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文化行动及其特征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 《被压迫者教育学》中的文化行动理论研究 
【第一章】弗莱雷的文化行动思想探析绪论 
【第二章】弗莱雷的成长历程 
【3.1  3.2】压迫性的文化行动及其特征 
【3.3  3.4】革命的文化行动及其特征 
【第四章】革命的文化行动的实现方式——对话 
【第五章】弗莱雷的文化行动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致谢/参考文献】文化行动理论相关问题探析致谢与参考文献

　　3.3 革命的文化行动及其特征

　　革命的文化行动是通过对话批判现实中存在的压迫，寻求人们意识的解放，为改变人们所遭受压迫的现实，使人民获得人性的一套紧贴实践的改革行动。革命的文化行动必须赋予人们自由思维与言论的权力，领袖们要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与人们相互协调，相互交流，不能将压迫者仅仅看成是行为主义者，否定被压迫者的实践，使他们一味听从领袖的指挥，而没有反思的机会。弗莱雷认为，在压迫社会里，压迫者通过种种压迫手段致使被压迫者充当行为客体，而自己则成为行为主体代替被压迫者做出决定，倘若被压迫者在这个时候能够作为主体，将压迫作为问题提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够帮助自己完成使命的。也就是说，革命领袖不能像压迫者那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他们不能将人民视为行动的客体，打破双方对话的契约，曲解自己制定的目标--解放人性，使人们意识化。实际上，离开人们的行动与反思，领袖们自身的行动与反思也难以取得进展。那些不能够与人们一起思维交流的革命领袖，有的仍保留压迫者的特性不愿加入到被压迫者的事业中，有的被自己所构想的角色误导，期望仅仅通过领导者的思维来实现革命，成为宗派主义者。这两者最终都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领袖。革命的文化行动要求被压迫者在革命行列中，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能够批判的思维。它与压迫性的文化行动理论不同，它主张人人都是主体，主体与主体之间应该相互合作，共同改造世界，重新命名世界。

　　革命的文化行动的特征首先是合作：相同或不相同层次、背景的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交流，共同改造世界。弗莱雷认为合作的双方都是主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合作是你我关系，而不是我它关系。主体是平等、团结合作的，而不是依靠征服等压迫手段使人分为压迫的主体和被压迫的客体。

　　弗莱雷主张的对话性的革命的文化行动，与马丁·布伯的关系对话哲学所强调的对话观念极为相似。布伯认为人在改造世界的时候，可以由“我-它”、“我-你”两个原初词来表达。“我-它”是主体在改造世界时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主体的目的是利用客体来实现，而“我-你”是人人平等的真正对话关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关系。“如果在一种关系里，其中一方要对另一方有目的、有计划地施加影响，则这种关系里的‘我-你’态度所依据的乃是一种不完整的相互性，一种注定了不可能臻于完整的相互性。”

　　弗莱雷认为，领袖与人民对话的过程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对话是以世界为中介的人，为了改造世界而进行的交流，它不可能在想要改造世界和不想改造世界的人之间发生，也就是说不可能在剥夺他人说话权利、将他人视为物的人与说话权利被剥夺的人之间展开，对话的双方应该是平等，有着共同目的的。弗莱雷认为在主体改造客体世界中，人们必须通过对话这种最基本的交流才能实现合作，对话是所有合作形式的基础，对话的过程也就是合作的过程。合作中的主体是平等自愿的，他们应将注意力集中在现实问题上，批判性的看待现实社会，将存在的问题提出来并采取实际行动去解决，以实现重新命名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

　　在革命的文化行动中，革命领袖与压迫者的合作应该是你我的合作关系，革命领袖应该努力获得被压迫者对自己的信任和对解放事业真正的拥护，使被压迫者认清自我和现实，自愿自主地投入到革命中，要做到这些，需要革命领袖与压迫者进行交流合作。在合作中，领袖必须相信人民能够作为主体，在实践中认清自我，参与到解放事业中，与他们并肩作战并坚定的拥护革命，同时，领袖也不能忽视被压迫者的双重性，防止人民背弃革命事业。无论革命处于什么阶段，革命领袖都应该保持与人民的交流，良好的交流能够促进领袖与人民走向联合，加强合作。革命的文化行动要求被压迫者通过与领袖的合作去揭露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像压迫性的文化行动那样，要求压迫者神化现实，被压迫者必须自己成为揭露现实问题的主体，不能依靠或让他人替代自己，这就要求革命领袖与人民进行合作，进行交流，而不是进行操纵，否则革命领袖会沦为新的压迫者。

　　革命的文化行动注重增强团结，克服分化，它要求革命领袖与被压迫者、被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为实现解放而团结。弗莱雷认为，压迫人民比团结人民相对容易一些。

　　在压迫性的文化行动中，压迫者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对人民进行分裂，把自己组织起来，即使压迫者有时会出现分裂，但当他们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会很快地联合起来。此外，压迫者本身就具有分裂的特性，他们在压迫的现实中，经常把自己当作行动的主体，神话现实，让被压迫者相信自己的低劣和现实压迫者的强大，甘愿依附于压迫者，接着，压迫者再利用神秘的力量，对自己的特权进行神话和解释，从而分裂人民，被分裂的人的一部分在现实中，依附于压迫者，一部分被置于神秘力量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者认为自己是难以改变现实的，是静止的，也就难以产生于他人团结起来进行解放的意愿。在革命的文化行动中，革命领袖不可能像压迫者那么容易就达到目标，他们不能脱离现实，离开群众，更不能用权力强迫人民团结起来，但是没有团结起来的人民就不能进行解放革命，革命领袖的团结是依附于人民内部以及人民与他们间的相互团结而存在的。因此，革命领袖需要通过文化行动使被压迫者认清现实，明白他们为什么以及怎样依附于压迫者，这种文化行动让被压迫者学会批判性地看待现实，将自己视为行动的主体，让自己去选择和改造现实中的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让被压迫者脱离神化的现实，将他们带入另一个现实中。团结被压迫者需要被压迫者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阶级，自己在压迫社会是不能真正存在的人，自己应该通过劳动来改造现实，而不能再是被压迫者的占有物，应该割断自己与压迫社会之间的纽带，使他们清楚的认清被压迫的客观现实，并明白被压迫者之间的团结以及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团结对改造世界的重要性。弗莱雷认为团结的实现应该避免陷入行动主义，革命领袖若只是凭空喊口号，忽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忽略个人身上主客观因素之间的联系，将很难使被压迫者走向团结。团结被压迫者应该建立在人的层面上，视被压迫者为行动主体，采取的行动也应该从始至终都是文化行动，具体的行动方法应该随着具体的历史社会现实的不同而不一样，“但是，在类似于这样的不同情况下的各种文化行动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即向被压迫者说清楚使他们与压迫者联在一起的客观状况，不管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只有那些一方面能克服纯报告式的、无动力的‘胡扯',另一方面又能克服机械论的行动主义的种种行动，才能与统治阶级的分裂行径相抗衡，并走向被压迫者的团结。”

　　组织是革命的文化行动的又一个特征，它与压迫性的文化行动的操纵形成对立，既是一种革命领袖团结被压迫者的形式，也是一个逐渐使被压迫者认清现实，学会反思的教育过程，它不仅与团结有直接的联系，更是团结发展的必然结果。革命领袖团结被压迫者时，也必然要努力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提出印证，使他们明白争取解放的斗争是需要人民与革命领袖一起共同完成的。弗莱雷指出，革命领袖提出的印证是通过解放人民共同合作产生的，表现了文化革命具有文化教育的性质，它对组织人民、反对操纵十分重要，是革命的文化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印证的形式是视社会历史条件而定，内容是辩证的、对话的、历史的，因而，革命领袖在确定印证的内容和形式的时候，应该认真分析自己的背景，批判性地认识历史背景、社会矛盾、人民价值观等等。真正的印证需要爱的勇气、对人民的信念以及敢冒风险的决心，因为印证在特定的情况下是不能立竿见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印证在今后也不能成功。印证是一种勇敢面对一切的具体行动，是不断地对社会产生影响，只有勇敢地向压迫者挑战，热爱人民，不断采取行动抵制压迫，向人民印证，才能够组织民众。在革命的文化行动中，操纵被真正的组织所取代，充满着爱与勇气的印证为组织服务，革命领袖把他们与人民大众组织起来，为了实现解放的目标。在组织过程中，领袖们实施的纪律与压迫者的严格控制是完全不一样的，领袖的合理领导、行动的目标都是组织的前提条件，没有纪律、目标、任务，就难以实行组织，组织的目标是实现解放，而不是为了操纵民众。组织人民是一个革命领袖与被压迫者的对话过程，领袖通过与人民的对话，引导人民学习怎样命名世界，怎样朝意识化方向努力，共同揭示现实，实现意识化。革命领袖不能恣意将自己的意识强加于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放纵人民，革命的文化行动理论是既反对个人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它主张权威和自由，权威与自由的关系是相辅相承的，自由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变成权威，但在压迫或放纵的情况下，权威与自由的关系会变成相互抵触。真正的权威来自于人民的一致拥护，而不是权力移交，强加于大数人的移交权威是独裁，只有在自由与权威的关系是相辅相承的情况下，权威才能与自由和谐相处，避免发生冲突。组织是一个有教育作用的过程，它既需要权威来防止独裁，也需要自由来防止放纵，革命领袖与人民在组织的过程中通过自己对现实的改造来体会真正的权威和自由，寻求在社会上建立真正的权威和自由。

　　革命的文化行动中与文化侵犯相对的是文化合成。文化合成是指革命领袖为了实现人的解放，与人民一起作为主体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文化合成是针对文化的一种行动模式，它可以解决革命领袖的世界观与人民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并能丰富双方世界观，它的实施者与人民相互融合，共同作为行动的主体去认清现实，改造世界。在文化侵犯中，行动的实施者从自己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出发，去勾画文化行动的主题，忽略人民自身的需求，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人民身上，而人民被当成是行动的客体，成为行动实施者的对象。文化侵犯通过异化去扼杀人民的意识化，使人民没有改造世界的热情，处于绝望害怕的状态，不敢冒险尝试真正的创造，超越侵犯者为他们设定的模式。在文化合成中，是不存在侵犯行为的，行动的实施者与人民融合成一体，共同作为主体介入到历史进程中，对世界实施行动。由于没有侵犯者，在文化合成中就不存在侵犯者强加于人的行为，于是，行动的实施者就作为行动的主体介入到历史进程中，与人民一起认清世界，批判地分析现实。革命领袖与人民相互认同，相互信任，他们在行动之前是不会仅仅自己制定行动的计划，而是与人民一起共同商讨制定。领袖与人民的文化进行合成，他们相互学习，自身都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行动，人民逐渐认识了被异化了的文化，产生了改造世界的想法，产生了一种从异化中解脱出来的新文化，而革命领袖的理论知识也在人民的实践经验知识中得到改进。可见，文化合成是基于革命领袖世界观与人民世界观之间的差别之上而存在的，它肯定了双方相互给予的支持。革命领袖不能脱离群众，以文化侵犯来解决问题，但也不能受限于人民，受到人民需求的制约，他们只能通过文化合成，既认同人民的基本需求，也把这些需求从更深远的角度作为问题提出来，与人民共同制定最终的解决方法。

　　3.4 两种文化行动区别

　　弗莱雷认为，无论文化行动是压迫性的还是革命性的，它始终都是一种蓄意的行动，对社会结构产生作用。所有的文化行动都是由理论来决定它的任务、目标和使用方法，文化行动类型一般区分为两种，要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压迫剥削被统治者，要么是为人的解放服务，反对剥削和压迫。革命的文化行动的目标是消除社会结构中的敌对矛盾，使人获得解放，改造现实世界；压迫性的文化行动的目标是神化社会结构中的敌对矛盾，维持现有状态，避免对现实世界进行彻底的改造。

　　虽然压迫性的文化行动绝不会对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拒绝任何的改革，相反，只要改革不影响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他们就会接受某种程度的改革。因而，压迫性的文化行动会采取征服、分裂、操纵和文化侵犯去诱导被压迫者，达到维护他们统治的目的，而革命的文化行动则采取合作、团结、组织和文化合成去废弃诱导，达到解放人的目的。要获得批判性意识，就不能被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措施所迷惑，应该认清现实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发现实质问题并对它进行真正的改造，通过使人民都具有人性化的方式来达到现实人性化的目的。

　　在压迫性的文化行动中，压迫者实施文化侵犯是为了加强对被压迫者的操纵，要实现操纵，就需要对被压迫者进行分而治之，征服被压迫者，达到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目的。压迫者通过压迫性的文化行动理论对被压迫者进行统治压迫，他们通过精心设计的理论使被压迫者内化压迫者的形象，而被压迫者难以仅凭自己的力量构建解放的行动理论，他们为了获得自由平等，需要与革命领袖一起，团结合作地用革命的文化行动理论去赢得解放。革命行动理论实施的文化合成是要将被压迫者组织起来，达到团结一致，相互合作，共同为了解放事业而奋斗。压迫性的文化行动理论和革命的文化行动理论的四个特征不仅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是相互对立的，征服与合作，分化与团结，操纵与组织，文化侵犯与文化合成都是相对立的，后者的建立是为了与前者相对抗。

　　压迫性的文化行动与革命的文化行动的区别不仅是前文所述四个不同的特征，它们在实践中被具体实施的时候所产生的主体、客体以及目标也都是完全不同的。

　　革命的文化行动主张实行革命的文化行动的主体不能仅仅是革命领袖，而应该是革命领袖和被压迫者，革命领袖带领被压迫者作为一个团体共同为解放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一个个独立的被压迫者去斗争。革命领袖和被压迫者都是具有相互主体性的主体，双方共同协商地改造世界；压迫性的文化行动的主体只能是统治阶级，他们作为社会中唯一的行动者主体，忽略了被压迫者的需求，代替压迫者做出决定，违背了社会基本规律，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

　　两种行动的客体也是不一样的。革命的文化行动之中的革命领袖和被压迫者在革命的文化行动中，是以待改造的现实为中介对象，它们的客体是物而不是人。通过革命的行动，压迫者没有沦为新的被统治者，而是从压迫的现实中解放出来，实现了自身人性化的解放。待改造的现实与主体在这种行动中，相互影响并促进对方的发展，主体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促进现实的发展，现实在被改造的同时又反过来提升主体意识的进步。与此相反，压迫性的文化行动在实施的时候，客体不仅包含了待维护的现实，更包含了被压迫者。被压迫者在压迫者的眼中早已不是行为主体，而是被物化了的人，压迫者想方设法压迫被压迫者，将他们视为会说话的机器，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忽视他们作为人所具备的基本人性，一味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待维护的现实则成为确保现已形成压迫关系的工具。

　　两种行动之所以在行动主体和行动客体上不一致，根本原因是它们拥有不同目标。革命的文化行动的目标是为了把人性化作为一个持久追寻的过程，是为了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实现每个人的意识化而建立的，这种为人性化而奋斗的目的是博爱的；压迫性的文化行动理论的目标，则是为了维持压迫现状，使被压迫者顺从的接受他们的压迫，压迫者害怕被压迫者的意识觉醒，进行解放革命，推翻他们苦心经营的压迫现状，这种目的是狭隘自私的。两种行动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它们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相互对抗。压迫者基于压迫的需要采取压迫性的文化行动维护压迫秩序，而被压迫者为了反压迫，实现人性化自然也需要一套行动，这就产生了革命的文化行动。这两种理论都主张通过文化行动去实现，都对社会结构施加影响，都是一种蓄意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