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鹄诗歌的困难基调及其美学意义

　　江鹄 《诗水流年》①之所以是一部优秀的诗集，并不只是因为它注重对童年记忆的发掘，在艺术上对于复式意象的经营，而且在于其思想主题的深刻与情感基调的独立性②。从题材内容上来说，江鹄的诗主要表现了诗人童年以及少年时代的生活，然而基本上只是对于人生苦难的集中抒写，很少有对于人间欢快之情的表达，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苦难生活是其诗集所表达的最为基本的回忆，苦难人生的形态与根源是诗人最为重要的思考对象。题材的选择对于诗歌的成败虽然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它可以说明诗人从事诗歌创作的时候所拥有的关注点与思考点，因为诗人一切的思想与情感都必须体现在具体诗作里，一切的艺术表达与美学建构都必然与它所表现的对象和表达的情感倾向密切相关。以此而言，江鹄诗歌具有独立的题材、独立的思想、独立的情感，也就是说它有着自己的思想基调、情感基调与艺术基调，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 “苦难”。正是人生的苦难成就了其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正是人生的苦难成为了其诗歌作品的思想与情感基点，苦难的基调让其诗歌具有了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

　　少年的苦难。诗中的自我，主要是一个童年或者少年形象，诗人正是通过这个形象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现实，展示了家庭与家族所在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显得如此真实可信、丰富多样，然而其基调却是生活的苦楚与人生的苦难。对 “我”的家乡有过这样几种表述：一是 “铁道南那个坡”，一是 “碾子山和碾盘沟”，一是 “前陡村”。它们也许是一个地方几种不同的叫法，也许是一个地方几个不同的部分。这样的地方既不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也不是处于发展中的乡村，而是一个比较封闭与落后的山村，它处于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交界的山区。这里虽然有铁路经过，离村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站，然而它似乎并没有给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诗中没有写到一个发达了的人物，更没有一个身份显赫的人物，甚至也没有像样的房屋及其他的高层建筑。对 20 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北方乡村，诗人没有着力表现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因此他的诗无论从诗情还是诗体而言，都没有受到那个时代流行的“政治抒情诗”的影响。从总体上来说，诗人是以一种回忆的方式写下这些关于苦难的诗歌作品的。

　　其题材虽然是属于乡土的，然而我们不能称其为乡土诗，因为它与那个时代的 “乡土诗”存在很大区别。在一个童年或者少年的眼里所展示的，几乎全部都是人间的贫穷与人生的苦难，诗人眼中的自然是那样的枯败，诗人笔下的人间是那样的悲凉，既没有丰收的喜悦，也没有春天的欢乐，甚至让我们看不到人间存在什么春天与秋天的区别。 《我家的防洪堤》： “那以后，父亲上班不在家 / 我就像勇士/从窗户跳出去 / 在雨帘闪电中 / 用粘粘的黄土封住门 / 堵住洪水的入侵。”诗人以一个少年的身份，以简洁的笔调展示了乡村里空前艰难的居住条件，人们时时要防着洪水的浸入，一旦浸入所有的家俱就会浮上床来，平时看不见找不着的物什，这时全都出来了！家在瞬间就成了一个 “小小的军港”。这就是中国人当时的生存环境，真是没有想到如此艰难！江鹄诗中展示的少年人生，几乎没有体面的生活，他们不是捡煤球就是拾垃圾，不是拉车子就是下苦力。这里没有因为做生意而发财的，没有因为读书而做官的，他们几乎全部是以做苦力而求生存。上一辈人没有为他们准备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也无力改变眼前的现实，只有与灰土为伍，与动物为伴，然而他们仍然有强大而刚毅的意志，只能面对，只能前行，其实正是表现了中国少年的可贵品质。所以，江鹄诗中的童年与少年虽然艰苦，却没有失去自己的意志，仍然顽强地生存与发展。传说中的上帝没有关照他们，他们只有靠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此集中描写穷困中的少年生活，在当代中国诗歌中是少有的，其意义与价值在于真实与坚实，反映了真实的时代生活，表现了人生的坚实与生活下去的勇气，人生的坚强与美丽在苦难的情感中得到了充分的保存与体现。

　　男性的苦难。江鹄的诗中所写的男性，多半是平凡生活里的苦难者，都是那样一些灰头土脸的人，他们总是生活不得志，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况中。 《怀念二平》中的二平在与大平的对比中，独到而深刻地浓缩了一个乡下男子的一生：在他因为事故而死的时候，都还在做着娶媳妇的美梦，一生终于以苦难的单身告终；从小身体很差，也没有像大平那样享受父母之爱；稍长一些就与猪、牛、羊等动物打交道，然而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与他过不去，每一次工作变动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与大平同居于一处，不知为什么那一场特大的暴雨却让南墙倒塌了，而倒楣的他正好一直在南墙边睡觉。这样的人生苦难在其诗歌里并不具有单一性，而是具有普遍性。在 《大舅的独轮车》、 《二伯父小皮匠》、 《锔锅的老人》、 《火车站》、 《枕木》等诗里，所有的男子全都生活在苦难之中，让我们看到的全都是人生的悲剧，并且几乎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在 《二伯父小皮匠》里，一开始就有了这样的诗行： “街上的人管二伯父 / 叫小皮匠 / 叫出了一番悲凉”。然而，二伯父是如何度过 “凄凉”人生的呢？ “二伯父的破棉袄 / 披挂的星星最多 / 星星还没退净 / 又披到了身上 / 他把家人和养的猪羊 / 一起赶起来/和他一块披星星戴月亮”。他没日没夜地干活，还带领全家人起早摸黑，为了生存而付出了自己的一生。然而，他的人生结局如何呢？ “咽气前，一定叫家人 / 把他抬下炕 / 他说，热乎给家人留着 / 我身子太凉。” “二伯父”也许是一种写实，也许是一种虚拟，然而无论如何，他的人生总是悲苦的、难堪的，为一家人的生计不得不吃苦耐劳，不得不披星星戴月亮，小皮匠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在一生里没有任何高兴的事情、愉快的时候。

　　像小皮匠这样的男性，在其诗中大量地存在： “仓库大叔把烤熟的豆饼 / 塞给我，塞给我一脸沧桑 /一脸慈祥 // 那豆饼，又硬又香 / 硬得硌牙，香得透腔”，这些男性让我们如此熟悉，如此亲切。 “土地是安魂的厚被 / 晨鸟的长句 / 是悲悯凄怆的安魂曲/柱子爹伺候了一辈子土地 / 土地接纳了他的回归”。 “柱子爹”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壮年男子是人生最为壮美的时候，诗里所展示的人生为何也是悲剧性的呢？这就体现了一种审美理想，因为在诗人看来，他们在那样的年代里没有过上美好的生活，一是因为自然环境太差而导致的生存环境特殊；二是因为时代没有能够提供他们改造环境的可能性，他们的人生只能是悲剧性的，然而他们的人格却具有金光闪亮的一面。那样一些本来强大的壮年男性也成为典型的悲剧，具有重要的思想与美学意义。诗人似乎并没有揭示产生悲剧的原因，也许是他不愿意进行揭示，然而，既然这样的人生悲剧大量存在，就具有了一种意义：一方面是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展现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可以促使人们思考与人类生存处境相关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也许诗人认为人生本来就是苦难的，在苦难中生存，在苦难中发展，也是不得已的一种人生道路，这样的思考本身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美学意义。这样的诗让我们想起萧红小说 《呼兰河传》，也让我们想起鲁迅小说 《故乡》与 《风波》，黑色的与灰色的人生，不可能不是悲剧，并且是最为严重的人间悲剧。

　　女性的苦难。许多女性也许与诗人相关，然而他很少写到同辈女性，所以，诗中 “我”与其他女性人物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爱情关系。诗人所关注的大多数都是上辈女性，她们的命运是绝对悲苦的。

　　《母亲是堵墙》： “雨天，母亲是遮雨的伞 / 雨点滳在浸汗挂土的布衫上 / 开成一朵朵无色的花 / 母亲是我的天”。母亲穿着极为简单，衣服上多半是田间劳动所留下的痕迹，因为她出生于乡下，生活于乡下，母亲只是一位乡下的劳动妇女。劳动妇女的命运不一定都是悲苦的，然而母亲并不顺利，她虽然拥有大爱，生活得却实在是很不容易。 “我”作为一个乡下小伙子，为什么需要母亲的关照，对母亲有如此的依赖性？因为 “我”时时生病，自我生存能力很差，并且自然环境也很险恶。 《菜农》里的母亲，也同样是如此： “母亲的脸/染上越来越浓的菜青色 / 那红萝卜的色泽 / 回不到母亲的面颊”。

　　和母亲同辈的女人们，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我们看到 《大妗子》里的 “大妗子”，整个一生都在为一家老小而操劳，正如诗人所说： “大妗子是一架/ 操劳的机器 / 大妗子左鬓垂下的 / 那绺长发 / 常常遮住她的 / 半个脸 / 谁也猜不出 / 她思啥虑啥 // 大妗子使我想到了 / 蒙着眼睛 / 在磨道里一圈一圈拉磨的驴”。 “大妗子”虽然美丽，却也相当可怜，她就像一头驴，没日没夜地劳累，没有人生当有的享受，没有得到人们的尊重，具有深厚的悲剧性。最具有悲剧意味的女性，也许要算 《姥姥》。这首诗虽然赞美姥姥性格的坚强，然而重点写她人生的曲折与痛苦： “姥姥是个小脚，三寸金莲 / 那个时代留给她的纪念 / 姥姥蹒跚的步履 / 踩着清朝的败叶走过来 // 在生活的山道上 / 一扭一扭 / 无力地踩踏着苦味的曲麻菜 / 蜇人的霜雪，翻越着 / 绊人的坎和坡”。在此基础上又揭示其四个女儿的命运，说她们是 “四朵苦菜花”，与姥姥的人生模式一模一样， “从没落过一片幸运的树叶”。为什么两代女性都是同样的命运？为什么女性们的命运比男性更加痛苦？因为他们不仅要照顾自己的男人，还要照顾自己的儿女，同时，他们也比自己的儿女辈更能负重，更加坚强。在江鹄的诗中，几乎不存在喜剧性的女性形象，只有在国家实行高考制度以后，有的女性因为能够上学，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过那也只是一个开始。苦难的女性在其诗中是大量存在的，诗人对她们采取一种怜悯的态度，表现出人道主义同情，体现了诗人所拥有的悲天悯人情怀。

　　作为一位男性诗人，如何对待与抒写身边的女性，可以看出他所拥有的个人素质与美学思想。江鹄诗歌中诸多女性都是被同情的对象，被赞美的对象，被肯定的对象，其诗里不存在品质很坏的女人，体现了博大的女性观与平和的两性观，总是以爱护与保护的心态对待女性，要以诗人身份为身边的女性说话，为天下的女性说话，发出她们从来没有发出过的声音。如此众多的女性值得同情，同时也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因为在她们的身上总是发出耀眼的光辉，其心里却存在着巨大的痛苦。这正是江鹄诗歌与众不同之处，他要以一个男性诗人的身份，提出女性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只不过与易卜生的戏剧一样，没有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乡村的苦难。在江鹄的诗作里，整个乡村都是破败的，整个人生都是灰色的，无论是父亲出生的碾盘山，还是自己生长的前陡村，无论是他母亲出生的青龙河，还是离他家不远的 “铁道南那个坡”，所有的地理景观及其生活几乎都没有任何喜庆的色彩。 “邻居老孙家 / 那个憨实黝黑的青年 / 我叫他孙大哥 / 因为订好的媳妇悔婚了 / 就把浸泡在心痛中的身躯 / 塞进了火车轮下 / 老孙家一家人关起门来哭 / 只是那门太破 / 挡不住哭声 / 半夜时，我又听见铁道上 / 传来火车汽笛的哀鸣”。这首诗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是乡村苦难人生的标志。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 《前陡村，我的乳母》： “奶水本来少得可怜 / 又添了我们 / 一二百张嘴，嗷嗷待哺 / 前陡村，我的乳母 / 她从不会拒绝 / 奶水里有钙有铁有石末 /有使人刚强的元素”。在诗人看来，自己的村庄简直像一位女人一样，没有充足的奶水，没有美好的形象，然而仍然以瘦弱的身体把所有的后生养育成人。为什么诗人笔下的故乡总是破败的，人们总是处于苦难之中？一方面也许是真实的生活本来如此，一方面也许是诗人身上的现实主义精神所致，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诗人不得不如此地看待故乡的生活与人们。如果在一位具有浪漫情怀诗人的笔下，家乡再穷也会想象成仙景，人们再苦也会描写成英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人的区别，也许正在于此。20 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乡村如此的破败，人们生存于如此的苦难之中，是许多诗人笔下所没有的，然而在他的诗中被表现得如此丰富与如此真实，本身就具有了社会学的意义与文学史的价值，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保证了这种价值的实现。

　　苦难的主题与诗歌的沧桑感存在密切的联系。

　　正是因为苦难，让江鹄的诗歌充满一种人生的沧桑与世态的炎凉。这样的风韵，最集中地体现在这样的诗作里。如 《枕木》写诗人老家附近铁道底下的枕木，同时也是写他一生像枕木一样生存的父亲。

　　虽然是一首赞歌，也充满一种苦难情绪： “枕木从不喊疼 / 对负重和压迫 / 就知道咬着牙根 / 忍着熬着承受着 / 只听见火车 / 不停地呼喊 / 响彻山野，直冲云霄”。在与 “火车”形象的对比中，诗人表现了“枕木”虽然没有任何名份，没有任何享受，却沉默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诗人的目的不在于写物，而在于写人，写自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生的 “父亲”： “那几根破败的枕木 / 就是多病的父亲 / 最后几根肋骨 / 父亲，是火车的枕木 / 是这个家 / 艰难日子的枕木 / 是不争气儿女们的枕木 / 是我人生路途的枕木”。这首诗的基调显然是苦难的，无论是对于其父亲还是在那个家里的人们，还是对铁路上的“枕木”，诗人都是在一种悲伤的情感里进行歌唱的。枕木，它如何欢乐呢？枕木，它如何张扬呢？

　　它也许十分坚强，然而身份注定了自己的角色，地位决定了自己的人生，因此我们说 “枕木”就是一种痛苦人生形态的象征。诗人对于苦难的表现与思考，为他的诗歌所带来的特点是鲜明的，那就是沉重与悲伤，那就是博大与深厚，这样的诗与那个时代一些只知赞美的诗比起来，自然有很大的优势。

　　李白的诗多半是 “行路难”的感慨；杜子美的诗多半是 “三吏”、 “三别”这样的痛苦与怜悯之调。

　　因此，江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诗史的意义，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生活，特别是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其美学价首先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的，建立在诗人的真实与丰富体验基础上的，建立在诗人的真实发现与深刻探索基础上的。

　　为什么江鹄诗中存在如此巨大而深厚的苦难情结？我们认为其来源有三：一是他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生活，由于乡下出生乡下成长，本来就是不太如意的。在那样一个绝大部分人的生存都有问题的时代环境里，作为一位诗人他如何高兴得起来呢？二是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乱年代，人们没有生存得更好的权力，政治与社会也没有提供这样的机遇，因此，时代的暗色在其诗中大量存在。三是由其独立的诗歌美学思想所决定的。虽然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其诗歌美学思想，然而从其诗作中可以看出诗人很少欢乐之辞，而多半是痛苦之音，而之所以如此，诗人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们认识那个时代的毛病，为此他要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来记录与表现他的所见所闻，他的所感所思也正是着眼于痛苦的现实生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诗歌美学思想，才让他的诗具有了如下重要的思想与艺术意义。第一，能够让我们清楚地认识那个时代与社会所具有的意义。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与时代条件，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简直是破败不堪的，江鹄的诗歌就是一面镜子，让所有的读者能够看到真实的乡村影像与真实的乡村人生。第二，中国北方乡村里的人生是坚强的。江鹄的许多诗作都可以归入人物诗一类，写得最好的就是其乡村人物诗系列作品。然而，他笔下的人物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是沉默的、苦难的、坚强的一群。这样的描写就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北方乡村里的人物群像之真实面目，虽然有许多优秀的品质，然而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令人忧虑的，他们的命运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显然，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坚强而沉默的品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第三，创造了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诗歌格调与艺术风韵。不是说江鹄的诗作在艺术上达到了最高境界，然而它的个性与风采却是独具的，因为它们的苦难情绪与沧桑基调，总是让我们感动甚至震动，其诗作的感染力与生命力，多半也是来自于此。评价诗歌艺术也许存在多种多样的标准，然而是否具有感染力与生命力，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深厚的现实感与沉重的生活感，低沉的音律与灰暗的色彩，简要的表述与朴实的语言，正是其诗区别于时下许多诗作的最重要标志。

　　我们认为，江鹄的许多诗作具有闪光的品质，达到了很高的思想与艺术境界，如果我们究其根源，就可以发现它的光辉，往往来自于苦难的光辉，痛苦的光辉。江鹄的诗歌给我们的启示是相当丰富而多样的，它以其悲苦的基调及与此相适应的艺术追求实现了自己的思想价值与美学价值，从而成为了当代诗歌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其具有苦难光辉的作品一再地提醒我们，那样一些高唱赞歌的诗人，那样一些喃喃自语的诗人，那样一些只报喜而不报忧的诗人，是不是会感到一丝丝的羞愧呢？

　　苦难虽然让人难受，而痛苦却让诗歌光辉，一个有现实感与生命感的诗人，他也只能是如此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苦难并不是什么坏事，每一个人都想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当我们没有幸运的机会生活在丰衣足食的年代，生活在美好的时光中的时候，难道我们还是只能歌唱与赞美吗？中国古代有多少诗人是专门唱赞歌的呢？正如欧阳修所指出的那样：诗穷而后工。然而历代以来，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认识到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