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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小说中男性群像的文学价值

来源:学术堂 作者:陈老师
发布于:2017-03-11 共480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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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严歌苓小说中男性群像的文学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男性群像与美国华裔文学男性群像虽然都有去势化倾向,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不同的。首先,大陆作家的性别意识没有美国华裔作家的强烈,这主要表现在了对小说中男性群像的塑造上。大陆作家的作品创作虽然也受到了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很多作家更多地还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来塑造男性群像的,根据上几节的论述就能清楚地看到。而美国华裔文学界却恰好相反,由于他们很多人脱离了祖国文化的熏陶,接受的更多是西方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作品中的性别意识相对来说比较强烈,再加上美国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情况更加明显,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论争,如“关公大战花木兰”.其次,大陆作品中的男性群像比美国华裔作品中的男性群像更加丰富。一方面是因为大陆的作家群体很庞大,创作出来的作品数量也十分可观,相比之下美国华裔文学的作家力量比较单薄,创作出来的作品数量也无法和大陆文学作品相比。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陆作品中的男性群像比美国华裔文学要丰富;另一方面,大陆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而美国华裔文学开始的较晚,时间比较短暂,发展水平相应的比较低,这也造就了男性群像丰富度不高的情况。最后,美国华裔文学的男性群像塑造虽然没有大陆文学的丰富,但是却出现了新的人物类型,那就是华裔移民群体的塑造。华裔移民群体在之前的大陆文学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就是稍有涉及也是零星点点,没有像美国华裔文学那样大规模塑造的。移民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男性群像的塑造主体,基本上作品中都会出现男性移民形象,这是大陆作家作品不具备的一个特点。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不同经历积累下的不同经验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来源,所以每个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表现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在大陆文学和美国华裔文学男性群像比较的维度下,我们可以深度解读一下严歌苓的特点。严歌苓作为华裔移民,其 30岁之前在中国生活,深受传统文化与社会境况的影响,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在国内文学界崭露头角,所以她不同于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作家。又因为她到美国以后,快速地接受了当地的文化熏陶,并且与美国外交官组建了新的家庭,所以她很多地方也和第五代移民作家不同。她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比较仔细,揭露出来的问题也比较全面,对问题的思考也更为深刻。所以,整体上来说严歌苓是一个特别的作家,在大陆文学和华裔文学中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其塑造的男性群像也是一样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对大陆文学男性群像的反思
  

  严歌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普遍都是小人物,很少有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她特别擅长描摹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从而挖掘出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用小人物去展现大世界。董丹是小人物,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甚至一度用谎言去赚取生活费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岗职工,在假借了记者的身份以后,依然能够为进城告状的乡下人献出自己的真情;张谷雨是小人物,他经常用粗俗的言语去插科打诨,也常常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整治连里的新兵,如果不是因为那场震撼人心的爆破,他用自己的生命拯救出来两条人命,也许他一辈子都不会为人们所知,更不用说被大家推崇了;克里斯是一个普通的美国白人少年,他和同龄人一样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却怀抱着一颗拯救世界的梦,当他第一次见到扶桑的时候,就幻想自己是一个勇敢的骑士,来拯救被囚禁的东方公主,这种情感一直延续到他晚年的时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小人物也有普世情怀。在严歌苓的小说中,这样的小人物数不胜数,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静静的生存默默的奉献,为这个世界增添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然而,通过捕捉平凡人身上善良的气质,投射出严歌苓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和敬重,展示出小人物内心的大世界,看似平凡却透露着人性的伟大。
  
  除了凸显小人物的大世界,严歌苓对当代大陆文学男性形象的反思还表现在文革书写的独特上。文革记忆是严歌苓文学创作的源泉之一,由于对文革有着切身的感受,再加上了移民海外摆脱了诸多的限制,她的文革书写相比着大陆作家来说表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为反思文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首先,严歌苓在文革书写中将政治正确性悬置了起来。在新时期的大陆反思文学里,文革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被众多作家控诉,评判文革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学界的叙事传统。对于大陆作家来说,书写文革不仅仅是创作更是政治表态,因此对文革的态度是政治立场问题。对于严歌苓来说,这种政治表态是不必要的,移民身份让她在某些方面享受了更多的自由。
  
  她曾经说过自己到美国以后,所有的观念都重新洗牌了,特别是政治上变得迷糊起来。是非观模糊投射到作品中的文革叙事中,就是政治正确性的悬置。在严歌苓的文革创作中,少了一些政治是非的论述,反而另辟蹊径从人性的剖析入手,去探索人性的复杂与变化。其次,严歌苓在文革残酷的世界里不忘诗意的言说,这也是她反思文革的一种途径。文革是残酷的,人们在那个年代受尽苦楚。严歌苓并没有试图美化那个残酷的世界,而是通过文学家的想象赋予这个世界不灭的希望。正如《天浴》里不但有身体受辱精神受挫的文秀,也有守护文秀的牧马人老金;再如《白色标本》里有自杀后赤裸裸躺在医院孤苦无依的朱锦依,还有从小仰慕敬佩她的门房之子韦志远;更如《白蛇》里不仅有受尽压迫变成囚犯的舞蹈家孙丽坤,还有给予她同性之爱的率真女孩徐群珊。从以上可以看出严歌苓文革书写中的温情元素很多,正是这些懵懂的、涩涩的情感,让文革之下的残酷人生变得脉脉动人。这就是严歌苓用优雅和完整补缀破碎和残忍,用平静和和谐化解悲愤和冲突的特色之一。最后,严歌苓文革书写最独特的一点是无辜者的自我忏悔。在大陆作家的笔下,忏悔是文革文学的主要内容,但是他们基本上都遵循着“我批判”和“我控诉”的路子。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发现批判者往往缺少自我反省的意识,而严歌苓是一个例外。在她的作品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人--无辜的忏悔者,这在《穗子物语》中表现的最为突出。文革中还是小孩的穗子到底在忏悔什么呢?不过是忏悔自己的无心之举给别人带来伤害罢了。面对文革,作家一般会选择占领道德制高点去批判,像严歌苓这样忏悔的人不多,更何况是无辜的忏悔者更是少之又少,这就显示出了她文革书写的特点。
  
  二、对美国华裔文学男性群像的突破
  
  严歌苓对美国华裔文学中男性形象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部分:一方面严歌苓拓宽了华裔作家男性形象的塑造类型,另一方面她比其他作家更加关注男性移民的生存困境。
  
  在严歌苓之前,华裔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主要集中在华人移民上,这跟华裔作家的生活环境有关,他们大多出生在异国,不了解国内的具体情况,而且生活圈子比较狭窄,一般活跃在唐人街这种华人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基于这种情形,他们创作的男性形象形象比较单一,这些男性形象很多都在华人街经营小餐馆和洗衣店,从事的职业也多与洗衣工、洗碗工有关。到了严歌苓这里,男性形象塑造的模式发生了改变。在严歌苓的笔下,男性形象的类型更加多样化。他们有的是娶了白人女性的古玩店老板,有的是在大学里教书育人的教授,还有的是推销保险的社会底层人士,更有的是呈现出世间百态的美国人……所以严格意义上可以说,严歌苓笔下的男性形象类型相比之前有了进一步的拓展,这对华裔文学来说是一个进步,也是严歌苓文学创作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严歌苓小说的创作背景并不局限在移民生活上,所以她的取材范围非常广泛,男性形象相应的来说会更加丰富一些。她近年来的新作大都与国内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有关,其中的男性涉及到了地产商人、古董收藏家、转业军人等各种类型,这也是严歌苓与其他华裔作家不同的地方。
  
  严歌苓用女性作家的细腻去书写男性的无奈,并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让整个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能引发人们的思考。这点跟汤亭亭等女性作家一味批判华裔男性不同,也跟赵健秀等男性作家只顾突出华裔男性的伟大不同,她笔下的男性形象更加多样化。在上文中我们讨论过严歌苓对男性形象的人文关怀,正是因为这种关怀让严歌苓的内心更加柔软。无论是移民国外的男性,还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男性,他们身上也许都有缺点,但是在缺点背后,作者并没有将他们归为无可救药的一类,而是努力捕捉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芒。《少女小渔》里幡然悔悟的意大利老头,《拉斯维加斯的谜语》里陷入赌博陷阱依然心存善念的老薛,《橙血》里从小背井离乡但是仍然关心同胞的阿贤,《妈阁是座城》里千金散尽、家破人亡后坚持东山再起的史奇澜……一个个生动的面孔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些人物或高大或猥琐,或坚强或懦弱,都不是单一的性格特质,而是一个善与恶的集合体。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纯善的,相同的道理,也没有一个人是纯恶的,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很难定下论调。严歌苓深谙此道,所以她塑造的人物是复杂的,因此也更真实。她善于发掘男性失意生活背后隐藏的东西,譬如时代、社会等因素造成的影响,所以她对男性总体上是宽容的,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也更平和。
  
  三、给当下文学带来的新鲜体验
  
  严歌苓塑造的男性给当下文学带来了新鲜体验。不管是从叙事手法上,还是创作内涵上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从叙事手法上来说,严歌苓小说的语言、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对其男性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严歌苓小说的语言自成一派,幽默风趣却不乏思想内涵,在她塑造男性形象的过程中,为了突出男性形象的特点,她在语言使用方面相当准确,运用了大量的口语、俚语和方言,甚至有些地方加入了英语元素,并且应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严歌苓小说的叙事结构对其男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严歌苓将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放在叙事时序的反复交错中,使小说的情节、人物性格等变得更为复杂化,进一步展示了男性形象的特质。另一方面,严歌苓通过外在透视内心世界,通过内心世界探寻现实世界的隐秘,在叙述故事情节的过程中,达到感悟心理世界的回归,从而对男性形象的把握更加准确,使男性形象更加形象生动。严歌苓小说的叙事视角也是别具一格的,对其男性形象的塑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突出男性形象的特点,严歌苓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中,从自知视角与全知视角的混用到叙事视角的多元创新,一直都是以探寻心理世界最真实的人性为关注点,在多元立体的探寻中,呈现着不同人性不同心理世界最真实、最隐秘的自我需求。
  
  从创作内涵上来说,严歌苓是在跨文化语境下进行文学创作的,所以她对本土经验和异域文化的关系探究地更为深入。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是一股潮流。一方面,所谓的全球化并不是同质化,而是多维共生、和谐发展。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文化的自觉性应该是全球化的前提。另一方面,全球化必然意味着交融和发展,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在这种情况下,严歌苓并没有完全抛弃其中的一方,而是在选择性接受美国文化的同时,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穿插进来,共同形成了属于严歌苓自己的独特文化观,也赋予了自己的创作独特的内涵。严歌苓在作品中一直在坚守本心,就算她移居美国以后,心中怀念的依然是那个跌宕起伏的世界,目光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祖国的追寻。坚持本土经验并不意味着守旧不前,相反严歌苓对新文化的接受也是非常迅速的。到美国以后,严歌苓很快适应了新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背景,并以此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严歌苓的跨文化语境创作给华裔文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选材角度。因此,跨文化语境创作不单单要尊重本土文化,还要接受新鲜的文化观念,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中,共同发挥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念。当代着名作家阿来说过:“文学最终是要在个性中寻求共性”,1“我用异域的题材所要表现出来的无非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认同,即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
  
  严歌苓也是如此,她用普世价值观念去解读人性的复杂,去赞叹善的美,去审视恶的丑,为当下作家提供了学习和参考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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