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红高粱》小说与影视版的叙事分析

内容摘要

　　1986 年，莫言小说《红高粱》着作出版，其产生的文学影响、文化传播及社会效益巨大，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里程碑式着作。小说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爷爷”和“我奶奶”在山东东北乡的一段轰轰烈烈、悲壮的历史故事。1987年，张艺谋导演改编执导电影版《红高粱》，并获得 38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此奖的电影。2014 年，《红高粱》电视剧上映，其受众面相当广，社会反响也很热烈，但对原着的改动较之电影版本更为离奇。本文主要将小说版、影视版《红高粱》作叙事分析，辨析不同版本对人物、叙事视角以及故事的处理差异性，探究不同叙事手法给作品带来的实际效果与价值。

　　关键词：《红高粱》  小说版  影视版  叙事  分析

Mo yan's red sorghum fiction and film version of the narrative analysis

Abstract

　　In 1986, Mo yan novel Red sorghum works, the literature produced by the hugeimpact,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social benefits, be the landmark of literary works in the 1980’sChina.  Novel  describes  the  Anti-Japanese  War,  “my  grandfather”  and  “my  grandmother”  in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northeast  countryside  for  a  period  of  vigorous,  solemn  and  stirringstory.  In  1987,  zhang  yimou  directed  film  version  of  Red  sorghum,  and  obtain  the  38  Berlin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become China's first movie won the award. In 2014, the Red sorghumdrama, its reach a fairly, social effect is also very warm, but changes to be stranger than the filmversion of the original.Film and television in this paper, the novel editions of Red sorghum asnarrative analysis, analysis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tory structure, characters and narrativestrategy of treatment difference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narrative works to bring andvalue.

　　Key words:Red Sorghum;Novel;The TV version;Narrative;Analysis

目  录

　　一、引言
　　二、不同文本对人物的叙事处理
　　　（一）女性形象的叙事分析
　　　　1、爱憎分明的“我奶奶”
　　　　2、勇于改变的大少奶奶
　　　（二）男性形象的叙事分析
　　　　1、敢爱敢恨的“我爷爷”
　　　　2、一心为主的刘罗汉
　　三、不同文本的叙事视角
　　　(一) 叙事视角的转换
　　　　1、小说到电影，文字到立体
　　　　2、小说到电视剧，文字到具体
　　　（二）叙事者的转换
　　　　1、相同点
　　　　2、不同点
　　四、不同文本对故事的叙事处理
　　　（一）故事情节的处理
　　　　1、相同之处
　　　　2、不同之处
　　　（二）故事叙述的结构处理
　　　　1、不一样的开始，不一样的故事发展
　　　　2、微妙区别处理的结局
　　　　3、故事线索的不同效果
　　五、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一、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文坛掀起了文化寻根的热潮，如韩少功、王蒙、贾平凹以及莫言等这些作家，他们把写作重点放在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对传统意识的挖掘上，一般文学史讲这个时期出现的作品称之为“寻根文学”。韩少功则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掌门人，并且明确倡导“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解释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1的文学观点。而莫言的《红高粱》，便是在这样的文化、历史机制下产生。

　　莫言原先被指认为军旅作家，但是，当他以“山东高密东北乡”作为他创作基地，写出一系列乡土作品之后，他的作品就被文学评论家们归类为“寻根文学”。《红高粱》是其经典性着作，充满了“怀乡”与“怨乡”的复杂情绪。作为小说文本，莫言在作品中凭借其独特的主观视角感受世界，用天马行空的描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出一种神秘而又真实的文学世界，对中国文学贡献巨大。1987 年，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上映，张艺谋导演在该片中以浓烈的黄色和大片大片的红色以及豪放的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东人豪放洒脱的一面尽显无遗，让人看了血脉喷张。并且该部影片获得了第 38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2012年，《红高粱》的作者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再一次火热了起来。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热潮的影响，电视剧版《红高粱》上映，该片一经播出，其受众面相当广，社会反响也很热烈。虽然对此剧褒贬不一，但是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作品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只要是民族需要的文化就是值得肯定的，只要是有利于中华文化进步与发展的，我们都应该大力提倡。

　　本文主要将小说版、影视版《红高粱》作品为基础，辨析不同版本对人物、叙事视角以及故事三方面的处理差异性，挖掘不同的表现手法给作品带来的实际效果与价值。

二、不同文本对人物的叙事处理

　　不管是哪一类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对人物的描写。同样的，三种版本的《红高粱》中对于人物的不同处理也是一大亮点。

　　《红高粱》这部作品中，以“我奶奶”、“我爷爷”为主人公，围绕“我爷爷”、“我奶奶”讲述了高密东北乡的一段抗战故事。在小说中对于主人公的描绘性词语很多，因为这些描绘性词语的不同，所以对人物的形象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女性形象的叙事分析

　　1、爱憎分明的“我奶奶”

　　小说中，“我奶奶”可以说是一个生下来就是一个奇特的女子。在那个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她的父亲就以一头大黑骡子就把她嫁给麻风病李大头，“我奶奶”的命运也就格外能够引起读者的同情。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爷爷”杀害了十八里坡的两个掌柜，造就了九儿变成当家人，从九儿接手这样一个大家庭事业来看，九儿又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她自己一个人完全可以撑起这个重任。从整部小说来看，九儿是一个敢爱敢恨、性格豪爽、精明强干的女人，完全符合山东那种粗野豪放的直爽性格，是山东女人的代表。

　　正是因为在小说中“我奶奶”戴凤莲就被塑造成一个爱憎分明、精明能干的山东女人的代表，所以影视版中女主人公的选择也是很慎重的。张艺谋导演改编执导的电影版《红高粱》中最大的成功之处，莫过于对“我奶奶”这个饰演人物的选择——巩俐，她的出演很好地诠释了小说中九儿的形象。巩俐高大的身材，黝黑的皮肤，都符合小说中九儿这个山东女人的代表，再加上巩俐天真灿烂的笑容，都是给电影加分的地方。

　　刚刚播完的电视剧版的《红高粱》中，周迅扮演的九儿则一改小说和电影中的人物形象。从周迅外形上来看，小小的身材，白嫩嫩的皮肤，再加上服装道具的配合，周迅饰演的九儿就有了一种江南女子的婉约，少了一点山东豪放的感觉。虽然周迅对于人物性格的把握很是到位，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但是由于电视剧对于原着的改动较大，所以周迅的戏份也就变多，没有了参照，自由发挥的空间变大，也就成就了电视剧版独特的人物性格。

　　2、勇于改变的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淑贤是在小说以及电影中未曾出现过的人物，但是在电视剧《红高粱》中，她的出现给作品增色不少。在剧中，这位单家大少奶奶淑贤有着传统美德，却又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想爱不能爱，只能守着那块冷冰冰的牌坊苟活于世。在电视剧的前半部分，淑贤是一个完完全全遵守旧社会“三从四德”的女子，从小就接受传统的封建礼教，以至于在未婚夫过世后，依旧抱着丈夫的灵位嫁入单家守寡，后来被授予了“妇女楷模”的牌匾，为了能对得起牌匾上的这四个大字，她一直清心寡欲，不敢对自己喜欢的人表达自己的心声，默默地藏在心里。后来有了九儿的出现，她见证着九儿的种种行为以及与她完全不一样的思想之后，淑贤才开始对自己的人生以及选择有了重新的认识，也正是因为有了九儿的出现，才有了后来淑贤与酿酒师傅罗汉大叔的结合。

　　在电视剧中，九儿生下一儿一女后，淑贤感觉到九儿威胁到了她在单家的地位，为了保住单家家产的继承权，淑贤在九儿生病时对她不管不顾，甚至想致九儿于死地。后来九儿养好身体后设局陷害淑贤，让淑贤在单家人面前丢尽了脸。九儿的这一做法虽然有点成效，但是却害了一个受封建制度压迫的无辜女子。后来九儿下跪求得淑贤的原谅，妯娌二人不计前嫌，共同经营单家酒坊，在罗汉被日本人枪杀时，穿着红色嫁衣与罗汉共同赴死。从这一情节来看，淑贤虽然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但是后来又敢于冲破封建牢笼，不顾世俗的眼光，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淑贤这个完全服从传统封建礼教的女人与九儿的叛逆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从一个一直不敢违背封建礼教的守贞女子，到后来敢于冲破封建牢笼，这样大的转变，给作品也带来了不少增色之处。

　　（二）男性形象的叙事分析

　　1、敢爱敢恨的“我爷爷”

　　作为一个东北乡靠力气吃饭的轿夫，“我爷爷”在抬轿的过程中爱上了“我奶奶”，然后在“我奶奶”回门的路上把“我奶奶”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从这可以看出“我爷爷”

　　有着一颗不拘世俗观念、对爱情大胆追求的心 。

　　在电影中，为了爱情，“我爷爷”又可以大胆地杀害李大头父子，因为他知道，如果李大头父子不死，“我奶奶”不会有好的未来，那样也就没有之后“我爷爷”主动到烧酒锅上打工的事了。

　　不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中，其实“我爷爷”这个人物形象几乎没有改变。在电视剧中，“我爷爷”余占鳌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嫉恶如仇、个性冲动。“我爷爷”第一次见到“我奶奶”九儿时，就被九儿吸引住了，眼光就没有离开过九儿身上，一直盯着她看，从这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我爷爷”对“我奶奶”就已经心生爱慕。该剧中，朱亚文饰演的余占鳌多了一个小说和电影中都没有的人物——情敌张俊杰，从他对张俊杰先是排挤再到后来的联手，在这其中无时无刻都可以看出余占鳌的醋意。

　　2、一心为主的刘罗汉

　　不论是在小说、电影还是电视剧中，刘罗汉都是一个一心酿酒的师傅。但是在电视剧中，前期的刘罗汉是一个专心酿酒的师傅，后期也许是为了让电视剧符合现代观众对三角恋、勾心斗角以及战争这些戏剧元素的审美需求，刘罗汉和新增的角色单家大少奶奶淑贤结为连理。刘罗汉的最终结局也与小说和电影不同，他是和他心爱的女人--大少奶奶淑贤一同被杀害，这其中不仅有一腔爱国的热情，更多地表现出了刘罗汉和大少奶奶淑贤的爱情色彩，可以说刘罗汉也是一位敢爱敢恨、热爱祖国的豪放人，这与全剧想要表达的主题也不谋而合。

　　通过一些主要人物的形象分析，可以说人物的性格就是为作品来服务的，不仅给作品增添了光彩，更加使作品变得饱满，富有生动性。

三、不同文本的叙事视角

　　任何叙事的文学作品都必须具备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个故事和一个故事的叙述者，二者的关系在作品中是一种最为本质的关系。讲述一个故事有很多种方式，但是每一种讲述方式都会在读者身上唤起独特的阅读反应和不同的情感效果，如何讲述故事就直接决定了这种效果能否实现。对于形式的研究与琢磨，可以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阅读作者的思想，而这种阅读，有时会比作者的自道来得更为真实、贴切。

　　(一)叙事视角的转换

　　叙事视角牵涉到“谁看”“谁说”和“怎么说”的问题 。小说中，大部分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都是通过“我”的口吻来叙述“我爷爷”“我奶奶”和“我父亲”的故事。

　　1、小说到电影，文字到立体

　　小说中，虽然采用“我”的口吻来叙述，但是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出生，作为孙子辈的“我”要如何叙述才能让故事读起来更加的真实可信？所以在表层中对于叙述者“我”没有什么限制作用，但是又有很多的叙述是通过“我父亲”，这样就造成了叙事视角的转变，通过“我父亲”与别人的关系，以及“我父亲”对于周围环境的感知来为读者描绘一幅当时的情景。

　　电影中，叙事视角表达地更为明显。影片开头即以全黑的画面开始，接着出现画外音：“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非常明确地交代了这是在叙述“我爷爷”和“我奶奶”

　　的故事，虽然叙事视角为第一人称，但是叙述的故事并不仅仅局限在第一人称的身上。

　　在小说和电影中，故事的主角一直都是“我爷爷”这个英雄角色，但是到了电视剧版的《红高粱》中，故事的主体变成了“我奶奶”，这种故事主角的改变往往也会影响故事的叙事视角的改变。虽然客观地从电视剧的表现手法上来看与传统的表达手法并无不同，但是与小说和电影相比的话，叙事视角从“我爷爷”这个大英雄的角度转变为“我奶奶”这个持家本领高超的女人，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对于电视剧的表现上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对于观众以及该影视作品的定位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小说到电视剧，文字到具体

　　与前面两者不同的是，电视剧版的《红高粱》采用了一般电视剧的平铺直叙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导演用一种很直白、很平淡的口吻来描述在高密东北乡一群抗日爱国的武装力量。电视剧中是以“我奶奶”九儿为叙事主体，这与小说和电影版的叙事视角是不同的，多数的画面也是通过“我奶奶”九儿的视角来呈现的，这与电视剧的拍摄技巧也有关系。

　　更重要的是莫言小说的《红高粱》中，叙事视角完全民间化，这一点从神圣的祭酒场面和“我爷爷”向酒坛里撒尿可以看出，电影版的《红高粱》也基本上继承延续了这种叙事风格，但是从电视剧《红高粱》的叙事视角来看，由于是从“我奶奶”的叙事视角来叙事，导演刻意把影片的风格变成了朴素的现实主义，这样的做法大多是考虑了商业因素的结果。

　　（二）叙事者的转换

　　在小说中，莫言把自己祖辈的抗日传奇故事改写成了一段英雄神话。莫言以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念和语言表达方法对家族的抗日历史故事重新进行了诉说，从而实现了对于以往话语方式的改写、重新解构和颠覆，并对小说赋予了新的特定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叙事话语与题旨的转变，与叙述文本采取的新的不同的叙述方式中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说：“对于新小说来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题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式，前者主要解决讲什么，后者则必须解决怎么讲。”小说的一般叙事方式是指在小说的叙事文本中设置什么样的叙事者以及采用什么样的叙事角度，从这个方向来说，叙事方式不单单是形式问题，这其中也透露出了作者对于文学认识以及创作作品时一些比较基本的观念，表现出了作者那个时代的大众审美方向以及大部分人的文学理想。在莫言生活的年代，大部分的作家转而关注对于“人”的描写，这其中的“人”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生命个体，以小说的表现形式来表达出个体的存在意义和生存方式。

　　1、相同点

　　小说和电影版《红高粱》有着相同的叙事者——“我”。

　　小说版《红高粱》从叙事角度上看有很大的特色。传统小说，叙事者都会身临其境，真实地描述自己的感受，可以说小说的叙事者就是小说的参与者，但是小说中更多的是用“我父亲”的角度去叙事，所以单纯从叙事角度看“我父亲”才是小说的叙事者。但是从小说的本身来分析，小说中也出现了对于“我”的描写，就是“我”到东北乡去考察县志的部分，“我”为了弄清楚发生在“我爷爷”、“我奶奶”身上的传奇故事而去调查走访，这更多是从“我”的角度去看，所以小说版《红高粱》的叙事者是“我”。

　　而在电影版《红高粱》的开头，就是一大段黑暗，然后画外音说“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这就交代了影片的叙事者是“我”，接着影片出现了“我奶奶”的画面，旁白也交代了这就是“我奶奶”，紧接着旁白交代了故事的情节发展，“我奶奶要嫁到李大头家”，到这个地方，影片的所有文字叙述都是通过“我”这个旁白来交代的，故事都是通过“我”的口吻来叙述的。所以“我”算是这个影片的叙事者，接着影片就和普通的电影表现手法一样，改由影片中的人物对话来叙述事情。可以说电影版的《红高粱》中，用“我”的这一旁白叙事者来讲以前的事情，是张艺谋导演最成功的地方，不仅起到了比平铺直叙更好的表现效果，而且还让观众确信，这是发生在久远的以前的故事，很庆幸能听到“我”的讲述，虽然电影中“我”这个叙事者只是一个旁白，但他就像是一架桥梁，拉近了观众与影片的距离，起到了独特的效果。

　　2、不同点

　　一般来说，叙事者是指作者或者是编剧，那么电视剧版的《红高粱》的叙事者又是谁呢？电视剧版的《红高粱》主要围绕的是“我奶奶”九儿这一人物角色来描写，所以当电视剧播出时，许多人认为是戴九莲（九儿）是真正的叙事者，其实不然。我认为电视剧中的叙事者为编剧赵冬苓，她为我们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小说人物。

　　小说版和电影版的《红高粱》注重的是意象的描写，而电视剧版的《红高粱》内容之多，更多的是追求其丰富性。单从电视剧版中的人物数量来看，就比小说和电影中的人物多的多，例如小说中很有光彩、但电影中并未出现过的重要人物——县长曹梦九(电视剧中名为朱豪三)，在电视剧中就被延展开来；编剧还添加了九儿的初恋情人张俊杰、单家大少奶奶淑贤等深入人心的角色，使剧情发展有理，同时使得电视剧更具有观赏性。

　　在小说和影片中，故事都是主要围绕余占鳌这个人物来描写，但是在电视剧《红高粱》中，叙事者赵冬苓却改变了这一叙事思路，完完全全从九儿的角度出发。之所以这样来叙述，是因为电视剧的铺排需要人物具有各种社会关系，而九儿一直生活在民间，有着丰富的社会关系和阅历，这正为这样的鸿篇巨制提供了可能，而叙事者对于故事的发展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不同文本对故事的叙事处理

　　不同文本的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方法的不同，对故事的处理都是不一样的，都会给作品带来不一样的效果 。

　　（一）故事情节的处理

　　1、相同之处

　　从故事情节的处理上来看，小说和电影比较相似，可以说电影的改编忠于小说。以童稚观点来回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在“我奶奶”19 岁时，不得已嫁给了麻风病人，在娶亲的路上，“我爷爷”这个轿夫看上了“我奶奶”。在“我奶奶”回门的路上，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时间久了，“我奶奶”也对“我爷爷”产生了感情。

　　后来日本鬼子杀到了青沙口，践踏高粱地，在“我爷爷”的率领下，大家一起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

　　2、不同之处

　　但是在电视剧中，为了情节的饱满，以及情节发展的需要，编剧在剧本中增加了很多小说中没有的人物，比如九儿的初恋情人张俊杰、单家大少奶奶淑贤、县长朱豪三等人物；甚至还改编了很多小说中的情节，例如九儿与初恋情人张俊杰从相爱到产生误会并分手，九儿在朱豪三与余占鳌这对仇人之间周旋，这些人物冲突一方面使得故事节奏更为紧凑，情绪上也富有感染力，更重要的是编剧这样安排情节，另一方面也是迎合了现代观众对三角恋、勾心斗角以及战争这些戏剧元素的审美需求，使得电视剧版的《红高粱》增添了许多可观赏性和趣味性。

　　（二）故事叙述的结构处理

　　1、不一样的开始，不一样的故事发展

　　在不同版本的《红高粱》中故事的处理也是不同的。《红高粱》这篇小说只是《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中的一篇，在小说的开头，作者莫言就交代了故事的时间和背景，那是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奶奶”送“我爷爷”和“我父亲”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我父亲”跟着“我爷爷”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穿行，在这期间以“我父亲”的视角描绘了那个故事发生地周围的环境，以“我父亲”的视角刻画出大名鼎鼎的余占鳌司令手下的队员，这为以后这些队员的壮烈牺牲也埋下了伏笔。在行军的同时，还穿插了“我父亲”和刘罗汉大叔往昔的一些生活场景，似乎也印证了刘罗汉大叔悲惨的结局。小说的开头就是一群即将奔赴前线的在高粱地里行军的画面，小说以这样的开头不仅奠定了整篇小说想要表达的保家抗日的主题思想，更为整部小说增添了一种紧张的节奏。

　　在电影中，影片的开头用旁白介绍了该影片讲述的是“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开头讲述“我奶奶”嫁给十八里坡烧酒作坊掌柜麻风病李大头；然后讲述了后来成为“我爷爷”的轿把夫如何在抬轿的过程中折腾“我奶奶”，还从轿夫的口中侧面告诉了“我奶奶”李大头是个麻风病。整个画面以黄色和红色为基调，背景音乐以唢呐为主，伴有轿夫的歌谣，给画面增添了喜庆的元素，从而也表现出《红高粱》中的“红”。但是从轿夫歌谣唱的内容来看，则尽显凄凉。在过青沙口的时候，“我爷爷”勇斗劫匪，在这过程中，“我爷爷”因为扶了“我奶奶”的脚而爱上了“我奶奶”。

　　而电视剧中，以县长被吊杀城门开头，暗示了那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一个土匪横行、四处动乱的年代；接着很自然地引出新县长上任，随后颁布了一些治理措施；接着就引出九儿为母亲伸冤，张俊杰出手相救等故事情节，从而表现出了张俊杰和女主角九儿的恋情，不仅交代了整部电视剧的背景，同时也介绍了九儿这个人物的社会关系。

　　电影版的《红高粱》中十八里坡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高粱地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这种画面就给人一种空旷、冷清的感觉。但是在电视剧中，开头就介绍了九儿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时导演也极力地描绘了高密东北乡热闹的景象。这无疑给电视剧的《红高粱》增添了很多的烟火气，更加让观众对电视剧产生兴趣。小说与二者都不相同，小说用紧张的行军气氛烘托出战争前的浓烈气氛，在这行军的过程中穿插了“我父亲”之前的故事，也借“我父亲”的角度交代了小说的背景。所以从交代故事的背景来看，小说是通过“我父亲”角度侧面交代。电视剧则通过表现女主角九儿的社会关系来交代背景，电影则是通过旁白的口吻，也就是以“我”的口吻来直接说出影片的背景。

　　2、微妙区别处理的结局

　　在故事的结局处理上，不同的文本的处理显然也不相同。

　　如果单独看《红高粱》这一篇小说的话，故事的结局处理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若从《红高粱家族》这整部小说中来看的话，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电视剧版和电影版的不同之处。

　　在小说中，刘罗汉的命运是悲惨的，在高粱地里、在众人的恐惧之下，被活生生地剥皮。而电影版的《红高粱》则忠于原着，刘罗汉惨遭剥皮，骂不绝口。但是在电视剧中，刘罗汉因为受尽日本人的凌辱，以及对于高粱的热爱而无法忍受日本人对高粱的践踏，和日本人结下了矛盾，最终与电视剧中新添的角色单家大少奶奶淑贤一同被日本人杀害。

　　小说和电影中，刘罗汉的死都和爱国有关，但是在电视剧中，刘罗汉和他心里的女人大少奶奶淑贤一同被杀害的时候带有了一些爱情色彩，从而使电视剧版的《红高粱》更加贴近生活，更加符合观众们对于电视剧剧情发展的需要。例如对于主人公九儿的结局处理上，不同的文本也是不相同的。在小说和电影中，九儿都是在给余占鳌的队伍送拤饼的路上被日本人用机枪杀害。但是在电视剧的处理上，九儿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在日本人的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九儿为了全村的百姓能过逃过一劫，引诱日本人到高粱地深处的一个装满高粱酒的草棚里，引爆高粱酒和敌人同归于尽。

　　3、故事线索的不同效果

　　在小说中，故事的线索分为两条：一是描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运输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描写“我爷爷”、“我奶奶”在抗日时期的爱情故事。在第一条故事线索中，由于九儿家的长工刘罗汉被残酷的日本人剥皮致死，“我爷爷”在“我奶奶”的怂恿下拉起了一支土匪队伍，在墨水河边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发动了一场全民抗战的民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几乎看不到任何政治色彩在其中，这场战争就仅仅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战争，就是单纯地为死去的刘罗汉报仇。在第二条故事线索中，“我爷爷”余占鳌在抬轿的过程中勇杀劫匪，爱上了“我奶奶”戴凤莲，随后在“我奶奶”回门的路上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后杀死她的麻风丈夫李大头，最终正式做了土匪，成为了“我奶奶”的地下情人。在这两条线索中，始终凸显的都是民间激情，包容了性和暴力，是寻根文学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比较另类的一种。

　　电影版《红高粱》故事线索完全是由画外音来叙述的。在影片的开头，当画面还是全黑的时候，就出现了“我”的叙述，由“我”来讲讲发生在“我爷爷”、“我奶奶”身上的故事。画外音在影片中出现了 12 次，影片中主要人物的关系、时间的转换和周围的环境等几个主要情节的转换都是由画外音来完成的，比如“我奶奶”和李大头的关系、新婚三天回娘家的习俗等。所以，在电影版的《红高粱》中，画外音掌握了故事的发展，故事的线索也由画外音来体现，这在小说和电视剧中都是不曾出现的，甚至在其他影片中都是少有的用法。

　　在电视剧中，为了丰富故事的趣味性，故事特别增加了剿匪这个故事线索，这样就使得整个剧集的故事线索复杂了很多。剧中高密新县长朱豪三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强人，为高密地方主持公义，他决心肃清高密当地匪患。但是余占鳌为了给被朱豪三诱杀的四奎报仇，与朱豪三势不两立，这一矛盾成为了全局的一个重要的线索，而这一线索是电视剧版《红高粱》所独有的，显然这是电视剧版改编的结果。这样做的效果不仅丰富了剧中的人物形象，同时也使得全剧的故事更加的丰富多彩。

　　不同文本叙述结构不同，叙述方法不同，都是为了故事能更好地表现在观众读者面前。

五、结语

　　通过不同的文本对故事、人物以及叙事策略的处理这三个方面对小说及影视版的《红高粱》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不同的叙事手法给作品带来的实际效果是不容小觑的。不论是小说，还是被拍摄成的影视作品来说，莫言的《红高粱》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尤其是在 1987 年时，张艺谋导演拍摄的《红高粱》，获得了 38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此奖的电影后，中国电影就在大家的注视之下走向了世界，并且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同时莫言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又提升了。

　　2014 年翻拍的电视剧《红高粱》又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收视率不仅日日高升，好评更是接踵而来。从而说明，莫言是成功的，不仅是莫言个人的成功，更是中国文学界的骄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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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 年第 5 期，第 159 页。
　　[15]摩罗〈破碎的自我：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非人的宿命——论〈一九八六年〉》之一〉，见《小说评论》1998 年第 3 期。

致 谢

　　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在这个夏天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划上了一个逗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心中难免思绪万千，一种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感谢他们赋予我生命，把我带到这个充满活力与挑战的世界。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他们一直关心我、鼓励我、支持我，你们的健康快乐是我的最大心愿，谢谢你们

　　其次，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老师。从选题指导、论文框架到细节修改，都给予了细致的指导，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在写作过程中，更是对我进行了耐心的指导和帮助，提出严格要求，为我答疑解惑，使我在这一段宝贵的时光中，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

　　然后，我要感谢的是陪伴在我身边四年的同学和朋友，每当我文思枯竭的时候，他们总是给我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令我顿时思路清晰。有你们的陪伴，我从不感觉到孤单，谢谢你们!

　　最后，衷心地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老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