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附性”关系
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看成是“依附性”的关系,就是倾向于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依附性,强调马克思思想始终是在黑格尔的拐杖的扶持下向前发展。甚至有人认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把马克思黑格尔化了,或者说,使马克思成为了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具有这种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杜林和卢卡奇。
杜林在评述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时写道:“这一历史概述,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不但抛掉博学的拐杖,而且也抛掉辩证法的拐杖,那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
按照杜林的理解,马克思在叙述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拐杖”,特别是让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方法“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杜林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确实使用了“否定之否定”的提法,而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诊断究竟是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助产”下作出的,还是通过对经济学方面的独立研究作出的?恩格斯为马克思做了申辩:“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之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正规律完成的过程。……那么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他坚决反对杜林把马克思曲解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错误的见解。恩格斯的申辩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马克思在考察一切历史现象时,都是坚持从具体的历史出发。
卢卡奇从学理上强调了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深渊,从而对理论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谈道,“不是经济动因在历史解释中的优先性,而是总体的观点,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决定性的区别。总体性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优先性,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立地转变为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的本质。”
从总体上看,卢卡奇阐述的正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在思想上,特别是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但是卢卡奇在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也不是合理的,其实,他已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再版前言”中把马克思思想黑格尔主义化的错误倾向做了自我批评,他承认“我对黑格尔的非批判的态度当时还没有被克服”.到 1930 年,卢卡奇在参与对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整理时,他唯心主义倾向有了清醒认识“:在阅读马克思的手稿过程中,《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偏见都被一扫而光……,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显然是因为我一直按照我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读马克思的。”
他致力于寻找和发现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在把马克思黑格尔化的同时,他也把黑格尔马克思化了,在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上,仍然是不合理的,不是依附性的关系。
二、“断裂”关系
虽然马克思曾经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然而,他的思想在 1845 年前后与黑格尔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之后,马克思与黑格尔就完成分道扬镳了。“断裂论”者认为,只有让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的阴影中完全摆脱出来,才能正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的区分原则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在他看来,科学和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两个不同的总问题,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从青年时期的意识形态总问题向成年时期的科学总问题的“认识论的断裂”的转变,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因此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人道主义化的做法。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颠倒而来的,是在剥去了黑格尔体系的神秘外壳后发现其合理内核而创立新世界观的。他批评这种看法是一种折衷主义的表现,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并不能说也不能想象“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剥去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明白地说,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
他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辩证法内在的总体性和矛盾观是有根本区别的。他既批评卢卡奇等人只看到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联系而忽视二者的本质区别,又反对那种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看作是黑格尔历史观颠倒的观念。他认为,马克思创造性地使用了两类崭新的范畴:一类是结构方面的,它包括经济基础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另一类是上层建筑方面的,它包括国家、各种法律形式、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马克思把整个社会历史比作一座大厦,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上层建筑,但它只是最后的决定因素。由此他断然否定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联系,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和黑格尔完全决裂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
阿尔都塞的“断裂论”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使他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否定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任何思想的继承关系。他这样写道:“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我们把这种无继承的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作“认识论断裂”和“决裂”。显然,阿尔都塞的解释把马克思思想和整个传统完全割裂开来了。因此,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解释也不是合理的。
三、“批判继承”的关系
“批判继承论”者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批判继承”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一观点的持有者中,我们来考察柯尔施的观点。
柯尔施敏锐地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一方面必须充分阐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哲学纬度的重要性,阐明马克思在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独创性和伟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必须弄清楚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以便对马克思的理论革命作出准确的评价。柯尔施尖锐地批评了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和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的漠视。他指出:“实际上,正是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上去非常正统地遵循导师的教导,然而却以同样随意的方式对待黑格尔哲学,甚至整个哲学。举例来说,梅林不止一次简单地描述过他自己关于哲学问题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即导师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的前提就是对一切哲学幻想的拒斥。”
在柯尔施看来,像梅林这样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几乎完全缺乏准确的理解和认识。
而柯尔施却看到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的重要性,在他的晚期著作《卡尔·马克思》中专门讨论过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批评继承关系,但是他和梅林一样,未能超越“倒立着的”和“倒过来”的比喻。柯尔施还指出,马克思不光颠倒了黑格尔理论的结构,甚至还颠倒了他关于发展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发展”概念也经历了“倒立过来”的同样的过程。马克思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发展基础上的社会现实的历史发展取代了黑格尔的“观念”的超时间的发展。
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和黑格尔在许多哲学观念上存在着相似性,而“批判继承”的关键只在于马克思倒转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模式中明确无误地显现出来的,是在变化了的现实层次的结构中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而在马克思的关于物质生产力的真正发展和按照黑格尔的观念所说的概念“概念”发展之间,在对黑格尔的模式做了唯物主义的倒转之后,仍然存在着许多类似性。”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柯尔施率先意识到并提出的如此重大的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尤其是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却没有在他那里结出果实来,这无疑是个遗憾。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批判继承”的关系,应该坚持用辩证的方法来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不同方面或见解既有批判和清理,又有继承和弘扬。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具体的分析和阐释活动中,能准确地区分马克思所批判或抛弃的黑格尔思想中的糟粕和马克思所保留或继承的黑格尔思想中的精华,在这个方面,我们还需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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