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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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广西现代农业发展中农地流转困境探析
　　【第一章】广西现代农业农地流转问题探究导论
　　【第二章】农地流转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第三章】广西现代农业建设过程中农地流转的现状
　　【第四章】广西农地流转的调查分析
　　【第五章】广西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第六章】广西农地流转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现代农业农地资源合理流转研究参考文献
　　
   
　　5 广西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5.1 模型构建

　　5.1.1 理论假设

　　在农地流转问题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均有大量的成果，但是总结起来，可以发现在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意愿的研究占有多数，研究发生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占有少数。笔者认为，研究发生农地流转行为的农户更具有现实意义，具备农地流转的意愿并不能表明该农户未来产生农地流转的行为，而同时已经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具备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故而现实生活中，研究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更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综合众多学者观点，笔者选择一般性的理论假设：

　　（1）伴随年龄的增长，年迈的农户更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农地，由于风险以及自己收入来源的减少，他们更愿意农地给予的基本生活保障。而青壮年多数不满足种地的微薄收入，更愿意流转自己的农地。年龄与发生农地流转行为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

　　（2）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农户对自己的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一般得不到真实有效的数字，农户对一年内家庭收入的详细数字是模糊的概念，故而笔者设定农户评判自己家庭的赋予程度，分为一般户和贫困户，理论是应该是贫困户更对自己的农地产生深厚的“恋土”情结，不愿意参与农地流转。

　　（3）家庭成员的村干经历、党员身份、教育程度应该是伴随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层面的扩大，作为经济人的理性思考，更加倾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更加愿意参与农地流转，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

　　（4）医疗保障是摆脱农地发挥社会保障功能的重要渠道，能有效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因此，医疗保障水平越高，农户更愿意参加农地流转，两者是正相关的关系。

　　（5）农户家庭农地的面积越大，农户有剩余的农地，因此更有意愿流转农地，两者是正相关的关系。

　　（6）现代农业不断发展进步，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劳动力更多地从农地流转中解放出来，劳动力越多的家庭更愿意参与农地流转，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争取更多的家庭收入，两者是正相关的关系。

　　（7）农地距离乡镇的距离对发生农地流转行为产生影响，较短的距离可以为农产品的销售以及农户更快捷获取市场信息提供便利，更加有利于农地的流转，两者是负相关的关系。
　　
　　5.1.2 指标体系
　　
　　5.1.3 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探究农户参与农地流转问题，主要包含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和未参与农地流转，其中农地流转的农户赋值 1 和农地未流转的农户赋值 0 两种情况。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用来分析影响因子对于事项是否发生的影响程度。在本文中，假设农户最求最大的经济收益，农户在决定是否进行农地流转时，是经过了理性的思考，做出的正确决策。因此，分析农民进行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本文选择了 Logistic 模型。

　　Logistic 模型的公式的基本形式是：【1】

　　
　　5.2 实证分析

　　5.2.1 模型估计及检验
　　
　　本文利用 Eviews7.0 软件，对收集的农户问卷数据进行初步整理，样本的指标数据的分布如图 5-1.在软件中进行了运算，使用 BINARY---Chioce 运算的 Logistic模型，输入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运算输出结果如表 5-2 所示。由上表可知，麦克法登 R2（Mc R-squared）的值为 0.317,我们认为 Mc R-squared值介于 0.2-0.6 之间，整个模型效果的通过检验的，所以，该模型整体上检验通过。

　　此外，该模型估计的似然比统计量（LR statistic）为78.93,其P值相当小，约为0.00000.因此，在 1%的显着性水平上，该模型的所有自变量是联合统计显着的。其中。x7、X9 的 P 值小于 0.01,说明在 1%的置信区间，X7、X9 是显着的。X1、x10 的 P 值均小于 0.05,说明在 95%的置信区间内，这两个变量是显着的。同时，x1 和 x10的系数均显示是负数，说明是负相关，而 x1 代表农户年龄，x10 代表距离乡镇的距离，符合经济意义；x7 和 x9 系数是正，说明是正相关，分别代表农户的教育程度和是否购买医疗保险，均符合实际经济意义。由上图可知，估计残差（Residual）大部分处于-0.5 与 0.5 之间，所以，该模型能够很好的拟合现实。

　　5.2.2 实证结果分析

　　（1）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与本人的职务、党员身份没有显着性的关系。农村传统的理念是干部身份应该是起到带头左右，但伴随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种影响的作用逐渐变小，对是否进行农地流转的决策过程中，职务上的差异对此没有太多的影响。同时，农户的党员身份的关系，对家庭农地流转的决策同样没有显着性的影响，合理的解释是党员身份是农户自身一方面谋求自己的政治追求或者人生信仰，这对整个家庭的经济决策影响甚微，不能单纯作为是否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因子。因此，不能单独依靠农户中党员、领导带头等相关政策促进农地流转工作。

　　（2）农户的家庭性质，本文用一般户和贫困户去考量，没有明显的显着影响。本文认为是指标设定出现的问题，此部分有待完善提高，农户的收入理论是应该对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产生影响作用的，而单纯把农户归为两类，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造成不显着的影响结果。农户家庭劳动力状况、所拥有的农地耕作面积同样对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没有显着影响，与之前的假设 5 部分与假设 6 矛盾，这些因素对整个家庭是否做出参与农地流转的决策没有明显的关系。因此，单纯靠增加补贴以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对促进农地流转的作用甚微，加快农地流转也不能将重点放在拥有耕作面积多的农户上。

　　（3）农户的年龄、自身的教育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有明显的显着关系，这与部分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处于地区样本的差异，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农户年龄与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说明伴随农户年龄的增长，对事物的认知，尤其是对新的社会制度的改革更新，一定程度上多数处于保守的立场，而新的制度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因此加快农地流转工作，重点关注的人群应该是村里的青壮年而不是村里的老年人；农户的教育程度与是否参与农地流转成正相关的关系，教育程度的提高是农户自身掌握知识技能能力的进步，自己阅历视野的更大扩大，对于农地流转新的概念更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新一轮资源优化配置中，更容易掌握主动权。

　　（4）农户家庭的医疗保障、距离乡镇的距离与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明显的显着关系。与理论假设完全相符，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农户的医疗保障得到有效提高，可以使农户脱离农地作为农户唯一发挥社会保障机制的束缚，减少自己对未来的生活担忧与顾虑，摆脱多年的“恋土”情结，积极投身农地流转工作中来，支持农地流转，实现农地的规模效益。距离乡镇的距离与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之间呈负相关的关系，距离乡镇的距离反应的是农户获取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农户取得经济利益所付出的代价，乡镇作为农村市场重要的载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距离乡镇越远，一定程度上是信息的更加闭塞，获取市场信息的滞后，很大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称的后果，简单地说，距离城乡越远，作为单个的企业，在考虑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同时，是运输的成本的增加，附带更多运输、保鲜、劳动力等成本，因此距离乡镇越远的地区，农地流转工作开展的困难较大。

　　5.3 本章小结

　　在此问卷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计量理论模型，对收集的 178 份农户数据进行了模型运算，得出运算结果，对并运算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农户的年龄、教育程度、医疗保险状况、距离乡镇的距离，据此，笔者分析真正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实质的因素是农户的思想观念、整个社会保障机制状况、农户人力资本状况、有效的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