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主流话语

　　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建设受左翼文化大潮的影响，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肇端。经历观点、概念的引进、提出，理论的探讨、阐释，形成了左翼文艺的初期形态"革命文学".以此为基础，经三十年代"左联"文艺时期的矫偏、补充和四十年代延安文艺时期的充实、强化，使中国左翼文艺理论与中国左翼政治革命理论紧密结合，建立起一套涉及文艺的性质、思想、创作、管理等方面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一具有中国政道文化特色和左翼政治色彩的文艺理论体系，主宰了此期中国文艺发展的总方向，成为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想理论的主流。在左翼文艺理论建设的三个关键时期，郭沫若、周扬、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不仅有思想逻辑的承续性，也代表着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主流话语，影响深远。

　　一、建设初期郭沫若首倡四大左翼文艺主张

　　学术界论及中国左翼文艺思潮和文艺理论建设时，往往以早期中共政治家的倡导、呼吁为生发的源头和理论建设的基础。实际情况是，1923 年后，中共负责宣传和青运工作的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沈泽民等人在《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上呼吁文学要参与革命，成为激发民众革命的工具。其呼吁的目的和提出的观点，是考虑开发利用政治以外的工具作政治革命的补充手段，并不关涉文艺本质与规律方面的创作观念、艺术理论的探索与建设。他们的倡导未在文坛引发足够的关注和讨论，影响极有限。这批共产党人中，属于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只有沈雁冰和蒋光慈。而他们最早发表的具有左翼思想特征的文艺论文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这两篇文章涉及的主要是苏俄文艺领域的话题，并非针对中国文艺现实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或理论主张。与他们不同的倒是主张个性主义文艺的创造社核心成员郭沫若率先站在左翼立场上，对文艺的本质、作用、创作等做了富有左倾思想特征的探讨和倡导。

　　郭沫若早期的文艺观受西方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影响。这两种思想本身包含着积极革命、倾向社会主义的左翼特色。在郭沫若思想基因层，受中国文治文化影响，文学政治本位观、文学社会功利观等意识深厚。新旧文化激荡时，他的思想在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文道观作用下，必定积极思考文艺的终极问题，自然而快速地转向反个人主义而取群体主义、反艺术至上而重文艺社会功利的左倾革命方向。他从建设不同于"五四"个性主义新文学的角度，在 1923 年率先提出了文学"要反抗资本主义毒龙","要在文学中爆发无产阶级精神"[1]（ P. 285）.这些言论透露出文艺观的左倾苗头。其后，郭沫若相继发表了《艺术家与革命家》、《文学之社会性》、《孤鸿》、《盲肠炎与资本主义》、《< 文艺论集 > 序》、《社会革命的时机》、《着了火的枯原》、《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等一批具有左翼思想特征的文艺论文，阐述他对文艺阶级论、文艺大众化、文艺工具观等方面的思想、意见。这些文章既显示了他从信奉"艺术至上"的个性主义文学转向革命的左翼文学立场，也成为中国左翼文论的雏形，引发和推动了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第一波热浪---"革命文学",促进了有关文艺为无产阶级大众、为社会主义革命等左翼文艺理论的生发和探讨。

　　初期阶段的郭沫若无疑是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建设的领军人物。他的左翼文艺观主要反映了他在文艺本体、文艺性质和创作方法诸方面倡导的四大文学主张---文艺的阶级论、工具论、大众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这四大主张，是中国左翼文艺理论构成的四大支柱，成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系统的主体思想。

　　首先，在文艺的功能和属性方面，郭沫若提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艺阶级论和文艺工具论。他基于马列主义的阶级论观点，肯定文艺是社会阶级和集团意识的表现。他将文艺与阶级的觉醒和斗争联系起来，强调文艺的精神内旨---意识形态性质，主张文学要具有阶级反抗精神。在其《艺术家与革命家》、《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的态度》、《文艺之社会使命》等论文中都表达了这一阶级论的文艺反映观。要求文艺要超越它的纯粹性和非功利性，突出其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性。这类最早建立的革命文艺理论话语为其后来的文艺本体论、文艺表现论和文艺创作论的左翼文艺思想打下了基础。到 1926 年郭沫若进一步将此主张发挥和明确： "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无产阶级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学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要望革命文学实写出来"[1]（ P. 315 -321）.由此，在中国文坛倡导起"革命文学"理论。文艺的"阶级论"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文艺实现其社会功能的政治需要，是左翼意识形态介入文艺思想的核心表达。并在后来的"革命文学"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和巩固，成为左翼文论意识形态的核心成份，在文艺创作中不断被给予充分的表达和运用。

　　文艺本体观的工具论，是实现文艺"阶级论"的重要途径。郭沫若思想中传统文道观形成的文艺"工具论"意识，在其"个性主义文学"时期就有所反映。所谓"艺术是提高人类的工具"[1]（ P. 81）、"文学是批评社会的工具"[1]（ P. 262）都在强调文艺的工具性质。在与中国政治革命、阶级意识发生联系后，其"工具观"直接要求文艺家要"替被压迫阶级说话",文艺要充当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武器，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留声机".他将列宁的"齿轮和螺丝钉"说[2]（ P. 647）,翻版为"留声机"说工具观，将中国左翼文艺导向苏俄模式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方向。中国左翼文艺的本体观，从此以"政治工具"、"宣传工具"的面貌出现，为文艺属性的左倾意识形态的规定性铺平了道路，为中国左翼革命提供了文化价值的引导和文化理论资源。

　　其次，郭沫若在文艺表现论和创作论方面，提出了文学的"大众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主张，规定了左翼文学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应取的策略和范式。文学应如何表现阶级的诉求和利益，实现其载左翼政治斗争之道的工具价值，这涉及到文艺创作立场的问题，这是左翼文艺思想的一个根本原则。二十年代后期，文艺界对"大众"的定义极宽泛、笼统。郭沫若最先为"大众"的内涵开启了阶级分析的眼光，将"大众"确定于"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在《革命与文学》中，还要求文学家们： "到兵间、民间、工厂间"去，深入无产阶级工农兵群体，写出"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艺".

　　在"革命文学"兴盛时，郭沫若极力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普罗列塔利亚大众文学",以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为核心，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文学革命。"大众文艺"代表了左翼文艺的创作立场和文艺价值取向。此主张在三十年代左联时期有过热烈而长期的讨论和实践，不仅是那时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口号，也促成了"左联"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发展趋势。在延安文艺时期，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又给予了进一步具体和细化，明确表述为"工农兵文学"的总方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长期以来自觉遵循的一种思想性、指导性、政策性的创作原则。

　　当二十年代各种现实创作方法此消彼长、纠结不清时，郭沫若将革命文学的创作目标锁定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特色和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文学目的上，最先提出左翼文学的必然路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强调"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学","是同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1]（ P. 323）,"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1]（ P. 311）.这一主张在思想内容上明确了左翼文学的性质和任务，在艺术形式上限定了左翼文学的创作方法，反映了郭沫若左翼文艺观借助马列思想后，从思想精神到艺术追求对传统文道观的超越。恩格斯强调现实主义文学要反映"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3]（ P. 462）,肯定现实主义文学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郭沫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观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以集体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取代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 将负载了阶级、集体、革命、斗争的政治意识和现实反动意图的革命浪漫主义与控诉阶级压迫、表现底层痛苦的批判现实主义结合，形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念内涵。此前，苏俄的左翼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有所阐释，但郭沫若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主张，是在苏俄尚未将其纳入自己文艺理论的规范体系，中国正在提倡现实主义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还未注意到代表理想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时。郭沫若最先意识到革命与文艺、生活与文艺、理想与文艺的结合形式，要求"无产阶级是倾向社会主义的"[1]（ P. 327）,而提出革命文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张，代表着左翼文艺现代精神的觉悟和文艺革新意识的萌发。这一主张占据了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制高点，在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建设中被充分汲取和发展。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核心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左联"时期周扬最大的文艺理论成就，正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详尽介绍和深入阐发。

　　虽然郭沫若提出此主张时，没有作详尽的方法论表述和准确系统的理论体系说明，但引起了左翼文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构想和探索，并在以后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中获得了补充和完善，促成中国左翼文学逐渐形成其代表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模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二、中期阶段周扬对左翼文艺理论的完善与巩固

　　1930 年"左联"成立后，中国左翼文学理论迎来一个更具时代性、先进性的建设阶段。"左联"的思想承接了郭沫若时代"革命文学"的精神主脉，将文学的阶级性、大众性和工具性等，作为左翼文艺批评和创作的标尺。"阶级论"意识贯穿着"左联"的理论纲领，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拓展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构建内质和形态，形成了左翼文艺批评的政治批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