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照小说中独异个人形象与庸众形象

　　王统照小说创作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对立、相反相成的结构特点，其中“独异个人”与“庸众”截然对立关系相当突出。在鲁迅早期思想中，鲜明地出现了“独异个人”和“庸众”的对立性并置，构成鲁迅哲学的核心。鲁迅在 《呐喊自序》里创造了“铁屋子”的意象展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各阶层国民的处境与命运。其中“铁屋子”意象里创造的“大多数昏睡者”与“少数觉醒者”形象含义深刻。 《随感录三十八》 中提到：“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所谓“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而这种人“大抵有几分天才”，“几分狂气”。他认同易卜生的名言：“世界上最强壮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正是庸众的麻木和围攻使先觉者有了无所措手足的被逐感，注定只能作为“孤独者”，在“庸众”构筑的“无物之阵”中进行绝望的抗争。

　　一、独异个人形象

　　王统照小说中的独异者虽然没有达到鲁迅对其“引路的先觉”的要求，但具备离经叛道，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共同点。这部分独异者可概括为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农民三种类型。

　　（一） 独异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是王统照前期小说中最常见的形象，多是充满怀疑、忧郁、狂狷气质的“多血质”的青年男子，身份的贴近便于作家借主人公之口表达自己矛盾苦闷的情感或深刻细腻的哲思。他们有着相似的“令人生出异感来的”独特气质和外貌：苍白憔悴，瘦削冷峻，抑郁不安，举止言谈异于常人。他们都是感染了“时代病”的青年，最早作为“人之子”觉醒，但爱与理想的幻灭与黑暗现实的刺激使他们堕入空虚。鲁迅深刻地指出他们蜕变的原因：“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于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

　　表现得最突出的是 《醉后》 中的青年。他借酒力爆发出无穷的力量，像一只狂怒的野兽，在现实罪孽的深潭中挣扎翻滚，有着近乎疯狂的发泄。蹇先艾感叹道：“他如此超绝的人格，谁不敬仰。他因为不适于生存在这卑鄙的境地里，便得了罪名，被了抛弃。他的孤心，将永永不能为人们所了解，而精神上却早已获得胜利了。”

　　（二） 独异的城市贫民形象

　　《微笑》 中的阿根天性强悍无畏，具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强力和不屈的抗争精神，命运遭际又使他蕴积了强烈的复仇心理。虽然犯了罪，但他有气魄和勇力承当。面对苦难，只是“咬了牙齿，紧闭着厚重的嘴唇”，他“天生的顽健，始终不说一句话，不曾向那些庭丁、警察们，少微露出一点乞求与望怜悯的态度来！”以阿根为代表的城市贫民中的独异个人，是黑暗社会的直接对抗者。他憎恨那些行尸走肉的怯懦，，同囚一室的犯人或只知长叹哀哭，或趋奉于强权反而嘲笑抵抗者，成了无尊严无灵魂的囚徒！

　　（三） 独异的农民形象

　　具有凝重朴实风格的 《山雨》是王统照的巅峰之作。它真实反映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同时，较成熟的具有独异品格的农民形象在 《山雨》 中已经出现。徐利是“陈家村中顶不服气的一个汉子”，他富有生命强力，有顽强的反抗意识和复仇精神，与土匪作战时一个人放枪打接应，被迫出兵差时与奚大有带头反抗，争得了自由。他具备开放、主动的现代性，不过分依恋乡土，他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对外面广阔的世界充满向往。在天灾、人祸、拉夫、苛捐、兵乱、匪患等重重灾难下，他不再相信认命就能安生，也再不期待所谓天神的佑护，义无反顾地烧了为害一方的吴练长的家宅，成为一个走上个人反抗道路的孤胆英雄！

　　然而作家清醒地意识到，个人反抗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而无谓的牺牲更是不理智，所以这些形象尽管光彩卓绝，激动人心，但作家持审慎的态度，不作正面提倡。

　　二、庸众形象

　　王统照小说中与“独异个人”截然对立的是庸众的群像，他们的出现，作家似乎并不强调他们的不觉悟，独异者也没有作启蒙的努力。

　　作家似乎着意以之渲染沉郁、冷漠、黑暗的社会氛围，他们是剧场中以无聊虚假自娱的观众，是街上看惯穷苦人凄凉晚景的行人，是贫瘠大地上宁肯讨饭也不敢有所作为的自生自灭者；他们更是以他人苦痛为谈资的市侩，想抢占好地形观赏砍头的看客；是独异者眼中“丑怪”、怯懦、卑琐。悲哀的是他们竟成了社会的大多数，消融于黑暗的社会成为背景，共同织就一张吃人的大网，将觉醒者紧紧包裹，狠狠挤压，使他们陷入无望的挣扎。

　　对于“独异个人”和“庸众”的刻画，王统照没有达到鲁迅先生的清醒和深刻，只是用深广的情怀和宏阔的视角，坚实地描绘现实人生的苦难与挣扎，他们都是作家悲悯的对象，希望越来越多的觉醒者在前驱倒下的地方继续前进，从而踏出一条生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