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务杂志》(TheChineseＲecorder，1867－1941)，由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发行长达74年，是近代史上出版时间最长、连续性最好、篇幅最长的面向传教士与西方读者的英文杂志，是近现代西方世界认知中国的一个重要知识来源与资料参考，也是一份极具代表性的近代西方跨文化大众传播刊物。纵览该刊，“中国文化”认知与“中国形象”建构是其重要内容，而相关内容的呈现与传播通过极具西方文类意识的文本建构而实现。换言之，刊物的文类关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特别视窗，提供了一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别样路径。
广义修辞学认为，修辞是表达者与接受者在话语、文本与主体三个层面的双向交流。作为一种链接修辞形态、文艺美学、社会语境、意识形态的复合阐释方法，广义修辞学将为跨文化传播的文类研究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路径。本文尝试应用广义修辞学的理论框架及基本原理，分析并阐释《教务杂志》的文类选择与修辞建构，希翼从文类的形式路径深入内容的修辞呈现，据此探窥文类在跨文化认知与传播中的修辞建构意义。
一、《教务杂志》:文类与主题
《教务杂志》刊物最早发行于1867年的福州，以TheMissionaryＲecorder(《传教记录》)为名，无中文刊名。1868年更名为TheChineseＲ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中国记录与传教期刊》)。1872年5月停刊。1874年1月在上海复刊，仍沿用TheChineseＲ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
1912年1月更名为TheChineseＲecorder(《中国记录》)，1915年增加中文刊名《教务杂志》，以双刊名形式发行。出于研究需要与国内学界惯例，在本文论述中，统一以《教务杂志》为名称之。本研究基于《教务杂志》的整体阅读，依据刊物发行时间，分别选择刊物发行初期(1867－1868)、中期(1907－1908)、后期(1937－1938)各两年的文本为主要观察对象。通过文类观察与修辞分析，试图探究刊物的文类选择及其建构特征。
(一) 创刊初期(1867－1868)的文类选择与文本主题
创刊初期的主要文体类型包括:论述文、游记、信函与新闻。文本主题主要包括:基督教基本教义阐释、中国社会认知、中国历史文化认知与传教信息。其中，教义阐释主题文本主要使用论述文类，中国认知主题文本主要使用游记与叙事文类，传教新闻主题文本主要使用新闻文类。此外，编辑事务主要使用公告文类，读者问答主要使用通信文类。纵览初期文本，我们发现，在中国认知方面，“trip，visit，journey”成为中国地理空间的认知文本主题词，“jotting，notes”成为社会文化认知文本的主题词。
中国认知主题文本主要包括传教游记叙事与文化见闻，以描述为主要语言特征。游记侧重城乡空间的认知描述，亦夹杂民俗与历史叙事，常有故事间插其间。1867－1868年所涉及游记省份包括:福建(鼓山、闽清、尤溪、沙县)、广东(潮州、汕头)、湖北(武昌、汉口)、蒙古、北京、河北(张家口)、浙江(扬州)、山东、河北、上海、台湾等地。文化认知主要以社会见闻或民俗介绍为题单独成文，甚或夹杂于游记之中，内容主要包括:风水、祭祖、月食、缠足、祈雨、中国法律、中医、农民生活等。教义阐释主题文本聚焦于基本教义与概念阐释，侧重探讨基督教对中国人的救赎意义与拯救策略，最明显的语言特征是居高临下的“救主”言说，如1867年创刊文章《论术语‘耶和华’的意义与力量》。传教信息主题文本包括西方基督教各教派团体进入中国传教的报道，一些重要传教士的信息等，以人物或团体的基本情况为主要信息，如1867年的福州美国美以美会(FoochowMissionoftheAmericanBoard)。刊物编辑事务主要是征稿信息。读者问答主要涉及主题是中国传教中的中国文化问题，这个版面一直保持到刊物停刊，通过问答或通信方式，涉及面极其广泛。
(二) 发行中期(1907－1908)的文类选择与文本主题
刊物发行中期的文体类型包括:社论、纪念文章、年度总结、公文翻译、专题论述、日记、读者来信、新书简评、传教新闻，教务公告。文本主要主题包括:基督教伦理、中国认知、基督教的中国影响、国际关系及现状。各主题文本的文类应用类型广泛，且不拘泥某一文类。以社论为例，包含基督教主题、中国认知主题等各种主题内容，并混杂使用会议公告、专题阐释、年度总结等文体类型。
这个时期的文本大量涉及伦理、教育、法律等内容，以中国社会与思想动态为主要内容的时政主题文本增多，“how，progress”成为主题词。《教务杂志》于1908年1月才正式刊发社论，所涉主题广泛，包括大型会议信息、热门时政与教义理念探讨，言语表述呈现权威话语的修辞建构特征。纪念文章主要以基督教历史事件为主题，强调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与贡献，言语表述以宏大叙事为特征。年度总结主要以前一年重大议题为内容，包括中国的伦理、教育、宗教等议题，认知与评述相结合，亦含权威认知的话语建构特征。公文翻译主要包括中国法律英译、中西条约内容。1907－1908期间的专题论述是“中国教育”，包括学校、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等，字里行间以建构“中国的基督教教育体系”为主旨。刊载日记主要内容是传教经历与游记叙事，侧重偏远地区的见闻介绍。新书简评包括新书预告，主要包括中文典籍的西译出版、西文典籍的汉译发行、中国认知的西方专着面世等信息，亦含出版物的简介与简评。中国认知主题文本应用文类广泛，以论述文类为主，以现状认知为主要内容，在现状述评基础上间插中国文化与宗教认知探讨，以建立西方话语的评估体系为显明言语特征，内容主要包括:中国社会运动、知识界状况、教育状况、少数民族、中国变化、中国社会团体。中国认知主题的文本内容，常在传教工作的梳理中，夹杂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民情等进行认知，如“湖南的传教工作”，以基督教教义为主要视角，以游记叙事文类为主，在具体叙事语境中进行认知与呈现，包含具体的人、时、地与交流内容等。
(三) 发行后期(1937－1938)的文类选择与文本主题
刊物发行后期的文体类型主要包括:社论、专题论述、时政论述、诗歌、人物纪念、新书简评、读者来信，时政形势、时事新闻。文本内容大多涉及中国与欧洲的时政形势，包括:日本侵华、欧洲二战、中国基督教会的时事应变等。其中，1937－1938年的文本大量涉及了中国的难民问题。此外，有部分文本涉及中国认知、基督教经典汉译、传教方法探讨等内容。文本体裁以论述文类为主，叙事文类为辅。这个时期，仍有少量游记叙事，如《中国北方的农村实验》，《中国南方、中部与西部的旅游见闻》。“progress，crisis，event，situation”等成为大量文本的主题词。
这一时期，刊物社论大量涉及基督教的深层自我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言语表述中，明显体现了对中国的认可度，中国已成为基督教社会一部分，如:《中国对美国洪涝灾民的援助》，《中国对基督教合作的开放》，《蒋介石将军的基督教思想》。中国认知主题主要涉及中国工业化、中国教育、中国本土宗教、中国女性问题等内容。时政论述专题中，以中日基督徒及教会合作为内容特色，探讨在基督教影响下停止战争的可能性。
(四)《教务杂志》的主题与文类
从上文的简况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教务杂志》中，各种文类都不同程度被选择使用。根据异域文化的认知阶段划分，游记通常是认知初期的选用文类，阐释或说明文本一般是认知中期的选择文类，而论述文本则是认知后期的选用文类。不同认知阶段选择不同文类，既是传播者的文本修辞策略，亦符合异域文化的认知规律:通过游记叙事具象化感知异域文化，通过概念阐释理论性解读异域文化，通过议题论述思辨性认知异域文化。
在《教务杂志》中，我们发现，传播者关注传播主题的文本建构，关注传播的文类选择。主题文本的建构需要决定传播文本的文类选择，而文类选择则左右文本的建构方式。就主题写作而言，文类是传播的重要形式要素，直接决定传播信息的组织结构与承载方式，激发传播接受者的阅读期待。就文本建构而言，文类决定整体文本的篇章组织与审美设计，是文本建构意义上的修辞选择。正如广义修辞学所言，文本建构就是特定表达内容在篇章层面向特定表达形式转换的审美设计。
恰当的文类选择既有助于异域认知主题的修辞表达与跨文化转移，又有助于异域认知主题的幻象建构。在广义修辞学视域下，就文本建构意义而言，传播主题的文类选择实际是传播文本的建构方式选择，即传播文本的修辞建构。文类选择决定了传播文本的形式建构与传播内容的符号呈现。成功的文类选择可以更有效地实现某一特定主题异域认知的文本呈现及认知建构。
《教务杂志》创刊初期，中国认知主题文本大量选择游记，以作者或叙事者的游历空间为文本建构与呈现顺序，把空间认知与游历地社会人文认知融为一体。如，在1867年的《乡村游历轶事》中，按游历顺序，文本先后呈现福建的闽清、尤溪、沙县、延平等地的地理空间环境与沿途的乡村人文环境。对于传播主体(传播者与接受者，下同)而言，异域认知常始于空间认知，而最好的空间认知亦常融于具体叙事语境之中，就此而言，游记是最好的文类选择。
随着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的视域拓展，西方认知主体逐渐不再满足对中国的表层认知，而产生了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深度认知要求。20世纪初，《教务杂志》中国认知文本的主题逐渐从地理空间认知向历史溯源及文化概念的深度认知转移，出现了“周朝的兴起”、“儒教”、“祖先崇拜”等主题文本，所选文类是历史叙事，按照时间顺序建构传播文本。同时，中国文化思想的阐释文本开始比较密集出现，如《道教与儒教说明》，《儒家文明》等文本，按照概念与理念的阐释需要来建构传播文本。20世纪30年代末，国际形势紧张，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整个欧洲处于二战漩涡，西方读者的中国认知需求不再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而更关注中国的时政状况，如《中国事件进程》、《西北的召唤》等文本。《教务杂志》的中国认知文本的主题基本时政化，如1938年刊本中，出现大量以难民营为主题的传播文本，如《非常时期的挑战》、《上海的难民营》。虽在内容上仍强调基督教影响，但呈明显的新闻报道特征，基本按照倒“金字塔”式新闻结构来建构传播文本。
二、《教务杂志》:话语与文类
一般而言，跨文化传播话语的修辞建构，必须在形式上符合特定文类的表述要求。此外，传播话语的修辞建构亦具多维目标，主要包括:1)建构承载主体意向的异域认知之修辞表述;2)建构链接主客文化系统的双向流通之认知语境;3)建构符合主体视域的修辞认知之阐释逻辑。在文类建构意义上，话语在此三个向度上的修辞建构既需符合特定文本的文类要求，也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参与文本的文类建构。简言之，在文体学视域下，传播话语的修辞建构即是传播文本的文类建构。
(一)话语与文类的意向建构修辞话语承载主体意向，修辞话语的主体意向性呈现为文类的主体意向性，无论是文本的体裁还是言说的风格都通过话语的修辞建构而被赋予主体意向性。在主体意向建构意义上，话语的修辞建构与文本的文类建构具有意识形态同位性。简言之，修辞话语的主体意向即文类的主体意向。
现试以1867年《教务杂志》创刊文章《论术语“耶和华”的意义与权力》为例。文本以基督教关键词“耶和华”为论述主题，论述概念的起源、发展与汉译，强调该概念在中国传教活动中的重要性。试从文本引述以下四例，简析话语与文类的主体意向性建构:
例1:圣经的汉译本中已经塞进了很多希伯来与希腊的名字与术语。假如，多年以后，某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佬试图解释这些具有各种来源的完全进口的名字，那将是一场胡说八道的拼凑!
例2:耶和华属于帝王的称号类型，是一种积极统治的表述，等于英语词汇的“君主”、“最高统治者”、“至高统治者”。
例3:耶和华不仅是军队首脑，而且是他的子民的法律颁布者、法官与国王。他把色列人一引领到西奈山，就威严与华耀地下来，亲自用手指给他的王国写下戒律，写在两块石板上，交到摩西之手，命令摩西给他的子民，以作永恒的戒律。
例4:我相信，“上帝”这个词可以很好地翻译“耶和华”，而且“耶和华”应该翻译成“上帝”，而不是把“耶和华”直接放进中文《圣经》。
例1呈现了文本的论述意义，但显然基于一种主观偏见性假设:“愚蠢的中国佬”;在例2中，传播话语的权威性直接源于“属于”、“等于”、“至高无上”此类的主体意向性语词，概念的修辞语义直接源于话语的强势建构;在例3中，这个文本中有不少此类的叙事话语，以修辞叙事替代逻辑论证，可以说是《教务杂志》的重要话语建构特征;在例4中，用“我相信”、“应该”等主体性言说语词进行结论性表述，呈现文本的题旨:在中文《圣经》中，“上帝”是“Jehovah”(耶和华)的最好译词。在这些话语中，意向性表述一览无余，既从不同层面强化文本主题“术语‘耶和华’的意义与权力”，又共同建构论述文本的权威性，建构并呈现该文本的文类意向性。
(二)话语与文类的逻辑建构。在跨文化传播中，异域认知常受主体逻辑所控制。对一些超越主体的知性或经验认知局限的异域对象，认知主体常通过“强势逻辑”进行认知表述，或以修辞的合理性掩盖逻辑的不合理性，建构异域认知的阐释逻辑。在逻辑建构意义上，修辞话语既呈现异域认知的合理性，又建构符合文类形式要求的文本逻辑性。简言之，传播话语的修辞逻辑即传播文本的文类逻辑。
现试以1908年《教务杂志》的《1907年伦理改革进步情况》为例。在1908年1月刊“1907年回顾”的系列总结文本中，《伦理改革进步情况》一文主要回顾总结中国在“鸦片贸易”、“卖官鬻爵”、“肉体刑罚”与“反对缠足”四方面的改变状况。试从文本引述以下三例，简析话语与文类的逻辑建构特征:
例5:去年中国进行了一些以“伦理”为名目的改革尝试，但我们担心，很少改革是因其伦理而得到实施，而宁可说都是强制进行，这些改变似乎不可避免。
例6:所有伦理改革中，最突出的是鸦片禁令及严格实施，尤其在袁世凯总督有效监管下的那些地区。我们赞赏他在驱除这种邪恶中的真挚努力与毫不退缩的勇气。如果其他总督都能像他那样目标明确与行动强势，我们相信鸦片贸易将很快结束。
例7:如此普遍而根深蒂固的邪恶无法被一个禁令所改变，也无法被零星的努力所废除，尽管有着良好意愿。这将需要这块土地上最伟大最杰出的人付出最大的努力与坚持，去应对这个巨大的邪魔，尤其应对这块土地上那些虚弱与腐败的官僚。
例5是文本开篇话语，从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文本在强调中国问题的“伦理”性质，有意淡化或忽略西方列强的影响因素。这个序言性话语着意建构年度总结的文类逻辑:伦理问题是中国问题的本质。在例6中，话语高度赞赏袁世凯的“伦理”改革，反观历史事实，这与西方势力对袁的政治支持保持了立场一致性。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话语中应用了“绝对真挚”(absolutesincerity)，“毫不退缩的勇气”(unflinchingbravery)等褒义色彩明显的语词以强化言说立场与态度，这种西方视域下的中国伦理状况认知，其间暗含逻辑就是，符合西方伦理观念的改革即是良好改革。文本大部以“邪魔”(theevil)指代“鸦片”，似在呈现一种幻象:中国是被“邪魔”控制之国度。
然而，在谴责中国鸦片问题时，文本叙述者似乎完全忘记这个“邪魔”是近代西方的侵略后果之一。在例7中，话语不仅强调鸦片的“普及”(wide-spread)与“根深蒂固”(deepseated)，更在字里行间强调此为中国人的“恶习”。这既是年度总结文本的逻辑起点，也是其评判标准，主体先见浸淫其间，而话语逻辑亦呈现为文类的逻辑特色。
三、《教务杂志》:文类与语境
(一) 文本的时空语境建构
修辞话语既需呈现主体的异域认知，又需建构双向流通的传播语境，同步链接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文化符号系统。话语的语境建构与文类的语境联想相互补充，既给传播者提供异域认知的传播语境，亦给接受者提供异域认知的接受语境。在认知语境建构意义上，话语的修辞建构与文本的文类建构具有互补性。
现试以1867年《教务杂志》的《乡村游历轶事》为例。这是《教务杂志》第一篇游记，主要记录了叙事者在福州附近地区的旅游经历:闽清、尤溪、沙县、延平府。文本反复强调，他们的交通方式只是“徒步”与“乘船”，所参观的小城市“被城墙包围”，似乎在强调中国的落后时，呈现一种异域意象:“蛮荒之地”。试从文本引述以下四例，简析话语与文类的语境建构特征:
例8:在一个地方，沿山而下，我们经过一片茂密原始林，栗树、橡树既大又老，另有各种阔叶树与针叶树，大量浓密的灌木丛。我们大约用了一小时穿过这个美丽森林。路上，我们看到十几只本地原生猴子，从一颗树跳到另一颗树，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
例9:在沙县，我看见地里种的荞麦已经开花，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我父亲在俄亥俄的农田。
例10:晚饭时间，客厅中央的饭桌摆放了精致的晚餐，主人落座后，我们都坐下。我说基督徒在吃饭前要感谢上帝，并且要求他们安静……吃饭时，我谈论了各种各样的西方发明，如汽船、汽车、电报等等。
例11:再往前走了几英里，我们在一个路边小店停下来。小店有座位，是个传教机会，人们很快围拢过来。我们分发了一些书。店主从架上拿下两本书，虽旧但保存完好:《天路历程》与《使徒行传》。他是很多年前在福州获得。我们很高兴，大受鼓舞。
在例8中，森林景致的话语修辞描述，似在建构一种中国式“黑森林”意象，易于激发西方读者的“异教徒世界”意象联想，也易于激发“游记”文类的阅读联想:一次游弋“黑森林”异域的探险记录。例9话语把中国的“沙县”与美国的“俄亥俄”
共置同一文本语境，例10话语把“精致晚餐”、“基督教祷告”与“西方发明”共置中国乡村的晚餐时间，通过中西的时空融合，不仅链接认知主体的文化符号系统，而且建构异域文化的认知语境，易于激发西方读者的传播认知与接受。例11话语中，旅行“徒步”与基督教“传教”融为一体，共同建构“游记”文类，激发了西方读者的“文类联想”:传递福音的艰难之旅。乡村路边小店中的《天路历程》与《使徒行传》，呈现了一种融合主客的认知语境。叙事者的“高兴”与“勇气”，亦是西方读者的“高兴”与“勇气”，因为这个“蛮荒之地”是个等待并值得“救赎”之地。
在西方游记传统中，“探险”与“猎奇”一直是重要的文类特征。1867年的这篇游记则在试图呈现叙事者在中国的“探险”与“猎奇”:通过空间描述(“黑森林”)，建构主客兼容之空间认知语境与异域空间意象;通过游记叙事(“村庄”与“乡村私塾”)建构主客兼容之社会认知语境与异域社会意象。在简单的叙事陈述里，叙述者试图“解读”并呈现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无知”与“渴望”。
(二) 文本的文化语境建构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类本身即具有语境建构之功能，包括认知语境建构与主客文化系统的关联语境建构。跨文化传播文本建构的目标之一是异域认知的跨文化呈现，而文本的文类选择与建构亦为之服务，主要体现于异域认知的语境建构。对于传播主体而言，语境联想是信息传递与接受的必要辅助，而不同文类则寄寓不同的语境联想。
例如，面对一篇社论，传播者会特别注意语词与话语的规范性与严肃性，而接受者则将主动进入预设的严肃对话语境，获取相关信息。在《教务杂志》中，社论文本的严肃主题、严谨表述、权威立场，往往建构一种宏大叙事的跨文化传播语境。
如1908年5月的社论涉及主题包括:“我们的精神基础”与“义务教育在中国”。这些标题不仅显示其内容主题，而且隐含的召唤结构能立刻激发读者联想，如前者可能激发的西方读者的联想结构是:“我们/他们→西方/中国→基督教/儒教→崇高/低俗”，而后者可能激发的是:
“西方/中国→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现代/落后→文明/野蛮”。置于文类的语境联想之中，传播主体易于传达或接受异域认知。《教务杂志》纪念文本大多以着名传教士为对象，内容多围绕传教士传道经历，特别赞赏他们在中国的传道成就。文类本身即逻辑预设了这些人的“施恩”角色，“拯救”行为，而中国成为一个异域他者，一个被动对象，被预设为一个“迷途羔羊”式的“异教徒”意象。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游记不仅意味着一种游历记载，更是充满奇遇与探险的传奇故事。在激发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游记文类本身就孕育了一种“传奇”叙事的语境，预示了中国认知的某种“神秘”性与“荒诞”性。
文类不仅激发传播主体的认知语境联想，而且还诱发主客符号系统的语境关联联想。文类是长期的文化沉淀与实践演绎的一种产物。在不同的文化系统，文类蕴含不同的阅读期待。例如，面对游记，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常常是奇山异水、奇珍异兽，而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则常常是奇人异事、奇风异俗。不同的阅读期待与不同的文类传统息息相关。在跨文化传播中，文类选择与修辞建构亦有关联两种文化语境之考虑，把异域认知置于主体的文类期待之中，链接主客语境。
文类不仅决定传播文本的建构方式，而且蕴含的召唤结构可以弥补传播者的表述不足，激发接受主体的阅读期待，有效促进传播主体的双向交流。同时，不同文类蕴含不同的语境建构功能，既可丰富认知表述，又可激发认知接受。在跨文化传播中，游记文本的现场感，社论文本的权威感，通信文本的对话性，都既能激发传播接受者的阅读期待，而且也有助于建构文本的交流语境。
对于传播主体双方，文类自身具有的这些交流潜能，是一种独特的文本修辞功能，可以有效实现异域认知的跨文化传播。在广义修辞学视域下，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文类选择，跨文化大众传播文本既有清晰的接受意识，亦有明确的内容承载，都是具有明确目的的文本层面的修辞性行为。无论是体裁选择，还是风格创构，或是其他篇章层面的表达设计，主观上都为实现异域认知的传播接受。
四、结语
综上所析，跨文化传播的文类选择即文本建构的修辞选择(文类即修辞)，跨文化传播的修辞参与则生成文本的文类特征(修辞即文类)。文类与话语共同参与传播文本的主体意向与修辞逻辑建构，亦参与跨文化传播的语境建构。传播话语的修辞建构，既考虑认知信息的传播需要，也符合传播文本的文类建构需要，与文本建构保持文类一致性。空间呈现与历史叙事辉映的游记，对话问答与条分缕析间插的阐释，逻辑演绎与引经据典交错的评论，在文类建构意义上，都在独特的修辞言说的建构中，努力增强其异域认知的传播效果，实现异域认知的跨文化呈现与传播。
从《教务杂志》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跨文化传播的文类建构不仅为异域认知的语境建构提供文类联想，而且还为异域认知中的概念重构与幻象建构提供“语域空间”(fieldofdis-course)。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引入文类思考视角，不仅能够关注体裁选择所具有的修辞意义，而且也能注意到言语建构所具有的文类建构特征。这种理论探索，既可能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尝试一种新的视角，也可能为文类分析拓展一个新的研究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