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所构建的近代国家形象解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地位的凸显，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日益受到当今文艺理论界的关注。“试设想若美国没有马克·吐温、海明威、杰克·伦敦，没有杜威，没有好莱坞，美国虽不会沦为‘丑国’，至少它的精神气质和意义世界就会引起国际公众的负面想象。”

　　可以说文艺所具有的柔性塑造国家形象的特点，在构建国家形象时有其特殊性。茅盾文学奖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通过对获奖作品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实践对国家形象的构建已经逐渐走向自觉。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在2012年被改编成电影公映之后再次引起学者对它的关注与研究，这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在历史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民族未来这一重大问题迷茫与反思的史诗性巨著，以家族史为切入点书写了民族秘史，全景式再现了中华民族在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巨大历史变革期间的社会状况，浓缩着深刻的民族精神内涵，以民族心灵史的方式构建了近代中国形象。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白鹿原》所构建的近代国家形象，在满足国家形象构建的历史性诉求的同时，着眼于对民族现代生存的思考与新时代民族文化审美理想的探求，并期望在此基础上探索新时代的民族文化信仰问题，加之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因而思考这部作品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的特殊意义，将为我们研究当下文艺中的国家形象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民族史诗与近代中国形象

　　正如陈忠实在该书卷首引用的巴尔扎克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所表述的那样，《白鹿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史诗性巨著。作者有意选择家族史诗的题材，以白鹿村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要内容，描写了辛亥革命到建国初期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国家形象是历史形象与现实形象的综合体，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在文艺创作实践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国家形象史。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民主主义革命史是一段特殊且值得深思的历史，是一段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探索民族未来不断现代化的历史，在民族发展史中更加具有警醒作用。现代中国形象有别于灿烂文明古国的“历史性”国家形象与改革开放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性”国家形象，在国家形象史中具有特殊性。又因为“‘秘史’，包括心灵史，家族中的原始形态，他们都同以往作品的阶级斗争史不同，这是一种更为广大的视角。”

　　在国家形象构建的视角下更加凸显了研究价值。

　　黑格尔在《美学》中为史诗下了定义，他认为“史诗以叙事为职责，需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

　　“史诗”源于西方，本来是一种古老文学体裁的概念，如荷马的《伊利亚特》，被称为“古典史诗”，19世纪后又将史诗式的长篇叙事小说称为“现代史诗”，“史诗”后来逐渐演变成“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茅盾文学奖深在的史诗情结“成了茅盾文学奖的‘潜规则’或者基本的审美特征”。“史诗性”这一审美特征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标准。与传统官方宏大叙事史诗所不同的是，《白鹿原》避免了以往革命历史小说重“史”轻“诗”的倾向，达到了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陈忠实站在一个历史超越的高度，抛却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政治斗争的单一线索，以人生和命运的变迁来表现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深刻描写了中华民族从辛亥革命到建国初期其间50年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心路历程。小说以关中平原上的“仁义村”白鹿村为背景，以白、鹿两家祖孙三代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在反映祖孙三代人恩怨情仇的同时全景式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囊括了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以及之后的文革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其间又穿插着关中平原的旱灾、瘟疫等社会事件。陈忠实站在宏观鸟瞰的历史高度，选取中华民族从农耕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这一特殊时期，写出了一部与“正史”相对的“秘史”，以民间宗族变迁史为主体，写出了人生，写出了心灵，写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与近代中国形象。

　　正是由于《白鹿原》这部作品所具有的“史诗性”特点，它才能为我们鲜活再现中华民族在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大变革时代、在东西文化交流碰撞背景下的国家形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以宗族为根本的农耕文明和强调阶级本位的外来文明相冲突的历史画面，也正是由于这种冲突导致了近代中国形象的复杂性。《白鹿原》既让我们看到了儒家文化的美好，又向我们展现了它的落后，作者没有将笔墨洒向英雄人物，而是着重描写了普通民众在这一社会大变革时代的选择与挣扎，展现了中国半个世纪的“民族秘史”，在塑造一个复杂的近代国家形象的同时，书写了民族心灵史。

　　二、儒家文化的反思与民族心灵史的书写

　　有专家指出，“开展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以‘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多元化样态。”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就需要重视挖掘中华民族在那些特殊的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心灵震颤与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儒家文化受到批判并在现当代文学中被描绘成了禁锢我们民族发展的罪魁祸首，沦为落后文化的代表。建国后，儒家文化又一次次受到冲击与批判，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儒家文化成为用来抵抗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有力武器重新引起学者的关注。《白鹿原》这部小说是在“寻根思潮”背景下创作的，与传统寻根文学不同的是，陈忠实没有书写“不规范文化”，而是对正统的儒家文化进行了全面审视，《白鹿原》所描写的已不再全是“吃人”的文化。陈忠实以艺术的手法书写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苦难史、‘折腾’史、命运史。”

　　在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书写了民族的心灵史。

　　首先，《白鹿原》通过对儒家文化“仁义”与“吃人”的再思考书写了民族心灵史。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封建礼教”自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开始便被打上了“吃人”的烙印，随着近代中国文化激进主义的蔓延，儒家文化被全盘否定最终沦落为“吃人”的文化。《白鹿原》在民族心灵史中留下的最为重要的一笔就是对儒家文化的再思考。《白鹿原》贡献给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个迥然不同的地主形象。在陈忠实的眼中，儒家文化不再只有“吃人”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有“仁义”的一面。儒家文化的这种内在冲突通过小说主人公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展现出来。白嘉轩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儒家宗族文化的两面性即“仁义”与“吃人”的尖锐矛盾，他的身上承载着儒家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可以称为儒家文化的代言人。白嘉轩作为儒家文化的卫道士，忠实地实践着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身为族长，他修祠堂，定《乡约》，整饬民风。为了延续儒家的道德规范，他办义学。他关心族人的疾苦，为了族人的利益能够挺身而出，当族人因为参加农协受到田福贤的迫害，他又能够忍辱负重，以下跪的方式为族人求情。

　　作为地主，他义待鹿三、善待黑娃的行为，最能体现他的“仁义”。《白鹿原》描绘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地主与佃户的关系，白嘉轩与鹿三虽为主仆却更像是兄弟关系，白嘉轩平时称呼鹿三为三哥，他们能够在一个桌上吃饭，忙时一起在地里劳动，农闲时又能推心置腹地交流感情。白嘉轩在饥荒之年也不辞退鹿三，当鹿三家因为旱灾口粮不够吃的时候白嘉轩主动送去，又让自己的宝贝女儿白灵认鹿三做“干大”。白嘉轩所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光辉形象实际上体现的是儒家文化的精华，陈忠实通过白嘉轩这一形象全面阐释了儒家宗法文化调节社会家庭生活的巨大作用。然而白嘉轩同时具有冷酷无情、薄情寡恩的一面，在祠堂里他对烟鬼和赌徒施以酷刑，当亲生儿子白孝文走向堕落的时候，对其使用“刺刷”。

　　当田小娥的灵魂回来复仇时，他痛斥族人为田小娥修庙的想法并且主张修塔镇压她。当自己的女儿白灵离家出走闹革命时，他发誓以后永远也不认这个女儿。这些都表现了白嘉轩性格中残忍的一面，客观上展示了儒家文化“吃人”的一面。其次，《白鹿原》通过对儒家文化眷恋与批判的矛盾态度书写了民族心灵史。有学者指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

　　其实这种矛盾态度不只是陈忠实一人的文化立场，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在自我救赎时挣扎与迷茫的矛盾心理。

　　在看到民族文化落后时，我们彻底打碎了儒家文化，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发现自己的民族失去了文化根基，导致了信仰的“虚位”，寻根文学便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寻根文学以“不规范文化”为出发点，“回溯于更原始而更深层的‘传统’———中国神话形象，试图由此探寻中国文化得以重新自立于世界的强有力的‘根’。”

　　而在陈忠实看来，从规范的、正统的儒家文化入手能更为准确地寻找到民族文化的根基，然而陈忠实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是矛盾的，这一矛盾态度主要通过黑娃反叛———皈依———被害的整个人生历程体现出来。黑娃作为雇工鹿三的儿子从小就具有反抗意识，他不想像鹿三一样一辈子在白家做工，长大以后就外出闯世界了，做工时带着郭举人的小妾私奔后，不仅被族长白嘉轩赶出了祠堂，而且被父亲鹿三逐出了家门，只能住在村头的破窑洞里。后来在共产党人鹿兆鹏的启发下，掀起了一场“风搅雪”运动，砸烂了祠堂，砸碎了刻有《乡约》的石碑，运动失败后被迫沦为土匪，可以说黑娃前半段的人生历程是反叛与不羁的，在风云变幻的社会动乱中，黑娃像一个流浪者，一直找不到精神归宿。具有戏剧性的是黑娃最终拜倒在了朱先生的门下，决心要“学为好人”，之后又回乡祭祖，白鹿村的祠堂是他与田小娥受辱的地方，也是他“风搅雪”运动的指挥部，是他砸碎封建枷锁的地方，而现在他要拜倒的正是这个自己曾经厌恶的地方。正如白嘉轩在黑娃回乡祭祖离开时所说的那样“凡是生在白鹿原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到祠堂里头。”

　　曾经的浪子现在重新皈依宗法文化，这说明了儒家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展示出传统宗法文化巨大的生命力。然而最后黑娃出乎意料的被害却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当他被革命投机者白孝文陷害，被人民政府抓进监狱时说的那句“我后来就学为好人了呀”是多么的无奈。黑娃在困惑中死去，这又体现了宗法文明和儒家伦理地位的失落。

　　三、结语
　　
　　陈忠实以艺术的手法重构了国家形象，有时甚至会让我们分不清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界线。陈忠实既看到了儒家宗族文化的落后与腐朽，又想从中开出拯救民族文化的苦口良药，他矛盾的心理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传统儒家宗族文化的反思，在反思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从心灵史的角度为国家形象增添了新的内涵。虽然儒家文化受到长期了批判，然而儒家思想的精髓早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心灵中，沉淀为民族潜意识，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寻根文学所寻之根，从本质上而言是民族的文化信仰，可以说在民族心灵史视角下，《白鹿原》对于儒家文化的反思为我们挖掘国家形象的深层内涵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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