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妓女的悲惨命运

　　《海上花列传》是晚清着名的狭邪小说，它以晚清上海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描绘了上海租界中嫖客与妓女相互纠结的爱恨情仇、利益冲突、欲望挣扎的故事。小说中人物众多，上至巨富商贾、达官显贵、文人名士，下至店伙打杂、老鸨帮佣等各色人物。而等级不同的妓女，如长三、幺二、“野鸡”等则是他们生存世界之间的一种中介。她们既要攀附各种达官商贾、文人雅士来满足自身的欲望，又要处理好和老鸨、流氓、帮佣之间的关系来确保自己的“发展空间”。无疑，她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挣扎在生存、金钱、情感的夹缝中进退维谷。

　　在一个浮华、躁动的年代，作为妓女的她们，其表面纸醉金迷、流光溢彩的生活之下，涌动着一股无法拂逆的暗流。女人是作为男性的“他者”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是一个边缘的群体，而作为比女人更低一层的妓女，更是边缘中的边缘。因此，她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悲剧的烙印。笔者主要从《海上花列传》所表现的妓女形象入手，从情感、欲望、生存等角度来分析作为妓女的“她们”的悲剧命运。

　　一、情欲的幻灭

　　爱情是人类精神家园永恒的话题，它的虚幻和美好吸引着无数的痴情男女为之倾倒。在这个惠及人类男女的所共有的权利面前，妓女也同样怀揣着一颗期望的心，希望能在真爱的解救下逃出迷雾一般的风尘生活。《海上花列传》中叙述的妓女，无论是要强、蛮横、工于心计的周双玉,还是能干、憨厚、痴情的农家女赵二宝，她们的爱情在世俗的阻隔和命运的不确定下最终走向幻灭，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们祈求摆脱的心，她们注定继续徘徊和挣扎于泥淖的漩涡中。

　　周双玉是一个“风韵可怜可爱”、善于弹唱的一个年轻貌美的清倌人。由于年龄较小，对风月场所的爱情过于执着，一味沉迷于与周淑人的个人感情狭小范围之中，并且希望借此摆脱作为妓女的职业，成为周淑人的“大老母”，进而成为主流社会的一份子。殊不知在一个强大的父权制的社会，作为妓女的周双玉要越过父权制这一藩篱是何其的艰难，以致在重重阻隔下最后被迫与朱淑人决裂。

　　当她得知朱淑人定亲以后就判若两人，刚开始她“猛吃一惊，急欲根究细底，转念一想，大约朱五少爷定情之事密不可宣，不可造次。当下迈步搴帷，见了陈小云、洪善卿，侧坐相陪，不露圭角”。之1表达着自己的不满。首先用亲情的语调“我做仔无娒个讨人，单替无娒做生意……无娒为啥要瞒我喤？”

　　她认为他们用欺瞒的手段让自己的自尊受到极大的侮辱。而随后的她“心下重重恼怒，忍不住滴眼抹泪，渐放悲声”，这才是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她哭自己所爱的人背弃了两人之间的诺言，哭自己所谓妓女这个低等职业不能给她带来社会妇女的地位。由爱生恨，用引诱的方式让朱淑人生吃鸦片烟，爱的极致用恨来完结，得到的注定是那遥遥无期的失落和怅惘，也许继续沦落在那片红尘之中才是唯一出路，因为她的爱已经消逝。她的情欲悲剧在于她过于相信两人的爱情，总感觉他们的感情的出路总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殊不知把感情完全寄托在一个软弱、听从命运安排的公子哥身上，他们的情欲注定是虚幻和悲惨的。命运的囚笼已经铸成，它的挣扎是虚无和茫然的。

　　周双玉的爱情幻灭是世俗姻亲的侵入阻碍着他们的继续。而赵二宝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遥遥无期的等待以及在这个等待过程中的宿命悲剧。赵二宝作为一个城郊普通人家的子女，初入上海，就被上海大都市的高楼、酒楼、白相、服装所吸引。在未进入“花场”之前，她的干练，遇事有主见，都让人觉得她有能力去把持免受物欲的侵袭。贫穷、貌美又难免虚荣的她禁不住物欲、色欲的诱惑，只凭施瑞生的温存款待，加上一瓶香水、一件花边云滚的时装，就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灵与肉全部抵押给了纸醉金迷的伤害。在几次白相之后就匆匆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开书寓、当妓女。

　　刚进入堂子的赵二宝生意兴隆，接连不断地叫局和白相，让她在上海妓女圈中小有名气。后来遇到史天然，她听说史天然家有妻室之后，也愿意一心一意嫁给他，一切局账不许开销，并且只做史天然一个。史天然在离去之前对赵二宝的誓言和允诺，更坚定了她的心——等待和准备嫁妆。她的情欲在被唤醒之后就不能自拔，年轻的心在欲望面前总是经不起斟酌和推敲的。盲目的信任，对金钱的熟视无睹，让她在准备嫁妆时显得捉襟见肘。等待的漫长更是让这份爱情的前途扑朔迷离。最终，史天然的命归西去，让等待的爱情延迟到最后，梦的破灭和情欲的消逝让她还来不及体味就消失了。作者没有交代赵二宝的结局，到那我们能猜测到，作为年轻妓女，在变幻莫测的命运面前，沉痛的爱，让人痴迷，也让人成熟，对世事的越发清醒，能让她摆脱稚嫩的心。最终的结局也许和周双玉一样，继续地沉沦和挣扎，是她余下生命的主旋律。

　　周双玉，赵二宝作为两个比较年轻的“海上”妓女，她们在上海这个半殖民城市，做着表面光鲜，实则低下的工作。她们在不谙世事的大背景下，在烟柳场合希望找到真爱，并且为了爱情而努力争取。但她们不懂得在一个父权社会和利益至上的社会，没人会让一个妓女身份的女子进入她们所期盼的高位。命运的夙愿必定是苍凉的，微带着的美丽，消逝的灵魂铸造的卑劣的心，她们将继续在“海上”花场中继续表演着自己的传奇。

　　二 、死亡的挣扎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妓女她们的物质境遇往往是可悲的。由于受到拉皮条者和鸨母的盘剥，她们的生活没有保障，3/4 的人身无分文……约有 75%的人染有梅毒。25%的人因淋病并发症需要手术治疗。在 20 个人当中就有 1 人患有肺结核；60%的人酗酒和吸毒；40%死于 40 岁以前。”

　　虽然《海上花列传》中对妓女的描写基本上都被歌舞升平、叫局和白相所充斥着，物质生活的充裕让我们很难把这个与妓女悲惨命运联系起来，但李漱芳的香消玉损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在《海上花列传》中，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爱情是最让人惋惜和感叹的。阴阳相隔的悲剧命运像一道挽歌响彻在海上花场之上。李漱芳所以之以命运的消歇结束，既有作为妓女这职业所带来的身心的摧残，更多的是因为妓女的身份让自己在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中无所适从，导致的心理创伤让她走入死亡的深渊。

　　李漱芳生性多疑，对待感情的患得患失总让自己在失望的边缘中徘徊。在她生病的时候，她真心希望陶玉甫能陪她，但又害怕因为自己的身体而耽搁他生意上的事情，更怕他的兄长陶云甫谴责他，说他太用情于一个妓女。她知道，在一个传统的社会中，妓女的地位是低下和卑微的，她们只是嫖客生意场上笑谈和陪酒的工具，是一种外在的陪衬。

　　她懂得社会的因袭制度和习俗注定了她的社会地位。但在陶玉甫理想爱情的浸染下，她祈求得到改变，变成社会承认的贤妻良母。她在陶玉甫面前以退为进，用宽容和大度来占据男人的心，但正是这样的爱情策略，让她本身脆弱的身体承受着精神和世俗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她的死亡是这种性格造成的。她对陶玉甫说“我个心勿晓得那价生来浪，随便啥事体，想着仔个头，一径想下去，就困勿着，自家要豁开点，也勿成功”。

　　思想的重负像一剂毒药蔓延在她的全身，而真正的病痛也一步一步侵蚀着她的身体，她的讳疾忌医也让她在命运面前节节败退。在生病期间，她把未来的事情都考虑过了，她希望陶玉甫在她死后，好好照应着她的无娒以及把她的妹子浣芳讨去，让浣芳代替她继续伺候他。

　　这样的深情和嘱托，让人读之不觉泪下。肉体的渐趋渐远，思想的负累，生存境遇的恶化，所有的一切，像催化剂一样摧毁着她的身体。

　　李漱芳，她希望得到陶家的二少奶奶的合法地位，不愿继续沉沦于妓院。当她的希望破灭时，她情愿以一个妓女的身份死去，也不愿意以妾的身份1的烟花之人。柔肠寸断的爱情本身就不应该存在于风月场合，过高的期望和现实的差距，让思想承载的压力完全爆发，死亡在所难免。李漱芳的悲剧，是一种理想未能实现后的逃逸，更是一种女性对命运的倔强反抗。李漱芳的死亡方式，是妓女祈求摆脱无法把握命运的典型方式，死的意义只是去印证作为妓女这个群体的悲惨遭遇。妓女用生于尘土、死于尘土的宿命论来完结着自己。

　　三、生存的抗争

　　妓女，像一个无所归依的灵魂流落在欲望都市中。在一个殖民主义的侵袭下成长起来的畸形都市，商业的畸形膨胀，使城乡二元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贫穷和饥饿伴随着农村和城市下层人民，而商人金钱的猛增和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加剧了对娼妓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大背景下，农村和城市贫民少女不断地加入这个发展的行业。在《海上花列传》中，绝大多数妓女都是为了生存才走上这条路的，她们尔虞我诈、争风吃醋、纠结吵闹、阴险狡诈，所有的一切也是为了能在她们有限的青春年华中，借助美貌、手段来疯狂地敛财、巴结富商，进而希望能改善她们晚年的生活状况。生存问题，生存好与坏的问题，是她们关心的重点。

　　黄翠凤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她在《海上花列传》中是一个和生存命运抗争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对待嫖客和妓女之间的关系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可以说在小说中，她是个成功者，至少在摆脱作为被操控的赚钱工具时是这样的。黄翠凤做事有极强的目的性，计划缜密，适时而行。风月场合的老成稳重让她在赎身的事上驾驭就轻，并把每方的厉害冲突都想得周到。但与此同时，她又是阴险虚伪，心狠手辣。她与黄二姐在赎身的阴谋这件事上，把这种个性暴露无遗。她教唆黄二姐偷拿罗子富的拜匣，并让她用一万大洋要挟罗子富。在与黄二姐的双簧戏中，她的表演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她对金钱的聚敛、对处理嫖客之间关系的把捏都恰到好处。她对生存的抗争是以金钱和自由身为准则的，她巧取豪夺、瞒天过海的伎俩让她在妓院中活动得游刃有余。

　　从根本上说，黄翠凤在《海上花列传》中是活的最清醒、最现实的一个妓女。她的抗争是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金钱和有限的自由。但从深层次来说，她即使逃离了妓院，赎了身，但她的余生正与许多年老的妓女一样，沦落为去操控、去压制更多的年轻贫穷女子。从根本上说，这更是一种悲剧，对生存进行了抗争，但结果注定在这个行当中继续抗争，她不可能摆脱作为妓女的角色，为了那虚无的结果，终其一生。

　　在《海上花列传》中，沈小红的生存抗争是更颇具戏剧性和复杂性。作为王莲生的相好，她严格要求王莲生钟情于自己，她的生存的期望都寄托在像王莲生这个嫖客身上。但她骚动的情欲之火让她背叛了王莲生，她姘戏子，她违背了妓女和嫖客的关系。所以她的生存抗争和情欲发生冲突，而二者的和解更是让她一无所有——王莲生不再宠信于她，戏子无情也离她而去。

　　从根本上说沈小红的抗争是一种徒劳，因为王莲生和她的关系是纯粹的嫖客与妓女的关系，没有真正的感情，是用金钱扭结在一起的关系，它毫无稳定性而言。“他们好似以夫妻反目的方式，表达从暴力到内疚的各种感情”“陷入了不断变换自己的角色困境之中”。

　　沈小红在与生存的抗争中，而她的生存又仅仅依附在像王莲生这样的嫖客身上，所以她注定要失败。她把自己的全部筹码都压在感情淡漠、毫无根性的嫖客身上，而她的抗争的手段又是愚蠢的。沈小红在与生存的斗争过程中，她自己仅仅是一个客体，一个毫无能力进行回击的弱者。她没有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她不能理解作为一个妓女所该遵守的潜规则。因此，她祈求的生存命运只会把她推向更艰难、更加痛苦的深渊中，她的生存抗争也注定是悲剧。

　　妓女作为一个悲剧群体，有着不同的悲剧原因，却有相同的悲剧下场。我们在感叹作者笔下十里洋场的上海时，也不禁要用鲁迅的话来感叹生活在上海制造着丰富夜生活的妓女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参考文献：

　　[1][2][4]（清）周邦庆.海上花列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3]（法）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