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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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龙应台多重身份对其作品的影响探究
　　【第一章】多重身份下龙应台创作分析绪论
　　【第二章】独特的人生阅历与多重写作身份
　　【3.1】立足于本土的社会评论家
　　【3.2】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观察家
　　【3.3】为人母、为人女的生命思索
　　【第四章】龙应台及其作品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结语/参考文献】龙应台文学作品特点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3.2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观察家

　　3.2.1 放眼世界，反观故土

　　作为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观察家的龙应台，在接受了中西教育之后，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以其较为独特的个性创作出的《野火集》一经面世就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热议和好评。龙应台在放眼世界之后，反观故土，发现故土台湾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她运用简单质朴、尖锐犀利并且富有幽默感的语言，表达出对台湾人民深深的担忧和不满，以及对社会的发展的关切。虽然说，对龙应台作为当代作家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研究的成果比较有限。但是在已经发表过的相关学术论文中，研究者对于龙应台开放的跨文化的视野以及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还是给予了诸多的肯定。龙应台留学美国的经历对于她创作文学作品和其思想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龙应台的批判群体意识和其家国观念起到重要影响。从对龙应台相关作品的研究发现，龙应台超越了传统的家国同构观念，留学归台后，对于台湾当时的社会进行反思，以历史的眼光关注个人命运，个人应该承担什么，对于社会上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起到了刺激作用。从写作形式上来看，这种写作方式超越和颠覆了传统写作。

　　从中国的文化来看，占据着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是“家国同构”,这种思想观念深远的影响着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家国同构”的观点强调的是家对国、个人对集体的服从，而且将这种服从上升到忠孝的层面上，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面对忠孝问题的选择，忠被放在首位似乎成为来理所当然的事情。

　　从近代到现在，在不断加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破家立国”的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但是，传统家族制度严重阻碍来这一进程的推进。因此，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就是揭露旧家族制度的罪恶；呼吁个体挣脱旧家庭的束缚，强化个人意识，而个体在获得独立、自主之后顺理成章的投入到了革命的行列中去。20世纪80年代，着名学者，作家李泽厚将其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的经典论述。

　　从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国民党在战败后撤退到台湾之后，在“解严”之前，强化民族国家大义，消减个体的独立性是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台湾人民的控制。所以可以说，在这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中，个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因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重新对个人和国家之间权利以及义务进行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大势所趋。80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如果继续以强权的方式来对待民主，弱化个体的权利，将会产生诸多负面的影响，这一点，文人们意识到了，因此女作家龙应台在此时应运而生了。

　　可以看出，龙应台的家国观念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的，龙应台所关注的“家”并不是鲁迅、陈独秀等所力图破除的“家族”,而是在经历来新文化洗礼之后由“个人”组成的小家。

　　进而衍生出“国”应该为“家”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她的这个论断不同于以往的有关家和国的概念，不同于过去的那种舍小家顾大家，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服从于社会的论断，因此龙应台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都是国应该怎么为家做事情，一个国家应该关注国家内的每一个个人，她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家和国的观念的一种冲击，是对过去的那种家和国之间的观念的巨大反叛。龙应台的这个认知层次实际上是和她的过去的一些经历所分不开的，当时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以后，他们在台湾实施了一系列的独裁统治，还颁布了许多的戒严令，这些都是为了巩固其政权，为了这些，他们不惜在台湾岛内实施白色恐怖。为了巩固政权，他们不惜在党内实施排除异己的政策，通过党同伐异的派系之争，他们的政权得以巩固，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导致了台湾在对外政策的疲软，他们外国邦交断绝，基本上没有了外国的投资，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台湾这个地域面积狭小，而人口众多的现状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龙应台就是在这个时候去美国进行留学，在留学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着名的“水门事件”,这件事从表面上来看是美国政府的丑闻被公之于众，尼克松总统遭到了弹劾，但是这件事的实质确是：公民的民主地位空前的高涨，权力被掌握在了民众的手中，这一事件在龙应台看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在龙应台今后的作品中，她多描写了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她的民主和国家的观念也是以民主的美国联邦政府作为典型。例如，龙应台在其《容忍我的火把--与一位告密者的沟通》中，她说：“爱国要以爱人民--也就是你和我和街头卖蚵仔煎的老头--为出发点，政府为人民所雇用，做得好则留，做不好则解聘换人，根本无所谓爱不爱”①,她的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美国人经常鼓吹的“主权在民”的民主意识的体现。不过这种“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真的非常的重要。

　　龙应台和所有的海外作家一样，她的生活经历和知识构成都包含着“国内的人生经验和海外的人生经验”,两者“形成一个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包容，既互相对视又互相解读的矛盾统一体。由此也构成了他们观察、思考和创作的一种‘复眼’式的双重视域”.①所以，龙应台作品中的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台湾的本土文化，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一种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社会性质的认知，使她能够跳出文化和区域的局限性，以一种跨越国界的视野进行审视、创作，所以龙应台 “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新国度的一情一景必然使他联想到旧国度的一情一景。就知识上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

　　②在这种情况下，她比一般人看得更深入，也更深远，这一点超越了生活在台湾的大部分作家，并且她就用她这种超越了常人的洞察力去观察，去描述，去为民众的疾苦而呐喊，这是龙应台的良知，也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

　　龙应台就是以这么一种形象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走进了文坛，她用她这种敏锐的目光看到的都是社会的弊端，看到的都是民众的疾苦，而这些生活在疾苦中的民众却不自知，他们在长期的压迫下，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公的待遇，他们已经变得麻木，但是作为一个受过西方先进民主思想影响的作家来说，龙应台并没有变得麻木，她揭开了现代物质文明利用纸醉金迷所遮盖的表象，她用犀利的文字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篇文章中，龙应台利用一则新闻报道来批判民众的社会责任感薄弱；同时龙应台还专门揭露了政治家干预艺术的荒谬现象，这就是她的作品《啊！红色》；在《我的过去在哪里？》中，龙应台又开始拷问历史和审视现在，这些古迹究竟是应该保存，还是应该拆除，历史和现在我们究竟更需要哪一个？龙应台在对这些现象进行批判的时候，还专门的进行了反思，进而构建出了自己的理想：“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③龙应台的作品用语非常的通俗易懂，这就决定了她的作品受众非常的广泛，并且这些受众包含了各个层次的人群，所以当《野火集》面世的时候，对台湾来说无疑是一股“龙卷风”席卷而来，这部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也极大地推动了台湾民主化的建设进程。

　　可以说龙应台的眼光非常的独到，《野火集》面世的那个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开始多元化，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开始争鸣，但在争鸣的同时又开始逐渐融合，对于西方文化我们究竟是要全盘接受，还是批判性的吸收，这其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在这场争鸣中逐渐迷失了自己，但是龙应台却没有，她依旧是跳出了整件事情之外，用一种成熟而又老道的眼光去审视，紧紧抓住自己的良知，利用自己的良知去静观事情的变化。这样的龙应台远离了权威，坚守自己的本真，她的目光关注在了民众和社会的边缘，她的目光放在了弱势群体上，龙应台利用自己的方式为他们奔走呐喊，为他们争取应得的权力。

　　龙应台对国家的描述很少，但是每当她提到台湾的时候，大陆总是无法回避的一个词汇，龙应台对于大陆其实有着很深的思乡情结，这里毕竟是自己的根源，毕竟是自己的父母生长和曾经生活的地方，这里是她的“根”的所在，没有了大陆这个“根”,龙应台就犹如浮萍一般飘零。龙应台曾经这么回忆过战争，像突来的飓风把他连根拔起，然后恶意弃置于陌生的荒地。在那里，他成为时代的孤儿，堕入社会底层，从此一生流离，半生坎坷。从此，龙应台就和父母一起成为了客居在外的“外乡人”,虽然是一个生活在台湾南部的“外乡人”,但是龙应台却能够说着一口十分流利的标准国语，仅仅是这口流利的国语，就让龙应台有了非常优越的民族自豪感，就像她已经脱离了台湾这种“此等文化”一样，当她和自己湖南的老乡聊天的时候，龙应台却发现自己对于自己的家乡--湖南，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她不知道自己的家乡的湘江，也不知道自己家乡的辣椒山，她甚至都不会说自己的家乡话，因此龙应台突然感觉到自己其实是断了根的。

　　龙应台其实对大陆的感情主要是依托父母的老家，其实她对大陆的感情被她凝结到了一个复杂而又模糊的湖南上来。但是龙应台对于台湾的感情则更加的深刻一些，她出生在台湾，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台湾社会中的美好以及存在的弊病。对于大陆，他们就像风筝一样，虽然远离大陆但是线始终是在大陆这头，对于大陆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所以龙应台选择留学国外，去学习全球化的东西来躲避去中国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所以有人说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龙应台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批判者。

　　并且，学成归台的龙应台用全球化的视角来反观台湾社会，对台湾的现状充满担忧，希望能够利用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变台湾，但是龙应台却无意的落入到了一个窠臼中，就是世界眼光。龙应台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大多为一些弱小国家的极为普通的个体，通过她的文字表达出来对人性的关怀，而这种关怀是无差别的，但是她的作品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比如说在描写不同政体生活的民众时，她就陷入到了教条主义的一个圈套中去了。20世纪末，在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背景环境下，人民推倒了柏林墙，在这个时候龙应台似乎找到了一些心理上面的平衡以及满足的快感，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容易滋生罪恶，她的作品中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蔑视。龙应台在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在失去苏联援助的时候表示，古巴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对于古巴的这种现状应该将它保存起来，当做是世界上共产主义的博物馆来看。在龙应台的笔下，认为共产主义的古巴由于带上了社会主义的光圈，古巴的民众都已经成为无可救药的一群，而她认为只有打破古巴共产主义这一体制，才能解救古巴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龙应台对于家庭的描写是，家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只要是远离家里，远离父母，她就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被放逐的感觉。对于家庭的描写，她从平常生活中的琐事着手，将个人的欲望和抱负都隐去，她心甘情愿的在家中扮演好为人母、为人女的角色，而龙应台有关家庭描写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等。龙应台在《目送》中写到在面对个体悲剧命运时，父母是宏大国家和历史的牺牲品，她描写到父亲教自己和兄弟们背诵《陈情表》时，总是会一个人先泪流满面，父亲曾经不只一遍的去看《四郎探母》的故事，但是自己却不能够返回故土，只有在死后才能回归故里。 “七十年的天翻地覆，物换星移，不过是一个下午去市场买菜的时间”;她的作品中描写到失忆的母亲生活在时光错乱里，我们一起去到乡下的时候，母亲会告诉她：“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①……龙应台感叹父母这一辈人在面对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变迁的时候表现出的只是一种手足无措，他们找不到原因去解释这一系列悲情的事件。龙应台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来向人们传达出个体性的泯灭以及造成这一悲剧该由谁来对此承担和负责任。

　　3.2.2 人文关怀，着眼女性视角

　　在新版的《野火集》代序中，龙应台站在二十年后的角度看八十年代，说“我承认民主使我困惑”,并叹问当年“幼稚园大学生”今天是不是已经成为真正成熟稳重、有思想的大学生了呢？这种关切民生、人文的话题是龙应台一贯的作风。然而她的落笔虽然豪放，着眼点却颇多女性本色的视角。她在《八十年代这样走过》一文中提到“一九八四年，学校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被‘有关单位’带走问话”,台湾八十年代学校老师中女教师占了大多数，这就是关切女性的体现，而且这个角度一般男性作家也不会关照到。

　　此外的例子还有很多。又如《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篇汪洋恣肆的豪文中，她举到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台湾当起一个外国人的经验，这个外国人在台湾的大路上看到一辆车将一个小孩子给撞倒在地，流了一脸的血，虽然有许多的人路过并见到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这个小孩子，也没有一个人去谴责这个撞倒小孩的肇事者。这段话渗透了女性的悲悯和母性的慈爱，真是非女子所不能写。在《目送》中体现女性视角的例子就更多了。如《雨儿》一篇的篇首：“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 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

　　①这份细腻也只有为人女儿才能把握和拿捏。这个“等”字尤为充满柔情，把女儿对父母的爱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了。

　　当然，人文关怀也是龙应台的写作特色。如《野火集》中《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生气，没有用吗？》等篇，以发问作为标题，强悍有力地指出问题所在，并加以阐述，体现了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批判。又如《目送》一篇的篇尾所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②这是一种很浓郁的乡愁和“人”的自我发现。说是乡愁，完全不难理解，因为儿女对父母的敬爱、父母对儿女的心疼，都是极容易、极自然地能被理解的，这种依恋就是乡愁的缘由。而“人的自我发现”则需要解释的是，龙应台在此处点出了人生的一种阶段性、长辈和幼辈之间的这种天然的差距和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目送这个事实。目送又有两种情况，父母目送子女，子女目送父母。父母目送子女，是看着儿女长大，远离自己，远走他乡，去追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儿女目送父母，是看着渐渐年迈的父母走向无边无际的黑暗，走向最终的归途。这两种目送，都有一种浓情蜜意在，而这种浓情，则是甜而不腻，肥而不油的。这种浓情浓至深处而味淡，带着一份天然的惆怅。这种天然的惆怅正是自然规律所主，所以既显得无可奈何而又理所应当了。正是因为宏大的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龙应台的作品才焕发勃勃生机，令读者百读不厌。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龙应台说过，“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

　　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在龙应台那里，民主与自由已经不只是表现为投票、选举、争论，而是一种对人的极大关怀、对人的极大尊重，人只有在社会中活得有尊严，才能体现出人的价值；一个政党只有让国民活得有尊严，它才是一个让人民拥护的政党。

　　着名作家龙应台在谈及有关“文化”话题时，说道： “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这些都是人们的行为举止，而一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就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举止上，也是一个人修养的表现，人的发展才是民主发展的最终体现。

　　在中青报冰点周刊被封事件之后，龙应台致胡锦涛的一封信中表示出了自己的价值认同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知识的尊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前几年的小悦悦事件让很多人感到沉痛；一些“借钱是孙，还钱是爷”的现象让人感到寒心；“我爸是李刚”事件让人们对特权主义更为痛恨。一个社会如果充斥着许多人都是见到老人摔倒都不敢去扶，别人帮助了他他却反咬别人一口，道德危机日益严峻的现象，在这样的社会现状面前，那大家是否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社会自身的文化呢？快速发展的经济让现代人变得越来越浮躁，人们只看到自身的利益，并为了某些短期利益不择手段。龙应台在她的文章中对于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文化体现在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上，体现在如何对待自己、他人以及社会上。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一个充满着深厚文化的社会里，他就会懂得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甚至懂得尊重自然，他不苟且、不霸道也不会去对自然无休止的掠夺。龙应台所理解的文化的内涵，正是现今社会所急需的良药，社会文化的缺失让很多人丧失良知，铤而走险，做出很多让人大感意外的事来。而根本上说，只有把整体国民的修养提升上去，许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另一个体现人文关怀的特点体现在，龙应台的一些作品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创作。龙应台早年多处求学，其后又多处工作，其生活经历造就了她的多角度的思维。她创作的大量女性主义作品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如《美丽的权利》揭示了生活中处处显露的男权意识，从而引发读者对于现代社会中女性话题以及女性生存问题的思考。另一部作品《我不是卫生纸》，描写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普通女性白领的命运，阐述了女性与男性都有理性的灵魂。她认为，女性问题是政治问题，应该把女性问题放到社会的大环境中，她用《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及《目送》三部文学作品做出直接的回应。这些作品以婉约深情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将“家庭--女性--孩子”为主要描述对象，阐述了女性的生活方向，使读者有一种“如果真心爱孩子，就应该从厨房走出来，积极参与到社会中，争取主动权，促成社会大问题”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