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文化行动的实现方式——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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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被压迫者教育学》中的文化行动理论研究 
【第一章】弗莱雷的文化行动思想探析绪论 
【第二章】弗莱雷的成长历程 
【3.1  3.2】压迫性的文化行动及其特征 
【3.3  3.4】革命的文化行动及其特征 
【第四章】革命的文化行动的实现方式——对话 
【第五章】弗莱雷的文化行动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致谢/参考文献】文化行动理论相关问题探析致谢与参考文献

　　4 革命的文化行动的实现方式--对话

　　弗莱雷认为，对话是指人与人之间以世界为中介，为了对世界进行命名的接触。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对人民进行征服、操纵、大喊口号、灌输思想、严格控制等，否定人民的改造现实的实践，剥夺人民正当思考和说真话的权利，用压迫手段统治人民。

　　这些领导者们是不与人民进行真正对话的，他们保持了压迫者的特点，用压迫者具有压迫性质的方法和步骤把人民拉入“革命”,这样的“革命领导者”是不可能真正领导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领袖。即使他们取得了政权，也最终会沦为压迫者，因为他们“革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夺取统治权，而不是为了人民获得解放。弗莱雷认为，与人民进行对话才是真正革命，它是真正革命与军事政变的区别要素，真正的革命是敢于与人民进行对话，善于倾听人民声音，带领人民有效参与政权的，是对人民负责，是敢于向人民分享革命得失成败的，革命的真正合法性就在于对话的有效进行。

　　作为解放人民的革命的文化行动必须进行对话，而且对话越早开展就越具有真正的革命性，也就是说，对话的开展并不是要等到革命胜利后才进行，而应该在文化行动前或文化行动中就开展，只有领导者与人民进行对话，与人民一起反思行动，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文化行动。对话是现实中被压迫的男男女女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人们本质上是交流的生物，人人都应该拥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离开了交流，人就难以成为真正的人。

　　弗莱雷主张对话与革命是相互联系，不能分割开来的。革命的文化行动的实现方式就是对话，没有对话就没有革命的文化行动。

　　4.1 对话的实质

　　弗莱雷认为反思与行动是言词的基本要素，而言词又是对话的精髓，因而研究文化行动理论就不得不注重反思与行动，它们是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如果只强调行动，那么容易陷入为行动而行动的行动主义，如果仅仅只注重反思，那么纯粹是空话。在弗莱雷看来，真正的言词是可以改造世界的，人类不是在沉默中生存，而是在言词之中，在行动-反思之中生存，男男女女是通过真实的言词来命名世界，改造世界，而已经被命名的世界反过来又以问题的形式要求命名者给予新的名字。倘若构成言词的两个基本要素分开了，就难以出现真正的词，也就难以改造世界。当言词行动方面被剥夺，反思方面也相应的受到影响，言词就变成了一个空洞无意义，遭人厌弃的废话、空话。因为没有改造，就难以抨击现实的行动，没有行动，也就没有改造；当词仅仅只注重行动的时候，词就转变成了行为主义，反思也受到损害，对话也就难以实施。

　　无论是反思离开了行动还是行动忽视了反思，言词都不能成为真正的言词，也难以造就真实的存在形式和真实的思想形式，非真正的言词反过来又加速反思与行动的分离。

　　对话的实质是反思与行动，革命的文化行动理论实质也是行动与反思。行动需要反思的指引，反思需要行动来实现，两者相互联系，辩证统一。在革命的文化行动中，真正的反思能够引向行动，使反思成为真正的革命，同样，行动的结果能够变成批判性反思的目标，成为真正的实践。革命实践为被压迫者开辟了新的存在理由--为了自由进行解放斗争，革命意识为革命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文化革命既不是单纯的行为，也不是单靠口头说说空话就能成功，而是要通过对被改造结构进行反思与行动来实现。因而，在改造世界的文化行动中，我们不能简单的将革命领袖界定为思想者，将被压迫者界定为行为主义者。这种行动是否定行动与反思，被压迫者实际上仍处于被操纵摆布的状态，人民遭受压迫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

　　在社会实践中，行动与反思是同时发生的，不能将两者截然分开，两者是相互包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实践行动是不能被二分的，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批判性的反思也是属于行动的一种。当对现实进行分析时，某些人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发现有些行动是不可行的，我们就不能批评这些人只是空想，而不付诸行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批判性反思也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没有将行动与反思分开。文化革命行动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是以待改造的现实为中介的主体，他们是作为相互交往中的行动者群体进行反思与行动，而不是作为个体行动者，只行动，不反思。我们不能简单的通过对压迫现实进行反思就认为被压迫者已经成为主体，这是典型的理想主义，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简单的行动就能通往革命的道路，这不是真正的行动。除非行动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行动中包含着反思，并能在行动中不断通过反思形成更高层次的理解，直至认识到产生现实的原因。

　　4.2 对话的困境

　　在价值论中，人性化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人性化和非人性化可能同时存在于现实之中，但只有人性化是人的使命，这种使命一直被否认反倒证实了这一使命的重要。①”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征服、操纵、文化侵犯妨碍了人性化使命的完成，非人性化不仅体现在那些丧失了人性的被压迫者的身上，也在那些使人丧失人性的压迫者身上体现。它不是历史使命，但在历史中却实实在在的存在，是不公正秩序的必然产物。人成为更完美人的使命被非人性化扭曲了，人性的不完美则成为了被压迫者与使他们变得不完美的压迫者进行斗争的必然动因。为了使解放行动成为真正解放人性的行动，被压迫者应在寻求自由的同时让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共同获得人性，而不能反过来变成新的压迫者去压迫新的被压迫者。由于压迫者是通过手中权力去“压迫、盘剥、欺凌被压迫者，因此不可能再有力量去解放被压迫者或自身。”②被压迫者便被赋予了解放自己，同时也解放压迫者这项富有人性的任务。

　　弗莱雷认为在被压迫者追求人性，进行解放革命时，他们将会面临着：被压迫者恐惧自由，自身在革命成功后变成新的压迫者的趋势等困境。在对话的实践过程中，被压迫者应该警惕压迫者的虚假慷慨，摆脱对压迫者的依附性，除去自身对自由的恐惧，实现解放自身和解放压迫者，克服自身的双重性的目标。

　　压迫者为了维持压迫秩序，往往试图进一步消弱被压迫者的权力，用虚假的慷慨去迷惑被压迫者，却丝毫不改变不公正的现状。不公正的社会现状是虚假慷慨的基石，被压迫面临的饥饿、贫困、死亡是虚假慷慨滋生的土壤。压迫者为了能够向被压迫者展现自己的虚假慷慨，必须维持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倘若被压迫者和压迫者拥有相同的权力，他们不会面临着饥饿、贫困、死亡的威胁，他们自然就不需要压迫者的虚假慷慨。真正的慷慨是尽一切努力去铲除虚假慷慨的根源，去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现状，让被压迫者少些哀求怜悯，多些改造世界的行动；真正的慷慨不是依靠压迫者善心大发，而是在被压迫者追求解放的实践，认同解放行动中实现。因为没有人比被压迫自身更了解不公正社会秩序对人的摧残，没有人比被压迫者受到更深的迫害，也没有人比被压迫者更想获得人性的解放。被压迫者在争取人性解放的斗争中，渴望重新获得真正的慷慨。

　　摆脱对压迫者的依附性是被压迫者进行解放革命必须面对的困境之一。被压迫者内化压迫者的形象导致依附性的产生。在革命的文化行动的初期，被压迫者进行革命的初衷往往不是为了人性的解放，而是想让自己也成为压迫者。他们的革命理想是成为人，成为一个像压迫者那样有着特权，丰衣足食的人，他们的思维结构受到了现实具体社会背景的影响，对压迫者产生了强烈的依附性。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者难以认清现实，难以使自身具体化，更难以完全与压迫者决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正遭受压迫，而是说他们对自身所遭受的迫害程度认识不深。

　　在压迫秩序中，社会实践中充满了压迫，这就使得被压迫者习惯了压迫现状，不愿进行解放革命。在压迫性的文化行动中，不管是世界中存在的物还是有生命的人，在压迫者心中都是物，他们认为存在就意味着拥有。被压迫者在情感上对压迫者充满了依附性，他们认为自己是压迫者的私有物品，应该受到压迫者的统治。

　　实际上，在解放革命的初期，被压迫者期望获得并不是人性的解放，而是取代压迫者，成为新的压迫者。这样，即使解放斗争取代了压迫现状，被压迫也难以看到“新人”的出现。因为他们自身认同了压迫者，他们将“新人”仍看作是利已的压迫者，依附性使他们丧失了被压迫阶级的自我意识。他们进行革命不是为了争取自由，而是为了让自己也成为压迫者，一旦成功，他们将以压迫者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伙。可见，在解放革命的初期，被压迫者的处境是没有改变的，他们仍处在压迫的社会环境中，难以摆脱对压迫者的依附性，他们认同压迫者，以压迫者为榜样。

　　革命领袖要通过对话，帮助被压迫者摆脱对压迫者的依附性。这一任务不仅在革命初始阶段需要重视，在改变具体压迫现状的革命中也应受到重视。在革命进程中，许多革命者受到旧秩序观念的影响，企图通过革命获取私利，革命领袖必须得提防这种情况的发生。革命领袖在解放革命中，应该正确看待被压迫者的依赖性，他们不能利用被压迫者的依附性来指挥他们，否则会使被压迫者产生更强的依赖性。革命的文化行动是一场具有教育性质的行动，领袖们应与被压迫者共同进行革命，而不是谁指挥谁，谁听从谁。操纵是压迫者的手段，革命领袖应该摒弃。

　　被压迫者对自由的恐惧是对话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又一困境。在压迫性的文化行动理论中，规定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关系的基本要素之一。压迫者通过规定将自己的意识强加于被压迫者身上，将被压迫者的意识改变成与压迫者相一致的意识。在革命的文化行动中，有些早已将压迫者形象内化的被压迫者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却恐惧自由，因为他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将拥有自主和责任，他们害怕自己做决定，恐惧对他人负责任。

　　自由的获得并不是随手拈来，而是要通过坚持不懈地追求才能获得。自由是人们成为更完美人不可或缺的条件，要获得自由，首先必须解决压迫的社会现状。革命者应用批判的社会意识找出压迫秩序存在的社会根源，通过革命的文化行动改造世界，创造一个解放人性的社会环境。在革命的文化行动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长期处在具有压迫与被压迫性质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带有驯化人性质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

　　压迫者往往具有强烈的占有意识，而被压迫者往往在渴望自由和恐惧自由的抉择中备受煎熬，两者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都被异化了。虽然压迫的社会现状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有影响，但是解放人性的革命的文化行动只能由被压迫者根据自身遭受的压迫程度来开展。因为，压迫者在使他人非人性化的同时，也使自己非人性化了。但被压迫者早已习惯顺从压迫秩序，他们对自由充满了恐惧，只要他们认为不该去冒险进行革命斗争，他们就不会去。

　　可见，革命者争取自由进行革命的对象不仅包括自身，还包括压迫者和那些害怕受到更严厉压迫的同伴。只有当革命者和他们的同伴的内心都对自由充满了渴望，革命的文化行动才能变成现实。假若对自由的恐惧多于对自由的渴望，甚至恐惧完全占据了他们内心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拒绝为追求人性化而进行斗争。对于他们而言，非人性化社会结构下的安全感是强于人性化状态下自由交流的，甚至是强于自由的。

　　双重性是指被压迫在参加革命的文化行动的时候，内心深处对解放斗争的一种挣扎。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获得自由，希望能够真正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内化了压迫者的意识，恐惧自由，对压迫者产生强烈的依赖性。

　　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选择顺从内心，对人性化的向往还是继续听任摆布；是选择相信革命同伴，共同为革命奋斗还是与人泛泛之交，互不信任；是选择通过自己的革命的文化行动来解放人性还是幻想压迫者虚假的给予些许慷慨；是选择勇敢的发挥自身的创造能力去改造世界还是让本能改造世界的能力在压迫秩序中慢慢磨灭掉。

　　被压迫者这些痛苦两难的选择是他们自身双重性导致的，解放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荆棘，男男女女需要在解放革命中重生。否则，即使被压迫者获得政权，他们身上的双重性也会导致宗派主义、官僚作风的滋生。

　　没有认识到自身双重性危害的人很可能将解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人性化革命演变成复仇战争。对他们而言，革命的文化行动不是获取解放的途径，而是夺取统治特权的手段。在革命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被革命领袖的新思想驯化，使革命成为一种幻想，也可能会被压迫者的手段吓倒，放弃革命。从双重性产生的环境可知，具有双重性的被压迫者对自己缺乏信心。他们经常贬低自己，不愿反抗压迫，他们本能的恐惧压迫者，不敢挑战压迫者的权力和地位，压迫者的形象早已深入到被压迫者的内心深处。只要压迫者没有认清压迫秩序的根源，他们仍会顺从压迫者，久而久之，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冷漠对待革命，但这并不意味者他们完全放弃反抗，他们逐渐尝试反叛压迫者。因而，革命领袖既不能忽视被压迫者双重性的危害，也不能错失唤醒他们自我意识觉醒的良机，当被压迫者认清压迫秩序产生的根源，积极投身于争取人性化的解放斗争时，他们才会开始相信自己。

　　4.3 对话的条件

　　在弗莱雷看来，人对世界的改造是通过对世界重新命名来实现的。重新命名世界会在改造者交流的言词中反映出来，因而，对话就成为了文化行动理论实现的必要途径。

　　对话是重新命名世界的革命者之间的接触交流，是服从于意识化的目的。革命者在接触交流中，他们的文化行动是针对待改造世界的。对话者应该积极投身于重新命名世界的行动中，不能将相互之间接触的交流变成简单的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灌输思想的行动。待对话者不能仅仅只是接受他人的思想，也不能一味地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人。

　　对话中隐含着对话双方对世界控制的意图，对话者都是为了解放人类而进行的革命的文化行动，对话要合理的进行，离不开对话的前提条件。弗莱雷从教育的视角提出了革命者在对话时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要素：对世界和人的爱、谦虚的态度、信任和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弗莱雷认为，对世界和人的爱不仅是对话的基础，也是对话的前提条件之一。爱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却在弗莱雷的眼中享有与对话同等的地位。对话不仅仅只是人与人之间语言文字的接触交流，更是交流者之间情感的碰撞，没有感情的对话只能简单的被认为是输入或输出符号。不热爱世界，厌恶社会和人民的交流是不能被称为对话，对话是重新命名世界的途径，离开了爱的交流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改造社会，解放人性的目的。

　　爱不仅为对话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定的精神基础，也为对话的深入发展创造了真实的氛围，推动对话深入进行。缺乏爱的对话往往会走向控制，在控制关系中，控制者充当虐待狂的角色，绞尽脑汁加强控制他人，被控制者则沦为受虐狂的角色，享受着控制关系中无责任的安全感。充满爱的对话意味着对话者在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不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要为他人负责任。在有压迫的地方，对话的主体们就应该投身于解放的事业，用爱的行为给被压迫者带去重获自由的希望。这种充满了爱的对话是一种勇敢、自由的行为，它否认畏首畏尾，鄙视操纵他人，它提倡对话者勇敢的反抗压迫，与被压迫者共同为解放事业而奋斗。在文化革命行动中，革命者只有打破压迫的社会现状，被压迫者才能重新获得爱，实现人性的解放；革命者只有充满爱的积极投身于革命之中，才能真正的改造世界。没有爱的交流接触，是难以达到彼此的内心深处，革命领袖必须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用宽容的心和爱去感化被压迫者。

　　谦虚是对话顺利实现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谦虚不仅指对话主体之间有着谦虚的态度，更指对话双方地位上的平等。谦虚的态度需要对话双方相互尊重，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能够拥有一颗包容的心和宽广的胸怀，允许对话中存在不同的声音，在对方出现错误的时候，能够友善地接受。这样的对话，不仅能够提高自己，也能够完善他人。

　　骄傲自满是不能进行对话的，对话本身就是积极投身于解放事业的革命者与革命者，革命领袖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一种交流，它是人对世界重新命名的一种手段。在对话的时候，假如对话双方相互挑剔对方的错误，不自己反省自身的错误；假如对话者对他人的优点毫不关心或者产生嫉妒，不虚心接受他人的长处，那么，对话都将无法进行的。谦虚的对话态度需要对话者认识到自身的不完善，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努力不断完善自身。这样对话者才能在宽容的氛围中与待对话者相互交流感情，共同学习进步，让对话顺利进行。

　　对话双方主体地位的平等要求对话者既不高看自己，也不贬低自己，主体之间不存在地位上的差别。弗莱雷认为世界上是不存在无所不知的人，也不存在一无所知的人，人们对话是为了努力学会更多的知识。在压迫性的文化行动中，压迫者完全凌驾于被压迫者之上，他们自诩为真理的拥有者，将自己的意识强加于被压迫者，使对话变成了征服、操纵。因而，在对话的过程中，对话者既不能贬低自己，将自己视为执行行动的机器，认为对世界重新命名的伟大事业只有精英才能完成，也不能夸大自己，认为自己是权威，他人一无所知。而应该正确认识到在对话中，对话的主体是平等的，无论对话双方的知识水平、生活环境相差多大，他们都有对方值得学习的长处和有待改正的短处，他们是可以通过对话一起努力完善自身。

　　信任是对话的先决条件，它使对话双方能够敞开心扉，毫无戒备地进行交流接触，从而保证了对话内容的真实性。对话是能够增强信任的，弗莱雷所说的信任，不仅是指对话者对双方对话的内容真实性深信不疑，也指对话者对人类有能力重新命名世界的信任。

　　对话者对双方对话内容真实性的信任，是指对话的内容是来自现实生活中实际具体的实践，对话的内容不一定是正确无误，但是必须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表达。在压迫性的文化行动中，尽管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灌输操作机器的知识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内容却忽视了被压迫者急需改变现实被压迫社会秩序的意愿，因而，对于被压迫者而言内容是不真实的，在他们之间是难以进行对话的。对话者对人主体性地确认，是指对话者对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重新命名世界的力量深信不疑，对所有人能够通过努力变得更完美的使命深信不疑。对话者在重新命名世界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挑战自己信心的困难。真正的对话者面对困难，会更加坚定的相信人们能够重新命名世界，他会将这些困难当成是他成功道路上必须应对的挑战。即使人们创造和再创造世界的信心受到挫折，他仍然会相信这种信念迟早会再次出现，只是力量的再生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产生，而是在人们不懈努力地为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出现。

　　对话者离开了信任，对话就不可避免的演变成了操纵。一方就会向另一方灌输自己的思想，对话也就不再是对话，对话中必须要相信他人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和创造力。

　　双方处于一种平等的关系中，互相信任对方，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对话才能够进行。弗莱雷认为信任是以批判性思维为前提的，它要求对话者用批判性的眼光来接受对话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者对话者可以怀疑他人重新命名世界的能力。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不仅应该批判的接受对话内容，也应该相信对方具有的批判能力，对话双方相互信任，才能够使对话和谐顺利的进行。

　　弗莱雷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意识化的最高阶段，“这种思维认识到人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一致关系，而且不把人与世界分离出来；这种思维认为现实是一个保障过程，是一种改造，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

　　批判性思维不仅是对话的条件，也是对话的前提。它贯穿于对话思想之中，为对话找到切入点，使对话避免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让对话双方逐渐深入对话，获得自我意识的觉醒。批判性对话能产生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能使对话真正开始。在革命的文化行动中，真正的批判性思维对话是能够培养对话者批判性思维产生和发展的。它能够使人认清社会压迫产生的根源，认识到人与世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现实不是静止不变，而是一种动态的改造过程。因而，人要认清社会现实，认识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要有敢于重新命名世界的勇气和信念，积极进行解放革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