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形态下女性文学的沉重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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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消费文化语境下新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探究
　　【引言】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分析引言
　　【第一章】都市形态下女性文学的深入挖掘
　　【第二章】青春形态下女性文学的深层表现
　　【第三章】网络形态下女性文学的别样书写
　　【第四章】底层形态下女性文学的沉重聚焦
　　【结语/参考文献】消费文化下的女性文学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4 章 底层形态下的沉重聚焦

　　1990 年代的女性写作历经了从性别建构到身体建构的各个阶段，她们在男权社会中要求独立和个性解放，为女性个性的彰显创造了际遇。新世纪之后，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曾创造繁荣的女性小说创作群体在声势和影响上、在女性资源的开掘上都较之前显得有所式微。这一方面有来自整个文学外部坏境的原因，如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对文学生存样态本身的冲击，另一方面，女性小说创作者本身的理智发展，使一度甚嚣尘上的身体写作变得沉寂。但是在文学创作影视化、模式化和市场化的大环境下，王安忆、迟子建、铁凝等女作家并没有受到消费主义的太多诱惑，而是仍然执着追求着文学的精神，在商业文化氛围之中独树一帜。她们将温情关照的眼光投向了消费霓虹背面的社会底层，以女性独特的眼光和感受表现消费社会的复杂和女性的生存处境，塑造了一批具有独特意识形态特征的女性形象。她们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力求在多元的价值追求中扞卫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学精神，坚守着文学的精神家园，她们的创作表现出了在消费主义时代物欲媚俗的喧嚣中值得敬佩的理智和清醒。

　　消费文化的多元化导致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之前相对单一的文化状况被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复杂生活现场所替代，使得我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贫富悬殊加剧，出现了许多如"失业下岗"、"农民工"、"弱势群体"等社会现象。作为时代命题的呈现载体之一的文学，自觉承担起时代记录者和自省者的角色，于是底层文学带着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和反思应时而生。新世纪以来的女性作家由于大多身居城市，对消费文化下城市女性的诉求有着强烈的愿望，女性写作注重感官刺激的惯性表达和文学生产的商业化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仍有一部分女作家如林白、方方、迟子建、孙惠芬等着眼于消费社会进程中乡村女性的生存困惑和城市底层小人物的现实挣扎，以女性独特的温情眼光来表现和凸显底层女性在这个物欲的时代艰难的生存景象，显示了女作家们对底层女性的人文关怀。

　　4.1 底层乡村女性的迷失与压抑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精细分析了农村中女性的生活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嬗变，以及这种变化对女性心灵的微妙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中的青壮年男子受到城市文明的诱惑和鼓召，纷纷进城务工，留下家中父母和妻儿守在农村的家里。

　　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乡村出现了一种重现的母系氏族现象。留滞在乡村里的媳妇、婆婆们成为乡村生活的主体。通过女性人物细腻敏感、微妙丰富的心理和心态的变化，孙惠芬巧妙而深刻地揭示出当代农村女性的精神生活面貌。

　　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个新婚不久即独守空房、承担繁重劳动任务的农村新媳妇潘桃和李平，因丈夫外出打工后共同的心灵空虚和寂寞心理，她们俩由敌对到认同，小心翼翼地互相走近，逐渐地互相理解、信任，最后成为无所不谈的近乎于同性恋的好朋友，并且共同建立起一个隐秘的生活空间，安放未曾实现和已经破灭的理想。在男人缺席或不在场的情况下，这种带有同性恋色彩的友谊，成了她们的精神支柱，支撑着她们蔑视和反抗世俗的眼光与打击，滋润着她们漫长而劳苦的日子。而年末到来，李平丈夫回家后，李平从两个女人的世界蜕变回现实的"成子媳妇",开始了忙碌而充实的生活。而潘桃因丈夫迟迟未归，对丈夫的怨气逐渐演变成了对李平的妒嫉，最终心理失衡，向婆婆透露了李平曾做过三陪的秘密，使李平遭致丈夫的毒打，一段幸福的婚姻被摧毁，潘桃的心灵也钉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两姐妹之间的情谊破裂。

　　女主人公之一的潘桃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女孩，受着村里人的宠爱长大，单单纯纯地谈了恋爱嫁了个老实的村里汉子。在某种程度上，她延续了现代文学中的那种未受过城市污染，跟城市仿佛是双轨平行线，只是处于两两相望，相互憧憬阶段，对于城市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因而当潘桃第一次看到新娘李平时内心无比的震撼，不是因为李平漂亮，而是因为她"一点也没有乡村模样","太洋气了，太城市了".

　　对"城市"这个名词充满了无限向往的潘桃，仅在一个婚礼上就感到了城市对自己的冲击，搅动其潘桃内心对李平和对城市的复杂情绪："它在一些时候有着金属一样的分量，砸着你会叫你心口钝疼；而另一些时候，却有着烟雾一样的质地，它缭绕着你，会叫你心口郁闷；还有一些时候，它飞走了，它不知怎的就飞得无影无踪了。从腊月初八到腊月二十三，整整半个月，潘桃都在这三种情绪里往返徘徊。"而李平则是消费文化影响下的另一种农村妇女的典型。她去过城市，但是又被城市排挤出来。从嫁到歇马山庄的那一刻起，她就打算抛弃了她原来的城市生活而彻底回归到乡村中去。但是实际上，她不但是城市的异乡者，在浸染了城市的颜色后，她也成为了传统乡村的异乡者，甚至还成为了男权中心社会的异乡者。19 岁就去城里独自闯荡的李平，曾以为自己穿上新潮的衣服、"打扮得酷"就能成为城里人，这表明了以李平为典型的这类农村女性变革自身的愿望和接近文明的渴望。但是她们仅是从形式上接收到了城市文明的表象，意识形态上却仍只是乡村欲望的延续和扩大，使她们在城乡优劣的盲目比较中进入了生活的盲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来得到一些廉价的满足。在那时李平的眼里，城市已经不是真实的城市，而是被阐释、被想象中的城市。对李平而言，城市使她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同时还让她失去了以往拥有的尊严，反而多了一块心病。

　　年轻的农村女性一方面接受着来自城市的教化和鼓励，另一方面却还要忍受传统文明对女性的压制和要求，接受着来自婆婆和姑嫂对"怎样过日子"的教育。在李平，即成子媳妇结婚的第二天，"成子的姑婆婆便进了门，她跟本不看成子媳妇，而是直奔西屋，直奔炕头，她掀开炕上铺的洁白的床单，不脱鞋就上了炕，在炕上坐直坐正后，就冲跟进来的成子的媳妇说，'成子媳妇你坐，俺有话跟你讲，俺看了，现在的年轻人不行，太飘！你看那潘桃，结了婚，倒像个姑奶奶，泥里水里不下去，还一天一套衣裳的换，跟个仙儿似地，那能过日子么？当然啦，你和潘桃不一样，俺看了，你过门就换过一套衣裳，还死心塌地的干活儿，不过，光知干活儿不行，得会过日子！什么叫会过日子，得知道节省！节省，也不是就不过了，年还得像年节还得像节，俺是说的有松有紧，不能一马平川的推……'".故事的最终，潘桃还是回到了婆婆的怀抱，重复着乡村中祖祖辈辈同样的生活，还怀上了孩子，暗示着这种生活将继续延续循环下去。而李平虽然回到了歇马山庄，但是已经是一个抬不起头的残败女子，永远无法再与潘桃相提并论，曾经的都市光圈成为她身上无法摆脱的烙印。

　　同样，孙惠芬的《民工》以一位女性特有的敏锐透视到了留守在农村的女性的悲苦命运，工地上的民工父亲和儿子日夜辛劳，依然在为饥饿困扰，生活和基本生存权利毫无保障，而在农村中守候的妻子则在疾病与寂寞中死去。小说的结构精妙，通过奔丧既书写了农民工父子的困窘和穷苦，也书写了那位死去的永远沉默的女性，她的悲苦，她的疾病，她在丈夫和儿子离开村子讨生活后的无助和脆弱。作者通过两个地点、两种生活但是同样苦痛无奈的生活描绘，揭示了消费社会城市化的进程为农村女性的命运带来的冲击和改变。

　　4.2 城市底层女性的生存挣扎

　　不同于乡村底层女性面对消费文化浸染时进退维谷的困惑，那些已经置身于城市之中，却生活在城市霓虹灯背后和喧嚣之外的城市边缘女性群体的生存挣扎和精神困苦，也成为了新世纪女作家对这一阶层的关注着力点。

　　在迟子建于 2005 年发表于《钟山》上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丈夫的突然去世，让"我"涌起了离开伤心地的情绪，然而在旅途中因为山体滑坡，而进入一个盛产煤炭和寡妇的小镇乌塘，正是这样一次意外的融入，让"我"得以接触社会，听鬼故事、丧歌以及众多奇闻，目睹苦难、不公和死亡。尤其是在"我"结识了蒋百嫂后，得知世人皆投以同情又鄙视的目光的蒋百嫂，守着一个伤心的秘密：丈夫没有出走，而是死于矿难，矿主为了不让事故"升级",用"赔偿"强迫蒋百嫂将丈夫的尸体安放在自家的冰柜中，于是蒋百嫂才会怕黑夜，尤其是停电的黑夜。有一天镇上停电了，"蒋百嫂跺着脚哭叫着，我要电！我要电！这世道还有没有公平啊，让我一个女人呆在黑暗中！我要电，我要电啊！这世上的夜晚怎么这么黑啊！！蒋百嫂悲痛欲绝，咒骂一个产煤的地方竟然还会经常停电，那些矿工出生入死掘出的煤为什么不让它们发光，送电的人还有没有良心啊".卑微的底层女性透过疯癫之语言说的内心哀痛，在城市背面黑暗世界里低微的叹息和哭泣都被作者细腻的感知捕捉到了。迟子建在新世纪以来持续关注底层独特的群落，她关注失业者、农民百姓、小买卖者这些深处底层被忽视的人群，具有宝贵的文学精神和文学自觉："我经历个人生活变故的那段岁月，中国频频发生重大矿难。

　　看着电视上那一张张悲痛欲绝的寡妇的脸，我在想，她们面对的亲人的死亡，比我经历的要惨痛得多。因为我去过煤矿，知道煤矿的一些黑幕。伤痛确实是有'轻'和'重'的，在那个时刻，我不愿意过分放大自己的痛，我愿意用我的笔去挖掘那些女人心中不能言的'痛'."同样作为底层女性挣扎在生活边缘的还有方方《万箭穿心》中的主人公李宝莉。泼辣豪爽的李宝莉因性格的强势，在婚姻生活中一直占据上风。丈夫马学武由结婚前的"有理听她的，无理也听她的",变为结婚后对她的忍让渐渐失去耐心，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李宝莉不忿马学武在外边找女人，在两人到旅馆幽会时向警察报警，马学武因染上桃色事件而声名扫地，当他得知那个报案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同时自己也下了岗时，无法面对生活而自杀，临死未给李宝莉留下只字片言。李宝莉为自己的霸道性格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赎罪，同时也是为了几口之家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她坚强的收起眼泪，"我的命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蛮多人需要我。我有责任陪他们一起过日子".为了每天都能拿到工资，李宝莉去汉正街做了女扁担--靠体力给客商挑货，从此开始了"疲于奔命的劳累"生活。在儿子小宝需要学费她拿不出时，她甚至卖过几次血，她的辛苦付出不但得不到公婆的体恤，就连儿子小宝也毫不领情，甚至对她仇恨相向，小宝在独立之后竟将她扫地出门。十几年的"做牛做马",到头来却换了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性格强势、有强烈控制欲、不修边幅的李宝莉是对男权文化社会下女性传统形象的一种颠覆。在家庭中，李宝莉更像家中的"男人",而性格懦弱的丈夫马学武则却更像家庭中的"女人".他没有责任感，面对困难、挫折没有反抗的勇气，而是选择了逃避，直至自杀。而李宝莉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使她在丈夫去世之后遭到了男权社会秩序的残酷报复。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李宝莉时时遭遇着来自这种报复的折磨，十几年含辛茹苦却换来母子关系的断绝。这种悲剧从侧面反映了传统文化观念当中的父权观念已潜移默化地积淀在儿子的意识当中。当小宝看见李宝莉和建建在一起时，他对母亲说："我告诉你，如果你在外面找了别的男人，你就跟我们马家一刀两断。我们一分钱都不会要你的，我立马出去打工，爷爷奶奶由我来养老送终。你莫以为离了你我们就活不成！"儿子马小宝在无形之中接替了父权社会中"父亲"的角色，成为了男权社会伦理道德的继承人。他对自己父亲出轨的事认为理所当然，却对母亲的贞洁提出要求，并对她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和行动上的裁决，在完成对母亲十几年的压榨之后毫不留情地将她扫地出门。两人之间已不是母子关系的较量，而是一个不符合社会规定的女性气质的女人和强大的男权文化意识之间的博弈。

　　无论是对底层女性生命韧性的赞扬，还是对她们苦涩情感的呈现，新世纪的女性作家捕捉住了这一独特群体的生存镜像，以温情书写作为女性写作特有的表达方式，对底层女性的苦难和悲剧进行描摹，寄予了女作家们对两性和谐与社会良知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