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中独特的民间叙事风格探讨

关于萧红的论文范文第四篇：萧红小说中独特的民间叙事风格探讨

　　摘要：萧红的小说叙事方式是特别的，学者普遍称这种模式为民间叙事模式。民间叙事模式以寻常生活、尘世乐趣和细腻的心理体验为特色进行叙述。这种叙述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政治中心话语的规避，这种特点在萧红的作品当中一是体现在对乡土中国中普通民众真实生活的描写，另一个就是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书写城市中底层市民贫穷、悲惨的生活。

　　关键词：萧红；民间叙事；创作特色；

　　作者简介：倪宏玲（1980-），女，上海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民间叙事是叙事风格的一种，指的是将描写视角置放于民间，利用人物背景的塑造和人物关系的特殊性，来表现民间独特人文魅力、思想魅力的特殊叙事角度。民间叙事的优势在于，作者往往会塑造一些无力把握命运，且物质生活和精神内涵均极度匮乏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已经处在社会阶层的最末端，但社会波动仍会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通过对民间小人物的塑造，作者能够以小见大映射出劳苦大众的窘迫和悲戚，还原某个年代最为真实的社会记忆。著名小说家萧红的作品多以民间叙事为主，一方面萧红本人及其父辈就曾多年踯躅于底层社会，民间记忆就是她自己的人生体验。另一方面，萧红独有的文学性天赋，令她对这种社会记忆有着批判性的冲动。这两个前提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萧红小说中独特的民间叙事风格。萧红小说以其真实的生活体验作为依托，糅合了她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见解，无论是从社会分析的角度还是文学鉴赏的角度，都具有独到的艺术价值。

　　一、民间叙事艺术价值与萧红的艺术审美取向

　　当代东北著名小说家迟子建这样说过："当代作家很多是居高临下的，那些所谓现实主义题材的反腐败小说，官场小说，弄得很张扬，似乎有一种要拯救山河的姿态，萧红以仿佛自己受伤害的关爱看待人情事态，我觉得她很了不起，可以称得上是大家。"[1]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民间文化形态在现代文学史的描述中具有特定的含义。它真实地反映出来自社会最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状态、思想情绪，比较真实地保留了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由此体现出人对欲望的追求。随着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民间叙事"得到引人注目的发展。"民间叙事是以寻常生活，尘世乐趣和细腻的心理体验为特色的叙事方式。"[2]对于创作者来说，民间叙事更能引发女性作家的创作动力以及关于文学意义的建构。女性作家以其独特的发现视角，对日常生活的敏感程度以及对人生苦难的深刻体验，相比于男性作家的宏大视野和对文学话语权的掌控优势，民间叙事更能让女性作家对平凡生活进行深刻的描摹。萧红在小说创作中以自己独特的眼光，书写了底层人民的生活。这种书写在20世纪30年代是十分特别的，因为当时的主流叙事是以男性为中心的革命叙事，很少有反映普通民众特别是女性生活的小说，萧红的小说叙事规避了以政治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人民的真实境遇。

　　萧红通过对乡土情怀中普通民众真实生活的描写来显示出对政治中心话语的规避。此举意在突出民间叙事的真实性，令文笔和书中意境不会在统一要求下显得僵化。民间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范畴。从一般意义上讲，民间社会是以实现物质利益和社会交往的相对独立于国家的非政治生活领域，是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进程。民间社会的构成与政治国家不同，民间社会的经济主体性质决定了其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游离。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作为国家主要政治思想活动的载体，小说中的人和事物常常被灌注浓重的政治色彩，以至于文学作品中很难看到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同样很难体会到来自普通人的喜悦和烦恼，而萧红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创作。但却破天荒的，萧红找到了将政治话语与民间叙事糅合的有效方法。在萧红的艺术理解中，中心话语是时代的一部分，形式上加以规避，实际上将其作为"民间万象"的投射糅合到文笔之中才是还原真实的上策。

　　二、萧红民间叙事创作风格成型的三个阶段

　　萧红自1932年开始登上文坛，她的创作时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虽然是三个阶段，但是每个阶段萧红的创作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民间叙事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表现了以自己为代表的底层人民，尤其是底层女性的真实生活。

　　（一）高度还原现实的初期阶段

　　1932年开始到1933年是萧红创作的初期，这时她和萧军合著的短篇小说集《跋涉》发表，反映许多阶级社会中底层民众悲苦的生活状态。例如《王阿嫂之死》，这是萧红的第一部小说。小说中王阿嫂是地主的佣工，为地主悲凉地奉献着自己的一生。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阿嫂为主家尽心尽力，幻想着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可她最终面临的还是地主刻薄的嘴脸、阴险的手段和对其生命残暴地践踏，最后只留下封建势力对人民压榨的苦难阴影，和反抗而不得终、挥之不去的悲凉情绪。在那个年代中，地主阶级和劳苦农民之间的矛盾案例比比皆是。在当下，这种矛盾可以作为小说素材而出现，但每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主和农民形象，其实都是时代血泪凝结后的痛苦回忆。在另一部短篇小说《哑老人》中，萧红叙说了祖孙两代的悲惨生活，孙女小岚被工头打死，祖父也被活活烧死。《哑老人》与《王阿嫂之死》虽在矛盾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利用丰满的人物描写还原了民间社会的疾苦。萧红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民间社会小人物的生活遭遇上，满怀同情地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困境，揭露这黑暗的残酷的社会。这些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是作者对于这片广受灾难的土地的最深沉的感情流露，其中的苦痛和悲凉通过民间历史叙事这一模式，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人以震彻心扉的撼动，这也成为她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像陈思和先生曾评价她的作品："萧红来自开阔和粗犷的北方，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敏感的内心，使得她的文字非常贴近中国存在的现实。"[3]陈思和先生提到的"中国存在的现实"在她创作的初期主要表现为描写底层人民悲苦的生活遭遇。

　　（二）强化了叙事技法和深层意义能指的中期阶段

　　萧红创作第二个时期也就是《生死场》《商市街》时期。其中《生死场》一经发表，就受到了文坛的极大注意，鲁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评论到："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4]鲁迅先生给予萧红较大的鼓励和较高的评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萧红的民间叙事模式已经渐渐趋向成熟。且这一阶段，萧红已经深谙如何在显性的写实表达中，隐性传递某种特定思想的写作方法。不只是叙事模式的成熟，萧红也从女性立场丰富了民间叙事模式，这是这个年代中极为特殊的视角之一。萧红所理解的女性立场，并不仅仅是区别于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女性主义，而是建立在人性尊严基础上，完全以"人"作为考量的女性地位反思。在《生死场》中，金枝一开始对爱情和成业还抱有希望，在饱受他人非议的舆论下，和成业结了婚。可是婚后的生活却也还是无法逃脱世态的炎凉，生命的践踏和命运的不公，女人在男权社会中还是被沦为无地位无话语权的附属品，甚至是把玩的廉价之物。弱小的女性在万恶的社会中根本无法生存，甚至连逃脱的方向都没有，这一个个背负苦难的个体，都在生与死的边缘奋力挣扎。萧红的叙述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乡土中国中女性在封建男权场中的悲惨生活，体现了对民间底层妇女命运和生存境遇的怜悯和关怀。并且在这种真实生活的描写下，民间经济主体在女性的身上也被突出强调，从《生死场》中看到收成是人们维持生计的保障，人的性命甚至不及一堆麦子值钱。王婆忙于劳作造成了孩子小钟和铁犁叠在一起而死亡的悲剧，但她直到冬天和邻人比着丰收的麦子才想起死去的孩子。

　　（三）饱含批判意味的后期阶段

　　萧红后期的创作《呼兰河传》中，团圆媳妇的婆婆打了儿子三天三夜，只是因为她儿子踏死一只小鸡仔，她认为"养鸡可比养小孩更娇贵".萧红批判地展现了人的无知愚昧，对现实生活的麻木不仁，生活空间的闭塞，对生命的漠然以及对鬼神的精神依附，通过对物质生活匮乏的描述和精神世界的异化扭曲，表现了呼兰河乡土世界的灰色、落后、啼笑皆非，以及生存的悲惨归宿。"睡着一般的乡村""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正是缺乏内在生机活力、循环往复苦难的隐喻。人存在的价值被质疑和否定，"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萧红小说中还有一类人是属于城市社会中底层人民。在萧红的小说《手》中，作者通过"我"的视角叙述了"染坊的女儿"王亚明的故事，她的手因为长期泡在染缸，颜色就变得发紫发黑，因为这件事就被同学排挤，被学校欺负。为了学习，她默默忍受来自校长、舍监、看门大叔和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当她终于有了一双手套之后，她以为自己的生活会随之改变，然而她的希望是如此渺茫，隐忍和抵抗并没有改变她的命运，那副手套最终逃不过被人践踏的结局，她的所有优点也抵不住扣在她头上的那顶贫穷的帽子。那双手是底层劳动者的手，沾满了生活的艰辛，却永远也推不开阶层之门。此时，手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手套也成为王亚明悲剧人生中自卑的标签，真实地塑造出沉淀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悲苦形象。萧红对于历史和乡土的关切是深沉的，感慨的，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对社会不平等的控诉，对人性善恶的对立，她一直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用她特有的叙事方式细细讲述。

　　三、文学和真实的互通与辩驳--民间叙事的终极意义

　　萧红通过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对政治中心话语进行规避。萧红创作的年代，正是受左翼文学影响的时代。萧红在这些文学中独树一帜，她自己苦难的经历，也让她自觉地关注到人的思想局限和贫苦屈辱的生存状态，这也决定了她有别于同时代作家宣传革命的叙事立场，用自己独特视角和叙述模式，在文坛中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所以她的作品不论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亦或是以第三人称叙述，大多都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素材，而不是写革命历史。当萧红致力于以小说叙事呈现日常生活情景时，很自然地就在创作中表现出对政治中心话语的规避。具体来说，萧红前期的作品通过上述的分析也可看出她在小说中虽然没有明写政治，但是通过对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书写，也能看出阶级对他们的压迫。而萧红之后的创作一反前期作品中对衣、食、住的不闻不问，反而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极大关心。不仅对人物服装样式，搭配方式加以细致地描写，还关注并分析了底层人民在饮食、居住上的习惯，例如在服饰上，萧红小说《小城三月》中的人物非常注重日常的穿衣打扮，日常的谈论也经常围绕衣服怎么样穿，穿什么颜色，衣服的料子选择什么样的。在她的作品中也有许多民间日常活动的书写，比如呼兰河文化场域独具特色的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等。她在抗战的背景下，依然坚持着透过日常的物质层面，叙说着社会变革给人民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处在传统向现代裂变的东北农村的生活场景。这一点就使她不同于同时代的作家。

　　同时萧红也写自己的日常生活，萧红笔下的小说很多都是在写她自己所经历过的事，例如《商市街》里面的文章大多都是在书写萧红的日常和她生活的环境，拥挤狭窄的街道，空气里夹杂着吆喝声、鸡犬鸣声，都是些极其生活化的描写。其中有一篇文章叫《雪天》，她开头是这么写："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小屋子渐渐从灰色变做黑色。睡的背很痛，肩也很痛，并且也饿了。我下床开了灯，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上坐了坐，扒一扒头发，揉擦两下眼睛，心中感到悠长和无底，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里去，并且没有灯笼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5]这段话分明叙述了萧红的日常，因为疾病和饥饿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的一天。这段时间是萧红和萧军同住哈尔滨时期的真实生活状态，因为贫穷，他们只能寄居在一个小旅店中，过着有一顿没一顿饥饿的生活。民间叙事，不同于政治叙事，它以民间物质生活活动为核心。简言之就是日常生活是它的表，物质话语是它的心。萧红在《商市街》的写作中很多的篇目都在描写她的贫穷，饥饿，还经常提到钱，例如五角钱租一天的房子，带一元钱和一张当票走在街上时怏怏的样子等等。

　　从民间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这种叙事方式直接影响着萧红小说的创作，她从民间生存状态中发生、发展、成长及变化，完成了自己乃至乡土中国底层人民的民间叙述，并悲凉地诉说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黑暗与麻木、无奈与挣扎，努力构筑并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迷失的自我得以在此寻找到出口，也更加明确地指向了属于萧红的文学世界。萧红以自己的经历为中心诉说了在底层社会苦苦挣扎的人民悲惨的生活遭遇和状态，同时完成了对政治中心的规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以民间视角审视着自己和这个民族。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主流话语下更为真实的社会记忆。

　　参考文献

　　[1]迟子建，闫秋红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J]小说评论， 2002（2）：28-31.

　　[2]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204.

　　[3]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270.

　　[4]鲁迅生死场序言[C]/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1991:3.

　　[5]红商市街[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