫的、怪异的、悲剧的和非理性的。同样，关于先锋或先锋文学形式，无论它最初显得多么别扭和出格，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革命性和颠覆性。肖瓦尔特以后现代主义元小说为例，指明它是通过一套文学规范来建构的，是像其他种类的规范一样易于理解和运用的。但是肖瓦尔特也承认，早期专注于维多利亚妇女文本研究的批评家们没有对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加以更多的思考，所以后期对黑人女性写作的关注，既修正了妇女写作的基本隐喻，同时也增加了黑人妇女写作经验的新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