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陆九渊文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任何重要的哲学、文学以及文艺思想的诞生都不是偶然发生的结果，任何伟大思想的产生都必然与整个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陆九渊作为南宋重要的思想家，其独具一格的思想主张也一定与其生活的时代有着重要的联系。陆九渊心学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所受的思想教育是分不开的。本章将从陆九渊文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从多个方面探究陆九渊文艺思想的产生与宋代文坛以及宋代文论的关系。
一、陆九渊文学主张与宋代文坛的关系
不同的时代必定赋予文人学者不同的思想主张。宋代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朝代，当时的主流文学主张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特殊地位。陆九渊作为诞生于这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必然与整个宋代文坛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
（一）两宋文坛概况
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衰弱动荡的封建社会后期，其综合国力与唐朝盛世无法比较，但在文学发展方面却呈现出了承前启后的繁荣景象。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北宋自公元 960 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直到公元 1127年的“靖康之变”,前后经历了 167 年。南宋自公元 1127 年宋高宗赵构在临安重建宋朝，直至 1276 年元军攻占临安，前后共经历了 152 年。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发展，宋代的文学思想必然呈现多元化的结构模式，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在北宋建立初期，由于政局的动荡，长期的内忧外患使宋代的整体状态呈现衰弱趋势。政治上十分保守，军事上也略显无力，唐代盛世的宏伟气魄早已不复存在。这种政治上的动荡局面反应在文人身上则体现为一种内敛的创作心态，加之五代柔弱文风的熏陶，更使得北宋初期的文坛整体上呈现出含蓄细腻的创作风格。随着这一风格的继续发展，“白体”随之出现，以李昉、徐铉等人为主要代表作家。宋初的馆阁之臣，唱酬之风十分盛行。“白体”诗人的作品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清雅，仅模仿白居易诗风的一个方面，而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
不久，宋初文坛上声势最盛的西昆体随之诞生。西昆派的诗歌题材主要有三类：
一是怀古咏史。二是咏物。三是描写流连光景的生活内容。西昆体的创作风格呈现出华美、典丽的艺术特称。不仅如此，由于统治者主张三教合流，道家无为、自然、养气的生活态度和释家心性、自适的情怀相结合，这主要体现在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文人隐士的文学创作以及僧人诗之中。此时的诗歌大都表现出一种淡泊名利、趋近于自然的创作之风。这便是文人雅士追求自然无为、虚静清远人生境界的重要体现。发展到僧人诗则更不必说，宋初《九僧诗》所收录的一百三十五首诗中也不乏追求清澈宁静的人生境界的作品。九僧皆师承贾岛、姚合，崇尚苦吟，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这时的僧人以及受到释家思想感染的文人隐士在创作态度上大为相近。远离世俗、不慕荣利的人生态度自然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清新幽静的独特风格。
从诗文革新运动开始，宋代的文坛出现了扭转局势。这时的文坛开始走向活跃，开启了新的文学创作格局，同时也为宋代文学的成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经世致用的思想促使了这场古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以欧阳修和范仲淹为代表。欧阳修词的新变成分要多一些，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的古文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改革服务的，他认为作家不应该回避社会现实，应当积极的揭发弊病，促进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他不仅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同时也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使词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作家们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继欧阳修之后，曾巩、王安石等人也将经世致用的思想得以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多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价值所在，一次又一次的推动了文学及社会的革新运动发展。在经世致用这一重要文学思潮的促使下，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心理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扭转。诗人们改变了从前远离世俗、平淡清远的创作风格，而是将目光更多的转向社会现实问题，进而追求一种雄壮豪迈的创作特色。以石延年为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诗鲜明的体现出对于豪放气质的追求。在此之后的众多诗人也都在其作品之中不同程度的追求雄壮豪迈的思想倾向。对于这一风格的追求使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跳出了西昆体的禁锢，呈现出独具时代风格的新的创作特色。
一系列的诗文革新运动将宋代文学思想推向了成熟。以苏轼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家出现在宋代的文坛之上。这时的文学开始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即旷达自然、不刻意追求的创作境界。以苏轼为代表，他的早期作品大多奔放豪迈、气势恢宏。
而到了晚期，苏轼的作品则体现出一种洒脱旷达的风格，但求物我为一，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气势，这正是宋代文学成熟时期典型文学风格的重要体现。这种文学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与庄子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不仅是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词风格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如此清新旷达的创作倾向。
成熟时期，黄庭坚的诗歌具有十分浓厚的文人气和书卷气，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当时被称作“山谷体”.此时文学的另一重要特征则体现在对理趣的追求，理性意识的觉醒使文学家和理学家在思想上有了交叉点，文学与理学的争议也促使了双方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陆九渊理学思想的产生及发展奠定了基础。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与以苏轼及兄弟们为代表的“蜀学”存在一定的矛盾，但这些矛盾无疑促进了宋代文学对于理趣的重视，从而进一步带动了理学的发展。这对后世于陆九渊文艺思想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时的诗歌呈现出重视理趣的风格特点，使人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大多注重对事物本质以及对人生内涵的把握，处处流露出理性的光辉。
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随着这种理趣光辉的继续发展，以苏轼、黄庭坚为领袖人物，形成了一种以追求“格高”为创作目的文学风格。即追求文章气质与作家人格的统一，要求在人格之上创作文章，主张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以及作家的创作个性都有着重要的联系。到了南宋时期，随着作家对于“格”的追求，文坛上主要形成了一种追求“高妙”、注重“思辨”、讲究“文法”的创作风格，作家们开始注重对于文章创作之法以及文章格局的探究。在经历了众多历史时期的考验之后，宋代文坛的文学思想终于趋于成熟。
（二）宋代文化对陆九渊文学主张的影响
陆九渊生于南宋初期，因此北宋末至南宋初的文坛形式必然对于陆九渊文学主张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随着宋代文学风格的不断转变与进步，陆九渊的文学主张也随之丰富起来。宋代文坛主流形式对于陆九渊文学主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庆历年间宋代文坛上理性意识的觉醒无疑对陆九渊这样的理学大家思想的形成存在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此时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开始着手探究“理”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对于道德伦理的强调甚至超过了对于自然之理的认识，因此，作为继二程之后宋代理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陆九渊理学思想的产生以及其理学思想对文学主张的作用与此前二程对于理学的探究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在二程对于理与自然探究的基础之上，陆九渊对于理学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心学派的创始人，陆九渊的主要成就则集中体现在心学方面，他认为心即万物之根本，陆九渊又进一步提出了本心与作文之间的联系，提出“自始知学，讲求大道，不得弗错，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贯彻融会，美在其中，不劳外索。”
不难看出陆九渊认为做学问要以心以理为出发点，从而坚持不懈的追求学问之道，然后才能作文章，在修心穷理的基础上，文章则可依据本心自然而成。正所谓“本心而作”,先存心而后才能做文章，这正是陆九渊文学主张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可见，陆九渊的文学主张与心、与理、与道都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
陆九渊的另一重要文学主张则是对如何作人与如何作文之间关系的探究，这无疑受到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文学创作对“格”的追求的影响。北宋末期，作家们试图追求精神上的内在修养，通过提升内在修养从而提升文章之创作格调。到了靖康之变期间，由于局势的动荡，作家们则极力追求一种悲壮的格调。发展到南宋时期，受到苏轼及黄庭坚诗歌风格的影响，文人开始追求作品之格调与作家人格的统一。陆九渊关于做人与为文的主张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些特点。
在文学创作的各种因素之中，陆九渊首推“大做一个人”,要求作家们先学会做人，然后才能做文章。正所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
陆九渊强调了对于学者来讲学会作文章的第一要义便是先学会做人。陆九渊认为我们学习并不是为了学别的，而是为了学作人。好的文章必定要建立在好的人格的基础之上，没有崇高的内在修养便无从谈起作好的文章。其后，他又提出“惟温故而后能知新，惟敦厚而后能崇礼。”
这便是对文人在休养人格方面提出的要求，唯有不断温习旧的知识才能收获新的知识，唯有在德行端正的基础之上才能明礼数，而后才能做文章。这便体现出陆九渊对于作家精神境界的要求，认为只要能够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正德明礼，那么作家的文章之格才能孕育其中，即便不进行刻意修饰，也能够做出好的文章来。在文学评价方面，陆九渊也十分重视作家的人文休养，更注重以作家的人格来判断文章的价值，并且认为作家的资质是可以通过后天休养而获得的。陆九渊提出“学者须是打曡田地洁净，然后令他奋发植立。若田地不洁净，则奋发植立不得。”
这里强调学者一定要注重内在的纯洁正直，在保证人格崇高的基础之上为学，则自然会有所收获。如若不然“则是假寇兵，资盗粮”,如果不能做到品格的端正、内在的洁净，那么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达到自然超脱的创作境界。因此他认为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必定是人品与文章格调相互统一的结果。
在宋代文坛上，陆九渊十分推崇的人物当数黄庭坚。这是因为黄庭坚的一些观点主张与陆九渊有着相似的趋向，对黄庭坚的推崇导致他的创作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陆九渊的文学观点之中，促进了陆九渊文学观点的形成。陆九渊作为当时重要的理学大家，对诗歌的评价并不多见，却唯独对江西诗派的诗歌赞誉有加，他曾在文中提到“伏蒙宠贶江西诗派一部二十家，异时所欲寻绎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应接不暇，名章杰句，焜燿心目，执事之赐伟哉！”
陆九渊对江西诗派如此之高的评价大抵与其对黄庭坚的推崇是分不开的。作为江西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黄庭坚的诗歌早期关注社会现实，后期多以抒写人生为主要创作来源，描摹山水、感时抒怀，到了晚年时期则反朴归真，表现出一种平淡自然之美。
他一生以修心养气为根本，为人耿直忠义，清心寡欲，这种精神境界正是陆九渊认为文人学者应当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以德为先，先为人、后为文，则文章的高妙自然流露其中，这正是陆九渊推崇黄庭坚的重要原因。除了精神追求方面的一致，黄庭坚作为陆九渊文学主张的典范代表，其诗歌创作过程中对于抒情部分的把握以及主体诗歌风格也与陆九渊的主张较为一致，陆九渊曾直接称赞黄庭坚道：“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
这充分肯定了黄庭坚诗文创作包罗万象、博古通今、集百家之长并且在此基础上以自己浓厚的文学功底自成一家的创作风格。陆九渊对于黄庭坚诗文创作的肯定态度反过来也作用于自己的文学主张，侧面体现出陆九渊对于后世学者诗文创作提出的要求。
二、陆九渊文艺思想与宋代文论的关系
（一）宋代主流文论思想
从整体上看，宋代的主要文论思想大致上呈现出重视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崇尚理学，并且趋于雅致的特点。宋代社会实行右文政策，官吏大都采用文士，大肆开办学校，实行科举制度，中央及地方培养出许多文人官吏，这一批学者在宋代文坛上逐渐活跃起来。由于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宋代的文人大都崇尚“理”,此理并不仅仅是哲理之理，而是包括义理、事理、情理以及禅理在内的自然之理。
在如此繁盛的宋代文化氛围之中诞生的宋代文论也自然独具这一时代的鲜明特色以及独特的美学风格。我们将宋代的主流文论思想主要归类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代文论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宋代的古文运动之中，此时的学者十分重视对于文道关系的思辨。一些作家力图改革五代浮靡文风，以写作“古文”为号召，试图重新构建儒家的“文统”与“道统”.他们一部分主张学习韩愈的古文写作，以柳开为代表，这部分学者直承于孟子学派，认为“道”的根本即为对于心性的修养，并且着力强调文学对于社会的教化作用。他们认为文学创作要从道德培养入手，修身养性，从而在心性的基础之上去把握道的真正含义，从而将对道的理解外化为文章，这样便能达到文与道的统一。另一部分学者则对于文与道的关系持开放态度，以王禹偁和田锡为主要代表，这部分学者则认为不能过分偏执于对道德性的重视，而是应以开放性的态度，运用创新的方法进行探索，避免了将文统与道统严格限制于儒家思想之中而造成的局限性，从而更加充分的发挥文以载道的社会功用。
宋代文学批评的另一重要成就即为诗话的崛起。诗话是一种带有随笔性质的、以纪录谈话为主要方式的诗歌批评形式。要说诗话的源起当属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最早，用以资闲谈的形式纪录对于诗歌写作的一些观点及看法。在其之后又出现了许多理论性较强并且针砭时弊的诗话，这其中当以严羽的《沧浪诗话》为重要代表。严羽还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以禅喻诗”这一重要的诗歌理论，这使得禅学思想不断渗透到文学理论当中去，为宋代诗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他还提出了“妙悟”、“兴趣”、“别材”等一系列重要的诗歌理论。这些重要的诗歌批评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诗歌风气的形成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宋代文学批评的基本审美倾向侧重于“情”与“理”的冲突。并且以“理”为尚。宋代不同于唐代热情活泼的时代风格，而是转向对于历史的反思阶段，主张以理为内心的准则，并且通过不断的思辨体会世间之道，重理性、尚理趣的文学批评思潮逐渐形成。文人们大都在文章创作中注重对自然之理的把握，善于从对事件或景观的描写过程中彰显事物的本质，体现人生内涵。学者们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也将理趣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理学家们也在此阶段活跃起来，理学的迅速发展使这个时代充满理性与思辨的美学特色。
（二）陆九渊对宋代主流文论的继承和发展
宋人崇尚“理”学，作为宋代重要的理学大家，陆九渊自然充分汲取了此前的理学思想，并用自己的独到见解对“理”进行了更为丰富的阐释。在陆九渊对于理学的阐释中，最具有特色的则是“心即理”的主张，他认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将万物之理化为吾心之中，认为心则是对理的集中体现。他还提出“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觉此理也；爱其亲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见孺子将入井有怵惕恻隐之心着，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此理也；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此理也；宜辞而辞，宜逊而逊者，此理也；敬此理也，义亦此理也；内此理也，外亦此理也。”
这是陆九渊对于吾心之理的进一步解释。认为此心即为仁义之心，此理则为万事万物之理，若能够做到爱护亲属、尊敬兄长、有秀恶之心、有是非之心、明白何可为而何不可为，则都是对这“此理”的具体体现。可见陆九渊充分发展了前人关于理的主张，见解独到且全面，从多个角度对理进行阐释。将哲学之理扩充道宇宙万物的各个方面，并且认为“理”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陆九渊对于宋代主流文论的继承和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体现在对于“道统”的重建上。作为理学大家，陆九渊向来重道，他曾说“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在陆九渊看来，道是充塞于宇宙之间无处不在的万物之理，任何事情都包含了道在其中，没有不存在道的事件，这一点充分肯定了道的重要性。他又提到“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刚柔，在人曰仁义。”
在这里，陆九渊进一步阐释了何为道，道在天则为阴阳，在地则为刚柔，在人则为仁义。由此可见，道是在宇宙之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道对于宇宙间万物都有不同的标准，对于天地而言，阴阳、刚柔之为道，而在人的身上，道即表现为仁义。陆九渊进一步把这种仁义之道化为人的本心，将心与道结合起来，认为本心之道即为仁义之道。他还提出，道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这里进一步阐释，道在仁者眼中即为仁，在智者眼中即为智，百姓每天都生活在自然之道之中却并能了解它。道的存在方式具有多样性，不同立场的人对于道则有不同的把握。陆九渊在继承前人有关道的理论的基础之上，不断丰富并拓展了此范畴。从理学的角度对道进行更为全面细致的理解与剖析，并将道贯穿与天地万物之间并最后回归于本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宋代理学的极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