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特质角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路径

　　中国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之初，梁启超发动了以小说革命（1902）为代表的一系列革命，引起中国文学体系的大变：以诗文为核心文学体系变为以小说为核心的文学体系。

　　梁启超的灵感源于日本新潮，那时日本正在运用西方知识重塑汉语，整个汉字文化圈正在西潮影响下大变。在日本新潮欲来之时，学于上海教会学校又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写出了《马氏文通》（1898），用拉丁文法重释汉语，引出了汉语特质的大变。以虚实相生为特质的汉语变成以实体为本的汉语（清末以来吴汝伦等提倡言文一致的国语运动，则为汉语特质的大变，提供了另一基础，这一基础后来汇进到“五四”的语言 - 文学革命之中），在梁马二人所象征的中国、日本、西方的互动关联中，文学 - 语言的变浪已成巨涛，新文化运动以留美学人胡适和留日学人陈独秀为代表的语言革命和文学革命，只是这一变潮的浪峰，由之产生的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此后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性历程而高歌猛进。然而，由梁启超、马建忠、胡适、陈独秀所代表的语言- 文学革命是以断裂方式进行的。而断裂正好适合西方分科的学理，因此，断裂后的关联，包括语言与文学的关联、语言与文学的古今关联、语言 - 文学与文化的关联，虽然有很多讨论，但尚未得到整体性的反思。而今，中国当代文学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历次风浪里前往，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推出文化核心之时，从整体上重思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其意义是什么呢？ 且从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变来看：中国之文，在古代是文化的核心（这从上至帝王和文武百官，中至士人，广至道释、哲人、妓女、平民等都要写诗上体现出来），“五四”之后，成为文化核心的荣耀工具（这从文学在艺术中的核心地位和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体现出来），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从荣耀工具变成文化核心的一般工具（这从文学而不仅仅是影视在文化中的影响力体现出来）。文学的这一从中心到边缘的演变，当然是由很多原因造成了，如主导媒介的转变、市场大潮的兴起、艺术体系的转变，等等，但里面有应当认识到而未曾认识到、可以做到而并未做到的东西，这就与中国进入现代性进程以来中国学人对中国文学的性质，以及构成中国文学的中国语言的性质，还有对作为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之基础的中国文化的性质在认识上的不足有关联。因此，本文的反思，从汉语的特质讲起。

　　一 汉语里被忽略了的特质

　　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与其它语言，有着共性，正因如此，可以将之进行改造，使之朝向任何一种语言靠近，自清末民初的语言革命以来，汉语在中西互动中朝西方语言方向前进。然而，汉语作为一种具体的语言，又有它的特性，这一特性的核心，与其文化、历史、民族和内在心性紧密相连。在汉语的演进中，如果忽略了这一特性，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本节的目的就是要将之突显出来。

　　汉语是上古时代东南西北各族（西部的羌氐各部，北部的戎狄各部，东部的夷越各部，南部的蛮族各部）汇集到中原，在互动中融合成多样一统的华夏民族时而产生，因此，汉语乃一种混合语。从远源讲，汉语既有由南岛语、南亚语、苗瑶语、侗台语、藏缅语汇成的华澳语系的关联，又有从印欧语到北高加索语、土火罗语、阿尔泰语的影响；从近源讲，又由东和南而来的诸夷语诸越语和由西与北而来的诸羌语和诸狄语所共汇而形成。成形的汉语，从语言文字层面看，具有汇通东西南北各方功能，在文字上，不仅是汇各方之音而形成“雅言”,而且要在协调各地语音的同时，改进文字的视角功能，山旁的字与山相关，水旁的字与水相联，木旁的字，属于木类，金旁的字，归于金类，视觉识辨与雅言正音相配合，形成汉语的特质之一。作为混合的汉语，一开始就具有独自的特征。从语言层面上讲，呈现为：一字多音（如“好”字，不但有作为形容词的好坏之好，读上声；还有作为动词的好恶之好，读去声；还为呼厚切，音吼；滂佩切，音配；呼侯切，音诟），这不但适应着不同语种在互动中融合交流，而且让语言本身朝向弹性，形成自己的特色。一义多词（比如《尔雅》所示：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这不但让接触中的多种语言之间在互通中建立统一的联系，并且在建立这一联系时以合和之原则将之统合为统一的雅言。两可词序（比如：公鸡/鸡公、蔬菜/菜蔬、计量/量计、打击/击打），两可语序（天气好/好天气、下雨了/雨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漫道雄关真如铁），如此对同一事物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又可以对其不同的方面作重点强调。这般特征，使得中国文化对待语言不像西方人那样要求语言自身的严格明晰和语言与所指对象的严格清楚，而是讲究语言自身的圆转弹性。这一弹性适应着华夏民族形成时的多元现实和一体需要。

　　可以把汉语与拉丁语作一比较，拉丁语成为罗马帝国的雅言而兴而广，又成为天主教世界的雅言，雄霸了整个中世纪，当现代社会从西方兴起时，拉丁语很快被各地的方言所代替，由各国的方言成长出各国民族语言，而拉丁语则变成了一种死亡语言。何以如此，从拉丁语有阴阳中三种不同的性，名词有七格，词有四种词性、六种时态、六种人称、三种语气、三种语态、两种体、两个数，形容词与副词类似，按照格、性、数曲折变化，就可知道，这种高度曲折的语言，其特质就是刚硬型和区分型的。刚硬决定了它的易死，区分决定了它要分裂成各种方言。与之相反，汉语在东西南北的各种方言中产生，用圆转的弹性，一方面成功地把各种方言纳入到雅言中来，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把雅言灌注到各种方言中去，汉语有八大方言区，讲起话来，相互不懂，但一写字看字便知。中文的雅言以字和音相互为用，把东西南北的语言统一了起来。

　　前面把与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相适应的汉语之特性，归纳为圆转的弹性，主要是将之与西方语言的区分之硬性相比较而得出。如果从汉语自身讲，则应当进入到语言特性与文化特质的关联。与西方的物质 - 原子 - 理式宇宙不同，中国的宇宙是一个气的宇宙，气化流行，聚而成物，物亡气散，又归入宇宙流行之气。气为虚，物为实，中国的宇宙是一个气与物组成的虚实结构。宇宙一词后出，最初的宇宙一词是天地，《周易·序卦》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天地一词更能形象和直觉地把中国宇宙的虚实结构体现出来：天为虚，地为实。天地的气化流行成物之后，每一物由形气两部分结成，气为虚，形为实，中国的事物是一种由气和形组成的虚实结构。宇宙和事物的变化，都有气在其中，也是一种虚实结构。而表现中国宇宙、事物、变化的中文，同样是一种虚实结构。《庄子·秋水》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不期粗精焉。”讲的就是语言实的一面对应着事物实的一面，事物之虚则要由语言之虚来对应，因此好的言语，应当是既有言之实，又含言之虚。语言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事物，其结构还可以从《庄子·大宗师》的一段话间接见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这里，人体是耳、心、气的三层结构，同样，耳、心、气要面对的世界也是一个三层结构，而语言与世界和事物对应，也是由字、字意和字外之意的三层结构。字、字意为实，字外意为虚。理解了汉语是一个虚实结构，就可以知道，汉语训诂的基本原则，重要之处，是围绕着如何由实入虚而进行。如“互文见义”是要从一个语句的整体语境去体会此字在整体张力中所负载和导向的内容；如“音同义通”是要从语言整体的关联，去体会此字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王夫之《诗绎》讲的“无字处皆其意”,突出如何通过语言之虚去体会事物之虚。汉语作为中国宇宙中的一种事物，与中国宇宙本身一样，是一个虚实结构，意味着什么呢？ 语言是一种生命体。

　　这又得从中国宇宙的特性讲起，气是生命体，由气而来的一切事物都是生命体，《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即各类事物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有气，从而都是有生命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由石头修炼而成，其理论基础正在于石头也是生命体，这在把石头看成是无生命的矿物的西方，是不可想象的。语言是一个生命体，由语言而形成的文也是一个生命体，因此，曹丕《典论·论文》讲“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附会》说，文“以情志为神明，以事义为骨髓，以辞采为肌肤，以宫商为声气”,完全以讲生命方式来讲文。

　　明白了汉语与中国的所有事物一样，是禀宇宙之气而生，具有虚实结构的生命体，就可以体会当汉语由古代汉语演变成现代汉语的时候，其失掉的是什么了。

　　二 汉语：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天命

　　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历史中，有三次遇上与自身完全不同的文化思想冲击，第一次是自汉以来印度佛教的进入，第二次是自唐以来阿拉伯文化中伊斯兰教的进入，第三次是自明清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进入。在这三次思想冲击中，伊斯兰文化虽然进入中国几经变化到明代达到一定程度的融合，还形成了伊斯兰信仰的数个民族，特别是使用汉语的回族，在思想上有明代回人思想家王岱舆提倡学通四教（伊斯兰、儒、道、释），讲究“以儒诠经（可兰经）”.另一回人思想家詹应鹏也主张在伊儒双修的基础上融通四教。但伊斯兰教的进入并未对汉语的基本形态和中国思想的基本形态产生核心性的重大影响；而另外两次思想的进入，则对中国思想和语言产生了核心型的巨大影响。佛教的进入，在思想上，产生了体系庞大的汉化佛教，特别是很具中国特色的禅宗；在语言上，一是让汉语出现了一大批新的语汇：世界、刹那、无常、涅槃，真如、四谛、解脱……二是产生出了超越语言，以心传心的语言形式，即禅宗公案。西方思想的进入，如果说，明清传教士的影响仅仅是语汇上的，那么，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洋务运动和甲午战败以来，其影响是全面而巨大的，中国的思想、文化、语言都受其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古代汉语正式地转型为现代汉语。如果不从中外文化的互动来看汉语的变化，而从汉语的变化来看中国文化的心性，汉语的每一次演进，都让中国的天下胸怀更加丰厚。特别是在与西方文化的互动中，汉语经清末开始的国语运动，民初的白话运动和“五四”的语言革命与文学革命，古代汉语转型为现代汉语，让中国的天下胸怀，有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在世界文化中，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是轴心时代以来的三大核心，具有不同的特质。

　　要用最少的话来讲三大文化的特质，那么，不妨说，印度赞空无，西方重质实，而中国讲有无相生。中国文化在与印度和西方的互动中，显现了两大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是中国对两大文化的巨大容纳。在中国与印度的互动中，印度基本上没有吸收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却体系性地吸收了印度文化作为自己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中，西方基本上没有吸收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却体系性地吸收了西方文化，作为自己必要的组成部分。二是中国在两次容纳中的不同方式。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互动，是在平等与和平的方式下进行的，中国文化以雍容态度，体系性地吸收了印度文化，并从容地将之安放在自己的文化结构之中；而中国与西方的互动，是在战争和高压的方式下进行的，中国文化以一种紧迫态度，体系性地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以大破大立的决裂和革命方式，急切地将之安放与新建在本有的土壤上。

　　从世界史演进大势的现时段讲，西方率先现代化，并作为主流文化，主导历史的演进，推动着世界各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对照，中国觉悟到自身的前现代状况而努力追赶。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吸收西方文化而更新自身，外合世界史的必然演进，内符与时俱进的文化心性。而在清末民初中西实力对比的巨大落差中，用先进改造自身，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在这一大背景下，汉语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变，是朝向西方语言特质类型的转变。

　　当中国在与印度文化对话之时，汉语的转变也有一种朝向印度语言特质转变的趋向，印度文化重空，中国文化讲虚实相生，在虚实相生中，儒家重实而道家重虚，因此，在与印度文化的对话中，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正是在虚的一面讲行，魏晋玄学的言不尽意，是这一对话的体现，演进到唐宋禅宗，则把“不求文字，以心传心”发挥到了极致，禅宗五花八门的公案，各种各样的话头，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赵州茶等，把汉语引入到一种玄语。人问赵州和尚，狗子还有佛性也无？ 答曰：无。再问赵州和尚，一切含灵具有佛性，何得狗子却无？ 赵州曰：无。又问赵州和尚，露柱还有佛性也无？ 赵州曰：无。进而问：释迦牟尼还有佛性也无？ 赵州曰：无。再进而问：无字还有佛性也无？ 赵州曰：无。又进而问，无字还有‘无’字也无？ 赵州曰：无。这里汉语已经离开了正常的使用，而进入到印度佛教的空境。不但禅宗大师掌握了这一公案型语言，文人们也体悟到不言和空无的巧妙，并掌握了公案式的语言，司空图讲“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严羽讲“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诗辩》），金圣叹评《西厢记》，说《西厢记》其实只是一字，即赵州和尚讲的“无”字（金圣叹《西厢记评点》）。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之时，汉语的转变朝向西方语言特质的转变，其理如一。只是在先进落后的巨大反差中，汉语西化，出现各种形式，其最激烈的一种是要取消汉字，让汉语完全拉丁化的主张。汉语在现代演进的种种浪潮中，大致由五个相互关联的关键词体现出来：拉丁化、拼音、国语、白话、大众化。拉丁化乃全盘西化的目标，最后被否定了，本来为走向拉丁化服务的拼音，成为汉字的注音方式，服务于国语读音的标准化，转变成了古汉语反切的现代转型。国语乃古代雅言的现代转化，只是古代雅言在相对较小的官僚 - 文人 - 士绅圈中流动，现代的国语（普通话）则要求在全国民众中流通，以及为全民提高识字率和教育普及服务。这种广泛流通性和普遍的运用性，要求一种重音重俗的白话成为国语，白话避免了文言的重字传统而能够更好地达言文一致。“五四”的语言革命，就是白话代替文言成为国语。白话本有的广泛的流通性和普遍的运用性，再进一步与中国的现实（一方面民众识字率低，另一方面现代化需要唤起民众）结合，大众化的问题便提了出来，拼音 - 国语 - 白话 - 大众化，构成了现代汉语四个相互关联的主词。以四主词为代表的现代汉语成为汉语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语言标志。

　　三 现代汉语之极大优点与极大不足

　　现代汉语是在与西方文化互动中产生，其最大的现实目的，就是起到学习西方，融入到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去，西方知识是以西方语言为载体的，西方语言与西方思想同质，西方思想以 Being（有） - substance（实体） - essence（本质）为核心而展开，是实体型的（正与中国思想以无 -气 - 道为核心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西方语言以严格的语法为核心，也是实体型的（正与汉语没有一本语法书形成鲜明的对照）。现代汉语的产生和成型，就是把虚实相生的古代汉语体系，转变成完全实体型的汉语体系。

　　在这里，要先讲一个关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划，在吕叔湘等人看来，汉语应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前者即（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书面语言以及由先秦到清代用此而写作的）古代文言；后者即（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代白话，而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种发展。

　　在王力等人看来，汉语应分成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包括两个部分，即古代文言和被吕叔湘等认为是近代汉语的古代白话。

　　这两种划分都有自己的理由，不同的是，前一种划分强调了现代汉语与传统的继承性一面，后一种划分则彰显现代汉语与传统的断裂性一面。

　　这两种划分的对立，可以引出很多次级问题。种种次级问题都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但对于本文来讲，要突出的是现代汉语因学习西方语言而来的新的特质，因此暂时突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对立的一面，而且要特别讲清的，就是用现代汉语与古代白话（即近代汉语）比，也有了质的区别。且从语言学的三大方面---语音、词汇、语法去看：

　　语音上，黎新第讲，近代汉语共同音从大的方面看有三种，一、统合历代韵书而形成的读书音（最为基本），二、以通语为目标统合南方各方言音而形成的南方官话，三是以通语为目标统合北方各方言音而形成的北方官话。

　　这是从大的方面讲，具体而言，作为雅言通语的官话，又甚为多样，李荣列了七大官话：西南，中原，北方，兰银，北京，胶辽，江淮。

　　还可能细分，王力曾专门讲了桂林官话，贺巍讲中原官话可以分为八片（兖菏、徐淮、郑开、洛嵩、南鲁、漯项、商阜、信蚌）。

　　由此可知，近代汉语共同音上是软性的，并不强求一致，只要在几个基本要件上有共性，达到可沟通的实用目的即可。李丹丹讲了官话的三大特点：超地域性，地域性，模糊性。

　　具体讲来应该是，超地域但又保有地域方音的因素在其中，保有地域方音但又具有超地域的因素而可以交流，从官话音的各不相同来讲，其共同音是模糊的，但这种多样而来的模糊又可相互沟通。这三点构成的近代汉语在共同音上的软性，正与现代汉语从1926 年“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到 1958 年的《汉语拼音方案》而坚持的严格硬性，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词汇上，现代汉语用了古代汉语偏义复词的方式，将古代汉语（包括文言和白话两者）中虚实相生结构的词汇变成了只实不虚的现代汉语词汇。且举三个最有普遍性的词为例。第一个词：事物，在古代汉语里是包括（动态的）事（event）和（静态的）物（thing）二者的合一。当二者合一使用时，可以偏重于物，但事还在，可以偏重于事，物还在，二者是以一种虚实结构的方式出现的。但在现代汉语的事物一词里，“事”的词义没有了，只成了“物”.就“物”本身来讲，在古代汉语里，物也包含着重虚和实两类，《马氏文通》

　　也讲，“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河海华岳，人伦之君臣父子，物之有形者也，怪力乱神，利命与仁，物之无形者也”而在现代汉语里，虚的一类消失了，虚类也完全按西方的实体方式去体会。在古代汉语中的有形之物，其构成，也包含着外在之形和内在之气两个部分，而在现代汉语里，物已经不是中国古代的具有形气合一的物了，而是一个西方式的实体性的物。第二个词：变化。在古代汉语中，看得见可计算的变化为变，看不见的不可计算的变化为化。具体来讲，还可细分，其中重要的有：一是外部可见的变化为变，内部不可见的变化为化，即虞翻注《周易·系辞》说的“在阳称变，在阴称化。”二是量变为变，质变为化。如孔颖达注《周易·系辞》中“变化见矣”时讲的“渐变而顿化”.三是实体之变为变，虚体之变为化。变是指看得见的可以计算的变化，化是指看不见的无法计算的变化。正如王安石《易解》讲的“自有而无谓之变，自无而有谓之化”.从无到有，其变化，是从本质性的虚体之气开始，因此强调“化”.自有而无，是从事物外有之形开始，因此强调“变”.而变化一词在现代汉语里，没有了虚体性的化，而只有实体性的变。第三个词：规律。在古代汉语里，规律是量得出讲得清的东西，从而是实体的浅层次的东西，而最高的本质是无法用有形的尺度去量和言说的道（道可道，非常道）。而在现代汉语里，不可说的宇宙之道，变成了可以说的宇宙的规律。规律一词正是用可量可说的实的方面把道的不可量不可说的虚的方面给挤没了。这三个词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演进的方向：把虚实合一的古代汉语变成去掉虚而只有实的现代汉语。

　　语法，关系到语言的根本预设，汉语在古代为什么不写出语法书呢，因为语言被看成是生命之体，西方语言为什么可以而且必须要有语法书呢，因为语言被看成是器物之体。

　　中国的生命是虚实相生的，且虚为根本，从而汉语讲究“意合”,西方的器物是实体拼成的，且实为基础，从而西语重视“形合”.中国文化中的生命是与天地大化联在一起的，因此，语言如宇宙之气，呈为流动之线，西方文化的器物是可以从环境和关联中独立出来的，因此，语言如世界上的物体，呈为块状的结构。这一根本的预设不同，而汉语的构形要向西语的语法接轨，古代汉语之构形向现代汉语之语法的演进，其路径有三，其一，把古代汉语的线的流动，变成西方语法的块的组合。流动之线往往省略主语、组拼之块，主语一定要填出来，且举《水浒传》的两段为例：

　　自当日为始，【大家一起】吃了酒食，【史太公】留住王教头母子二人在庄上。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后者】一一从头指教。（《水浒传》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不觉红日西沉，【柴进令厨中庄客】安排得酒食果品海味，【服务庄客】摆在桌上，抬在各人面前，柴进亲自举杯，【与大家一道】把了三巡，【柴进】从下叫道，且将汤来吃，【大家】吃得一道汤，五七杯酒，只见庄客来报道：“老师来也。”（《水浒传》第八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这两段话，去掉括号中的主语，就是汉语的线之本色，加上括号中的主语，变成西语中的块之特征。关键还在于，汉语的线之特征，在互文见义的虚实相生中，谓语前省掉的主语可以不是前一谓词的主语，而是由谓词本身决定的，如第一句中“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指教”所省的主语“王教头”是从动词“指教”和前句的“求王教头”而互参其文可见其义的，深契汉语的“意合”精神，但却不符西式要求逻辑统一以达到“合形”的句法。

　　可见由古代白话转为现代汉语，并非是能否理解的问题，而乃变换思维框架的问题。汉语的省略主语，正是强调一个人事物与其他人事物的多样关联，以及一事物在整个天地间的生动状态，西语的强调每一句子的主谓结构，突出的是具体事物作为独特个体和这一个体自身的逻辑整一性。汉语的天地关联，呈现出以短句为主的线型流动特征（正如中国画的散点透视），西语的个体独立，不仅表现为句子主谓宾的完整，还可以不断插入语句和从句而形成立体块面（正如西方画的焦点透视）。而现代汉语在向西语靠拢时，因自身特有的线性难以形成块面，而变成长句。长句肯定不是好的汉语，但却具有了西语逻辑整一的特点。其二，把古代汉语由线的流动而来的动态，转变成现代汉语以组块为特征的静体。在词汇上，一是通过化、性、度、品、家、者等词，把动词名词化。这与汉语的名词动用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二是通过介词“在……”结构把人和事物的状态精确化进而静固化。在句子上，通过系词“是……的”和进行时“……着”等句式的引入，把汉语的动态的描写句，变成静态的判断句。如：“花不红”成了“花不是红的”.“他叫喊”成为“他叫喊着”.这些词性和句型变化的目的，都是要把本在天地间生动的活物，变成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定位解剖分析的组块。其三，被动句的大量引入。“汉语的被字句原本通常被用来表达不如意、不企望的情况，在这一消极义语义约束条件的制约下，中性的和积极义的被字句很少出现。……这种消极义语义约束在从西汉到‘五四’前的两千年时间里始终如此。……‘五四’以来，由于对英语被动句用法的模仿，被人们恪守了两千年的这一语义约束在‘五四’以来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汉语书面语中就基本上被消解了。非消极义被字句，特别是中性被字句随之大量出现，并取得了与消极义被字句同等的地位，这是‘五四’以来被字句所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

　　从思维范式的转变来看这一语法的转变，现代汉语被动式的中性与科学宇宙观中人物事都被规律所制约，都可以放进实验室进行解剖分析有关。

　　以上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呈现了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变，更为主要的是，这三个方面形成了现代汉语与口语相对独立的书面语，“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欧化的过程”.而体现在书面语里的精神，又转过来影响了对口语本质的理解，从而形成了对整个现代汉语实质的理解---从视汉语为一种以神为主重虚灵的生命体转到视汉语为一种以形为主重实体的物质体。因此，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变，实际上是为了向作为世界主流的西方文化靠拢而进行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极大优点，就是当汉语与西语在基本面同质化之后，中国学人可以准确地理解西语，准确地理解负载于西语之中的西方思想，以及顺利地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从这一角度看，汉语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变，对于中国文化生存于世界之中，对于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崛起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然而，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同时是一种文化。在语言作为工具方面，从世界史演进大势的长时段看，汉语与西语的同质化，在全球化的思想和文化博弈中占了先机。但从文化方面讲，汉语与西语的同质化，又遮蔽了汉语本身的特点。汉语能够与西语同质化，在于汉语本身就内蕴着可以与之同质化的可能，正如汉语曾在一定程度上与梵语同质化，意味着汉语本身就内蕴着可以与之同质化的可能一样，但汉语与梵语的同质化，并未影响汉语的主要特征，正如佛教的中国化，并没有影响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样。而汉语与西语的同质化，却基本上遮蔽了汉语的主要特征，汉语在理论上已经从一种以神为主的生命体转到一种以形为主的物质体。汉语的特质意味着什么？

　　汉语的特质与中国文化的特质紧密相连。正如中国文化讲究容纳八方，和谐万物，汉语也内蕴着这一精神。汉语由融合东西南北族群而产生，汉语产生之后，吸纳着周边的少数民族语（从鲜卑到契丹到蒙古到满族等）的文化内容于其中，同时在与印度文化的对话中，吸纳其佛教内容于其中，现代以来，则全力吸纳西方文化于其中。然而，现代汉语一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另一方面还处在食西不化的阶段。前面举例讲汉语的转变，在语音和词汇上讲得较为清楚，而在语法上则讲得不甚清楚。现代汉语的真正成功，必须体现在语法上，汉语语法，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1920）、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以来，被批评为以西尺量汉语，淹没了汉语的特点。

　　这一论题，吕叔湘、王力、陈望道、钱基博、张世公等著名学人多次谈及，20 世纪后期，张世禄总结说：“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快要一个世纪了。在这八九十年中间，研究、学习汉语语法的，几乎全部抄袭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或者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做基础，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有时发现一些汉语语法的特点，觉得为西洋语法学上所不能概括的，就陆续加以增添补缀。越到后来，发现的特点越多，这种增添补缀的地方也越繁。所以越是新近发表的汉语语法学著作，内中阐述的语法体系表面上好像较前更精密了，实际上却足使学习的人越来越感到烦琐和难懂难记了。”

　　符合汉语自身特点的汉语语法的难以建立，暗示着汉语与西语的本质关系：汉语可以学习吸收西语，并按照西语的方式运用（这一点在中国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必需），但这只是汉语的特点之一，不是汉语的主要特质。汉语的主要特质，一是与中国悠长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理念相通，即汉语内蕴着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二是与西方（以现代物理学为代表的） 现代科学和（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为代表的）现代哲学相通，即汉语内蕴着世界演进的宏伟远景。而西语是建立在古希腊（以几何学为代表的）古代科学和（以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哲学，建立在（以古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和（以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基础上的。西方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困境，同样在西方语言上体现出来。明乎此，就可以意识到：一方面，汉语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中走向西方，非常必要；另一方面，汉语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找回自身的特质，同样非常必要。

　　然而，现代汉语在非常必要地走向西语的同时，汉语自身的特质，虽然被遮蔽，却在文学中被保存下来。当年汉语1语言革命和文学革命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而今汉语特质的去蔽，同样应是在一种关联中进行，不妨称为：汉语的文学，文学的汉语。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的演进，是一个内容复杂的故事。正如汉语的西化应被重新讲述和重新评估一样，中国当代文学也应被重新讲述和重新评估。

　　四 重看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在中西互动中的演进

　　在现在按西方区分型思维而来的分类看，被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在中国整合性思维中被称之为文，文既是书面的文字，又是按照文字的规律（文法）和样式（文体）而组织起来的美之呈现。因此，中国之文是语言的美的表现，既包括现在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看来不是文学的东西。刘勰《文心雕龙》从《辩骚》到《书记》的文体论部分讲了 35 种文类：

　　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在《杂文》里又附列 16 种：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在《书记》中还附列 24 种：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一切用文字构成的美的组合都是文，并在从《神思》到《程器》讲创作、风格、欣赏的 24 篇，总结出上面讲的一切文类的共同美的规律。明清小说戏曲大盛之后，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的几篇序里和在《西厢记》评点里，把《论语》《周易》《诗经》类的六经，《庄子》类的诸子，《公》《谷》类的学术之文，《离骚》《杜诗》类的抒情文学，《战国策》《史记》类的历史著作，都归为文章。而且一再强调，这些文章在“文法”（作文的基本方法）上，与《水浒传》这样的小说和《西厢记》这样的戏曲，完全具有一样的规律。正是中国人的整合性思维，在把一切由语言之美形成的东西都看作文的同时，把文看成在一切文化方面都有作用，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在古代中国，各种在今天看来完全是非文学之文，为什么与文学之文拥有共同的本质呢，这在于各种文用汉语所创制，汉语的虚实相生的生命性质，正具西方美学所认为的美感性质。

　　中国古代关于文的整体性的观念在西风东渐中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和“五四”的文学革命始，起了一种文化的化学转变，一方面，把以小说、剧本、诗歌为主体的 literature（文学）从文中区分出来，按照西方的理论来认识，文学是艺术的一种，艺术与其它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是为美而创造出来的纯正的审美对象。另一方面，又用中国古代关于文的文化功能去看待文学，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这里的服务，不仅包括审美方面，更包括乃至主要是各种非审美方面（这在“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满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一口号中典型地体现出来）。

　　因此，清末以来和“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处在一种奇妙的中西互动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在救国存亡的年代，确实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投入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中，而一直在文化中享有崇高地位的文的功能被位移到文学上，因此，民国时期的革命文学和共和国前期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并享有文化的高位。而由西方文化关于文学的特质是审美的观念，在民国或被纠正（如早期创造社的文学），或被边缘（如张爱玲、沈从文的文学），在共和国前期则被批判乃至被消灭。

　　历史的奇妙处在于，与由古代之文而来的文学的社会功用被突出一道演进的，是汉语的古代特质被遮蔽，而这一被遮蔽的汉语特质，却在西方的文学定义中被理论地保留下来。人类的文化具有共性因子，但各类共性因子，被放置到一个文化中的什么地方，却是不同的。在西方文化中，关于生命性部分被分配在艺术领域之中，西方文化进入现代性之时，一方面把美感与日常的功利快感和科学的知识愉悦区别开来，形成区别于感官愉快和概念愉快的 aesthetics（纯正美感），另一方面把艺术从工艺的技术系统和科学的概念系统区分开来，形成以求美为目的的艺术（fine art），艺术形成以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剧、文学这六大门类为主的体系，文学作为艺术，以求美为本质目的，它虽然用语言进行创造，但要成为文学，一定要把日常语言（通过反常化或曰陌生化的方式）变成文学语言，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把日常快感转为纯正的美感。文学作为审美，在本质上与政治、科学、社会等非美的领域是不同的。这一西方的文学观念，在中西对话中，特别通过西方文献的翻译（包括马恩文论）鲜明地突显出来，就是在民国和共和国前期过分地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也还是要承认，文学的特征在于形象，而形象大于思想，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其实，西方文化强调的文学的审美特质，正相通于中国文化强调的“文”的生命特质，以及由文所构成的语言的生命特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汉语被遮蔽了的特质，正是在文学中得以保留下来。如果文学变成了概念的传声筒，就不是文学，就会讨人厌而死去；如果文学具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必然像活的生命一样，具有超越概念的多义性和丰富性，具有言不尽意的审美性。那构成文学形象性的文学语言成为一种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不同的生命性语言。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在于对共和国前期特别是“文革”中文学的被过度的政治化和功利化的反转，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关于文学性质的理论大规模地进入，在中西的新一轮互动中，文学被定义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审美占了抢眼的主位。再一方面，在新一轮的媒介体系的升级中，电子媒介成为主流，而文字媒介居于次位，反映到艺术体系里，影视占于主位，而文学居于次位。

　　如果说前两个方面导致文学与政治和社会的相对疏离，同时引起文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大大降低，那么，后一个方面导致文学的社会传播上影响力的大大降低。这三方面的合力，造就了文学的边缘化。被边缘化了的中国文学，尚未完成自“五四”以来就希望完成的文学现代化的使命。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从西方的区分性思维来看的文学审美性的问题，还牵涉到一个从中国的整合性思维来看，文学与文（语言）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学是用汉语来写作的。郑敏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描绘的判断，正是从这一角度进行的：

　　【从胡适的“老鸦”,郭沫若的“女神”开始的中国新诗】走出传统，它已完全背叛自己的汉诗大家族的诗歌语言与精神的约束，它奔向西方，接受西方的诗歌标准。回顾这近百年的新诗的足迹，我们发现它到过下列几个世界诗歌圣地：第一站是美国，那里它采集了美国意象主义；第二站是伦敦，它采集了浪漫主义；第三站是巴黎，它采集了象征主义；第四站是柏林，它采集了歌德、里尔克。至此，在短短约 30 年（ 1920 -1950）内新诗匆匆走过西方 19、20 两世纪的主要流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正当它打开现代主义的《荒原》时，战火和空袭打断了它的书斋思考，但在大学迁移中中国仍涌现了一批现代派诗人。50 年代后新诗转向莫斯科取经，主要遵循革命英雄主义的信条，一直延续到 70 年代。十年动乱打断了诗歌的沉醉，带来怀疑、失落。80 年代初改革开放，惊喜沐浴着整个文化战线，诗歌也不例外。几个年轻诗人在翻阅上半世纪的现代主义诗集时，发现了灰尘覆面、劫后余生的40 年代的诗作，为之震惊，他们说：这些诗正是我们想写的，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开垦……80 年代至今有了朦胧与朦胧后与新生代与后新诗潮……世界诗歌的几百年的路，我们在几十年间就都飞驰了一遍。但我们还是不清楚中国新诗究竟向哪里走？ 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 有什么汉语文化的特点，有什么不同于西方诗歌之处？

　　在郑敏看来，从与汉语古诗决裂开始的新诗，尽管经历了可歌可泣的努力，让世人感到的仍是“唐诗宋词的死亡和新诗的单薄与缺少个性”.这里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对古代汉诗的高度认识和汉语特质的足够认识。

　　如果把对新诗的考察扩大到整个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考察，再联系到上面讲的由三个方面造成的文学被边缘化的因由，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来说，仅仅是达到文学的审美化，让文学语言具有了生命性质。然而，做到了这一步，其一，按照西方理论，这是文学语言对现实语言反常化和陌生化的结果，这不符合中国文化关于语言本身具有生命力的特点；其二，在西方关于文学属艺术和审美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不同的观念，有生命力的文学也只有安于电子媒介为主流的世界中的边缘地位。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要反思的，不仅是按照西方的文学定位只让作为艺术的文学走向审美之维，还应当使西方型的文学回到中国型的文，中国型的文，既包括西方文学所说的小说、剧本、诗歌，还包括一切由文字形成的具有生命魅力的美。这意味着，首先把文（语言文字）看成是生命体，如刘勰和金圣叹所讲的，按照生命和美学的原则（文法）运用文字，一切文才会因之而无不具有生命的性质和闪出美感的光茫。文字是要运用在文化的一切方面的，政治、社会、生活，网络，无不需要文字，从而无不流动着美。无论是文件之文、报告之文、报刊之文，广告之文、网络之文、手机之文，有了生命感，必然会拒绝庸言、腐言、套话、空话、假话。因此，把（西方型的）文学与（中国型的）文关联起来，同时就是把文学与语言关联起来，进而是把文学与文化关联起来，这样，以文学为核心的文在当代文化中，正如古代文化中一样，自然会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并流淌于文化的方方面面。

　　而回到汉语生命特质的以文学为核心的广义之文，本身是在全球化的中西互动中进行的，它必然体现为三个方面的运行：第一，通过文，而把中国之文的特质普遍渗进广大的文化领域中去。第二，通过回到汉语的特质（生命体），不但可以使文学之文放出更亮的美学之光，而且可以使文学之外的所有的文都闪烁着美的魅力。第三，一方面通过西方文化关于文学的定义（追求美），而高扬文学的纯正之美，而这种文学之美，通过汉语来表达，通过汉语特质的加持，又把文学的纯正之美传递到各种文上，使之独特地而又普遍地光耀起来。在面临全球化一体化和后现代碎片化的双重浪击的时代，在文学处于社会功利化和审美边缘化双重困境的时代，重回汉语的（生命）特质和重回文学的（审美）特质，并且把这两个“重回”当作一而二和二而一的事来做，中国当代文学不但会显出曾有的辉煌，而且会在与中国之文的互耀中，进入文化的中心，让中国文化发出以文为核心的光彩。并在与世界各文化的对话中，共创人类之文的未来。为了让这一景象具有出现的可能，且以郑敏的断句作为本文的结束：“是时候了，汉语必须找回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