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及生态学的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多样的女性主义理论和生态学观点的影响，对此有学者提出: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因为它承认并意图消除男性偏见，此外，它还力图创建无男性偏见的实践、政策和理论。”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学的，因为它理解并且承认尊重和保护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这包括承认人类是一种生态存在物，承认任何一种充分的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哲学都应该包括环境的维度。”不难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在很多方面受益于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理论，它一方面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解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另一方面，它提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主张解放生命，反对压迫，追求整体性。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绝不是女性主义和生态学观点的简单相加，它既有对后两种理论的继承又有别于甚至超越了后者。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 “任何未包括生态视野的女性主义以及任何未包 括 女 性 主 义 视 野 的 环 境 哲 学 都 是 不 充 分的。”

　　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和生态学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两者的关系中，可以发掘生态女性主义自身的独特性。

　　一 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之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而言，女性主义是其重要的历史和理论基础。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思想源于 20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运动，所有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观点均建立在女性主义理论观点的基础之上。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薇尔·普鲁姆德指出，从早期的女性主义理论中能够找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思想的渊源: “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力图把妇女当作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揭露了权力和统治的结构及其过程，激进的女性主义批判统治文化的男性气质并且意图取而代之，使那些被贬低的事物得以确认”。生态女性主义者卡洛琳·麦茜特从不同流派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观点出发揭示女性致力于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各种方法，并强调指出，每一种生态女性主义都是建立在已有的女性主义类别的基础之上。此外，生态女性主义者格里塔·加尔德曾在《生态政治学》一书中，把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理论比喻为溪流，指出每一条女性主义的理论溪流都对“生态女性主义之湖”有所助益。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改革的观点并无帮助，尽管如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策略还是被生态女性主义所采用。激进的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源于激进的女性主义，社会的生态女性主义源于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另外，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主要源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行动主义的女性主义是行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的源头。

　　虽然和女性主义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但是生态女性主义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认为女性和自然受到父权制的压迫，并且认为保护非人类自然是女性主义的议题。自由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与改革的环境主义的目标一致，致力于从现存的管理机构内部通过创建新的法律和法规改变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应该批判父权制，并提倡一种能够解放妇女和自然的新制度。此外，社会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它们探询父权制的再生产关系怎样显露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怎样显露出男性对自然的统治。它们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妇女和自然作为资源受到剥削和统治，需要重新加以建构。虽然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分析得更深刻一些，但社会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更加全面，对社会正义的呼吁更加有力。

　　由于女性主义的多元性、复杂性，致使建立在女性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呈现出流派众多、观点各异、有时甚至互相矛盾的特点。尽管如此，所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都关注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主张人类应该慎重地介入自然，这一观点对女性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有学者明确指出: “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对其他女性主义而言是重要的……自由主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观点都不足以批判统治自然和压迫女性的现象。”“……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综合的、改革的女性主义( 即生态女性主义)①……并且将生态学视野纳入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来。”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生态女性主义继承了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确切地说，生态女性主义是对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的继承。此外，女性主义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存在重叠之处。加尔德把生态女性主义比喻成一个湖，正是意指生态女性主义是由各类理论、实践汇合而成的。以生态女性主义者伊内斯特拉·金和卡罗尔·亚当斯为例，她们二人有着各自的主张和倾向。金关注反军国主义，她与“社会生态学研究所”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她被归于“社会生态女性主义”一类; 然而，亚当斯关注的是动物的权力以及发展素食主义理论，因此她被归为“动物的生态女性主义”一类。

　　尽管二人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运动中的着力点不同，但是金和亚当斯的工作都涉及精神运动，因此她们都是行动主义者。事实上，她们的基础和视野并不仅仅只局限在一个类别中。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生态女性主义是由多个源头发展而来，它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把对人类社会各种统治“主义”的批判拓展至包括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传统的女性主义以追求性别解放，反对男性统治为目标，在发展中将种族、阶级等因素纳入了视野，关注所有人类的他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主义未考虑人类以外的他者———非人类的自然。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也应该反对统治自然，自然和生态问题也是女性主义的议题，因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遭遇，正如自然母亲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一样，充满了压迫和暴虐”，因此，女性主义既要终止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又要结束性别歧视。

　　二 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学之关系

　　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20 世纪中期以降，由于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出现，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官僚机构还是民间社团都开始关注这个原本只有专业工作者才熟悉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我们的时代称之为‘生态学时代’了”。现代生态学超越了纯粹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成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形成了自身具有普遍世界观价值的理论观点。这种理论观点就是整体性的理论观点，是对传统的二元论、机械论世界观的突破。

　　深层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就是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产生的现代生态学。美国哲学家戴斯·贾丁斯认为，“深层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都是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方法，二者都与生态女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卡洛琳·麦茜特把它们三者均视为激进的生态学。

　　( 一) 深层生态学
　　②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关系深层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他创造了“深层生态学”这个术语以区别于他所批评的“浅层生态学”。奈斯认为，应该采取全景的观点，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用更加整体的、非人类中心的方法，为了生态自身的利益，尊重和关怀大自然。

　　这就是深层生态学的思想观点。深层生态学者把导致目前环境被破坏的世界观称为“主宰性世界观”，他们力图代之以另一种新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整体主义的、非人类中心的。深层生态学认为自然是有内在价值的有机体，它以生态中心的立场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要求对人与自然关系做批判性的考察，并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作为激进环境主义的两支力量，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有许多相似之处: 它们都赞同多样性，都把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置于平等的地位加以看待，反对统治制度，反对阶级状态，从历史和非西方文化中寻找并确定改革的目标; 它们都向脱离世界而存在的孤立个体的神话发起挑战，肯定生命之间的相互联系性，认为人类与自然乃至一切生命形式都息息相关，难以分割。除此之外，“大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承认，在拒绝理性主义价值理论和建立于抽象原则和普遍原则———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发现这些原则和准则———之上的环境伦理方面，她们与深层生态学立场一致。大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还赞赏深层生态学对欧洲式的人与自然分离观念的排斥”。

　　除了这些相似之处，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也存在明显的分歧，生态女性主义者对深层生态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批评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深层生态学认为，人口过剩是造成环境破坏的根源，因而主张控制和缩减人口。生态女性主义指责深层生态学的这一观点是男性对女性生育过程的另一种形式的蔑视、不尊重和控制，因为她们认为对物种繁殖加以人为地控制是一种理性主义和科技主义。

　　第二，生态女性主义者还批评深层生态学轻视甚或是忽视父权制和社会统治制度对男性及女性所造成的不同影响。深层生态学倾向于把父权制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或观点而不是具体的压迫经历。这种倾向使深层生态学退回到了父权制的行为。尽管深层生态学家宣称要消灭所有的社会等级制，但他们仅仅只是表现出对破坏自然的关注。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阿里埃尔·萨勒所说:“在父权制文化中，从人类有记载的历史开始，妇女和有色人种就被作为资源受到压迫，也一直存在掠夺自然的意识。妇女和少数民族与自然的联系意味着如果在对待环境的态度上有任何政治改革的机会，就需要同时改革对待性别和种族的态度……在‘存在巨链’③中所有层次的压迫———物种歧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压迫———都是相互关联而且必须关注的。”

　　批评的第三个方面，同时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对深层生态学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它无视性别的前提上，即深层生态学认为性别中立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统治自然的根源; 而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深层生态学反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完善的，男性中心主义才是真正的根源。这就是说，“深层生态学主张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可是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真正必须改变的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深层生态学在批判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时，把女性置于和男性同等的地位，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强烈批判的。

　　“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包含在‘生态自我’概念中的前提有所警惕，因为这一概念是指与大写的自我而非个体的自我相联结的人的存在。这会让人觉得它将导致所有具体性的湮没，对成长于父权制社会中，被教导成牺牲自我以满足丈夫和孩子需要 的 女 性 来 说，这 是 一 个 令 人 不 安 的 概念。”因此，认识到造成自然破坏的真正根源是男性中心主义，这是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的最大区别与特色。

　　( 二) 社会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关系
　　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现代生态学理论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理论学家默里·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的构想。布克钦认为生态学与自然的动态平衡有关，与各种事物的相互依存有关，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人类。社会生态学关注人类在自然界进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社会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之间有许多区别，但它们的相似之处仍占多数。

　　它们都意识到，生态破坏与控制和支配这个社会的问题有关。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具体解释这些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变革的程序上有所不同。

　　与其它形式的生态学( 尤其是深层生态学) 不同，布克钦承认人类与其它生物的区别，认为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惟一复杂、有理性的部分( 这也是布克钦与深层生态学者激烈论争之处) 。

　　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是一种辩证的自然主义，说它是辩证的，因为它把所有的现实都看作是一个自我发展和自我改革的连续过程中的存在，认为它们是一个整体中的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部分;说它是一种自然主义，因为它把现实看作是自然，把所有存在的事物看作是自然的存在物。布克钦具有一种重要的意识，他意识到每一种现象都是由它自身的历史构成，进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逐渐地发展至下一个阶段，而每一个后续的层次中都包含了前面的层次。

　　社会生态学家认为，长久以来，人类意图统治他者和征服自然的行动阻碍了社会和自然的进化。布克钦提出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观点: 即人类统治自然源于人对人的统治。他指出这种统治的根源是人类社会的等级制: 年龄大的统治年龄小的，男性统治女性，一个种族统治另一个种族，代表“较高社会利益”的官僚统治普通群众，城市统治农村，心灵统治身体，工具理性统治精神。布克钦认为不是经济剥削导致了社会的压迫行为，在他看来，社会的等级制结构要先于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因此，复杂的等级制和统治制度才是自然破坏的根源。

　　从字面来看，社会生态学是“社会的”，因为它强调是社会问题造成了目前的生态问题。也就是说，不彻底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就不可能清楚地了解目前存在的生态问题，更不要说解决这些生态问题了。经济的、伦理的、文化的和性别的冲突等问题是造成今天生态混乱的原因，这些社会问题造成了自然的灾难。社会生态学家提醒我们，地球生态的未来事实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事实上，把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分割开来，或者贬低两者的关系或只是象征性地承认它们的关系，这都会使人误解导致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原因。事实上，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彼此和谐相处的方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分辨弥漫于社会之中的导致产生支配自然的观念的等级制思想。

　　社会生态学认为，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围绕着残酷的竞争法则建构起来的市场经济完全是个人的、自我运作的机制，我们就会错误地把技术或者是人口的增长当作导致环境破坏的原因。我们将忽略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例如为谋利进行的贸易、工业的扩张等。简言之，我们关注的只是社会病理的症状，而非病理本身，我们为解决问题而做的努力更多的只是装饰门面，而不具有真正的效果。

　　社会生态学设想的社会变革比大多数生态女性主义提倡的变革更为激进。虽然社会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都认为消灭社会等级制是改革的基础，但是社会生态学提出了详细的保护生态的计划。社会生态学指出，社会和生态的更新应该采用生态群体和生态技术的方法，因为它能构建人类和非人类自然的创造性的互动关系。这些群体又会成为一个更大的自然环境的一部分( 这个自然环境也是一个自然的“生态群体”) 。布克钦认为，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行动预计能达到的范围，只能通过确定我们代表自然行动的能力( 包括谦卑地承认我们忽略了自然难以估量的复杂性) 以及我们侵扰自然平衡造成的不利影响而加以决定。

　　人类的经济活动应该代表自然，而不是对抗自然，应该用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和技术取代机械的生产。未来的经济共同体通过对需求体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重新塑造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富裕，经济共同体拒绝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消费，社会财富的增加应该来源于“对周围环境审美地愉悦，启迪性的工作，创造性的娱乐，令人愉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非人类自然的欣赏”。

　　总之，社会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之间有许多重要的相似之处: 1. 在分析环境问题方面，它们都对当前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它们认为生态危机源于社会的控制或统治。社会生态学认为是社会阶级关系导致了对生态的控制和统治，而生态女性主义则认为是父权制思想导致了对自然的控制和统治。布克钦认为人对人的统治促成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生态女性主义者罗斯玛丽·雷德福·卢瑟指出，“在一个以支配模式为基本的相互关系的社会里，女性不可能从中获得解放，而生态危机也不可能得以解除。女性必须把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结合起来，以求彻底重新塑造社会经济关系及相应的价值观”。2. 与深层生态学不同，社会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都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主宰性哲学或者世界观，深层生态学对于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的观点太抽象，也太一般化了，忽略了特定的人类和社会因素对自然的伤害和冲击。3. 它们都认为深层生态学过分强调对荒野的关注，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切身问题。它们将以往对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关注，转移到社会和政治哲学的层面，关心人类个体和所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关心某些社会结构对部分社会成员实施压迫和剥削，以实现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现象。

　　结语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生态运动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差别。生态女性主义不是女性主义与生态运动的简单结合，而是对于两个运动都至关重要的结合，它从“传统的女权主义者关注性别歧视发展到关注全部人类压迫制度( 如种族主义、等级主义、歧视老人和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 ，最终认识到‘自然主义’( 即对自然的穷竭) 也是统治逻辑的结果”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运动的超越。生态女性主义把非人类自然纳入它的理论化中，拓展了自然的概念，增强了我们对情境化的身体以及自然世界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女性主义运动不仅是一种反对性别压迫的运动，还是一种反对自然剥削、阶级压迫、种族主义等各种统治形式的运动。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是与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相类似的，但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前两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运动。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深层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均为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作为激进环境主义阵营中的主要力量，深层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布克钦在评论深层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的关系时曾指出:“所有生态主义者都赞同要超越把自然仅仅当作被动的自然资源的那种有限的环境主义观点，以及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定义为仅仅在没有威胁到人类物种生物学上的持续性的情况下有效地、谨慎地使用这些资源。无论我们在自然哲学方面有什么不同，深层生态主义者和社会生态主义者都呼吁对生物圈的一种直接的、深刻的尊重，一种促进其正常运行的自觉的努力和一种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努力。”布克钦的评论同样也适用于生态女性主义。

　　另外，深层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均认为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在寻找生态问题的深层根源上，两者都把生态问题与伦理、价值、社会等问题联系起来，并试图从制度、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寻找原因。不同的是，深层生态学强调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的观念，攻击的目标是人类中心主义; 而社会生态学关注环境问题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将环境问题归咎于社会制度。在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深层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几乎未涉及性别问题，“这一盲点削弱了生态运动拯救地球的能力”，引起了女性主义者的不满。她们认为生态危机是源于压迫性的父权制结构，对女人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是由同一个统治逻辑所支配，所以，对自然的解放和对女人的解放必须同时进行。生态女性主义关注女性问题和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攻击的目标是男权统治。深层生态学关注观念层面上的批评与建构; 社会生态学则更关注社会层面上的批判与建构，它们二者都对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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