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阶段分析(2)

　　
　　这种在认识论大发展基础上对西方哲学研究自身的"反躬自省"超越以往仅仅将西方哲学看做知识汇总的历史局限性，而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一部西方人的思想史，既具有西方哲学内在发展的"逻各斯",也因其开始强调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追求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互动，主客体的互动就是辩证法而呈现出注重思想挖掘和文化比照新态势。所以对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哲学在中国发展进行"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总结是看到了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研究更加重视哲学家所面临的具体的历史问题和解决问题时的思想性价值，挖掘哲学史作为思想性的历史的内在逻辑机理，强调不同历史时期思想观点之间的更新换代以及中西方哲学不同所表征的文化差异这一特质。也正是由于这一特质当中突出呈现的主体建构的思想，西方哲学在中国才逐渐浓重了"中国化"的话语方式，在"思想"的觉解中具有了文化比较型的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形态。

　　思想的觉解意味着不受前提性认识的束缚，而能够以思想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为前提，重新看待历史、建构体系，注重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注入研究者自身的思考，因此思想的觉解也是主体意识的觉解。如果说以往"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单纯追求知识的纯粹客观，那么"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思维方式则强调主观见之客观，也就是说强调研究者的思想对哲学史的改造；如果说以往"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侧重追求西方哲学的"如其所是",那么"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思维方式则侧重追求西方哲学的"如其所不是",就是说除了要展现西方哲学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知识结构，更要挖掘其背后掩藏着的深层次的思想逻辑及与中国哲学相比照而呈现的不同的文化内涵。
　　
　　张世英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一书中就中西哲学发展历程中的思维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他指出："中国哲学史是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到转向主客二分式的发展史，明清之际是转折点；西方哲学史是从古希腊早期的主客不分思想到长期以主客二分为主导原则又到现当代反对主客二分的发展史，也可以粗略地说是从'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又到'天人合一'的发展史。"[8]2-3这种对中西哲学史发展的自觉总结体现了"哲学史就是认识史",体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走向文化比较型形态的自觉意识。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自主的研究，比如，冯契先生从中国哲学出发与西方哲学进行的融合研究，高清海先生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进行的比较研究等都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化做出的自觉性努力。在这些比较认识中能够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和对话，其实质都是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一种异质文化，处在对西方哲学"认同"基础上的不断"撕裂"状态，对知性思维的破解尚不彻底。所以，这种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也注定只是思想理论研究中的过渡性环节，亟需更新换代。

　　三、"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创发下西方哲学中国化当代阐释型形态

　　新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表现为"当代阐释型"的特征，是理论界进一步追问究竟该如何看待和研究西方哲学而做出的新调整。20世纪以来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研究更加体现哲学所承载的人类历史观---思维的开创性和革命性。正如德勒兹所言":哲学在本质上是创造的，甚而是革命的，因为哲学不断地创造新的概念"[9]159,"创造必要的新概念一直是哲学的任务。
　　
　　没有概念也完全可以思想，但是一旦有了概念，便确实有了哲学"[9]37.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只有在引领的思维方式革新维度上才不断以概念化、理论化的思想表达方式影响和改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也正在逐步实现从"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到"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的转变。正如叶秀山在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学术版） 的前言中写到，我们要重写西方哲学史，就是为了"把西方历史上那些载入史册的哲学大师们如何创造性---自由的'思想'哲学问题真正客观的介绍给大家"[10]前言3.赵敦华在《西方哲学简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西方哲学史是哲学家们爱智慧、求真理的探索过程",是"高尚心灵的更迭、思想英雄的较量",所以"学习哲学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方式，也是启迪批判性思维的实验过程"[11]2-3.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反观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研究西方哲学，就不再是为了认清西方哲学的本来面目或了解西方文化的精神和精髓，而是为了融西方哲学于自身的哲学发展，体现本民族理性思维的创造性活动，表达出自己关于哲学的独到理解和全新阐释。也就是说，在"照着讲"、"接着讲"的基础上，还要能够"自己讲"[12],讲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新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将新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研究称为"当代阐释型",也认为它表征着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西方哲学中国化从以往忽视对哲学语言所承载的意义性的认识，转变为强调以中国自己的话语分析、阐释、创造哲学理论形态之转型。我们说在这次修正中更加切近于西方哲学内在蕴含的发展逻辑，即在不断重新审视形而上学的境遇下实现哲学自我超越与创生的合理方式。这种思考成为了中国新世纪以来发展西方哲学的重要起始点，在2008年4月纪念"芜湖会议"暨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30周年的学学术研讨会上，解放思想，自由的探讨西方哲学的创生问题成为了热点。
　　
　　在诸多参会论文中便鲜明的体现了这种转型，如赵敦华提出的"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冯玉珍着重考察"怎样思想与研究西方哲学和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翟振明认真梳理了"中国人做西方哲学的范式转变---从被动引介过渡到主动参与",等等，都表明了新世纪西方哲学在自身研究特质的转变中逐渐达成"中国化"的现代形态的主体意识。正如赵敦华教授举例说明的那样，"我们翻译西方的一些术语和概念的时候，包含了我们中国人所独有的解释。比如说philosophy的原意的'爱智慧',翻译为'哲学',哲学和爱智慧的意思不一样，什么叫'哲'呢？'识人为哲'.中国人理解的哲学，首先是一种人学，主要任务是知人、识人，对人性、人生和社会有深刻理解。另外',明智为哲',哲学是聪明之学。人学和聪明之学，是中国人对philosophy的独特理解"[13]16.

　　可见，西方哲学自身发展中的描述与修正辩证统一的尺度也恰恰在新世纪西方哲学的中国化现实中具体表达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始终承载着自西学东渐以来的描述对象与内容，即知识型的、文化比较型的西方哲学固然合理地根植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现实当中，然而不得不看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深化需要摒弃以往将西方哲学简单地理解为是知识汇总或认识发展史，开拓在西方哲学与人的生存境遇相联系维度上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接着讲"和"自己讲"的可能性和价值性。

　　正如黑格尔在致沃斯的信中说到的："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14]202黑格尔看到了"自己讲"对于文化塑造的深刻影响与意义。民族思想的阐释需要我们首先意识到"自己讲"的重要性。反观"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指导下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强调哲学创作者与哲学解读者的互动，强调哲学研究过程中思想和意义的创生，甚至对意义性的阐释和再造中实现自觉也就具有了必要性。我们强调要去除西学东渐的认识误区，而转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致思方向，要以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理解西方哲学，在中、西、马融通和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意义上重新阐释西方哲学，赋予西方哲学全新的生长点，就需要更加深刻的理解"让哲学说汉语"[15],以中国人的话语方式、解释原则去重新阐释西方哲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只有在思想的表达中真正"说汉语的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理论形态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才能真正向世界传达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和发展趋势，彰显中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不仅是西方哲学研究自身的事情，也是哲学创造的未来之路和哲学发展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江怡。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J].哲学分析，2010（01）。
　　[3]彼得·F·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M].江怡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黄见德。西方哲学的传入与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5]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6]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韩秋红，庞立生，王艳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8]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M].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