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情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新写实小说”以其叙事情感的灰色调、作家态度的“零度介入”、展示生活的“原生态”等鲜明的创作特征登上文坛，影响力绵延至今。

　　刘恒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更是把对普通人生存困境的描摹和审视作为小说创作的焦点，其在 90年代末创作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仍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琐碎困窘的日常生活， 却没有延续新写实小说固有的灰色调，而是以冷静的思考、悲悯的眼光、 绵密的叙事描摹和关照普通人在生存困境中对幸福的追寻，使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本文将从文本细读出发，由主题意蕴、情怀表达两个方面切入，具体论析小说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情怀，从而进一步阐释作者在此情怀下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底层百姓的精神状态所进行的批判式书写。

　　一、主题意蕴：生存困境下的坚韧不屈与脉脉温情

　　文学是人学， 对人的关怀是文学永恒不变的母题。 而人道主义则是“一种从人性、人道的立场出发，以善和爱为核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存、权利、尊严、价值，以人的自由、幸福和发展为最高目标，具有人类性、普世性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和平、宽容、同情等) 的伦理思想或思想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创作与人道主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文学是人道主义的重要表达方式，人道主义则是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意蕴和作家应该拥有的创作情怀。 这种“以善和爱为核心”、“重视人的生存、权利、尊严、价值”的人道主义情怀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以下简称为《贫》）中作为主题意蕴得到了鲜明体现，即：面对生活困境和生存焦虑，普通人在庸常生活中的坚韧不屈与脉脉温情。

　　小说围绕着张大民一家的生活展开叙述。这是一个生活困窘的大家庭： 一家八口同住在一间 16 平方米左右的房屋里，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兄弟姐妹迫于生活压力多生嫌隙、争吵不断……然而，面对着这种生存焦虑，作为大哥的张大民并没有悲观绝望，而是乐观向上、坚韧不屈：他善良、真诚地对待爱情和婚姻，厚着脸皮靠“耍贫嘴”安慰失恋的刘云芳，最终抱得美人归；他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把婚后一家老小的起居问题安排停妥，又在儿子出生后以自己被邻居暴打为代价换来了能容纳一家三口的小屋；他承担起作为大哥的责任，劝导、警告婚姻亮红灯的弟弟三民，又不计前嫌地帮忙解决妹妹二民的家庭问题……平凡的小人物张大民却拥有着生活的大智慧，他从未被生存困窘打倒，而是以达观的心态看待生存中的一切危难和困苦，享受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正如有学者所评：“张大民用他朴素的生存意识谱写了一曲凯歌。 ”

　　他被生存压迫却仍然热爱生活，并在对生存进行的一系列抗争中找到了自身的尊严和价值，最终定义了自己的生存哲学：“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 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 ”

　　面对苦难坚韧不屈地活着，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普遍遵循的人生观和生存智慧，这种朴素的生存哲学用人道主义接通了生命存在的意义，而这种面对生存困境达观、坚韧的态度，“是人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现，是人对人进一步理解的表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

　　《贫》 的主题意蕴亦饱含着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 张大民与李云芳虽为贫贱夫妻却能够百事“乐”，在李云芳的眼里，丈夫“耍贫嘴都耍到她的心坎儿和胳肢窝里去， 多难的事听着也不难了”；外地人李木勺和二民吵归吵打归打，最终仍然在大哥的耐心劝说下就医治疗，和好如初，并毫不吝啬地报答家人；四民查出绝症后，以对侄子小树的疼爱寄托自己对生的渴望、对家庭的牵挂；母亲老年痴呆走失后，全家人焦急万分以致争吵、悔恨、痛哭，母亲归来后大民又重新担起责任，照顾小孩儿一样无常的母亲；被大民调侃为腰围四尺八的亮子妈在这场纷争中反而骂自己的儿子，把石榴树让给了大民盖房，令人忍俊不禁……平凡而忠贞的爱情、血浓于水的亲情、无怨无悔践行的孝道、人际交往中的体谅与同情，生活的艰难和生存的苦难并没有磨光人性中的善和爱，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仍然在细节处熠熠生辉，这是张大民窘迫生活的“幸福”所在，亦是作者以悲悯的眼光对生存进行追问、对生活进行思考后得出的答案。

　　二、情怀表达：“生活流”中的“含泪微笑”

　　主题意蕴的设置亦决定了小说文本对人道主义情怀采取相应的表达方式。为了表现这种人道主义情怀，刘恒站在平民立场上对生存进行冷静的审视与思考，以悲悯的眼光观详平凡小人物在生活困境中的坚守与挣扎， 以绵密真实的叙事方式描摹生活原态，最终呈现出于“生活流”中“含泪微笑”的艺术魅力。

　　（一）庸常而真实的“生活流”叙事

　　还原生活本真、展示生活的原生态是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质，《贫》沿袭了这一特质，在文本中形成了一连串琐碎小事组成的“生活流”：张大民由于结婚需对家中布局进行重新布置；三民娶妻后两对夫妇间私生活不便产生纠纷；为了让云芳“下奶”大民买荤菜为她补充营养引起二民的不满，致使兄妹争吵；五民考上大学后一家人为分担学费产生分歧……王安忆曾在一次讲演中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 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

　　刘恒正是试图以庸常而真实的“生活流”筑造起其人道主义情怀的高楼框架。只有回归到最真实的生活，作家和作品人物的情感才会从虚无缥缈的高空落到地面；也只有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时，人的欲求才会得到最真实的流露，人性才会在生存困境的逼仄下浮出水面，从而达到“庸常之中也有‘深度’，‘深度’不厌庸常”。

　　（二）颂扬与反讽并存中的“含泪微笑”

　　小说着墨最多的是张大民的“贫”。 “贫”本身便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指物质生活的匮乏，钱财的缺失；二是老北京土话，指话多、絮叨可厌。 前一个“贫”多带来的是无奈、心酸；后一个“贫”则是无用之“贫”，充满着世俗的调侃和平民的幽默。 具体到张大民身上则两方面都占有了，但是作者重点突出了他的嘴“贫”，从而产生了颂扬与反讽并存中的“含泪微笑”的艺术魅力。

　　小说中，张大民的嘴皮子在多次生活窘迫之时都发挥了神一般的威力：婚前他靠“贫”来吸引爱人的注意，凭借这贫嘴工夫赢得了爱人的心；婚后他靠“贫”来和家人进行各种协商、激怒邻居打伤自己赢得地盘盖房、说服妹夫去看病，借着这一张嘴推销暖水壶......

　　突如其来的家庭悲剧导致了张大民的嘴贫，而嘴贫又一次次地伴随着张大民走出困境，张大民的“贫嘴”无疑成为了生活困境的伴生物， 亦是生存焦虑的发泄口，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成为其维护尊严的利器。 而张大民耍贫嘴时颠三倒四又充满调侃智慧的语言，又让人忍俊不禁。 刘云芳的初恋情人技术员回国后，面对着下岗和婚姻的双重压力，张大民一度困窘，但当确认了自己妻子的忠贞后，贫嘴的工夫又派上了用场：“我给您开门。上飞机小心点儿，上礼拜哥伦比亚刚掉下来一架，人都烧焦了，跟木炭儿似的。到了美国多联系，得了艾滋病什么的，你回来找我。我认识个老头儿，用药膏贴肚脐，什么病都治……回纽约上街留点儿神，小心有人用子弹打你耳朵眼儿，上帝保佑你，阿门了。 保重！ 妈了个巴子的！ ”

　　这段纯属揶揄、讽刺的话可谓把张大民的“贫嘴”工夫发挥到了极致：内容上东拉西扯，用美国掉飞机、艾滋病、治安混乱等社会现实不动声色地对技术员进行恶意诅咒； 句句都带着强烈的敌意却又以得了病“回来找我 ”、“上街留点儿神 ”等看似礼貌 、关心的话语把对方噎住，使人面红耳赤、无话可说。

　　然而，在逗读者会心一笑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停止对张大民“贫嘴”实质的思考。张大民的“贫嘴”是在困窘生活中保持乐观、释放压力的途径，作者颂扬这种坚韧不屈与生活哲学，因而在文本中重点以这妙语珠连的“贫嘴”塑造主人公的小市民形象。 但同时，“贫嘴”亦是一种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更多时候是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他用耍“贫嘴”对抗美国技术员，最终也只是过了把“嘴瘾”，自身的生存困境没有丝毫改变。

　　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面对拆迁分房、推销暖壶等实际问题时，他的“贫嘴”工夫失效了。 当生活的“贫”与嘴上的“贫”相遇时，后者变得力不从心，这让张大民的“贫嘴”幽默染上了些许反讽的色彩。

　　刘恒把张大民的这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纳入进包容性的乐观主义范畴里”,认为在 21 世纪作为人的心理力量的表现的“阿 Q 精神未必没有价值”。

　　他在对普通人困顿的生活现状冷静思考的同时亦投以悲悯的目光，表现出作为创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他无意杜撰出一个所向披靡的完美英雄，而是塑造了一个在困窘生活面前有喜有悲、忽近忽退的平凡人。 正是这样一个努力保持着乐观态度、 热爱生活的小人物，才能够使生存现实与精神状态的碰撞更为鲜明、更引人深思；也正是将生存焦虑遍布的生活悲剧用喜剧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产生“含泪微笑”的艺术效果：使读者在注视张大民生活苦难而“含泪”的同时，又禁不住为他贫嘴中随处可见的乐观、揶揄“微笑”。
　　
　　三、新的启示：人道主义情怀下的批判式书写

　　谢有顺认为，在消费主义盛行与世俗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当代文学越来越陷入一种误区：作家们“普遍在一种轻松的日常生活中漫步，或者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物中居住下来，存在的冲突被悬置，以致真正的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状况被简化成了一些外面的遭遇，而更内在存在的疾病和危机，他们却保持着集体的沉默”。

　　当文学丧失了对存在发问的精神内核，人道主义情怀也自然销声匿迹，作品成为了罗列生活场景的新闻稿，作家退化成了毫无批判精神的“书记员”。 在这样的文学境遇中， 无论是从作品文本还是作家自身，无论是从主体意蕴还是表达方式来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人道主义情怀都是可贵的：它在保持文学对人的关怀的本色的同时，不忘追问生存的意义、颂扬普通人的乐观坚韧，更重要的是，作者敏感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反人道”的黑暗现象，触碰到底层百姓的灵魂状态与生存迷茫，进行了一种人道主义情怀下的批判性书写。

　　在《贫》中，张大民一家屡屡陷入的困境很多是由现实中的社会问题造成的： 父亲死于工厂意外事故，母亲自此患上了烧心病症；住房极为紧张，不得不拆院墙，把树也盖到新屋里；妹妹刚刚病逝，拆迁应分得的房屋立马减了一间……黑暗、破败的社会现实让人寒心：三民的同事因为有个好爸爸就能在排队领房时加塞；领导满口普法教育、却不为民主持公道；技术员在美国发迹不忘“衣锦还乡”显摆一番……刘恒没有因为要表达人道主义中的“善和爱”、表现普通人生活中的脉脉温情就掩饰现实中的丑恶，反而以新写实小说曾惯用的“零度写作”式的笔墨冷静、真实地勾勒这样一幅社会问题丛生的底层生活图景。通过“反人道”横行追问“人道”所在，具有极强的社会批判性。

　　不同于以往新写实小说写作中作家情感 “零度”介入，刘恒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但又不做多余的抒情。他放弃了池莉式对“烦恼人生”的流水账叙述，也不采用方方般对底层“风景”的冷眼旁观，而是回归到人物之中，把自己置于充满生存苦难又不乏脉脉温情的人间，从而真实地触碰到底层百姓的灵魂状态与生存迷茫。 作者对张大民的“贫嘴”特质持颂扬和反讽的双重态度，也正是在这种对人物的批判性审视中，作者借张大民之口屡屡对生存发问：“除了不花钱的白开水， 她还需要点儿什么呢？

　　这个儿子要吃奶母亲想吃鸡腿儿父亲打算舔掉碗底儿的王八渣子的家庭， 到底还需要点儿什么呢？ ”大民对“幸福”的追寻，同样是对“幸福”精神实质的一种追问。小说中一共出现了 23 次“幸福”，却始终都没有对幸福下一个定义，刘恒虽然把“幸福”化为了生活中的人情与坚韧，给出了读者一个“幸福就在身边”的答案，却没有给予笔下人物精神状态的清醒。 生活于底层的百姓由于物质贫乏亦导致精神上的迷失，因而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容易在物欲的包裹下失去“幸福”， 例如作品中一心往上爬而远离了家庭温暖的五民。人道主义要求“以人的自由、幸福和发展为最高目标”，张大民的“幸福”概念也是模糊的、局限的，他所认为的“幸福”往往出现在一桩桩与物质相关的生活琐事解决之后，生存的困境使得一家人的“幸福”被捆绑在形而下的层面无法脱逃。 然而，刘恒对人物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他追寻、珍惜“幸福”的权利和精神，而这种以极大的韧性和生存智慧不断追寻幸福的行动，恰恰是最人性最人道的表现。 这种人道主义情怀下的批判性书写并没有淹没人性的光辉，反而加深了对人性、对生存的思考，这无疑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新的启示。

　　王达敏在论及人道主义时认为：“关爱生命、尊重生命、 体悟存在的终极意义是 20 世纪文学艺术在描写苦难、 指认存在的荒诞中拓展的一个世界性的命题，体现出人道主义的新思想、新走向。 ”

　　《贫》以其饱含对人性坚韧和善良的礼赞的主题意蕴体现了文学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用真实的 “生活流”、“含泪微笑”式叙事将这种人道主义情怀融入作品的每个细节中，并在人道主义情怀下对普通人的生活现状和灵魂状态进行了批判性审思，体现了作家本人的人道主义立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和情怀之下，刘恒改变了之前灰色调写作的风格，而融入了新的特质。在急功近利、消费主义的当代文化语境中，作家应该坚守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立场，不断创新和突破，与时俱进，才能真正创作出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优秀作品，文学才能堪称找灵魂的文学。这也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人道主义情怀带给当代文学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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