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乐 《大武》为西周初年武王克商后作，以大型乐舞表现武王的丰功伟绩，后经周公编制，作为祭祀祖先的舞乐典礼。这部表现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与古希腊乐舞有许多相似之处，与古希腊众多歌舞作品一样，它的歌词颂扬至高无上的精神品格，并讲究乐曲的和谐、纯正。在舞蹈上，属于战争之舞。但是，中西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因此西周与古希腊的乐舞又各自展现出不同的哲学观、文化观及世界观。
一、歌词: “礼”的规范和“正”的价值
西周时期，先贤通过 “礼”与 “乐”的结合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以维护社会秩序。古代的 “乐”集歌词、舞蹈、乐曲三者于一体，歌词中亦蕴含着 “礼”的规范。 《大武》以舞蹈命名，亦有歌词，其歌词颂扬武王的英明功绩，将武王作为道德典范歌颂，在臣子、贵族心中造成影响力，目的是为了实现贤明君主领导下，忠臣伴随左右，尊卑有序、远近相合的和谐政治。古希腊则有着不同的政治情况，德国艺术史家文克尔曼指出: “就希腊的政治体制和机构来说，古希腊艺术的卓越成就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自由。”
但是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摹仿，与 “礼”的规范类似，古希腊强调 “正”的价值。不同的是，西周在政治层面上制定礼乐制度，古希腊则从音乐的教育、治疗及对个人意志的影响层面谈及 “正”的价值。高亨先生在 《周颂考释》中指出，《大武》有歌有舞，舞分六成，歌为六章。
《大武》分六场演出，每场都有歌唱。其配乐歌词保存在 《诗经·周颂》中。关于它的所含篇章及其顺序安排，历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研究者根据古书的记载追寻历史痕迹来确定诗篇的内容及其顺序的编排问题，讨论范围始终集中在 《昊天有成命》《我将》《武》《时迈》《般》 《桓》 《赉》 《酌》这几首当中。关于所含篇目，较为确定的是 《武》 《赉》 《桓》《酌》这四首。本文选取高亨先生的编排顺序。
《礼记·乐记》曰: “夫 《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
高亨先生据此安排 《大武》六章的编次为: 《我将》 《武》《赉》《般》《酌》《桓》。各章原文及大意如下:
第一章 《我将》: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 其 夙 夜，畏 天 之 威，于 时 保之。”叙述时王已得众心，祀文王于明堂，祈求上帝和文王保佑。
第二章 《武》: “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歌颂武王克殷的功业，并向先王告成。
第三章 《赉》: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于绎思。”歌词为求定天下之意，无杀戮之气。
第四章 《般》: “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时之对，时周之命。”歌唱周幅员辽阔，山川河岳，尽归一统，普天皆以周命是遵，有喜乐之意。
第五章 《酌》: “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 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本篇为告成之词。武王退自循养，与时皆晦，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第六章 《桓》: “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于昭于天，皇以闲之。”据汉代学者考证，此篇为军队誓师祭祀之词。
由六章歌词可见，《大武》主要描述武王奉天成命伐纣灭商、统一天下的大业以及臣服诸侯、使五谷丰登的伟绩。歌词语言精炼，格调严肃，音节铿锵，时有杀戮之气。《礼记》中曾有孔子与宾牟贾论 《大武》之乐的讨论，从 《大武》的形式到内容，人物到情节，孔子都做了细致的分析。 《礼记》云: “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大武》是象乐艺术的一种，象乐是集诗乐舞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古希腊的音乐也有三种构成要素，即作为诗句歌词的文词，体现风格和旋律的和声，以及基于格律变化的节奏。文词即诗句歌词，是叙事和表达情意的媒介。歌词的内容是一些流传的神话故事和口头故事，旨在颂扬伟大的神，以及它们身上勇敢、正义的品质。《大武》颂扬的是对历史有突出贡献的杰出君王，而古希腊文词则颂扬神。古希腊人认为 “神是最美的人”，而在先秦，英明的君主和有德行功绩的贤人才是伟人。不管是神还是君主，在歌舞中都是歌颂力量的源泉，古希腊托付于神而我们托付于人，其目的都是使人有所崇拜。古希腊的神具有七情六欲，并不遮掩人性的缺点。在柏拉图那里，这些内容的创作必须是单纯善的模仿，即模仿 “正”的价值，因此必须删去一些不真实、不理智的表达。与 “正”的价值相似，西周乐舞要遵循 “礼”的规范。《大武》的写作在周公制礼之前。《吕氏春乐·古乐》说周武灭商， “归，乃荐俘域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 《大武》。”
而“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讼也”。在 《大武》的制作过程中，周公参照过夏殷礼乐，乐的制作中含有礼，故在诗歌创作时已有一个 “礼”的规定在那里了。这个 “礼”亦即柏拉图所提及的 “正”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西周乐舞中 “礼” 与“乐”的结合是为了更好的统治西周王朝，其乐舞诗歌有很强的功用性，即为政治服务。通过 《大武》的演奏，申明武王的赫赫功绩，起到巩固王朝，加强集团凝聚力的作用。而古希腊在自由政体之下，音乐文词只是自然的摹仿，其政体对音乐并无较大影响，因此他可以自由地歌颂众神来进行音乐的教育。
其次，在古希腊，通常是先作词后谱曲，用乐曲适应歌词。苏格拉底认为音乐的好坏要看歌词的好坏，柏拉图亦认为应当让音乐节奏跟随文词，而并不是让歌词去跟随节奏和音调。与西周诗乐相比，古希腊乐曲在创作上有更多的要求，因为是先写词、再作曲，文词事实上已成为某种规范在那里，作为谱曲作乐的依照。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希腊文字是一种音节文字，古希腊语本身就具有歌唱的属性， “古希腊语中的每个单词就是一种音乐短句，每个句子差不多就是一种确定的旋律”。古希腊语具有强烈的音乐节奏感，乐舞中文词占有重要地位，音乐节奏则从属于文词。其二，古希腊歌曲注重叙说相关事件，追求写实的情感，文词自然承担起这种职能而被置于首位。
二、乐曲: 和谐平正
荀子在 《乐论》中说: “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矣。”《大武》之乐属于 “颂”，其音当正直和雅。雅颂之乐的创制，正是为了剔除过度的情感。西周和古希腊都追求中正平和、适度有节制的音乐。在古代中国， “和”的概念又是灵活多样的，“和”可以靠向中正的礼乐，亦可以向 “多”游移。体现在乐曲上可以通过多种乐器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来造就乐曲的整体特质。在古希腊，由于音乐属于从属地位，乐谱并不成熟，主要以单弦乐器演奏单音音乐，彰显单纯质朴之声。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据学者考证， 《大武》以周人传统音乐为基础，并吸收了其他诸族音乐成分。其用乐情况见于 《周礼·大司乐》: “奏无射，歌夹钟，舞 《大武》，以享先祖。”
郑玄注: “无，阳声之下也，夹钟为之合。夹钟，一名圆钟。”由此可知 《大武》有两个乐部: 无射调和夹钟调。无射调紧五弦慢一弦，使五弦九徽泛音与三弦十徽泛音等高，使一弦七徽泛音与五弦散音等高。古琴曲 《大胡笳》、 《小胡笳》、 《龙朔操》等均用此调; 夹钟调又名小碧玉调，如古琴曲 《捣衣》所奏。除了这两种主音之外，同时还应兼用了变徵、变官或清角、清羽等偏音。孔子聆听 《大武》之乐，与宾牟贾有如下问答: “‘声淫及商，何也?’对曰: ‘非武音也。’子曰: ‘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 ‘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
孔子在 《大武》乐中听出了不合法度的商音，便询问宾牟贾是怎么回事，牟贾答这不是 《大武》之音，是在传授过程中出现的谬误。可见 《大武》用乐情况十分复杂，其乐器演奏过程概已散佚，唯从 《周礼》中知演奏时有无射调和夹钟调。而关于这两种曲调的情况也不甚明了，但其基本精神是美武王之盛德，表现武王之志。
关于其演奏乐曲和形式，还可从 《诗经·周颂·有瞽》中侧面了解。“瞽”指在庙廷中工作的乐师。郑玄说: “瞽，蒙也，以为乐官者，目无所见，于音声审也。”无目眹谓之 “瞽”，有目眹而无见谓之 “蒙”，古时多以瞽蒙为乐官之职，瞽蒙在 《大武》的演奏中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要演奏乐器，且要承担歌诗之事。 《周礼·春官·宗伯》中有关于瞽蒙演奏的乐器说明: “瞽蒙，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由此可推断 《大武》所用乐器主要有钟、磐、鼓、箫、管等，其过程大致为 “喤喤厥声，肃雍和 鸣”，氛围 庄严肃穆。且 在 音 乐 上 使 用 了“乱”的手法，在唱和中告一段落，在乐曲中达到一个高潮时，不分唱和而合唱合奏。唱和在乐歌中十分多见。《礼记·乐记》曾描述其效果 “清庙之瑟，朱弦而清越; 一唱而三叹，有遗音着矣。”
这种音乐可以用 “纯正和谐”来概括，这也是孔子对音乐的要求。他在 《论语·八佾》中对鲁国大司乐说: “乐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也; 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只有和谐、纯正、清晰的音乐才能体现周礼的精神面貌。
古希腊亦十分注重音乐的和声和节奏，与西周诗舞相似，提倡一种中道的和谐。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曾展开有关和谐论的音乐研究，以 “数”的和谐彰显音乐的美。亚里士多德亦追求形式的整齐、对称和均衡。西周时的单穆公在论乐时也提出:
“大不过钩，重不过石”，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和声”或 “和谐”亦是古希腊特有的音调系统，类似于今天所讲的 “曲调” 或“调子”。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提到了混合的吕底亚调、高音的吕底亚调、伊奥尼亚调、普通的吕底亚调、多利亚调、佛里其亚调。其中，前两种是“挽歌似的调子”，中间两种是 “靡靡之音”，这四种曲调柏拉图认为都当废除，因为它们对城邦的护卫者毫无用处。他所推崇的是后两种———多利亚调和佛里其亚调。多利亚调模仿勇敢的人，表现出英勇果敢的气势; 佛里其亚调模仿在平时工作的人，表现出平和节制的美德。如前所述， 《大武》的用乐也包括两部分: 模拟武王伐纣的战斗之乐和用作祭祀祈祷之乐。前者雄壮浑厚，后者庄严肃穆，与古希腊的这两种曲调有异曲同工之妙。柏拉图反对前面四种曲调犹如孔子反对郑卫之曲。孔子认为郑音只为满足奢侈享乐的需要，有许多副作用。而与之相反的雅乐则典雅庄严，符合温良敦厚的标准，被广泛应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乡射和军事大典等各个方面。柏拉图与孔子都强调音乐对人的正面教化作用。他们推崇的曲调的共同特点是: 规整、肃穆、和谐、平正。和谐的音乐与人的心灵契合，与内心的纯正善良共鸣，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有序。并且，柏拉图还倾向于一种精神的 “和谐”，他说: “在调好的七弦琴上，和谐是一种看不见的、没有物体的、美丽的、神圣的东西，而七弦琴和琴的弦是物体的，也就是说是物体的、复杂的、尘世的，与会死亡的东西有共同性的。”
美的熏陶将这种 “和谐”驻留于心，可见 “三月不知肉味”并非是孔子个人的感受，在相通的时代有相通的灵魂。
不同的是，周乐的演奏有多种乐器参与，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提倡单弦乐器，这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有关，西周所谓 “和”除了中正平和之外，还是各种事物的综合和统一。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提出 “和实生物”的思想，这种 “和”是产生复杂事物的途径，通过 “和”产生新事物、新变化。希腊哲学家则擅长从简单统一性层面对事物的存在方式作出解读，认为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更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倾向于唯一、不变的“和”，在比例与节制中构建和谐世界。
柏拉图常把音乐教育与体育教育结合起来，在周代，这两者也常一起进行。在周代贵族们的射箭集会上，所用的乐队与 《大武》的伴奏乐队相似，该乐队把歌唱的乐工和音量最小的弹弦乐器 “瑟”放在距离贵族们最近的地方，音量较大的管乐器就稍远一些，音量最大的打击乐器如鼓、编钟、镈等就更远一些。这样来排列乐器，以好的音响效果刺激射箭活动。不过，《大武》之乐究其根本是宗庙之乐，用于祭祀祖先。西周的乐曲更多强调的是献祭的意义，而古希腊则将音乐与体育结合，突出竞技的精神。西周祭祀礼乐表演主要服务于统治阶级，有诸多束缚与限制，音乐教育的对象通常是王公贵族子弟。而在古希腊，音乐并不从属于宫廷，而是公众的艺术，公民都能参与，较为自由，乃是以人为本的音乐，其作用在于提升个体素质。在以个人为主体的古希腊社会中，自我实现是重要旨趣，竞技应运而生，故在柏拉图那里音乐与体育的结合更为紧密。
三、舞蹈: 战争之舞
周代乐舞包括文舞与武舞，所谓 “文以昭德”、“舞以象功”，分别象征帝王的文治和武功。《大武》是武舞的一种，相当于古希腊的 “战争之舞”。但是， 《大武》体现的还是周代礼乐制度的基本精神，只为礼仪表演而非实用操练。
《大武》的舞蹈开始之前，有一番 “备戒”。回到孔子与宾牟贾的对话，孔子与之谈乐，第一问便是: “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郑玄注:“备戒者，谓将欲作乐前鸣鼓警戒，使乐人各备容仪。”盖正式奏乐之前，只鸣鼓，舞者不出。孔子觉得 “备戒”时间迟久，故此发问。宾牟贾答:
“病不得其众也。”意思是武王担忧不得众心。为了表现武王争取民心，一举灭商后如何以德治国，长治久安之大计， “故令舞者久久乃出”。舞者为八佾六十四人，戎装持盾而立，象征武王伐封的军容，歌 《我将》。据 《国语·周语下》记载，乐舞将表演武王在周正二月癸亥夜阵牧野，未毕而雨的情景。武王为第一章名之为 “羽”。第二章 《武》表演战阵列毕，两军对垒大战牧野的情景，舞者意气昂扬，猛烈顿足，在行进中做着种种击刺的战斗动作，象征军威远振全国，最后舞队分成两行，向前行进，表示消灭了殷纣。这一段舞蹈热烈奔放，威武勇猛，武王为这一乐章命名为 “厉”。第三章《赉》表演伐纣凯旋之后，继续向南方进军的场景。舞者队列转而向南，象征武王观兵盟津，灭殷还镐。武王为这一乐章命名为 “赢之治”。第四章《般》表演 “四成而南国是疆”象征南方荆蛮归服周国。 《史记·乐书正义》云: “舞者至第五奏，而东西中分之，为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后，周公、召公分职左右二伯之时。”
表演 《酌》时舞队分列，各以周、召两公为首，表示周公、召公辅助武王，分疆治理。此章在音乐上用 “乱”的手法凸现高潮。乐曲至 “乱”，舞者都以一种 “坐” ( 跽坐) 的姿势，表示周、召两公的和平统治。分列的舞队至第六章 《桓》重新集合，舞者按每列的装饰标识，连缀成一个方阵，向武王致敬，即 《礼记》中所云 “六成复缀，以崇天子”。
缀，指列队的装饰标记和队形，舞队行列随节奏的变化，根据缀识分合转换、左右进退。为表现周朝的强大和武王的英明，舞者奋起击刺，显其威武，并久立等候诸侯的到来。
除 《大武》外，另有 《大濩》也是武舞，舞者均手持朱干和玉戚而舞， “朱干”即彩绘盾牌，“戚”是斧形武器，文舞有 《云门》、《大章》、《大韶》、《大夏》等四支，舞者执羽龠。朱载堉 《乐律全书》所说: “武舞则发扬蹈厉，所以示其勇也; 文舞则谦恭揖让，所以着其仁也。”
《大武》中的舞蹈动作本来是模拟武王伐纣的战斗行为，有纪念过去，雄振国威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大武》乐逐渐变为警惕未来、止息暴乱的象征，以武止暴而非以武力征服，“干戚”也由兵器变为象征礼器的 “玉戚”。在礼乐制度面前， 《大武》也因此增添了绵延不绝的意义: “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除了昭示、垂诫的目的，还与宗庙祭典结合，以事于鬼神先公，常在庄严、典重、神圣氛围中进行。此后历代都大体沿袭了这一礼乐制度。
与之类似的是，古希腊舞蹈也分为两种: 战争之舞与和平之舞。战争之舞主要模仿攻击和防守等作战动作，音乐简明有力，有助于鼓舞士气，培养英勇善战的品格; 和平之舞的动作幅度很有节制，曲调舒缓，节奏合拍，用于相关的宗教祭祀等仪式活动。古希腊歌舞表演本也是狂欢庆祝的形式，后逐渐显示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魅力，成为体育锻炼的一部分，主要目的在于锤炼心灵。无论是周代的武舞还是古希腊的战争之舞，其终极目的都在于通过道德化或艺术化的表演规范社会、培养理想的人格。不同的是，周代的乐舞从战争的模拟逐渐转向守礼尊礼的表演，目的在于巩固统治，而古希腊歌舞则与文艺结合服务于心灵，较为淡化政治色彩，更为自由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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