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贵山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初探

　　陆贵山教授从事文艺学研究 50 余年，其学术研究面向现实、有的放矢、直斥本质，曾三次引发和推动了对重要文艺问题的学术论争。陆贵山教授提出并构建的“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文艺学思想体系，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瞩目与认同，其文艺学思想对中国当下的文艺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鉴于此，在陆贵山教授文艺学思想日臻成熟之际，本文立足其近二十余年的思考与研究成果，对其文艺学思想进行初步探析。

　　一、夯实全面、辩证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当时，政治领域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艺创作开始呈现紧扣时代、贴近生活、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新气象。文艺理论研究如何紧跟时代节拍、为文艺创作提供理论依据，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

　　另一方面，乘着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理论真空”期，西方诸多文艺思潮与文艺方法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重大挑战。面对当时的文艺形势与理论挑战，陆贵山教授认为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就要确立一个根本的生长点作为理论支撑，而这个根本的基础理论出发点在当时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现实”（包括“真实”）的理论。只有从这个理论出发点开始，才能从学理上恢复和弘扬长期被糟蹋的现实主义传统，才能为文艺理论的长足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了能够完整地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与现实意义，为了能够给文艺学发展奠定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陆贵山教授精选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述详加阐释，其最终成果都被辑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着选讲》（以下简称《选讲》）中。该《选讲》从1982 年至今，修订多次，再版四次，历经近三十年的时间考验，已经成为国内同类教材中的经典版本。通过《选讲》，陆贵山教授突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主线——现实主义的文艺现实，尤其是文艺真实的强调。他认为，现代多种西方文论其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但西方文论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原因在于其偏离了现实主义文艺现实（真实）这一主线，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直面真理、解决现实问题。为此，陆贵山教授在1980年前后，撰写了《怎样理解“写真实”》、《论文艺的“本质真实”》等一系列较有影响的论文艺真实问题的学术文章。这些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出发，较为系统地论证了文学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为拨乱反正后的文艺理论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直接引发了全国文艺理论界关于表现社会现实的文艺真实性的学术论争。作为这一时期对文艺真实问题的论争与研讨的总结性成果，《艺术真实论》于1984 年出版，这是陆贵山教授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现实文艺问题的一部着作。陆贵山教授看到，单单从“真”的维度，并不足以解决一切文艺的现实问题，而且《艺术真实论》过多地强调了文艺现实性的客观方面，对文艺主体问题切入不深，难免“烙有它所属那个时代的鲜明而独特的印记”[1]。

　　陆贵山教授由《艺术真实论》的写作，认识到只有从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视角进行辩证的综合思考，才能比较客观合理地阐释文艺问题。循着这一思路，自1985 年起，在确定了文艺源于“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后，陆贵山教授开始对“审美主客体的关系”这个具有“元”意义的文艺美学范畴进行梳理。经过五年审慎的思考，1989年底，他出版了在其学术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专着《审美主客体》。该书侧重对文艺主客体关系从历时、现时进行宏观的辩证分析，提出了审美主客体的一般理论，论述了审美主客体各自的构成、特点及审美主客体的一体化结构与审美特质，并将审美主客体的基本理论运用于剖析艺术的创作、文本、欣赏和批评的全过程，辩证地剖析了被西方现代艺术哲学奉为“主旋律”的各种主体论思潮。

　　该书对审美主客体这一带有“母元”性质的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为陆贵山教授的“宏观文艺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全面辩证的基础。

　　自《审美主客体》开始，陆贵山教授有意识地强化一种全面考查问题的学术视角。

　　他认为，只有把审美主客体的全面性和辩证法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辩证地把握文艺问题。辩证法作为人类深刻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从整体的、联系的、变化的和矛盾的观点来考察事物的思维方法。运用这种思维方法，可以更全面、更真实、更确切地认识复杂事物。陆贵山教授对审美主客体的辩证思想的系统阐发，揭示了隐藏在各种文艺理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密切联系的“道理中的道理”。这种解释是全面的，又是辩证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辩证的思考方式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对一种文艺现象、文艺观念、文艺思潮，还是对某些具体的学术问题，陆贵山教授都习惯于把所研究的对象置放在一个宏观的背景上和广泛的联系中，全面、辩证、综合地去进行考察，力求得出更为接近真理的结论。这种全面、辨证的学术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审美主客体的“统一和倾斜”关系的认识上。

　　在该书中，陆贵山教授提出“从审美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与倾斜的关系中把握美的本质”的命题。这一命题富有创造性的地方不在于“统一”，而在于它对“倾斜”问题的提出。在当时的学术界，诸多研究者都认同主客体统一的观点，并没有看到主客体不统一的重要意义。陆贵山教授认为，只看到统一而没有看到不统一，这种思考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看到不统一，而看不到统一的主要趋势，也是不符合辩证法思想的。他提出了在审美主客体统一的总趋势下，呈现不统一的“倾斜”观点。这种“倾斜”，是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倾斜。陆贵山教授认为文艺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主观思想与客观思想的完美统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然而，现实中也往往出现主体与客体、主观思想与客观思想之间发生各种形态的“审美倾斜”，“艺术的主观思想‘超越’或‘不及’艺术的客观思想的情形”[2]，这也正是审美主客体辩证关系的积极体现。对此，着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曾在《光明日报》（1990 年6 月24 日）上着文《坚持辩证法发展文艺学》对《审美主客体》一书的学术观点予以积极的肯定。

　　在随后出版的《人论与文学》中，陆贵山教授把这个思想表述得更加深入完善。他认为，只提“统一”是不够的，还要注重“倾斜”。

　　所谓“倾斜”，即是不平衡。绝对的均等和平衡状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趋势，应当而且必须允许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畸重和倾斜，又尽可能地使这种畸重和倾斜大体上适度和合理。侧重于再现客体性因素的，产生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倾斜失度，推向极端，可能滑向自然主义、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侧重于表现主体因素的，产生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和带有泛表现主义特色的现代主义；推向极端，可能陷入心理主义、意志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这两种倾斜酿成了整个文艺思想史上的文艺反映论和文艺表现论的歧异和分野[3]。陆贵山教授的这种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根本范畴研究文艺系统的思考方式，能够较全面地对文艺现象予以准确的定位，既不会囿于僵化的客观论教条，又不会陷入膨胀个人欲望的主体论圈套，较新时期以来崇尚“片面的深刻”的文论学风，显示出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优势，也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研究夯实了全面辩证的理论基础。

　　二、建构宏观的文艺学思想体系

　　全面辩证的审美主客体理论发轫于陆贵山教授对文艺现实（包括文艺真实）问题的思考，但是要囊括所有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个视点显然不够。陆贵山教授很快由对文艺的现实问题思考转入对文艺历史维度的思考，由对审美主客体的关系的思考，转入对人——审美主体的思考。

　　历史维度与审美维度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为重视的文艺研究视角。在评价作家作品时，恩格斯曾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观点来衡量他。”

　　现实即是历史的现在，历史即是现在的过去，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维度显然包含着文艺的现实维度。受恩格斯这段话的启发，陆贵山教授开始有意识地用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文艺问题，发现历史的视角不仅可以包含现实维度，而且可以辩证地统一作为“善”的道德维度。在研究文艺历史维度中，陆贵山教授从道德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了对“恶的历史作用”问题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既不能孤立地以所谓的“道德决定论”来评判文艺问题，也要看到道德追求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归根结底，道德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历史总是一定道德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容的历史”[5]，历史非道德化和历史道德化倾向都是错误的，文艺的历史内容与道德内容应该是统一的。在宏观辩证思维的统摄下，陆贵山教授仔细揣摩恩格斯谈“恶的历史作用”的经典原文，认为恩格斯虽然某种程度上也对“恶的历史作用”予以肯定，但所谓“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的形式”、“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等断语，都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伦理思想的概括性转述，而决非恩格斯本人的论点”[6]。

　　陆贵山教授的这一观点发表在当年的《光明日报》上，不想，引起了很大的学术反响。许多学者着文予以反驳，认为恩格斯转述黑格尔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观点也即是恩格斯的观点，“恶”尤其是卑劣的贪欲和权势欲在私有制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和“根本动力”。陆贵山教授为此撰文郑重地指出：“人民、以人民为主体的阶级斗争、体现人民利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和‘根本动力’。”

　　今天重新来回味当年的这场学术论争，我们发现这个学术论争的产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发生重大转型，道德价值体系缺失，西方金钱本位的思想泛滥，在经济生产领域甚至流行“血泪工厂是社会主义发展必经阶段”等论调，某些经济学家也撰文认为经济发展与道德无关，在文艺领域则出现贬低道德价值、推崇非道德非理性的倾向。“恶”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无疑给了这些问题“存在即合理”式的肯定。陆贵山教授对此观点的否定，无疑引发了两种思想倾向的巨大冲突。暂且不论此争论的是非，仅顺带提及一事，即1998年印度人阿马蒂亚·森正因为对社会发展的道德伦理原则的论证和提倡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国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是以他的经济伦理学思想为理论依托的。这足以证明，即使在私有制社会，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道德问题，而认为非道德的“恶”不一定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8]。

　　在思考文艺历史维度的同时，陆贵山教授也在从历史与审美的视角深入地理解人这一主体。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论与文学的研究，他从更深层次上叩问了人学和文学的内在联系，开始把思考重点放在文艺的人学维度上来[9]。他认为在文艺问题上，无论是历史维度、还是审美维度都是指向人的维度。由于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历史总是人的历史，人总是历史的人。“因此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中引申和生发出与‘史学观点’相联系的‘人学观点’。”[10]

　　恩格斯在论述歌德和拉萨尔的作品时，提到了“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有些学者仅仅把这段话当成文艺批评的方法来看待。陆贵山教授认为那就太表面化了。他认为恩格斯所提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文艺批评方法，实质上是从文艺批评的视角对文艺本质的深刻阐释。同样，经过苦苦思考而引出的“人学观点”，他认为也具有和“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同等的重要性。陆贵山教授所着的《人论与文学》、《文艺人学论纲》等着作 都 对 文 艺 研 究 中“人”的维度做了重要开掘与探索。在这种扎实的研究基础上，陆贵山教授坚信对文艺问题而言，“史学观点”、“美学观点”和“人学观点”是最为基本的三种主要观点，完全有理由把文艺本质理解为“史学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的辩证统一。

　　这种对恩格斯文艺思想的创造性理解，打开了文艺学研究的新生面，攀上了一个无比开阔的学术境界。流行于世的文艺理论、文艺流派、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尽管纷繁驳杂、千殊万类，总可以从宏观的大视角归纳为：1.三大关系，即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与人的关系、文艺与审美即文艺自身的关系；2.三大精神，即文艺中的历史精神、文艺中的人文精神、文艺中的美学精神；3.三大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即为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而艺术而美学、为人生的不断完善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艺术而美学、为艺术而艺术或为美学而美学。鉴于这种思考，陆贵山教授认为完全可以以文艺的历史维度、美学维度和人文维度为三大母元，构建出一个庞大的囊括所有重大文艺问题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种文艺学体系要以一种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特色，超越20 世纪以来形形色色侧重微观研究的“片面的深刻”的文艺学思想和观念。如果那些“片面的深刻”的文艺学的思想和观念可以称为“微观文艺学”的话，陆贵山教授则称自己所力主建构的这种文艺学思想体系为“宏观文艺学”。陆贵山教授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在2000年出版的专着《宏观文艺学论纲》中。

　　《宏观文艺学论纲》一书最具魅力的特色在于构建了一个辩证的宏观文艺学体系。陆贵山教授以文艺的历史维度、文艺的美学维度和文艺的人文维度三大“母元”为基础，建造了一个文艺的母元网络系统。在这个体系中，各类与历史相关的文艺问题、与主体相关的文艺问题、与形式主义美学相关的文艺问题，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而且在陆贵山教授看来，文艺的历史维度、美学维度和人文维度三者之间存在辨证统一的关系，因而在历史维度、美学维度和人文维度之下的各类文艺问题彼此之间也都有着普遍的联系。为此，陆贵山教授在这个大的母元体系之外，又构建了一个大的文艺关系范畴系统，以普遍联系的视角，把文艺的母元系统所涉及的联系划分出四对主要的关系范畴，即文艺的主体性与文艺的客体性关系范畴，文艺的群体性与文艺的个体性关系范畴，文艺的认识因素与文艺的价值因素关系范畴，文艺的内容因素与文艺的形式因素关系范畴。文艺的母元系统主要在这四对关系范畴中辩证地展开。此外，陆贵山教授还看到，具体的各种文艺价值实现，还需要一个中介网络系统提供文艺实现的动力作用和构成作用，促成文艺的母元网络系统和文艺的关系范畴系统发生作用。这个中介系统主要由文艺的实践网络系统、文艺的文化网络系统、文艺的心理网络系统与文艺的语言网络系统组成，通过实践、文化、心理、语言等直接指向文艺现实的作用，连接文艺的母元体系与关系范畴体系。

　　总结起来，陆贵山教授提出并构建的宏观的文艺学体系，即是以实践、文化、心理、语言四大系统为实现动力，围绕主客体关系、认知价值关系、群体个体关系、内容形式关系四大关系范畴体系，具体展开对文艺的历史维度、美学维度和人文维度的辩证统一关系的思考与定位，在宏观的大视野中，给任何一个文艺问题予以直指本质的定位与思考。这种“从宏观的大视角对文艺进行总体性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作为一种尝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11]。因为，唯有“侧重从宏观的大视角，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制高点上，鸟瞰般地俯视文艺世界的全局，通过理论概括所获得的学术成果，才具有普遍的合理性和适用性”[12]。

　　三、综合研究文艺思潮与文艺批评

　　陆贵山教授主张对文论资源进行综合，主要指运用马克思主义宏观辩证的思维方式，从文艺实践出发，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和各种微观文艺理论成果存在的现实出发，一方面对这些微观现象进行定位与批判，一方面把经过归纳、提升、凝结成的母元性要素吸纳到宏观的文艺学体系中来，以开放的心态，来增强宏观文艺学体系的包容性。在具体的文艺研究实践中，宏观文艺学侧重综合，但并不排斥微观分析，只是微观分析的目的紧密地服务于宏观的综合。陆贵山教授结合自己的文艺研究实践，除了进行理论建构性的思考外，还侧重对文艺微观现象进行批评，对具有微观性质的文艺思潮进行研究，他的许多原创性文论理念就产生于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梳理归纳过程中。有学者受陆贵山教授关于微观文艺学与宏观文艺学思想的启发，认为文艺学的微观现象可以指具体的作家作品，文艺的宏观现象指一个时代、民族甚至全球文艺总体的状态、结构和格局，文艺思潮一边源于具体的文艺实践，一边又形成共同的思潮规律为宏观研究提供最直接的资源，因而可称文艺思潮为“中观”现象[13]。文艺思潮研究确实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不同，对建构宏观文艺思想体系具有更重要价值，陆贵山教授也分外看重对文艺思潮的研究。按照陆贵山教授主持的文艺思潮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文艺思潮可以被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文艺活动系统中受某种文艺规范体系所支配的群体性思想趋向[14]。这种群体性的思想趋向并不仅指作家的创作倾向，也包括文艺批评家的批评与理论倾向，而且，群体性文艺趋向大多有一定的实践基础，有一定的理论支撑，某种时候甚至可以通过“片面的深刻”方法演绎为好像适应宏观文艺现象的共同规律——这也即是陆贵山教授所说的“小道理”、微观文艺学的内容。并且陆贵山教授认同这些微观研究几乎达到了不可企及的巅峰[15]，但小道理不能代替大道理，微观不能代替宏观，必须辩证地理解文艺的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相互关系，必须宏观辩证地进行综合研究才能真正弄清楚文艺问题的共同规律。

　　陆贵山教授对文论资源的综合研究，主要发力于对具有“中观”性质的文艺思潮的理论辨析与梳理，利用文艺思潮的准规律性来思考文艺问题的共同着眼点，从与文艺的微观研究的结合上突出文艺的宏观研究，以宏观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系统化。另一方面，陆贵山教授也在不断地把其宏观辩证综合研究的基础理论成果尝试着应用于文艺批评实践，以宏观文艺学的综合思维方式去诠释当代的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陆贵山教授认为，每一种文艺批评实践活动都体现着特定的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实质上是一种“运动着的美学”。在宏观文艺学的视野下，文艺思潮研究（包括文艺批评实践）体现出一种与宏观文艺学的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相适应的承载历史责任和弘扬人文精神的运动美学的特色。正是鉴于这种认识，陆贵山教授先后撰写、主编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五部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理论化有着重要影响的着作，撰写了《自然的生态与人的生态》、《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解析》等一系列研究文艺思潮与进行文艺批评的文章。这些着述基本上综合了近20年间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热点文艺问题，既追溯了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又辩证地对其各自的优势与存在的缺点进行了分析，为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包括文艺批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例。

　　陆贵山教授的文艺思潮研究与文艺批评实践，表现出历史现实性的宏观、辩证、综合性的鲜明特色。例如，在分析后现代文化思潮时，他首先着重分析了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指出社会变革的无望是知识分子思想转向的根本原因，而求助于言语的游戏来象征性地瓦解现实则是后现代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在后现代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他发现了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在多重意义上具有两重性。

　　在历史观念上，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在企图打破机械的凝固的历史观念的同时，又企图消解社会理性和历史规律。在思维方式上，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在企图打破僵硬的刻板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同时，又陷入了绝对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xuwuzhuyi和自由主义。在审美意识和审美风格上，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在对红色经典发动“去魅化”运动的同时，又把世俗的大众文化推上了主导地位，推向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极端。后现代主义者，一方面以现存社会的批判家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批判多半停留和漫游在语言王国，使这种批判不能实际有效地改变不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体制。从这个意上说，实质上他们成为批判的不批判家，或不批判的批判家。这种对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辩证剖析，展现了一个具体的全面的后现代现实[16]。

　　陆贵山教授在解析生态美学文艺思潮时，既没有全面否定西方的“天人对立”思想，也没有单纯肯定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指明对立与统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属性，二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可以侧重，但不能偏废。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是不和谐的，如在经济贫困地区，人与自然的对立表现得更为明显，不能为了统一，放弃对自然的征服，也不能一味地掠夺自然资源而放弃对资源再生性的利用[17]。这种着眼于现实的宏观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启迪人们更为清醒、深刻地认识现实问题。

　　在综合研究中外近二十年间的文艺思潮、文艺批评的过程中，陆贵山教授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特点，即学术研究经常出现一种周期性的回归现象。一种道理说过了头，又回过头来重新表述。如从自然本位到人本位，再从人本位到自然本位；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对立”，再从“天人对立”到“天人合一”；从传统到反传统，再从反传统到一定程度上回归传统，等等[18]。

　　这种矫枉过正、走极端、转来转去的钟摆式问题太多。虽然所论问题不能视为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但毕竟出现了与曾经发生过的此类现象的历史形态的相似性，在这种摇摆犹疑中，耗费了太多精力，失去促进文艺理论良性发展的许多机会。所以，对待文艺思潮、文艺批评以及由此所生出的文艺理论的态度不能走极端，不能总想用一种理论压倒另一种理论，甚至“想吃掉对方”[19]。面对中国新时期以来，作为对曾经发生的政治压制文艺发展的反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文艺理论出现了过度的反政治化、非理性的倾向，面对近20年来西方极端化的文艺思潮与文艺理论的“侵入”所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面对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狂轰滥炸，陆贵山教授以全面辩证的态度呼唤，文艺工作者要确立起政治良知，反对国际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有文化操守，积极促进有中国特色的本民族文论发展，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要自觉树立历史理性、社会理性观念，既反对用历史精神和社会理性压抑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的倾向，也排拒以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取代历史精神和社会理性的倾向[20]。作为对文艺思潮（文艺理论）走极端、文艺工作者缺乏历史理性和社会责任感的反思，陆贵山教授把以上观点发表在《文艺报》上。由于陆贵山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触及了许多各执一端的文艺工作者的理论立场，由此引起了一场学术讨论。这场学术讨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停止，尽管讨论中充斥着过多的误解，但陆贵山教授提出的文艺精神价值取向问题，无疑促进了学界对中国文艺理论建设问题的深入思考。这场论争也使陆贵山教授看到了完善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文艺学思想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四、寻求文艺本元问题的创新

　　在陆贵山教授的文艺学思想体系中，如果说宏观、辩证、综合是一种建构宏观文艺学的思维方法，创新则是这种思维方法的目标。陆贵山教授的文艺思想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经典论述理解的创新，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创新，同时又是关注现实、紧密结合文艺学研究前沿问题的创新。从宏观、辩证、综合的视角出发，陆贵山教授重新审视文艺基本理论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例如，在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通过“两个尺度”，“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1]的重要美学命题的研读中，陆贵山教授从全面辩证的思维出发，产生了与我国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对“两个尺度”的不同理解。

　　诸多学者对“两个尺度”的理解大体有两种意见，或者认为“物种的尺度”和“内在固有的尺度”均指客观事物或审美对象本身所固有的本质和规律性；或者认为“物种的尺度”指客观事物或审美对象本身所固有的本质和规律性，而“内在固有的尺度”指人的生产的内在需要及其目的性。陆贵山教授指出这两种意见都具有合理的因素或成分，但缺乏对主客体辩证关系的思考。他认为，“马克思指出的‘两个尺度’，不论是‘物种的尺度’，还是‘内在固有的尺度’，都不是单指物的尺度或单指人的尺度，而是既含有对象的尺度，同时又包括主体的尺度。”[22]与此相比，前两种意见或者只见物不见人，或者只见人不见物，显然烙有单向度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痕迹，而没有从主体和客体的辩证联系中去考察对象，从而限制了思路的开拓和复杂的学术问题的全景式透视[23]。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美学问题的阐释体现了陆贵山教授积极的创新意识，也正是这种创新意识孕育了其后来提出以历史维度、人的维度、美的维度——其实，也即源于美的规律的客体因素、主体因素与辩证的美的关系的思考而形成的线索，构建宏观文艺学体系的思考。陆贵山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其生命就存在于当代阐释中。阐释就是发展，阐释就是创新，关键是灵活掌握。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可以照着葫芦画瓢的东西，是极其错误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近年来，陆贵山教授提出的文学系统本质观，就是一种基于这种认识的创见。

　　在“反本质主义”声浪中，文学本质问题成为文艺研究者最不愿意面对的难题之一。传统的学者大多坚持多少有些片面的文学本质观，当代的学者则大多放弃了对本质问题的思考。

　　抱残守缺或者放弃思考都不是对文艺本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科学态度。陆贵山教授认为要真正地推进文艺学研究，还需面对困难，回到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上来，要从新的思考角度对文艺本质问题进行研究，而运用宏观文艺学思想研究文学本质问题，和运用其他学说思想研究文学本质问题相比，独具优势。这种优势首先体现在思考方法上。运用宏观文艺学思考文学本质问题，要进行两种不同方式的思考。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思考，即从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出发，认真辨析和确定母元性要素的构成；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思考，即从文艺实践出发，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和各种微观文艺理论存在的现实出发，经过归纳、提升、凝结成母元性要素。这两种思维方式相契合所形成的母元性要素才能成为研究文学本质问题坚实可靠的理论资源。运用宏观文艺学思想研究文学本质的另一优势在于宏观文艺学能够在宏观系统的体系中给文学本质以准确定位。这种系统本质的研究思路，科学地考虑到文学实践的运动性特点——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文学实践会呈现不同样貌，这种变化不是文学本质发生了质的改变，而是生活现实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到文学本质系统中各母元性要素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所致。影响文学本质的系统中的次要因素，在特定的时期和情况下可能会转化和上升为主要因素。例如当生活实践没有超越自然对人类的束缚的时候，当求生存的人们还没有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开发的时候，文学的生态美学问题是不突出的；只有在人类进入飞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后，人们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威胁到自身生存时，文学才会凸显生态美学这个十分严峻的现实主题。同样，文本和文化问题的彰显也是人们的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陆贵山教授所指出的，文本问题的出现是和社会现实的变故密切相关的。“由于60 年代中叶法国爆发的左翼学生运动的失败，使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自觉地意识到当代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引发了他们对维护现行体制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功能的普遍反感、厌恶和敌视，既义愤，又无奈，导致从现实批判向语言解构的转移。”

　　文化问题的强化和泛化，显然是与信息视像时代的来临和电子媒介革命密切相关的。西方文论家们将文学文化化，历史文本化，在言语的游戏中结构—解构、解构—结构，这种貌似革命的颠覆、游戏行为，“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思想重心的转移，倒不如说是一种从试图变革现实的企图和行为，向语言、词句、舆论、生理、精神、意识、文化领域的退却、隐遁、躲避和逃逸。”[26]
　　
　　“反本质主义”根本反对的是单一本质。陆贵山教授认为他的文学本质观不是单一本质观，是协调本质论与反本质论合理取向的系统本质观，具体地讲，就是要在宏观文艺学的大系统中把握文学的本质问题。在宏观文艺学体系中，历史、审美与人是文艺体系的三大主线，三大主线作为三大母题，在其内部、外部又构建出各自的子题系统，这种复杂的构建关系组成了宏观文艺学的网络系统。宏观文艺学的三大母题系统——历史、审美与人，构成了文学本质问题的诠释始基；当下的文学实践的丰富与发展，把相关文学本质的生态问题、文本问题、文化问题——这三个原本在宏观文艺学体系中处于子题位置的元素凸显出来，转化为围绕文学本质问题的亚母题。由此，他发现，在文艺学宏观体系中，在文学本质问题的四个向度（广度、深度、矢度、圆度）上，出现了六大学理系统。这四个向度，即从文学的横向上，开拓文学本质的广度，展现文学的“本质面”；从文学的纵向上，开掘文学本质的深度，展现文学的“本质层”；从文学的流向上，驾驭文学本质的矢度，追寻体现文学发展趋势的“本质踪”；从文学的环向上，拓展文学的内在和周边的关系，从而把握文学的“本质链”。这六大学理系统即是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27]、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

　　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核心问题是生态美学问题，是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实质上是表现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人的社会历史关系和对自然的改造过程。自然的发展变化，必然会折射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都是从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和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延展和派生出来的新的母题系统。文本是审美的具体化、细致化，文本承载着具体的审美内涵。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泛化的文本，指向审美外部，形成对原审美文本的超越。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核心问题是人，人自身的深入挖掘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拓展性探讨同样重要。人的关系、历史的关系、审美的关系，是基本关系；而自然的关系、文本的关系、文化的关系则是人的问题发展到一定时期凸显出来的重要关系。自然的关系、历史的关系、人的关系、审美的关系、文本的关系、文化的关系都是特定时期和境况下表现出来的关涉界定文学本质的系统关系。这六大文论学理系统体现出文学历史精神、人学内涵和美学意蕴。

　　陆贵山教授之所以提出在四个向度、六大文论系统中把握文学本质问题，根本一点在于他对宏观文艺学中介系统，尤其是实践中介系统的重视。他认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更是催生真理的唯一源泉。文艺学的创新离不开文艺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出新论。文学研究只有面对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回答当今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与文艺思潮中所存在的问题，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出新。

　　鉴于此，他把实践视为建构文学系统本质与宏观文艺学思想体系的动力和源泉。总之，陆贵山教授的文学系统本质理论的提出，开拓了一条理解文学的新的理论道路，在文艺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五、推动文艺学的“宏观辩证综合创新”

　　面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传统文论的集体“失语”，面对21 世纪以来，西方文论也具有讽刺意味的日渐“失语”，在中国文艺学建设的迷茫期，陆贵山教授主张立足宏观与辩证，综合文论资源，突破瓶颈，创新文艺研究，大力倡导“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研究思路，为此，撰写了《综合思维与文艺学宏观研究》、《文学研究的综合与创新》等一系列关于宏观文艺学思维与研究方法的文章。“宏观”是就研究对象的角度而言，宏观文艺研究的对象是文艺学中的母元性因素，是从历史的、美学的、人学的视角对文艺问题的宏观把握；“辩证”主要是指研究问题的态度与研究方法，不要走极端，不要非理性，要求真务实，要全面辩证。“综合”则是指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范围而言，要综合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的三大主要理论资源，要综合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以及各种微观的文艺理论资源；“宏观、辩证、综合”指向的目标是“创新”，“创新”是在“宏观、辩证、综合”的前提下，寻找宏观文艺学体系中的薄弱点，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攻关、钻研，以求在基本理论问题上有所创新。

　　在他所构建的“宏观、辩证、综合、创新”文艺学体系中，陆贵山教授特别重视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新时期新形势下，文艺学也会不断面临新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宏观文艺学体系要富有开放性、包容性，要尽可能包容一切文艺现象与文艺思潮，再以辩证的观点来进行剖析。也正为此，虽然陆贵山教授提倡宏观文艺学，但他并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他充分考虑到人文学科的特殊性、宏观文艺学的开放性，主张不同的文艺主张通过“对话”达成共识，集中学者的集体智慧，以实现学理上的优化组合。学术对话应当具有世界视野、民族情结和当代意识。陆贵山教授认为要真正做到平等、友好的学术对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正确地展开学术对话是理论创新的有效途径。面对“国学”、“西学”与“马学”这三大文论话语体系，陆贵山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者必须对其运作问题做出回应，即要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本土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问题。陆贵山教授认为这“三化”之间的关系是互动、互渗、互补的间性关系，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企图用一种文论话语代替其他文论话语是行不通的。他认为这“三论”应该通过对话，相融共存、竞相发展；通过互化，都要化好，都要得到优化和强化，不断提升到新的境界和新的水平；要实现这“三论”互化的过程，必须要解决好主导与多样的关系，无主导的多样和无多样的主导都是有问题的[28]。在陆贵山教授心中，通过对话达成的理想的文论格局是“一体·主导·多样”。

　　陆贵山教授提倡“一体·主导·多样”的理念。所谓“一体”，即是诸多学者都在一个学术框架整体之中；所谓“主导”，即是说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精神；所谓“多样”，即指在一体、主导的框架体系内，倡导有主旋律的交响乐曲，能通过多方的学术对话和学术交流，促进学术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陆贵山教授认为，“一体”、“主导”、“多样”三个要素必不可少。在文论格局和学术格局中，无主导的多样会导致多中心的混乱、无序；无多样的主导，又可能诱发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集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多样”与“主导”只有和谐统一于民族化、本土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一体”中，才能真正实现“弘扬主旋律，发展多样化”的目标[29]。

　　虽然，时下盛行各种非主流化的社会文化思潮，但陆贵山教授始终认为学术不是赶时髦，人文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立场，他毫不隐晦地坚持在“一体·多样·主导”的框架内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反映论和“以人为本”的目的论的统一、历史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提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对各种“非核心价值化”的社会文化思潮[30]，提倡以辩证唯物史观对“非理想化”、“非英雄化”、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社会文化思潮进行理性批判[31]，提倡承接和弘扬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陆贵山教授认为在时下面对各种各样“瞒和骗”的文艺，只有弘扬和承接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推动文艺的“三贴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现实主义文学推动历史转折、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功能”[32]。

　　陆贵山教授在接受《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记者专访时曾说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应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倾听实践的呼声，认真总结和概括当代的文学经验，以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努力汲取现当代西方文论及其本土化的学术成果，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世界性，积极承接中国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化的理论资源，以优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民族性和中国特色，为建构起一个具有当代性、世界性、民族性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质态和新体系而不断求索。”[33]陆贵山教授50 余年的学术追求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自己的亲身实践树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学术典范。

　　注释：

　　[1]陆贵山.艺术真实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页
　　[2]陆贵山.审美主客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40页
　　[3]见：陆贵山.人论与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