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一鸣小说中女性群体的悲剧

　　作家苏童曾说过“男性作家逃避对女性刻画是懦弱”,对江苏作家余一鸣来说,他并非是自觉意义上刻意书写女性的那种男性作家,但当他以一种直面现实的创作姿态将目光投向各色人物时,女性就随之自然的浮现并在作品中要求作家对她们的命运进行严肃地勘探。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那些女性形象,余一鸣小说中触摸的现实就要大打折扣,他对我们的文化和时代的表现也会失色不少,女性书写之于余一鸣小说具有重要意义。

　　余一鸣小说中的女性,有的成为牺牲品默默的死去,有的做着可笑的反抗和发泄,有的成为权力和资本的筹码,有的甘愿出卖身体、在人性的变异中狂舞,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个体呈现出的却是相同的女性群体的悲剧,只是方式不同。

　　一、男权文化主宰下女性的宿命

　　在男权文化的社会里,女性不是一个与男性平等的性别,主导地位的男性掌握了社会的核心权力,当女性进入这样一个权力场时不可能与男性同等竞争,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只能以色相和身体作为交换的工具换取男性手中掌握的权力。

　　《放下》 (原载 《中国作家》2011 年第 8 期) 中的清水到乡政府做了一名秘书,她不断地让自己在官场文化逐渐成熟,学会了通过握手了解对方,学会了喝酒,当然女人在官场还远不止如此。罗书记在省城的一次出差时,用一个玩魔术的游戏将她的手脚捆住按到床上,完成了男权官场的交易。这个过程对于罗书记来说如小说人物谢无名所说:“那样的规则已经烙印在某些当官的心中,所以他们肆无忌惮,把作恶视为当然。”而对于权力场中被侮辱的女性来说又何尝不是深深地接受了这个文化规则,谢无名跟清水说:“官场有官场的规则,朝中无人莫做官,无人怎么办?于是有了行贿,有人用钱铺路,有人用女色搭桥。从你进乡政府第一天,我就想到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清水在用自己的身体兑现潜规则的刹那,“她知道手腕上的结把她的一辈子都捆住了,她得让这个结把老罗也捆住”。在一个男性的权力场中,女性除了抓住“性”这根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稻草攀爬之外,还有怎样的可能?男权文化让男性的无耻成为当然,女性的堕落成为必然。男权文化的逻辑渗透到女性精神深处也成为女性的逻辑,因此她们主动地期待自己成为男性的猎物,她们的泪水无足轻重地成为对道德和人性的无奈告别,她们必然成为男权社会官场文化潜规则的牺牲品。

　　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女性还是一个“被看”者。就“性”而言,她们在贤德的文化伦理规则下被排除在公开的“性”言说之外,她们不能谈论“性”,甚至不能无忌地听别人谈论“性”,更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性”诉求,但是她们却经常被动的卷入性文化的漩涡中成为文化祭品。 《沙丁鱼罐头》 (原载 《莽原》 2010 年第 1 期) 是一个描写文革时期两位知青生活的中篇小说。故事由一个不懂世事的小孩子的视角来叙述,轻松的懵懂的表象下面却包蕴了沉重的内涵。对于当地的渔民来说,蚯蚓是捕鱼的诱饵,养蚯蚓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除此之外,蚯蚓还被赋予更为复杂的文化信息,因为蚯蚓可以扩展血管,所以它又与村民隐秘难言却有着极大兴趣的性文化联系起来。“大屁股三婶有一回拦住他说,白条,你告诉婶是不是真的不想女人。白条说不想,三婶说你别不好意思,三婶是过来人,你要是真的硬不起来你就找文学他爹要一罐红蚯蚓,这东西可灵验,村里头好几家床头下都养着一瓦罐。”

　　固城湖就剩下两位知青了,一男一女,李大卫和白瓷。同样的遭遇,同样的回城愿望,也处于同样的青春时代,但是李大卫在农村的劳动中却可以与妇女们开着最大胆的玩笑,妇女们甚至把蚯蚓抓进了李大卫的裤衩让他苦不堪言,之后却有女人来悄悄看望他。与男知青有关的“性”似乎怎么都不为过,但是女知青却因为仅仅养了蚯蚓而成为最令人惊讶的谈资:四婶弯下腰,看见了痰盂后面的破瓦罐。四婶比见到了搪瓷痰盂还稀罕,说白瓷养的是红蚯蚓?我说白瓷的红蚯蚓关你什么事?我反感这个蛮横的女人。

　　我走在巷子的青石板路上,三婶拦住我说,文学,白瓷养了一罐红蚯蚓?我在水埠上拎水,白条拦住我,白条的腰直了,直得能挑两水桶水。夏天以来白条一直不跟我搭话,这一次却主动开口,文学,白瓷养了一罐红蚯蚓?我在家里和爹娘吃饭,娘放下碗,说,文学,白瓷是不是真养了一罐红蚯蚓?我说你们烦不烦,我家的红蚯蚓不比白瓷养的多海了?娘看看爹,爹也放下碗,看看娘。

　　娘要我搬回家住,我不肯,娘这回发了狠,娘说,你要再敢睡到那屋里,老娘就砸断你的腿。白瓷是大年夜死在自己屋里的,白瓷用菜刀割了自己的手腕,白瓷的血淌到了门外,第二天大年初一拜年的人看见了才惊了一村的人。

　　在四婶、三婶、白条、和“我”的爹娘等人共有的文化意识中,白瓷养蚯蚓与心照不宣的“性”有关,对于一个尚未婚嫁的女性来说这自然要受到文化的斫杀。白瓷和李大卫同为知青,但是作为女性,她却有着比男性更为脆弱的文化生命。白瓷自杀了,在没有等到李大卫的回城消息后,在失去亲情的绝境中,在曾经多少带给她一点温暖的“我”因蚯蚓事件搬回家之后,白瓷彻底的陷于孤独的境遇,冷漠的谣言让无力的她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的悲剧缘于政治运动时期亲情的被隔离,也死于与“性”有关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范畴,与“性”有关的文化布满等级和陷阱,漠视生命,更漠视女性的生命,女性的生命个体在这样无形的绞杀中成了文化的牺牲品。我们清楚地看到,将女性作为窥视对象的文化是卑劣的,在鲁迅指出的传统负面的“吃人”文化中女性更为可悲。

　　男权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已经不是原初那种男人群体对女性的直接的压制,而是让全社会以及女性自己用一套社会规定的规则去约束自己,女性主体意识的缺乏使得女性人格很难真正独立。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 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 一个监督的凝视, 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 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 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 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

　　《潮起潮落》 (原载 《收获》 2013 年第 4 期) 中的范青梅离婚后分得大量财产,在南京把自己的投资事业搞得也算是风生水起,经济地位可谓绝对独立,但是她仍然如小说中所写的:“女人就是女人,钱再多也填不满心里的空洞洞,女人再强大,心里没个男人撑着还是一空壳。范青梅前半生的支柱是张大东,后半生的支柱就是儿子了。”

　　《剪不断理还乱》 (原载 《作家》 2011 年第 1期) 中的大大发现老公在外养女人生儿子后,刚开始也很气愤,但是接下里小说里叙写了她的反抗方式却近乎可笑,她奢侈地购物,她去公园五十元把自己卖给了一个民工,她的理由是:“大大在心里说,董事长要是知道他的夫人五十元就将自己卖了,脸上该是什么样的表情。”大大的所谓反抗,根本不顾及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和尊严的折损,还是从男权文化的逻辑出发进行所谓的报复,这根本是不仅无损于男权文化反而使自己也彻底沦为文化和伦理道德的规训者。最后她拿着一把剪刀来到董事长男人的办公室把一个女士拎包一片一片地剪碎,作为一个女人又能怎样?她只能默默的接受了现实,在董事长办的满月宴席上接过了那“裆间物嫩芽似的几分茁壮”男婴,这正是男权文化下女人无奈低头和屈服的极富概括力地讽刺性写照。

　　她的妹妹小小在发现男人木木在外面包养别人后,最终也是“小小已对木木做出了让步,一个星期小小占四天那婊子三天”。大大和小小都免不了和鲁迅小说 《离婚》 中的爱姑一样开始泼辣、终而屈从的命运。“五四”时期即以呐喊的妇女解放运动将近一个世纪了,但是妇女并没有真正实现自身的解放。祥林嫂至死还在困惑于死后有无灵魂的问题实则是纠结于捐门槛的精神悲剧,当这种迷信从我们生活中已然淡去之时,文化的阴影依然笼罩在女性解放的上空。余一鸣小说揭示了这种最为沉重的、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和思想对妇女的戕害。

　　二、资本操控下女性的陷落

　　在我们还没有清理好文化遗毒的时候,资本的时代又扑面而来。这个时代女性不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愚昧者,不再是只在家里做家务的传统妇女,她们有学历,她们像男性一样在商业社会的浪潮中搏击。物质财富急遽增加,经济飞速发展,历史进化论者也许会瞩目一个女性解放的时代。然而,现实并没有提供预期的大道和坦途。

　　资本的等级结构中,谁拥有较大的资本,谁就可以在相关的食物链等级中对属于下一资本等级的女性任意猎取,而女性则成为最底端的猎物。 《潮起潮落》 中汤总是国有开发公司的老总,在祖栋梁这样的建筑商来说“宁盖国有公司的厕所,不盖私营企业的大楼”,因此汤总的身份让他无疑就成了建筑商眼中炙手可热的巴结对象。为了生意,祖栋梁让跟他一起从乡下进城的妻子杨美丽学打牌,艺术性的打牌———巧妙的输给汤总的夫人丰玉洁,为的是“深入敌后”。然而资本市场的规则显然不止如此,当房地产市场遭遇寒流祖栋梁的生意陷于危机时,能够挽救他的竟然是女人。为了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钱,杨美丽明白“天下是男人的天下,建筑市场是男人的战场”,女人要出击只能靠身体。小说中汤总对杨美丽身体的劫掠侵占过程的描写充满了隐喻意义:“他以为他那眼光是猫的眼光,他以为她杨美丽是只可怜的老鼠。老家有个说法,老鼠被猫的眼光罩住,就像被定身法定了身,乖乖就擒。

　　杨美丽不能做老鼠。她大口喝酒,大口嚼菜,故意使碗筷发出碰磕的响动。有时候的静,比闹还让人心慌。那只猫邪恶地笑了,她笑什么呢?她想起他曾经说过的那些流氓话,耳根好像第一次听见时发烫了。猫绕过来,一只爪子搭住了她的肩膀,另一只爪子解她的纽扣……”这里猫和老鼠的比喻形象地写出了资本时代女性成为猎物的历史命运。“杨美丽想念固城的日子,可一个乡下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能绑在男人的车轱辘上。”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记忆已经在时代的潮流中落势而去,但传统的“嫁鸡嫁狗观”在一个资本的时代又一次把杨美丽这样的女人推向深渊,在此很明显的,父权制和资本之间诡异的合作了。正如女性主义理论家艾里斯·扬指出:父权制在市场经济中扎根繁衍,实现了从封建父权制向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转化,为资本获取高利润服务;同时,父权制也在市场体制中得到强化。用艾里斯·扬的一句通俗的话表达就是:“妇女的处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坏了。”

　　在现代社会,公开的性别压迫和暴力已经较少了,但这并不等于男权的减弱,资本强化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角色定位,资本成为唯一的逻辑,可以交换、购买女性的生育功能甚至母性。

　　《淹没》 (原载 《钟山》 2007 年第 1 期) 中的女研究生陈洁先是为了钱成了李金宝的二奶,为他生了孩子后出国留学,后来又为了钱,在东亚集团老总的授意下,在公司竞标时把自己的孩子从李金宝那里偷出来,从而使对手赢得业务; 《潮起潮落》 中王秘书怀孕后还专门喝酒,为的是可以生个残障儿来制约要挟张大东,击败其她二奶; 《剪不断理还乱》 中为董事长生孩子出国留学远走高飞……原本属于女人神圣的生育和母性在资本的强力下纷纷陷落了。资本也侵蚀了女性的情感, 《不二》 (原载 《人民文学》 2010 年第 4 期) 中的孙霞混迹于商界,为了生意多次出卖身体,但她心中依然存有一丝对真爱的期盼,遇到东牛后,他们之间的情感甚至一度成为物质社会的一线希望,但东牛为了拿下行长得到贷款,还是出现了不堪的一幕:孙霞取包,东牛送她到走廊,孙霞说,你现在决定还来得及,我还上不上楼?东牛说,上。

　　孙霞甩手一耳光打上他的脸,东牛并不躲让,说,打够了上去不迟。孙霞一字一句说,东牛,想不到我在你眼中还是一个贱货,你终于还是把我卖了。在冷静的叙述中,在响亮的耳光中,我们听到了情感碎裂的现实,资本成了正当的交换让女性遭遇了更深的绝境。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家乔治?吉尔德在 《财富与贫困》 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以男性至高无上为基础的。”

　　资本的膨胀并没有把父权制冲击的七零八落,相反,它们互相维护,父权制已然是资本存在的基础,也将会是资本发展的现实后果,让女性的尊严和人性顷刻飞灰湮灭了。马克思在 《手稿》 中曾说:“当把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来对待时,也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余一鸣小说揭示了我们时代的资本市场把女人当做“淫乐”的现实,同是也就深刻的批判了整个人性的“无限的退化”。

　　三、返归女性自身:局限·可能·困境

　　如果说男权文化下女性的可悲境遇和资本时代下女性的陷落某种意义上探及的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余一鸣小说还在女人自身以及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中留下思考。

　　小说在呈现女性命运悲剧的时候,还触及到了女性自身的弱点。 《入流》 (原载 《人民文学》 2011 年第 2 期) 中的大大和小小是一对双胞胎姐妹,拴钱喜欢上了姐姐大大,但是小小也喜欢拴钱,而且装作姐姐诱骗拴钱与她发生关系。小小对大大充满了嫉妒,发现拴钱送给大大的手机后更是妒火中烧,“气她的不是手机,是大大。小小一有空就守着大大,甚至有时会装病请假”。在偷听到了他们约会的事件和地点之后,尾随大大想要阻止他们私奔,大大发现后想要甩开小小却不料死于车祸。此后,小小依然缠着拴钱,在受到拒绝之后,赌气嫁给了拴钱的弟弟三宝,“小小一颗心冰凉却抹不去心头恨,你想看不见我,我偏要戳在你的眼前,做你的眼中钉肉中刺,让你一辈子不安宁”.嫁给三宝饱受蹂躏,最后被绑手脚撞船后不能逃生而死于江中。小小的悲剧命运,有三宝的欺凌、男权的压迫,有资本交换的可鄙,但也有她自身的问题。如果从一种理性的思维角度来看,她在自我命运选择时体现出一种盲目和固执,她身上莫名的怨毒之气、不达目的不罢休、嫉妒、赌气都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缺乏,在一种非理性的欲望支使下她驶入了绝境。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也耐人寻味。她们本来同是男权文化和资本市场中的弱势全体,但她们很少同自己真正的敌人抗争,却陷于同性之间的倾轧中乐此不疲。 《潮起潮落》 中的范青梅认为,“一千个女人勾引自己的男人她可以视而不见,世道就是这个世道。但是自己的亲侄女勾引自己的男人,这是灭天理”.她知道后带人打砸了范家慧的店铺,后来侄女为了张大东来向范家慧来求情时,范青梅专门把她晾在毒辣的日头下:“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范青梅对镜子里的那张脸基本满意,才正面走到窗前。四目相对,窗下那张脸已被汗水洇成了猴屁股,身上的衣服湿透了,贴紧了身子,这让范青梅不高兴,小婊子是在显摆她的身材,奶是奶,屁股是屁股,翘着撅着跟谁叫劲?我范青梅也年轻过,也有过这让男人淌口水的身条,骚什么骚。……范青梅泡了一壶铁观音,把茶喝淡了,悠悠走下楼梯,迎战不要脸的小婊子。” 《剪》 中的大大得知董事长在外面养二奶生了小孩时,最先的反应是“那个婊子究竟是谁?”“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婊子,让她好看。”这些女人不去指责把女人变成“婊子”的无耻卑鄙男人,她们只是相互痛恨,互为仇敌,其实她们无非都是一群可怜之人,本是同命人,相煎何太急?

　　她们互相争斗,也彼此隔离。 《潮》 中杨美丽的男人为了生意去桑拿会所后她烦闷寂寞,“她想找个人说说话,在这所城市,这个人只能是青梅姐”。但当她打通电话后情形却是:“电话通了,那边传来麻将声,青梅姐说,闷了?过来打牌吧,不上桌也行,看着也不孤单。杨美丽说,不了,我没什么事。”女人的孤独不是源自对人类命运的体认,女人的孤独来自被男人弃置的现实,女人孤独了连一个倾听的人也没有,这是女人彻底的孤独。饶有趣味的是,1960 年代西方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们曾经组织了一种集会活动,参加这种活动的女性自发组成小组,她们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与同伴进行交流诉说。在此,我们无意让中国女性效仿这种形式,只是更加确证了女人孤独的现实。女人性别意识的匮乏而导致女性之间应有的理解和扶助的丧失,注定了她们以前是、以后还将是一个无力的群体。

　　在文化的主宰下,在资本的操纵下,在自我的局限性中女性溃败的令人唏嘘不已,那么女性还有解放的可能吗? 《潮起潮落》 中的范家慧与此前小说中的女性相比,具有一些新的特质。她和姑父张大东的关系本就是有悖伦理的,她之所以如此行为却有着自己的逻辑,她并不是为了钱,她没拿张大东占有她身体后开的支票,甚至对于爱情还有所相信,请看:

　　范家慧说,你爱他吗?
　　这话把王秘书逗乐了。爱,爱他肯为我花钱,爱他的床上功夫。王秘书笑得很古怪,说,有人说,爱就是今天跟他睡了,明天还想跟他睡,不爱就是今天跟他睡了,明天不想跟他睡。他可比那些小公鸡强多了。
　　可他不止你一个女人。
　　这年代,成功男人谁身边只有一个女人?
　　所以,你也拴不住他。
　　拴住他?为他生子,与他扯证?
　　王秘书眼泪也笑出来了,说,这其实也不是难事。范家慧说,我要是爱一个人,才不管其他,只要我爱他就行。

　　王秘书走的是“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直奔物质女孩的人生道路”,范家慧并非是那样的物质女孩,小说写她与张大东在一起是为了气走王秘书,为了恶心姑姑范青梅,她身上有一股不认同女性现状的性格因子。小说结尾,范家慧因为张大东在泳池小便露馅后,这个男人的形象在她的心目中彻底坍塌了,她要彻底地离开和告别这里的生活,当她开车行驶在公路时,小说这样写道:“她握住变速挡,加挡,再加挡,她感觉关于,自己在飞翔,她握着皮质的手挡,柔软而坚硬,肉感而充实,她的手不舍得离开,身体里升起了一股热潮,奔突,奔突,热了她的乳房,温了她的肚脐,烫了她的小腹,终于,终于让她沸腾了,她肆无忌惮地发出了呻吟。”这里的描写让我们联想到了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的“个人化”叙事。1980 年代以后,中国女性开始了当代文学最早有意识的女性意识的表达,为了反抗男权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包括性自慰、同性恋等女性身体的前卫书写出现在很多小说中,但二元对立式的思维难以进入公共话语,与男性形成对话,只能成为女性解放的自我呓语。范家慧对当下的否定是有意义的,但是否定之后的这种追求又是那么地渺茫,她可以从汽车这样的“物”中感受快感,这位 80 后女性所代表的女性解放之路给人一种“否定之否定”后的错位感。

　　范家慧的形象写出了 80 后女性的自我逻辑,但也呈现了女性解放的困境。

　　四、余一鸣小说女性书写的特点与意义

　　马克思在 《神圣家族》 中指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对于女性解放和命运的探讨从未离开过中国作家的视野,有女性的女性书写,也有男性的女性书写,有现实的,有诗意的,余一鸣的书写呈现了自身的特点。

　　余一鸣的女性书写并非那种有着鲜明的女性理论和意识的写作,当他忠实的反映现实,想要把自己的所见所思真实的表现出来时,他便看到了女性,或许可以说,女性的书写是作家因直面现实的姿态和批判勇气所得到的写作馈赠。余一鸣小说中的女性书写,是他对现实观察和思考的一个方面,这正是通过这个向度上的书写,深化了他对现实的批判,深化了他对人性所面临的现实窘境的探察。由此也可以说,他的女性书写,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预先的理论预设,正因为他把女性书写直接置于现实的大地,大部分女性形象作为活生生的个体从她们生存的具体环境中站起来,也就少了因为理论的纯化而可能导致的拘囿和画地为牢。

　　与这种现实的姿态相对应的,余一鸣的小说语言自成风格。在 《我的小说作为小说》中谈到书写语言时他曾说:“在早年小说中,我曾经刻意追求句子的干净和唯美,但这几年的小说语言我放弃了那种追求。”“说到底,每个作家都应有自己个性化的语言,不必镶金嵌玉,不必繁花似锦,只要用起来顺手,能指哪打哪就行。”

　　余一鸣的女性书写总体上弃用“唯美”诗化的语言,尽量追求一种“指哪打哪”的写实语言。他的语言对女性心理有着精准的描绘,如杨美丽把亲自开车把男人送到桑拿会所后小说写道:“车里只听见空调发出的‘咝咝’声,像是车内卧着一条看不见的大蛇在吐信子。”写出了杨美丽内心的无奈和憋屈;对女性的生活语言有真实的摹写:“小小那一阵暴风骤雨过去,哭红的眼睛射出凶光,姐,我要撕了那婊子的皮,拔了那婊子的毛。”他也写出了女人的生存哲理 :“女人花在脸上的钱不能省,省着省着会钱没了,脸没了,家也没了。”……如此种种都令人称道,尤其擅用个性化的比喻:“我将我妹子喊进卧室,打开你的衣橱,挑了半天,挑不到一件便宜的西装,只得选了一件范西哲标牌的,做什么?做教具用。

　　我先剪豁了一个袋口,我妹子欲拦又罢,我说,妹子,缝缝补补遮上袋盖,这衣服还是可以穿下去的,我妹子点头。我又将你那西装的领子扯了半天,只扯断几根缝线,索性用剪子将领子剪烂,问我妹子这衣服是不是只能扔了,我妹子聪明人一下子就明白了。

　　男人都是狗,逼急了要跳墙,跳出墙这家就散了,我妹子还不想散了这个家。”巧妙化用了传统的“衣服”比喻又赋予新意,写出了女性在男权秩序中的位置以及对这种秩序的维护。他将自己理解的世界真诚的表达出来,具有真实和自然的特点,但有时也因局部的过度求新而影响人物的厚度。总之,他的女性书写具有当下的、具体的、现实的品格,我们也有理由期待这个丰富的、开放的女性世界继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