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现实创作特点

　　一 抵达现实：从“夸张变形”到“贴地飞行”

　　2005年，沉寂了十年之久的余华发表了《兄弟》，宣称自己“正面强攻现实”, 但是，《兄弟》却引发了读者的两极评价，余华自1993年起凭着《许三观卖血记》《活着》所积累的巨大声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读者对《兄弟》的一个重要负面评价是小说和现实过于贴近，缺乏小说应有的美学维度。但在笔者看来，无论小说选择了什么题材、哪个历史背景，所有的叙述都是小说家基于当下的发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小说都是“抵达现实”的，只是方式和角度不同罢了。但是，由于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森罗万象，而当代读者对于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又更为熟悉、把握更为直接，这就使得现实题材的作品更容易导向众说纷纭的境地，这也是当下创作往往形成巨大争议的原因所在。同时，对于作者而言，“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题材的当代性和复杂性给作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因此，所有敢于“直击现实”的作家，除了需要拥有直面当下的勇气，还需具备“一览众山小”的精神气魄。对于余华这样一位拥有三十多年写作经验的老作家来说，他宣称自己“强攻现实”,已不是少年式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更多地显现出面对时代和现实的成竹在胸。余华自《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执着于人性的探究，在穿行了漫长的人性迷雾之后，将目光凝聚到当下，以生猛的姿态来直击现实，呈现出一位中国文坛纵横驰骋者强大的精神气场。从2005年的《兄弟》，到2012年的《第七天》，余华对现实的接连出手，传达出他对于现实思考的深入，也让余华在现实创作路途中经历了一次螺旋式上升。因此，我认同余华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最能够全面代表他作品风格的一部小说”.

　　《兄弟》一面世，就激起了文坛的巨大声浪。事实上，对于很多持反面意见的读者而言，不太适应的是后半部分。因为前半部分所叙述的“文革”故事，人性的灰暗和美丽交相辉映，这是大多数读者比较熟悉和适应的；后半部分主要是基于现实的夸张变形处理，很多读者不太适应其荒诞不经的情节设计、汪洋恣肆的文风以及粗俗不堪的叙事笔调。在余华的笔下，刘镇这个江南小镇的发展浓缩了中国四十年来的历程而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缩影。以小镇为背景的民俗生态图虽说丑陋粗俗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但却如变形的现代画般指向了粗糙的现实。

　　余华说，“当想象飞翔的时候，是洞察力在把握它的方向”,正是在现实的蛛丝马迹中，余华敏锐地嗅到了这个时代的某些气息，而读者，也不难从这些荒诞故事中解读出现实的意蕴。比如李光头贩卖旧西装的情节，既是对洋垃圾遍地的现实场景的漫画化处理，也是从大众精神层面对于外来文明顶礼膜拜的形象化书写。很多读者认为处理低俗的 “处美人大赛”,脱胎于现实中泛滥成灾的“选美大赛”,笔者认为这正是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鲜活案例。余华以汪洋恣肆的笔调来描绘李光头导演的这场“处美人大赛”在刘镇轰轰烈烈开展所衍生的一系列闹剧：处美人们的疯狂造假和潜规则的盛行，李光头挖空心思的作秀和疯狂敛财，江湖骗子的无孔不入，小镇群众的无聊空虚……处美人大赛舞台上的群魔乱舞，夸张、荒诞到了失真的地步。因此，虽然小说的整个外壳还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在现实的框架中，一切场景和人物的行动却已经被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呈现出了“怪诞现实主义”的风格。

　　这种“怪诞”风格延伸到了《第七天》。不同的是，《兄弟》浓墨重彩地去描摹现实中的蛛丝马迹，是艺术的变形和提升，是对现实的高度浓缩；而《第七天》的“怪诞”却来自于现实--大量的新闻事件直接进入小说的现场，因而被读者称为“新闻串串烧”,这也是小说被人诟病的重要原因，很多读者认为余华丧失了想象力，沦落到抄袭新闻的地步。但是新闻材料的使用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使用。事实上，余华从来就不是缺乏想象力的作家，相反，他始终是中国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之一。从《世事如烟》中设置“6”的父亲见到无腿人，晚上钓鱼，天明就跳入水中无踪影，接生婆为死去的女人接生等魔幻场景；再到《兄弟》中尽情演绎时代的疯狂，无不显示出其超常的想象力。但是，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余华发现想象力已经赶不上现实荒诞化的速度了，在不断被刷新的新闻面前，作家的想象力相形见绌。正如马尔克斯所说：“现实是最伟大的作家，我自叹弗如。”

　　余华也如此说道：“中国现实太荒唐，你永远赶不上它，我妒忌现实！”于是，在现实的荒诞面前，余华退出自己的“想象力”,把它还给现实，这也是“新闻串串烧”写作笔法的意义所在。就余华过往的创作来看，他一直是执着于新变的作家，谢有顺说：“余华每一次形式的变化都是其精神攀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