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鑫辉对我国心理学体系构建的贡献

　　一、创建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历程
　　
　　杨鑫辉教授是当代中国着名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被中国心理学会授予学科建设成就奖。自“文革”结束归队心理学以后，杨鑫辉先生独具慧眼着手从事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我国对中国心理学史开展大规模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由潘菽先生和高觉敷先生率先倡导，以燕国材先生和杨鑫辉先生等人为主力军，短短数年间便初创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体系。尽管真正的科学心理学是自五四运动前后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所以，中国心理学史的最初研究是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开始。

　　杨先生认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学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建立，填补了世界心理学史的重要空白( 杨鑫辉，2002a，第 232 页) 。回顾杨先生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历程，可以划分为奠基、发展和提高三个阶段。

　　一是奠基阶段( 1979—1985) 。早在 1980 年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 现改为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学术年会上，杨先生就提交了《〈学记〉心理学思想初探》一文，并提出编写《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动议，受到时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潘菽先生和副主任高觉敷先生等人的高度重视。后受专业委员会委托具体负责组稿、编辑和联系出版等工作，该书由潘菽先生和高觉敷先生联袂主编，于 1983 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为后来创建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作了前期准备。1982 年春天教育部发文，正式成立我国第一部《中国心理学史》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组，由潘老担任顾问、高老担任主编。同年 12 月在第一次教材编写会议上，杨先生应潘老、高老之邀作了“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刍议”的专门报告。1983 年上半年，杨先生经教育部协调借调到南京师范大学，协助高老起草《中国心理学史》的编写大纲，并代表起草组在随后的教材编写会议上作“草拟中国心理学史编写大纲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在此后，他作为该教材的副主编之一继续协助主编高老工作，《中国心理学史》于 1985 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被公认为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立的最主要标志。杨先生还参与了高觉敷先生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心理学史》( 1983) 中的中国心理学史相关条目的撰写。此外，杨先生还承担了南京师范大学刘恩久教授等人编写的另一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心理学简史》( 1983、1985) 中“第一编中国心理学史”的写作任务。杨先生早在 20 世纪在 80 年代初就在江西师范大学率先开设“中国心理学史”课程。

　　二是发展阶段( 1986—1994) 。在此阶段，为了配套《中国心理学史》主干教材的使用，杨先生作为副主编参与燕国材先生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 1988—1990) 工作，还出版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 1990) 和《中国心理学思想史》( 1994) 两本专着。前者分为总论、学史研究、范畴和专题研究、古代人物和专着研究、现代心理学家研究等五个部分，后者分为对象、意义与方法论、心理学思想脉络、心理实质探索、学史、现状和前瞻等七章内容。后者是杨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专着，它的出版受到广泛称赞，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史着作中又一颗璀璨明珠”( 刘兆吉，1994，第 62页) 。在人才培养方面，杨先生在江西师范大学设立了以中国心理学史为主攻方向的普通心理学硕士点，在国内率先招收中国心理学史专业硕士生。1986 年，在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内，成立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室。1987 年，他应邀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以客座教授身份专门讲授中国心理学史，受到热烈欢迎与赞扬，这是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第一次走出国门。

　　三是提高阶段( 1995—至今) 。从 1995 年起，杨先生调入南京师范大学，接替高觉敷先生担任心理学学科带头人和心理学博士点负责人，同时也迎来了其科研和教学的又一个黄金时期。主编出版了《心理学通史》( 5 卷本，2000) 、《新编心理学史》( 2003) 、“文化·诠释·转换———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新系列”( 11 本，2012) ，出版了专着《心理学的历史·理论·技术》( 2001) 、《中国心理学史论》( 2002) 和合着《危机与转折———心理学的中国化问题研究》( 2002) 等。其中《心理学通史》是我国第一部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型心理学通史，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他在《心理学通史》第一卷中明确提出了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一导多元”方法学。《中国心理学史论》是杨先生在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上又一重要力作，该书由方法学、范畴学、专题学、系统学、文献学和学史学六个部分组成，从理论层面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退休之后，杨先生学术研究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下来，继续探讨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一根本性思想指导下，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文化·诠释·转换”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他主编的“文化·诠释·转换———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新系列”正是这一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体现，也使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从 1996 年起，杨先生在全国率先招收中国心理学史方向博士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人才的培养。

　　二、提出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学
　　
　　杨先生认为，方法是中国心理学史不断茁壮发展的根基，牵涉到其发展的方向和生命力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必须慎重对待，并不断创新，这样中国心理学史也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杨鑫辉，2002b，第 95 页)
　　
　　在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之初，潘老、高老两位前辈心理学家就主张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论要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杨先生对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学探索有一个不断深入完善的过程。早在 1982 年 12 月《中国心理学史》教材第一次编写会议上，他就提出，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在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前提下，还要做到: 抓住心理实质这条主线，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体系为框架，联系历史条件研究心理学思想和采用比较法历史地进行评价。( 杨鑫辉，1983a，第 289 292 页) 1994 年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一书中，他进一步提出，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主张贯彻以心理实质为主线、古今参照、古为今用和科学的历史主义三条基本原则，采用归类排比法、史料考证法、纵横比较法和系统分析法四种具体研究方法。( 杨鑫辉，1994，第 18 30 页) 2000年在《心理学通史·第一卷·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一书中，杨先生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一导多元”方法学。2002 年在《中国心理学史论》一书中改称为“一导三维多元”方法学，其具体含义就是“坚持一个指导思想，遵循多维研究原则，采用多元研究方法”。

　　坚持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杨先生认为，为了保证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思想方向的正确性和学科内容的科学性，我们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怎样才能正确地贯彻这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他提出的总体看法是: “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是要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心理学思想，还它们以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它们以科学的评价; 而不是简单地给各种心理学思想贴上唯物论或唯心论的标签，给古代学者带上唯物论思想家或唯心论思想家的帽子”( 杨鑫辉，2002a，第 65 页) 。总之，只有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作指导来研究中国心理学思想史，才能客观地、全面地、系统地把握它的发展脉络和规律。

　　遵循多维原则，即对象维度———以心理实质为主线的原则，框架维度———以现代心理学概念和体系为参照的原则，评价维度———科学历史主义的原则。就对象维度———以心理实质为主线的原则来说，杨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一切方面的心理学思想，如人性、心性、性理等，都反映着人们对心理思想实质的认识理解，抓住心理实质这条主线，不仅不是不去具体研究领域的心理学思想，只停留在哲学心理学思想的层面上，而且正是要从心理实质入手去扩展和深化各种心理学思想专题、分支领域的研究。就框架维度———以现代心理学概念和体系为参照的原则来说，杨先生认为，只有用现代心理学概念和体系为参照去整理心理学思想遗产，才能在极为丰富的古代学者的思想里，挖掘出属于心理学方面的思想，保证心理学思想史的科学性，也才能更好地贯彻“古为今用”的精神，发挥其中的实用性功能。同时，他也主张多种视角结合的研究，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就评价维度———科学历史主义的原则来说，杨先生认为，任何一种心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我们应当将古代心理学思想放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去考察与研究，不以今日之要求为准则而进行历史的分析与评价。对于历史上任何一种心理学思想，既要作纵向的历时性考察，又要进行横向的共时性研究，这样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与评价( 杨鑫辉，2002a，第 66 70 页) 。

　　采用多元研究方法，即归类排比法、史料考证法、义理诠释法、纵横比较法、实证检验法和系统分析法。当然，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这些方法往往是几种一同使用的。第一，归类排比法，是指将零散的心理学思想观点或事实材料分类归纳，然后按问题及其时间顺序进行排比叙述的方法。第二，史料考证法，是指根据历史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结论的方法，主要包括含义考证、溯源考证和比较考证三个方面。第三，义理诠释法，是指对字句的疏注、解析和对文献义理的解释、阐发。尤其对义理的阐释，能发掘古代文献所蕴涵思想的深度，甚至能借以发挥今人的思想倾向。① 同时，不仅要诠释还要进行转换，转换是指在符合形式逻辑规则前提下，一个符号或命题可被另一个符号或命题替换。只有通过诠释与转换，才能挖掘出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现实积极价值。第四，纵横比较法，是指对古代心理学思想进行历史评价时，采用古今中外纵横交错比较的方法。第五，实证检验法，是指采用现代科学实验、实证来验证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科学性的方法。第六，系统分析法，是指对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这个系统内的一些基本问题，通过逻辑思维推理分析和综合归纳，从而得出正确结论的方法( 杨鑫辉，2002a，第 71 78 页) 。此外，还有计量研究法，是指采用计量、统计手段对某些古代心理学思想进行量化研究的方法。

　　三、提炼中国心理学史的范畴体系
　　
　　杨先生认为，范畴是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合理性获得的基石，是中国心理学史个性与特色的标识，是人们对于心理问题探索的思维轨迹与结晶。他一再强调，“只有抓住基本范畴，才能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 杨鑫辉，2002a，第 85 页) 。

　　正是因为认识到范畴对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本学科创建之初，就有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相继提出了各自的范畴学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杨先生最早开始关注中国心理学史中的范畴问题。1982 年，他从心理实质的角度，按照历史时期为主导地位提出了五对范畴，即先秦的人性说、汉晋的形神说、唐代的佛性说②、宋明的性理说和清代的脑髓说( 杨鑫辉，1982，第 6 页) 。

　　1983 年，潘老和高老共同提出八对范畴论，即人贵论、天人论、形神论、性习论、知行论、情二端论、节欲论、唯物论的认识论传统( 潘菽、高觉敷，1983) 。杨先生认为，唯物的认识论不是心理学思想的范畴，同时，有的范畴可以合并，并据此在 1983 年出版的《心理学史简编》中提出新的五对范畴论，即人贵论( 含人性论和天人论) 、形神论、性习论、情欲论( 含情二端论和节欲论) 、知行论。1985 年，高老在《中国心理学史》的“绪论”中提出五对范畴论，即天人论、人禽论、形神论、性习论和知行论。在1984 年一次会议上，燕国材先生也提出八对范畴论: 形与神、心与物、知与虑、藏与壹、情与欲、志与意、智与能、质与性。1996 年在台北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一书中将之归纳为七对范畴论，即形与神、心与物、知与虑、情与欲、志与意、智与能、性与习。研究者提出的这些范畴说，虽然数量不一、内涵也不尽相同，但这些理论观点各具特色、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借鉴，使范畴的研究日趋成熟，能帮助人们较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并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

　　杨先生在总结以往范畴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规范性原则，即中国心理学史范畴应以现代心理学理论框架为依据; 延续性原则，即这些范畴在中国心理学史的每一个主要发展阶段上都有相应的论述; 系统性原则，即中国心理学史的范畴与范畴之间可相互沟通形成一个系统; 独特性原则，即中国心理学史范畴要与相邻学科范畴相区别，它跟西方心理学范畴既有其对应性又有其独特性; 现实性原则，即中国心理学史范畴对当今心理学理论建设和现实人生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于 2002 年整理建构了中国心理学史的范畴体系①，如图 1 所示。【图1】

　　
　　从图中可以看出，杨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以人性为元范畴，作为其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人性与天道并列，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理论的天人观特色。将人性定为元范畴，理由有三: 一是因为心理学研究的是人性，人性与物性的区别造成了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的重大差异，正是人性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赋予心理学特有的本质; 二是西方心理学为了研究人性、揭示其规律，走了一条越来越细琐繁杂的实验验证之路，以至于各种实验研究成果丰硕，但彼此间难以沟通统合，甚至有面临分裂的危机。在认识过程整合———分析———再整合的阶段中，西方心理学要实现再度整合就必须回归到对人性的关注上，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整合，站在新起点上对人性进行再探讨; 三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一直以来将人性置于一切问题的首要位置。心理学惟有对人性作整体的研究才是全面充分的，也才是真正科学的。

　　在人性这个元范畴的基础上，杨先生建构了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范畴体系。此体系参照心理学的范畴分类，具体分为三大块，即在元范畴下有三组亚范畴，第一组是关于心理实质的三对范畴: 形与神、心与物、性与习。形与神即中国古代关于心理与生理的关系问题，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的身心问题，如荀子的“形具神生”说。心与物即关于心理与物质、心理与客观性的统一的问题，如精合感应说。性与习则是关于心理的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的关系问题。第二组是关于心理过程的三对范畴，包括知与虑、情与欲、志与意，这跟现代心理学关于心理过程的知、情、意三分法相一致。知与虑即关于认识过程的观点，认为认识过程是由感性知识的感知和理性认识的思维阶段构成。知与行是和知与虑相并列的范畴，是关于心理( 认识) 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情与欲是关于情感、需要的观点。志与意则是关于意志、动机、目的方面的观点。

　　第三组是关于个性心理的两对范畴，即质与性、智与能，并都跟才有关。质与性即探讨个体的气质、个性的问题，智与能即探讨智力与能力的问题。“才”作为一个联结点标列于范畴体系中，通过“才”使得质与性、智与能两对范畴贯通一气，表明了中国古代学者早就关注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关联。

　　杨先生提出的这三组亚范畴，跟现代普通心理学的范畴体系基本相对应，这说明中国和西方国家揭示的心理规律有共通之处。从所列的三级范畴看，则更有其差异而显示出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独特性。杨先生所建构的以人性为元范畴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延展性，它不仅具有参照价值，而且具有自我生长的能力。现代心理学范畴体系如能将西方心理学研究中那些自下而上( 实验研究) 的经验成果，与自上而下( 以天人合一为背景、以人性为基础) 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相结合，则既可使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得到实证的检验，又可补充西方心理学在某些理论上的欠缺，更有助于它找到回归之路。实现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融汇，这就是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的最终价值所在。

　　四、建构中国心理学史的学科体系
　　
　　杨先生认为，中国心理学史作为一门主要研究中国心理科学的萌芽、产生和发展变化的学科，其内容体系的建构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 1983 年杨先生撰写的《草拟中国心理学史编写大纲的初步意见》一文中，他就明确地论述过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体系问题。他主张中国心理学史的撰写，在体系上要做到: “1． 采用分期史的方式编写，将中国心理学史划分为先秦，秦汉至唐，宋明清，近现代四个时期。2． 在体例上，分时期按心理学思想家、学派与人物、专篇相结合的方法排列。3． 在采用分期史写法的同时，兼顾不同时期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特有范畴( 特征) 。4． 中国古代主要是哲学心理学思想，也有生理心理、心理实验与心理测验的萌芽，编写中要全面反映。5．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要特别重视资料的搜集，西方心理学的传入要从中国心理学史的角度去写。6． 中国古代的军事心理学思想、医学心理学思想、文艺心理学思想等分支找出代表性论着、专篇，分别列在该论着、专着产生的时期去写，为反映其思想的渊源与发展，可列一节‘意义与影响’。7． 每编的概述应包括以下内容: 交代历史背景，即政治经济状况，哲学思想，科学发展情况等，理出这个时期心理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前后的衔接，简介其它未列专章专节的心理学思想家和专篇。8． 中国心理学史的编写力求图文并茂”( 杨鑫辉，1983b，第 99 页) 。

　　从已出版的教材和着作来看，中国心理学史至少有七种学科体系。1． 按历史时期分人头的体系，即按照从古至今的历史顺序，选择各个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和着作的心理学思想进行挖掘与整理。例如，燕国材先生着《先秦心理思想研究》( 1981) 、《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 1984) 、《唐宋心理思想研究》( 1987) 、《明清心理思想研究》( 1988) 《中国心理学史》( 1998) 等，以及高觉敷主编《中国心理学史》( 1986，2005) 和汪凤炎主编《中国心理学史新编》( 2013) 。2． 以分支学科为纲的体系，如燕国材、朱永新先生着《现代视野内的中国教育心理观》( 1991) 、燕国材先生主编《中国教育心理学思想史》( 2004) 、汪凤炎着《中国文化心理学》( 2008) 和杨先生着《医心之道———中国传统心理治疗学》( 2011) 。3． 将专题、范畴和分支结合又按历史顺序论述的体系，如杨先生着《中国心理学思想史》( 1994) 和汪凤炎着《中国心理学思想史》( 2008) 。4． 专题、人物、着作综合的体系，如杨先生着《中国心理学史研究》( 1990) 。5． 以为范畴主要线索的体系，如燕国材主编《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 1999) 和燕良轼着《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概论》( 1999) 。6． 按历史时期分专题分支的体系，如杨先生主编《心理学通史·第一卷·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7． 以中外思想比较为体系，如杨先生主编《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 第二卷) 》( 2005) 。

　　在上述七种学科体系中，杨先生的个人着作反映了其中的六种学科体系。可见，他在中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建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促进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更好地向前发展，就其学科体系而言，杨先生认为将来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除了继续使用上述几种体系结构外，还应该朝着如下两个方向去努力: 一是应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融中外心理学思想于一体的心理学史着作，以提高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在世界心理学界中的地位与声誉; 二是要多采用以某一广义专题为纲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一部以某一专题为线索的高质量的着作，必将能提高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深度，增强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生命力( 杨鑫辉，2002a，第 166 页) 。
　　
　　五、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专题问题
　　
　　杨先生认为，中国心理学史专题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中国心理学史的广义专题研究，既包括对中国心理学史上的某一问题所作的专门研究，也包括对中国心理学史上的某一人物、某一着作、某一流派或某一时期的心理学思想所作的专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狭义专题研究，仅是指对中国心理学史上的某一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研究。杨先生认为，按照不同的标准，从单一角度而言，可将中国心理学史的广义专题研究概括为人物、着作、学科、狭义专题、流派和时期六大类。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亦可综合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角度进行专题划分( 杨鑫辉，2002a，第 123 128 页) 。

　　从 1983 年潘老和高老联名在《心理学报》发表题为《组织起来，挖掘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宝藏》一文以来，有关中国心理学史的专题研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以潘菽为顾问、高觉敷为主编，由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一书，主要是以人物为专题( 占全书专题总数的 85%) ，兼以着作和流派为专题( 各占 7．5%) ，对中国心理学史第一次作了较系统的阐述。燕国材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也是以人物类专题研究资料为主( 占 78． 5%) ，兼以着作类专题研究资料( 占 18． 3%) 和流派类专题研究资料( 占 3． 2%) 为辅。燕国材所着的《先秦心理思想研究》、《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唐宋心理思想研究》和《明清思想研究》，同样也主要是以人物式专题研究( 占 75．7%) 为主，兼以着作类专题研究( 占 21． 4%) 和狭义专题研究( 占 2． 9%) 为辅( 杨鑫辉，2002a，第 130 136 页) 。

　　以杨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和《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为例来分析其专题研究的情况。

　　在《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一书的专题研究中，对人物的专题研究总计10 个，对狭义专题研究有 5 个，对着作专题研究有3 个，可见，该书也是以人物式专题研究为主。并且，在 10 个人物中，古代部分为 7 人，全为儒家; 现代部分占3 人( 即潘菽、陈鹤琴和朱希亮) ，可见他是以儒家的心理学研究思想为主，并对中国现代着名心理学家的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一书的专题研究中，无人物类和着作类的专题研究，都转向以狭义的专题性研究为主，本书中属于狭义的专题研究则有18 个。( 杨鑫辉，2002a，第137 138 页) 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先生所做的中国心理学史的专题研究在思路上发生了较大转变，即由过去的侧重于人物式和着作式专题研究转向以狭义的专题性研究为主，而这种转变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心理学史专题研究的深度。在这种思路转变的影响下，1998 年，杨先生对蔡元培的心理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进入新世纪以来，杨先生持续对中国心理学史专题研究进行探索，于2012 年出版了专着《医心之道———中国传统心理治疗学》，对中国古代医学和养生学里蕴含的心理治疗思想与典型案例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探讨( 杨鑫辉，2012，第4 页) 。

　　杨先生认为，现有的中国心理学史的专题研究较之以往的专题研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获取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促成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成立。但是，也应该指出，现有的中国心理学史的专题研究在研究内容的深刻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研究成果的实效性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强人意之处，这又制约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生命力，展望未来，杨先生认为，中国心理学史专题研究应该努力加强如下方面: 一是进一步扩大专题研究的范围; 二是要努力演化专题研究的内容; 三是要大胆采用新的具体研究方法; 四是要加强研究那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专题( 杨鑫辉，2002a，第141 143 页) 。总之，在将来的中国心理学史的专题研究中，只要研究者们继续持之以恒地钻研，并适当加强合作研究，是一定能将现在中国心理学史专题研究中存在的某些薄弱环节进一步加强。

　　六、结语: 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真谛
　　
　　中国的心理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自五四运动前后传入我国已有百年历史。但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却历经了艰难的曲折之路。我国心理学从最初传入到抗日战争爆发达到第一个鼎盛时期，解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心理学长期不受重视乃至遭到错误批判直至遭遇了被认为是“伪科学”而被取消的命运。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我国心理学才得以开始逐渐复兴，走向稳步发展并达到今天的初步繁荣。我国心理学发展的艰难曲折道路，除了社会、战争、政治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作为从西方“舶来品”的心理学没有与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进行很好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毕竟不是现代意义的心理科学，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遗产长期没有得到发掘和研究。所以，在“文革”结束后我国心理学开始逐渐恢复之初，以潘老和高老为首的老一辈心理学家高瞻远瞩地提出开展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早在 1980 年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学术年会期间，就成立了以潘老为会长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会( 筹) 。1983 年，潘老和高老联名在《心理学报》发表《组织起来，挖掘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宝藏》一文，可以说是向心理学界同仁发出的响亮号召。二老联袂主编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一书是初步的研究成果。当时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尚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很快就在潘、高两老周围集聚了一批研究人员，从年龄上看，第一梯队有刘兆吉、李国榕先生等，第二梯队有燕国材、杨鑫辉、马文驹、邹大炎、许其端、赵莉如先生等，第三梯队有朱永新先生等，其中燕国材、杨鑫辉先生等人从中脱颖而出，并在随后潘老担任顾问、高老担任主编的我国第一部《中国心理学史》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中分别担任副主编重任，杨先生协助高老草拟了编写大纲的初步意见，并承担四节写作和一编统稿任务，燕先生承担五节写作和两编统稿任务( 其中一编与刘兆吉合作统稿，大多数人只撰写一节) 。随后，两位先生都在二老的引领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发奋图强，专心致志地从事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建人。同时，他们也培养了一批现在活跃在中国心理学史界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如燕良轼教授、郭斯萍教授、汪凤炎教授、彭彦琴教授、范庭卫博士、阎书昌博士等人。

　　杨先生之所以能够长期坚守中国心理学史阵地，开创学科之先河，攀登学术之高峰，主要是他具有坚定的学术信念，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为己任。正如他所说: “中国心理学史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门历史学科，但却又是关于心理学的历史学科，因此，它担负的责任不仅是一般历史学的任务，还有心理学的任务，即帮助人们克服心理问题，增进心理健康，提高生活品质，这就需要将中国历史中有关的心理学思想挖掘、整理并转换过来，为现代人所用，即古为今用，可以说，古为今用是中国心理学史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它也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生命力所在。”( 杨鑫辉，2002b，第 100 页) “我们研究心理学史决不是钻心理学的故纸堆，而是站在今天研究过去，展现未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研究心理学史的真谛应当是: 治史之意不在古，论古之旨却在今，通古变今，昭示明天……我的中心兴趣: 光大祖国的心理学思想遗产，将它有机地纳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之中。”( 杨鑫辉，2002a，第 238 页) 。

　　参考文献:

　　高觉敷主编，1986: 《中国心理学史》，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刘兆吉，1994: 《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序，《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4 期。
　　潘菽，1983: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文汇报》1983 年 1 月 10 日。
　　潘菽，1987: 《潘菽心理学文选》，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潘菽、高觉敷，1983，《组织起来，挖掘我国心理学思想的宝藏》，《心理学报》第 2 期。
　　燕国材，1996: 《中国心理学史》，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杨鑫辉，1982: 《必须用辩证法指导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心理科学通讯》第 3 期。
　　杨鑫辉，1983a: 《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刍议》，《心理学报》第 3 期。
　　杨鑫辉，1983b: 《草拟中国心理学史编写大纲的初步意见》，《心理学探新》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