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男性群像的文学史意义
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在一定的时代语境下进行的，这种时代语境从不独立存在于历史之外，因此要想了解作家的创作一定不能脱离文学史的框架，对严歌苓这样一个华裔作家也不例外。严歌苓用女性细腻的情感塑造了大勇、欧阳萸、小五等一系列男性形象，他们以不同的姿态绽放在文学世界中。只有用文学史的视野去关照这群男性形象，才能准确地阐释他们存在的价值。为全面了解严歌苓男性群像的塑造价值，论文将中国大陆文学和美国华裔文学的男性群像作为参照对象，分析当今文坛男性形象塑造的基本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严歌苓男性群像塑造的独特性。
第一节 中国大陆文学的男性群像
严歌苓少年聪敏，受父亲的影响很早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80 年代初就成为了文坛新星。为了缩小研究范围保证研究质量，论文主要选取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大陆文学中的男性群像为研究对象。80 年代的大陆文坛，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如贾平凹、莫言、张洁、余华、王安忆、蒋子龙、张承志等。不管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都塑造了很多值得关注的男性群像，这些男性形象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理想化”男性的书写，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者大多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来赞扬传统的中国男性所具备的优秀品质。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类男性形象大多被塑造的高大勇猛、侠肝义胆、乐于助人，是社会和家庭的顶梁柱，无不彰显着人性的真善美。另一类男性群像则恰好相反，属于“非理想性”的范畴，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去势化”.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整个社会对父权反抗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因此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男性“非理想性”的趋势，特别是在一些女性作家的创作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一般来说，这类人物形象褪去了传统的男性光环，慢慢失去了男性的血性，处处显示出自己的渺小与无能。
一、“理想化”男性群像
传统侠义男性群像。当代作家贾平凹出生在商州这片古老土地上，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他踏上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打下了家乡的烙印。
商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在很久以前的地方志上就有记载。在这里，男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曾经长期盛行一夫多妻制，从“再瞎的男人走三县，再好的女人锅边转”的谚语可窥全貌。商州千百年来延续着封建家庭传统，多代同居，重视人丁，以家庭伦理维护秩序，实行父权、夫权制。从贾平凹塑造的男性形象来看，商州男尊女卑的文化对他影响很深。他笔下的男性或多或少都能反映出传统文化的侠义精神，无论是《浮躁》中的金狗，还是雷大空都自觉不自觉透露出男性的侠义心肠。金狗代表着贾平凹塑造的一种人物类型模式，拥有传统男性的性格特征，一出生便与众不同。正如胡清河所说的那样，“《浮躁》中随母尸漂浮而终于导致子母分离的情景，在金狗的胸口打上了不朽的纯粹男性的印记”1.金狗胸前的看山狗图案，象征着他极其顽强的生命意识。有了这种男性意志，他终于从一个小山村走了出去，完成了一场生命的洗礼，虽然过程并不一帆风顺，但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最终获得了自己的事业。金狗是一个正直善良、仗义守信的人，在他与朋友的相处中就能窥探一二，这种豪侠之气是关陕精神的延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金狗的朋友雷大空也是一个关陕儿女的代表。他从小孤苦伶仃，不甘平庸，遇到不平之事拔刀相助，从不趋炎附势，敢于向权威挑战，充满了豪侠之气。他卖过耗子药，做过货运，最后在浮躁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开了一个小公司，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开始违法犯罪，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正如金狗在悼念他的祭文里说的那样：“铮铮耿直，硬不折弯，莽撞简单，可叹你急功近利，意气偏狭陷进泥潭。你是以身躯殉葬时代，以鲜血谱写经验，呜呼，左右数万里，上下几千年，哪有如此农民？固有罪有责，但功在生前一农夫令人刮目相看，德在死后令后人作出借鉴。泥沙俱下，州河泛滥而水大好行船，浮躁之气，巫岭弥漫而山高色壮观。”
除了金狗和雷大空之外，贾平凹的作品还塑造了很多侠义男性，从商州系列到土匪系列一个个侠胆义肝的男人出现在读者面前。不管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张老大，还是杀气冲天的土匪白朗和五魁，他们都将男性气质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展现了不同的侠义体验。这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贾平凹潜意识要表达出来了东西，体现了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不一样的人物类型，展示了中华文化中侠义的魅力。
新时代英雄男性群像。张承志是当代文坛影响力较大的回族作家，他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可以说在新时期的作家中，张承志是一个不媚俗、坚持自我的典型，因此保持了自己鲜明的创作风格。张承志的作品充满了男性的豪迈之气，被人称为“男性文学”的代表。“男性文学”的概念是相对于女性文学提出来的，所谓的“男性文学”实质上是充满悲剧和崇高的史诗性作品，表现在文学风格上就是我们所说的阳刚。张承志用浪漫的情感和执着的追求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与民族精神的男性群像，他们都是超越一般男子的存在。在张承志早期的作品中，除了《黑骏马》里面的男主人有名字之外，其他男性形象都用“他”来替代。作者用这种方式忽略了男性形象的外在，从而留下更多空间来关注他们的内心。“他”有着高大的身躯和一张粗糙的脸；“他”一个人骑马承受着草原的烈日与饥渴；“他”不受外界的诱惑坚持自我的人生信念……他们勇敢、热情、豪迈、自信，强壮的身体下是丰富的内心，处处显示出力与美的结合。这些男性群像拥有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特别是《北方的河》里面的主人公“他”.“他”和张承志作品中的其他男性形象一样，有着粗犷的外表和细腻的内心。“他”不甘心一生平凡，决心去报考人文地理的研究生，在这过程里有过迷茫和痛苦，也有过反思与顿悟。为了获得准考证，他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终于在坚持中心想事成。可以说，“他”从来没有停下对理想的追求，也敢于向生活发出挑战，虽然没有威震一方的名气，也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但是在坚守中完成了人生的升华。所以说，“他”的力量是独特的，对我们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人过于优秀，也过于理想化，甚至因为这样而不被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是集智慧与柔情于一身的英雄，是男子汉们的楷模。除了张承志之外，其他“男性文学”的代表人物是蒋子龙、张贤亮和邓刚等。作家们血液里流淌的豪迈，经过生活的磨练，沉淀成了男子汉的气魄。张贤亮笔下的龙种、魏天贵、陈抱沽，无一不拥有强悍的性格，他们用男人特有的姿态向我们展现了历史的悲壮感。蒋子龙笔下大多是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在改革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还是《开拓者》中的车蓬宽，他们都有一种向前看的雄心壮志，对改革的成功坚信不疑。在当下庄严与崇高失去市场的时代里，张承志等作家笔下的男性英雄形象，体现了男性的阳刚之美，也彰显了反抗绝望所具有的崇高精神。新时代英雄的力量不仅带给我们巨大的鼓舞，还能在社会转型中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带给人类无限的正能量。
除了以上这两种类型之外，还有一些身份、地位都很平凡，却默默无闻时刻奉献的男性。这一类男性虽然没有前两类那样有男子汉气魄，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物的塑造才更真实，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男性的刻画。从当代作家余华那里，读者能够发现很多这种小人物。余华非常擅长苦难书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创作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都是这一类型的作品。正因为如此，余华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才显得更加高大。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虽然彷徨和无奈，但更多是迎难而上，书写出人生新篇章。这些男性虽然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惊人的财富，甚至身处社会的底层。为了彰显这些普通男性的真诚与善良，作者增强了苦难的叙述力度，用边缘化的女性进行对比和衬托，这种二元对立模式是余华的创作特色之一。《许三观卖血记》当中，主人公毋容置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
他虽然淳朴善良，也肯奋力谋生，但是因为金钱的压力不得不一次次去血站卖血。
他先后卖过无数次的血，但每一次都不是为了自己。女工林芬芳摔坏了脚想吃肉骨头炖黄豆的时候，他去卖了血；全民大饥荒家人吃不上饱饭的时候，他去卖了血；二乐的上级领导来做客的时候，他又去卖了血。这些感人的细节展现了许三观的人格魅力，虽然平凡但是却很伟大。特别是他对儿子一乐的态度，更能让人感受到小人物的善良与真情。一乐根本不是许三观的亲生儿子，而是他被戴“绿帽子”的铁证，虽然开始时他总是心存不甘常常对孩子冷嘲热讽。但是当一乐闯祸打伤别人的时候，许三观用卖血的钱付了医药费。到了最后，一乐生病了的时候，许三观沿途卖血救了他。为了一乐许三观差点将自己的命送掉。从文本来看，许三观不是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小人物，但是正是小人物身上闪耀着普世价值。这一类男性形象在当代文坛上经常出现，他们平凡却不简单，处处透露出人性的真善美。
二、“去势化”男性群像
阉割的男性群像。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阉割情结的产生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儿子天生对母亲的占有欲导致父子产生情感冲突。然而，父亲是强大的，他总是希望儿子按照自己说的去做，一旦被拒绝就会产生阉割儿子的想法。因此，阉割情结导致了中外文学男性形象去势化现象的出现。在80年代后的当代文坛中，很多作家会通过阉割男性达到解构男性的目的，莫言就是一个典型。细读莫言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塑造的男性形象是经过去势化处理的，作者通过身体和精神的疾病，消解传统宗法制社会的男性权威。他早期的作品主要从生理方面阉割男性形象，例如黑孩、单扁郎等，作者将他们的身体置于残疾的境地，从而让他们失去做人的尊严。到了后期的创作中，莫言更多地是去挖掘人物精神层面的残缺，以达到阉割男性的目的。在《丰乳肥臀》中，出现了一大批被双重阉割的男性，上官家族的男人作为代表最为典型。上官福禄在家里没有丝毫一家之主的架势，一切听从妻子上官吕氏的安排，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他表现得最为慌张，连家里的骡子生产都帮不上忙。上官寿喜的懦弱比之父亲上官福禄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天生没有生育能力，为了传宗接代心甘情愿被戴绿帽子，家里众多孩子没有一个是他亲生的，生理的缺陷与心理的缺陷并存，最后落了个尸首分家的下场。上官金童作为家里千盼万盼才生出的儿子，从小就拥有独占母亲的特权。他有一个英俊潇洒的外表，但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生碌碌无为、落魄潦倒。上官金童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都是被阉割了的男性，甚至更为严重的是他从小患有严重的“恋乳症”.莫言将上官金童永远定格在了孩童阶段，具体表现为成年之后依然没法断奶，在这几十年的岁月当中为了抵抗断奶还一度投河自尽，甚至因为这种癖好被关进了监狱受尽苦头。
这种对乳房的极度迷恋，让他从根本上丧失了对女性的欲望，成为了一个时时刻刻挂在女人乳房上的无用男人，可以说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摆脱母亲的子宫。
作者将上官家族的祖孙三代都塑造成这种去势化的人物类型，一方面通过身体的性无能来贬低他们的封建家长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心理层面的幼稚化来解构他们的男性尊严。除了上官家族的祖孙三代之外，莫言小说中还有很多同类型的人物形象，这些被集体阉割的男性形象背后是作者关于“种的退化”意识。在《红高粱》当中，莫言借高粱物种的退化来象征人类生命力的退化，从而表达对被阉割男性的讽刺与批判。正如《生蹼的祖先们》里“我”在幻境中看到的那样，四百多名男孩被集体阉割，导致目睹这一现象的“我”也思考着自己究竟有没有被阉割，或者是仅仅被阉割了精神，还是身体和精神都被阉割了。莫言用笔下被阉割的男性来反抗父权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尝试民族文化的突围，从而更深层次地思考男性主体地位衰落的民族危机。
颠覆的男性群像。在莫言这样的男性作家通过阉割来思考“种的退化”时，张洁、王安忆等女性作家也在通过颠覆作品中的男性群像来表达新时代女性意识的提高，虽然二者思考的核心问题有一定差别，但是途径却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男性形象的去势化来达到自身目的。纵观当代女性文学，男子汉形象的颠覆是女性写作的主要内容。从舒婷《致橡树》对男子汉的找寻失败以后，女性对男性的期望逐渐变成了失望，作家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到了对男性刻意的颠覆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张洁。早在《谁生活的更美好》里，张洁就塑造了一个与传统男性很不一样的吴欢。
吴欢表面上看是一个翩翩君子，为了显示自己的高雅情操，天天抱着一本斯宾诺沙的书，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无比阴暗。张洁一步步揭开了伪君子吴欢的真面目，让一个自私、自大、冷漠、无知的人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主人公售票员，她生得柔弱、文静，看起来弱不禁风，但是内心却是无比善良纯净。这种男女主人公形成鲜明对比的创作手法，成为了女性作家颠覆男性形象的主要模式之一。纵观张洁的《方舟》《祖母绿》《只有一个太阳》等作品，可以发现作者塑造的男性群像都被删去了高大完美的传统特质，反而充满了苍白和无奈，从身体到精神没有一点男子汉气概，沦为女性的陪衬。《祖母绿》中男主人公左崴为了维护自己的事业和地位，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女朋友曾令儿，曾令儿在面对打击的时候没有丝毫气馁，反而毅然决然开启了新的人生，越发衬得左崴的渺小和浅薄。《方舟》中的男主人公白复山更是被塑造得猥琐世俗。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唯利是图、自私冷漠。可以说，他身上没有一点值得人尊敬的地方，目光短浅缺乏独立的人格，自以为是难以承担自己的责任。作者在文本的叙述中，对传统高大全的男性形象进一步颠覆，由个体性转化成了集体性。张洁致力于打破男权中心主义的藩篱，对男性群像进行大胆的解构，再加上当代文坛解构崇高风气的影响，作者对男性的过度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理性范围，造成了男女形象失衡的困境。虽然说张洁的文学创作代表了一部分女性作家对男性的关注，但是这种有失偏颇的文学表达丧失了男性群像的生动性。诚然，诋毁男性的女性作家并非只有张洁一个，王安忆、海南、张辛欣、林白、陈染、徐小斌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此类男性群像的出现，甚至她们对男性非理想性的塑造更为彻底。针对传统的男女关系，林白、陈染她们反其道而行之，将传统男女关系的角色互换，女性扮演的是强势的一方，男性自然而然变成了被侵略的一方，这样就造成男性边缘化而且处于失语状态。在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里，女主人公“我”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缺乏去认识和讨好男性的热情。虽然心中潜伏着交谈女人的欲望，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谈论这个话题的男性。编剧里安不行，任何男人都不行，他们与“我”是两类人，没有办法跨越二者中间的鸿沟。林白甚至用着名以色列犹太诗人阿米亥的诗句来揭示当代女性处于自我封闭的生存状态。无独有偶，徐坤的作品将对男性的放逐表现到了极致，她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游行》通过女主人公几次失败的性经历展示了男性的卑鄙无耻；《狗日的足球》通过带有侮辱性的嬉笑怒骂来表现男性的虚伪；《离爱远点》通过男性猎艳的失败来嘲讽他们的花心与无能。
这一系列失语男性群像的塑造说明了女性在追求自由精神过程中付出的不懈努力。从文学史来看，女性的缺席是男性话语霸权的产物，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反之亦然。
所以说，女性作家要想寻求女性的彻底解放，就不应该单纯依靠颠覆男性，而应该在尊重男性人格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美好的解放之路。除了这些女性作家对男性群像的颠覆外，男性作家也有这方面的典型，王朔就是其中之一。 王朔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去对抗理性，在他的作品中既没有对理想主义的热情，也不见对英雄主义的推崇。他不仅颠覆男性群像，更是颠覆自己能感知到一切，包括文化、政治、传统等。在《顽主》中，王朔用短短几句话就将作家身上的神圣统统消解了。与女性作家不同的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王朔对男性的颠覆没有针对性，也可以说作者对一切都有着颠覆的欲望，不只是作品中的男性群像，单这也不失为男性群像被颠覆的一种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