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它的产生并非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通过对异化概念的来源和异化演化的梳理发现,异化经历了从概念到术语再到理论的演化过程。异化概念是启蒙思想家在基督教“偶像崇拜”的启示下产生的,黑格尔开始把异化真正作为哲学术语来使用,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其异化理论。
关键词: 马克思; 异化理论; 思想探源;
Abstract: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arxist theory.Its emergence is not based on empty space, but has its profound ideological origin. By sorting out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t is found that alienation has undergone the evolution process from concept to terminology to theory.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was inspired by the "idolatry" of Christianity. Hegel began to use alien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term. Marx constructed his alienatio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discarding Hegel′s and Feuerbach′s alienation thoughts.
Keyword: Marx; theory of alienation; ideological origin;
20世纪80年代,异化问题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门,90年代,异化问题一度被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学界对异化问题的研究,以异化为视域的问题研究比较多,对异化概念和思想本身的研究较少。异化并非只是一个表达否定向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丰富意涵的哲学术语。异化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异化逻辑和异化批判更是马克思理论建构的思维和方法。因此,探寻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来源,对深刻领会和把握马克思异化思想和方法并以此来反观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意蕴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概念: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溯源
学界对异化的词源问题产生过不少争议。有学者认为,英文Alienation比德文Entfremdung出现的时间更早,德文Entfremdung是源于英文Alienation;有学者认为,德文Entfremdung是源于希腊文Allotrisis,1522年,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把希腊文《新约全书》中的Allotrisis译为德文的Entfremdung,其意为分离、疏远、陌生化。相较两种说法,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后一种。
从异化的词源学可以看出,异化作为一种概念出现,虽不是直接源自《圣经》,却与《圣经》有很大的关系。弗洛姆认为,异化概念的产生受到《圣经》“偶像崇拜”的启示。他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写道,“整个异化概念在旧约的偶像崇拜概念中得到了它在西方思想中的头一个表现”[1]。弗洛姆认为,偶像崇拜是人匍匐于人造的偶像之下,人对偶像顶礼膜拜,听从偶像的差遣,从而丧失了自我,偶像成了独立于人的存在,控制奴役着人,因此,偶像崇拜具有异化的性质。由此,启蒙思想家在阐发人权思想中产生了异化的概念。
异化Alienation主要指商品的价值“让渡”给他人,也指个人权利“让渡”或是“转让”给共同体,后来被引申为一种关系的疏远或背离。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些启蒙思想家试图用异化来阐释社会政治的一些特定现象。经过启蒙思想家的阐发,异化概念变得清晰起来,开始有了其界定的范畴。
在霍布斯的《利维坦》那里,转让transfer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具有对抗的性质,而是一种权利的“授权”。霍布斯从性恶论出发,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如狼,人的贪婪本性使人处于无休止的掠夺与征服状态。因此,基于对死亡的恐惧,人会趋于自我保存。那么,如何结束“狼”的生存状态并实现人的自我保存呢?霍布斯认为,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与共同体订立契约,构建“利维坦”,才能实现人的自我保存并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在《利维坦》里,霍布斯说:“每当一个人转让他的权利时,总是考虑到对方转让给他的某种权利,或者因为他希望因此得到某种特别的好处。”[2]21那么,如何保证个人实现这种“特别的好处”呢?霍布斯认为,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专制主才能做到。霍布斯的逻辑是这样的:人人都享有自然权利,自然权利转让给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君主是国家主权的执行者,而只有保证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保障每个人的利益,“专制主可以为他的臣民确保国内太平”[2]46。因此,在霍布斯看来,君主专制国家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霍布斯关于自然权利的“转让”形成国家主权的理论,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卢梭那里,异化概念得到了近代意义上第一次明确的表述。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以异化的视角和方法,对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行道义上的批判。卢梭回顾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状态的历史,鲜明地指出了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社会契约论》里,卢梭有感于人的本真的异化,对此他哀叹道:“就像格老古斯的雕像一样,天气、大海和风暴已经大大地损毁了它的容貌,以至于它更像一头凶猛的野兽而不是一尊神。”[3]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4]人看似是万物之主,却比万物更像奴隶。自然原初状态下的人是自由良善的,人创造了文明却反而身陷文明的牢笼。文明社会是人的本性的丧失,社会越文明,人就离其本性越远,这是文明的必然结果。卢梭反对私有制,认为正是私有制引发了人的不平等以及人类战争,但是卢梭认为,其转机在于“社会契约”,即把个人的权利置于“普遍的公义”之下。因此,人们必须订立契约,组成政府和施行法律,以保障人的自由权利。但是,卢梭不赞成霍布斯的君主制,他认为霍布斯所鼓吹的“专制主”不但无法保证他的臣民的太平,反而会成为凌驾于他的臣民之上的异己力量。因此,在卢梭看来,“利维坦”就是国家权力的异化,是对人的奴役和占有。
二、术语: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直接来源
从黑格尔开始,异化成为近代西方哲学重要的术语,在他1807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中,第一次把异化作为哲学术语来使用,可以说,黑格尔使异化真正地纳入了哲学的范畴。在建构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中,异化原理厘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异化辩证法确定了不可或缺的哲学方法。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是思考世界和演绎历史的原点,人类、社会和自然都是绝对精神外化和自我确证的产物。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主宰。绝对精神的异化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一方面现实的自我意识通过它的外在化转化为现实的世界并且反过来现实世界又转化为自我意识。但另一方面,恰恰这种现实,无论它是个人或是客观的东西,就被扬弃了,它们都成了纯粹的普遍物。它们经过这种异化就成了纯粹意识或本质。”[5]黑格尔寻求康德“二律背反”的解决,其解决的方法,就是实现“主客一体”或“主客融合”,即把精神主体与对象客体统一于绝对精神中。
在黑格尔的着述中,除了异化之外,还有“对象化、外化”,那么,黑格尔的异化和对象化、外化是否等同?这就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异化的真正意蕴,而“要厘清其间的差异和牵涉,就应该将其置于广阔的思想史背景和历史视野之中”[6]。
黑格尔认为,外化是绝对精神为了改变其虚空性和自在性,使自己获得真理的实在性和自为性,把自己的本质展现于对象中,并通过对象认识自己的运动过程。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里,外化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现、自我演化和自我确证的过程。在《精神现象学》里,黑格尔对异化与外化的使用有时并没有作严格的区分,通常是以外化的意义使用异化的,但当他在表述一种外化产生了异己化存在时,就会使用异化的概念。而对象化在黑格尔看来,是一种思维或意识的对象运动,外化是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对象运动,异化则是对象与意识相背离的对象运动。可见,不论异化还是外化、对象化,都是黑格尔精神哲学的逻辑思维演进,虽能圆通自达,但却空无一物。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作为一种阐解自然和社会历史的系统方法,却给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方法上的启示。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异化原理和方法的引申,主要体现在对宗教的批判上。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认为:“上帝的人格性,本身不外乎就是人之被异化了的、被对象化了的人格性。”[7]103因此,费尔巴哈要将上帝和人的关系颠倒过来。在《基督教的本质》里,费尔巴哈说,基督教把人与神的关系“主宾颠倒”,使人性匍匐于虚无的神性之下,费尔巴哈进而指出:“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人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7]86费尔巴哈认为,方法论的载体不是意识、理念或精神,而是自然。事实上,自然正是费尔巴哈所主张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费尔巴哈这样解释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际上是从宗教和神学出发,先是扬弃宗教和神学,最后却反而恢复了宗教和神学。因此,费尔巴哈要做的,就是将黑格尔哲学进行“头脚倒置”,就是以自然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代替以精神或理念为基础的唯心主义,以感性自然的主体,代替抽象思辨的精神。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思想,启发了马克思从对天国的批判转向了国家和法的批判,进而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了其异化理论。
三、理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异化思想的合理内核,实现了异化从哲学术语到理论形式的演化。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形成最早是从肯定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开始的。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关于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世俗基础,并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同时,他开始思考到,宗教的异化是源于人的自我异化,而人的自我异化的现实根源在哪?显然,并不在于宗教本身或是类意识本身,而是在于人的现存方式的现实基础,在于“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即国家和法的异化。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说:“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8]91可见,马克思对国家和法的批判是在宗教异化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
随着神圣秩序的崩溃与现代自我的出现,理性的国家观代替了神启的国家观。于是,马克思说道:“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和其后的霍布斯、斯宾诺莎、胡果·格劳修斯,以及卢梭、费希特、黑格尔等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8]342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与法都是理性的设定,自由构成了国家和法的灵魂,因此,服从国家与法就是服从理性的法则。在此观点上,马克思指出了现实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的二元分裂,由此,指出了现存的国家和法是理性自由的异化。
显然,马克思并不止步于黑格尔等人对国家的理性批判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而是立足现实生活,通过感性经验的观察来审视它、批判它和揭露它。因此,马克思说:“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9]82这时,马克思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对经济生活的研究,试图探寻能让意识领域发生作用的现实基础,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劳动”这把通过观察经济生活而观察到人的钥匙。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考察人的实践活动,并以“现实的人”作为建构其异化理论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劳动却表现为一种异化。由于异化劳动的出现,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产生了异化,对此马克思说:“生产活动的结果,即劳动的产品,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成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9]57由此,在确立人的类本质的逻辑前提下,马克思逻辑地推导出“人的自我异化”“人与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相异化”的必然结论。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通过人和物的关系,来观察和分析其背后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他才会做出这样的论断:“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9]56
那么,异化劳动的根源在哪?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分析到:“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9]48显然,这时的马克思是受了国民经济学关于劳动创造财富思想的影响,肯定了外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的事实,但同时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到,一旦外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后,它和外化劳动(此时的外化就转为异化)就变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与在宗教里人的迷误和神的产生的关系是同样的道理。因此,要消除异化劳动,就要扬弃私有财产,使“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9]63,而这需要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
异化是马克思早期的重要思想,那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异化思想是前后一贯的还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对此,学界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开始不再频繁地使用异化,也不再把异化当作主要的方法论来考察社会现象,因此他们认为,这时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就取代了异化逻辑。另一种观点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思想是对以后异化思想的“实质性辐射”[10],虽然在马克思以后的着述中,使用异化的频率低了,但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没有抛弃异化理论。
相比之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其理由如下。第一,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动态的,因此,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理论前期和后期的地位的变化,不等于异化思想的转向或抛弃。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与异化思想的转向并无必然的联系,除非其前提是,马克思异化思想是彻底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在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后就把它抛弃了。第三,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但异化方法论是否成为阶级斗争学说的辅助工具,与异化思想是否转向或被替代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异化思想始终一以贯之于马克思理论中,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为异化理论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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