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徐兆玮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

鲁迅作品论文范文第三篇：探讨徐兆玮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

　　摘要：《徐兆玮杂著七种》一书中关于鲁迅早期作品《哀尘》《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的记载，是目前所见近现代著述中对鲁迅早期作品的仅有记载，具有史料价值。徐兆玮在阅读过程中萌生编写翻译小说提要的想法，并在实施过程中几经变化。他在阅读《哀尘》《斯巴达之魂》后撰写内容提要并题写诗句，以表达阅读感受，从中也可见对鲁迅翻译意图的态度。他对《月界旅行》的不同中译本所做的比较，显示出自觉的版本意识。概而言之，徐兆玮对近代翻译小说的阅读与接受，具有标本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究。

　　作者简介：范阳阳（1983-），男，河南驻马店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后，河南大学讲师。；

　　关键词：徐兆玮；鲁迅，《哀尘》，《斯巴达之魂》，《月 界旅行》；

　　Abstract:In the book Seven Works of Xu Zhao-wei,we see the account of the early works of Lu Xun,such as Ai Chen,Si Ba Da Zhi Hun,Yue Jie Lv Xing,which is the only account of the works by Lu Xu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ks currently available,thus bearing historical values.During his reading,Xu Zhao-wei decided to write a synopsis of translated novels,which has undergone several cha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After he read Ai Chen and Si Ba Da Zhi Hun,he wrote a synopsis and poetry to convey his reading feelings,expressing his attitudes towards Lu Xun's translation intentions.We witness his conscious awareness of version via his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Yue Jie Lv Xing.In general,Xu Zhao-wei's reading and acceptance of modern translated novels is of specimen significance worthy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word:Xu Zhao-wei; Lu Xun; Ai Chen; Si Ba Da Zhi Hun; Yue Jie Lv Xing;

　　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偶见《徐兆玮杂著七种》（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有关于鲁迅早期作品《哀尘》《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的记载，这是目前所见近现代著述中对鲁迅早期作品的仅有记载，对于了解其早期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潘建国《新旧说部两搜寻--徐兆玮之小说编研活动及其相关著述》[1]139-167一文对徐氏的文学阅读活动及其意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阐释，文中列举了他对《斯巴达之魂》的记载，但并未点明译者"庚辰"即鲁迅，也未展开论述，此外尚未见到探讨该话题的论文。本文结合鲁迅早期的文学活动，参照徐兆玮日记中的相关记载，对该史料的内容进行介绍，并对其内容和意义做出初步阐释。

　　徐兆玮（1867-1940），江苏常熟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初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授职编修[2]626.1907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民国成立后曾任众议院议员，后因不满于曹锟贿选而辞职归乡。他除了著有诗文集外，还藏有多种书籍，其中大部分在建国后移入常熟市图书馆。2014年出版的《徐兆玮杂著七种》即来自于馆藏的徐氏未刊文稿七种，包括《黄车掌录》《三国志回目异同考》《演义弹词传奇存目》等，关于鲁迅作品的记载分别见于《新书目录》和《读译本小说诗》两书稿中。

　　一、编写设想与实践

　　从徐兆玮的日记和书信可知，他在阅读过程中萌发了编写翻译小说提要的想法；他对于书名和编写体例的设想，有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徐兆玮大量且较为集中地阅读翻译小说，当始于1905年初，他最初的阅读对象为《浙江潮》《江苏》等杂志。2月16日他读了《浙江潮》第一期，并于四天后写下"《少年军·一》两绝句",该诗歌可视为对小说《少年军》（发表于《浙江潮》第一期"军事小说"栏）的读后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还写道："时欲为译本小说提要，每书一种赋数绝句，而掇其大略于后。"[3]469即每部小说均包含两部分：内容提要和徐氏自作诗。从其日记来看，他的诗歌基本是在读完作品后就写出来的，因此其性质应视为读后感。1905年2月中旬到月底，9月5日到9月14日，他几乎每天都有写诗的记载；此外的记载则较为零散，因而可说这项工作是断断续续地完成的[3]535.在近一年之后，他打算对这项工作收尾。在1906年1月致丁芝孙的信中说："《黄车掌录》一书，考证旧小说而附以译本小说提要，正二月间亦可脱稿，如尊处能代印，当邮稿就正。"[3]568按照他的描述，《徐兆玮杂著七种》中的《新书目录》《读译本小说诗》都应归入《黄车掌录》中，而非独立出来。

　　但到了后来，随着他阅读小说的数量越来越多，这项工作也被不断推延。同时，他放弃了为每部小说写一首诗的计划，而是只写提要。1906年6月14日的日记写道："译本小说书提要久矣，然不阅东西文原本，断不能知其优劣异同。今将所阅之各书先为编目，分别门目，其重复者一一注明，以俟异日通东西文后再加考索。有原序、原跋一一录存。"[3]656-657在他随后写给友人的信中又说："近编译本小说目录，约计将及百种，惟中多重复……此次回至沪上，拟详细搜罗，编一提要，既便读者，亦免重译。"[3]657-658可见他此时已将编写提要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并且留意于版本考异与辨正。他还在同年7月17日致孙希孟的信中说："归里后再编入《黄车掌录》……如文话、曲话之例……纯以己意之贯穿之，取能插入新智识，不至枯涩无味也。"[3]673徐兆玮在1909年1月7日拜访曹君直，"《黄车掌录》五册，君直欲阅，亦即交彼。"[4]927而他于四天后又开始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侦探小说，说明他此时送出的尚是未定稿。

　　徐兆玮在编写过程中，还时常记录下自己的阅读感受，"近时小说日出不穷，其思想之奇辟，佐我脑力不浅，然亦全在译笔之佳与否，倘译笔平常，便味如嚼蜡矣。""所不解者近二年所出小说多侦探、言情二类，而于社会风俗毫无观感，不能不叹为美犹有憾耳"[3]676-677.他还经常在日记中对翻译小说的内容进行评价，如1905年3月29日写道："《百年一觉》……为理想小说，颇有大同思想，且系十年前译本，视近时所译之《梦游二十一世纪》，有过之无不及也。"[3]477翻译者的特点、不同译本的优劣，也常见于其笔下。纵观他对译者的评价，林译小说最受其青睐："近见林琴南所著细腻熨贴，别开胜境，每为神往，辄思效颦。"[3]579"林琴南小说以奥折见长，是深有得于唐宋人说部者"[3]657.

　　根据常熟市图书馆现藏的徐兆玮文稿，他最初设想的"译本小说提要",被分为三部文稿：《新书目录》（收入《虹隐楼书目汇编》）《译本小说考异》《读译本小说诗》（均收入《北松庐杂著》）[5].至于为何将其一分为三，他在日记中并未透露。《译本小说考异》目前尚未见公开出版，如能付梓，相信对研究近代翻译小说必定大有裨益。

　　二、《读译本小说诗》

　　该书稿按小说类型分为"军事""地理""外交""社会""冒险""法律""侦探""理想""怪异"各条目，与《新书目录》的分类稍异。书中对大部分小说的编写由三部分组成：徐氏自作诗、出版信息、内容提要，个别小说则有缺省。题记写道："甲辰里居多暇，日读译本小说，意有感触，辄赋数截句，得二十种而中辍"[6]421.查其日记，可知他写这些诗是在1905年，因此"甲辰"（1904年）一语有误。作者在阅读翻译小说后题写诗句，因而可视为读后感。

　　（一）《斯巴达之魂》

　　军歌争唱从军乐，一士生还实汗颜。儿女爱情拼一割，鬼雄羞上望夫山。

　　誓抉心肝奉至尊，不甘乘眉入生门。青年艳说斯巴达，唤起西欧武士魂。

　　《斯巴达之魂》一卷，自树译，《浙江潮》附刊本。述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一武士名亚里士多德，由爱尔俾尼目病院而生还。其妻涘烈娜不纳，且以死谏。亚里士多德卒战死于浦累皆。将军柏撤纽闻而壮之，为涘烈娜立纪念碑焉[6]422.

　　《斯巴达之魂》刊于《浙江潮》第五期（1903年6月15日）和第九期（1903年11月8日），被归类为"军事".

　　徐兆玮在1905年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作诗，《斯巴达之魂》二绝句。阅报，《浙江潮》一册（第五期）。"[3]474他在当年3月24日读了第九期，但他的诗是针对整篇内容而非前半部分，其日记中又不见修改该诗的记载，因此可推测他在写诗时已知晓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

　　这则提要中的"自树译"一语，与原刊并不一致。查《浙江潮》第五期、第九期，该作品的署名均为"自树",并未写明是作者或译者。但鲁迅在题记中以"译者"自称，故而徐兆玮将其视为翻译小说。而学界关于此小说是鲁迅的创作还是翻译，一直聚讼不已。周作人推断它"想系根据日文编译的"[7]39-42.樽本照雄着重考察了作品中几个词语的语源，指出他"参照了两种以上的日语资料",并认为这"只能说是一篇既是创作又是翻译的混合性作品。"[8]还有论者指出其材料来源"应该是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日译本）以及日文版的历史教科书、参考书之类的书籍"[9]4-14.

　　提要中对小说故事情节的概括，与鲁迅在该作品前写的题记有部分重合，即从"西历纪元"到"全军歼焉",这是对《浙江潮》第五期刊载内容的概括。而"一武士"以下部分是徐兆玮对第九期内容的概括，不见于鲁迅的题记，作品中的"柏撒纽"被误写作"柏撤纽".

　　关于鲁迅"编译"该作品的动因和意图，沈瓞民认为是"唤醒国人的沉睡的灵魂"[10]46,许寿裳认为是为了"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10]37.关于中国人"文弱"的观点在晚清已屡见不鲜，如尾崎行雄在甲午时写的《支那处分案》中说："支那民族之性情习惯，尚文好利，非尚武好战。"[11]21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呼唤"尚武"精神。1903年日俄战争时期，留日学生群体中兴起了"军国民"思想，鲁迅自然也受此风潮影响，故而有论者认为该作品与义勇军、军国民教育会等有直接关系。在1903年4月29日召开的留日学生大会上，决定"写信给袁世凯要求将义勇军编入北洋军",鲁迅读到了信中关于斯巴达勇士的事迹，并受到启发。他在作品中增添了一些情节，如两位少年坚持留在战场并最终壮烈牺牲、涘烈娜以死规劝丈夫亚里士多德回到战场、童子军高唱军歌等[9]4-14.从徐兆玮的诗来看，他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篇作品的主旨，即通过赞颂斯巴达勇士的爱国热忱和"武士魂",来激发国人自强自立的精神。

　　徐兆玮诗中的用词和意象均来自小说，如"鬼雄羞上望夫山",指在温泉门战役后，因患眼病而生还的亚里士多德回到家中，妻子涘烈娜不愿相信他苟且偷生逃回来，说自己丈夫已经阵亡，生还者"其鬼雄欤"?再如"誓抉心肝奉至尊",对应作品中的"为国民死"口号。有意味的是，这一句诗与鲁迅《自题小像》中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一句颇为近似。

　　（二）《哀尘》

　　莽莽尘球遍网罗，亚欧蛮野竟同科。文明社会伤心史，千古词人感慨多。

　　《哀尘》一卷，法国嚣俄著，庚辰译。《浙江潮》附刊本。乃《嚣俄随见录》之一，自述于霞骇街警署救一受冤女子芳梯事[6]426.

　　《哀尘》发表于《浙江潮》第五期（1903年6月15日）。

　　徐兆玮1905年2月21日的日记写道："阅报，《浙江潮》（第四期）。"[3]469-4702月25日的是："作诗，《哀尘》一绝句。"[3]469-4703月19日为："阅报，《浙江潮》一册（第五期）。"[3]474显然2月21日他读的应是第五期。该作品在《读译本小说诗》中被归类为"社会"小说。

　　这篇作品原名《芳汀的来历》，写作于1841年，收入《雨果见闻录》[12]5,后来作为他写作《悲惨世界》的素材。有论者指出：鲁迅翻译所据的底本，是森田思轩翻译的《随见录--芳梯的来历》，因为在鲁迅的译后记中，从"氏之《水夫传》"到"社会之陷阱者其人也",与森田思轩的译者序内容相同[13]38-43.至于鲁迅为何将其改名为《哀尘》，目前约有如下观点：周作人认为"大概是誌哀史之片段罢。"[7]39-42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悲哀的尘世","当是他从'莽莽尘球，亚欧同慨'的感慨而来"[13]38-43.也有人认为"尘"字是"用来隐喻妓女"[14].后两种意见，似更接近鲁迅的原意。

　　"文明""野蛮"可谓该短篇的一个题眼，也是贯穿作品的一个隐性主题。作品一开头，是雨果与将军比茹（Bugeaud）关于法国攻打阿尔及利亚的对话。比茹曾率军侵入非洲北部，并于184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5].他认为法国的入侵使它"尔后无辞以对欧罗巴",而且想要在那里实施殖民统治是有难度的，"以厥土贫瘠故也".但雨果却"以此次之胜利为幸事，为盛事",因为"盖灭野蛮者，文明也；先蒙昧之民者，开化之民也。"法国人代表着文明和进步（"吾侪居今日，世界之希腊人也"），因此其战争行为也是文明消灭野蛮行为，"庄严世界，谊属吾曹。吾侪之事，今方进步"[16]22-23.其文明优越感溢于言表。但接下来的情节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明社会"里却有少年以雪球投向弱女子芳梯的事情发生，还有法律为其开脱罪行。诗中"莽莽尘球遍网罗，亚欧蛮野竟同科"一句，虽是化用鲁迅的"莽莽尘球，亚欧同慨",但显然也饱含了徐兆玮的感慨。"网罗"一词与森田思轩所说的"陷阱"同义，都指涉"社会法律","科"也是法令、刑律之义。"伤心史"则对应了《悲惨世界》的另一译名《哀史》。

　　与徐兆玮侧重于从"文明""野蛮"的对比来理解作品不同，鲁迅在转译过程中，通过细节的添改，有意突出了"看客"的冷漠、缺乏同情心。如作品中写到雨果看见警察偏袒少年、刁难芳梯时，挺身而出为她作证，"嚣俄……遂厕入喧笑之群众间，以随之行"[16]24.有论者指出：雨果的原文、鲁迅翻译所依据的日译本中，都没有"喧笑"一词[17]214.鲁迅后来小说中常见的"个"与"群"对立这一模式、以及"看客"形象，似乎于此能见其雏形。

　　徐兆玮在读过《哀尘》后，还关注过雨果的其他作品，他在1906年1月致唐海平的信中询问对方："《噫无情》一书是否即前刊入《国民日日报》之《惨社会》？单刊本改作《惨世界》，亦是嚣俄所著，望一调查，免复译也。"[3]579对雨果的持续关注，或许正源于他对《哀尘》的阅读体验。

　　三、《新书目录》

　　书名中所谓的"新书",实即指近代翻译小说。从内容上看，该书稿可称为翻译小说目录及提要，有论者指出：它"实际上乃迄今唯一的晚清翻译小说提要类目录"[1]139-167.书中按照小说类型编写条目，上卷有"理想 政治""历史""地理""游记""科学""理想""伦理""道德""教育""军事""武侠";下卷有"侦探""言情""家庭""国民""社会""冒险""滑稽".每部小说都记载有出版信息（包括书名、出版社、出版年月、著译者信息），有的抄录了译者序跋，有的还编写了内容提要。

　　（一）《月界旅行》

　　月界旅行一卷 进化社本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出版

　　美国培仑著，进化社译。

　　译者自序曰：……[6]358-359

　　省略部分为徐兆玮抄录的鲁迅所写译者序（即《〈月界旅行〉辨言》），此处不再赘录。

　　该书于1903年由东京进化社出版，署"美国查理士·培仑著，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18]28-33,并未写明译者。

　　徐兆玮接着记载了这部小说的另一译本《环游月球》：

　　环游月球一卷 商务印书馆本 光绪三十年七月出版

　　法国焦奴士威尔著，日本井上勤译，商务印书馆重译。

　　记亚美利加合众国独立战争时，联邦内马里兰国都巴的摩地枪炮公司总理巴毗根穴居弹丸，借发射力以达月球事。

　　此书即《月界旅行》，惟三人既入弹丸后，一切情形为《月界旅行》所未及。盖彼仅译其半，而此则全帙也[6]359.

　　此书原名《从地球到月球》，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徐兆玮在1906年6月19日写道："阅新译……《环游月球》一卷。"[3]658同年8月19日记载当月（此日为阴历六月三十日）所读的书，其中包括"《月界旅行》一卷"[3]690.这两本书都被他归类为"科学"小说。可能是为了方便比较这两个译本的异同，他在《新书目录》中对调了记载的先后顺序。

　　鲁迅翻译所据的底本是《九十七时二十分间·月世界旅行》（1886）[18]28-33,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写明翻译自"日本井上勤氏译本",在内容上由"二十八章"删改为"十四回".关于该小说的翻译意图，周作人认为是受到《新小说》等杂志的影响，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与《海底旅行》"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当时鲁迅决心来翻译《月界旅行》，也正是为此"[19].

　　凡尔纳的多部作品在近代被翻译成中文，但对他名字和国籍的翻译却杂乱不一。徐兆玮虽然知道这两本书翻译自同一部小说，但并未对原作者的信息进行正误，这是因为近代翻译小说往往有很多不合规范处，比如井上勤所依据的英文译本对原作者信息的介绍已有错，鲁迅又袭用了其错误[18]28-33.徐兆玮也感慨道："近时译家往往改易名目，非将原书情节略述一二，无从考订异同也。"[3]579这也说明他通读过这两本书，因此对二者的异同有清晰的判断，只不过他对鲁迅为何这样处理并未深究。有论者指出，鲁迅对翻译所据的底本中"不少地方进行了增添和删削","由于外语能力以及知识不足而产生的误译也不少"[18]28-33.晚清时的文学翻译者对原著进行删改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是一些译者借助日译本进行转译之后，往往与原著相去甚远。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时，所做的处理大致相似，即都去掉了小说后半部分"关于科学知识的解说"[20].可见鲁迅的兴趣并非仅在于介绍科学知识，而是更热衷于赞颂、彰显作品中人物体现出的意志力量。

　　同时，《〈月界旅行〉辨言》不乏对时兴论调的模仿，如介绍某一种小说时便强调古代小说中独缺此门类，而西方此类小说盛行，因此中国必须大力借鉴、学习。"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6]28.这种语调在近代并非个案，翻译者大多热衷于强调其译作的重要性，这几乎成为近代翻译小说的"套话".在徐兆玮的《新书目录》中即可见大量的类似表述，如"至侦探小说者，为我中国说部之缺点"[6]378,"他日夺社会欺诈之机械，树以正直之旗帜……从小说发端，即从《一柬缘》滥觞矣。"[6]367

　　以上三部作品，按题材分别对应"科学""社会""军事",其主题和立意似相去甚远，但有论者认为鲁迅这几部早期译作的翻译意图，有"一脉相承"之处，即都表现了人类"以'尚武之精神'和'希望之进化'为武器",来对抗作为"人之三敌"其中之二："社会"、"天物"（《〈哀尘〉译后记》）[13]38-43.

　　四、余论

　　除上述三部作品外，徐兆玮还通过《浙江潮》《河南》阅读过鲁迅的其他作品。鲁迅在《浙江潮》上发表了《说鈤》《中国地质略论》（以上第八期）《地底旅行》（第十期）。徐兆玮在1905年2月16日至3月26日读了《浙江潮》第一至十期，可谓阅读频次极高。但其日记中的记载极为简单，只有"阅报，《浙江潮》（第×期）"字样，因此无从得知他对鲁迅作品的评价。

　　鲁迅在《河南》上发表了如下作品：《人之历史》（第一号）《摩罗诗力说》（第二、三号）《科学史教篇》（第五号）《文化偏至论》《裴彖飞诗论》（以上第七号）《破恶声论》（第八号）。徐氏在1908年2月21日记载了他读《河南》第二号的印象："此册多涉考据，如《论豫省古今地势之变迁》《豫省语言变迁考》《豫省近世学派考》，皆该博。又《春秋列国国际法与近世国际法异同论》，分析明爽，有裨研究法理之用。杂志中之不尚空谈者当首屈一指矣。"[4]8454月22日只记录了"阅《河南》第三期"[4]859.并未对鲁迅《摩罗诗力说》做出具体评价。

　　纵观徐兆玮的阅读史，经史子集、古今中外都多有涉猎，眼界可谓宏阔，范围可称广博。他在不同时期，出于工作或学习等原因，不断调整阅读对象。如1905年多以读出洋大臣的游记为主，兼及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知识的书籍，还有《原富》等翻译书籍。由此推测，他大量阅读翻译小说，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进对西方的了解。他在1907年留学日本后，由于学习法律的原因，又集中阅读了大量的法律书籍。而到了后来，在其日记中又多次可见阅读笔记小说等古籍的记载。从徐兆玮的经历和阅读范围来看，他并不是目光狭隘、思想保守的人，但他后来的阅读偏好，近似于鲁迅《呐喊·自序》所说的"回到古代去",其背后的原因颇值得深究。阅读对象的选择，是否也意味着认同或排拒的文化态度？内因和外因，何者起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兆玮的阅读史是具有标本意义的。这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近现代著述中尚有很多关于文学阅读、接受、传播等方面的信息，有待于文学史研究者的进一步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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