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文学结构主义的兴起，翻译解构主义派（Deconstruction）也应运而生。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其发表的三部着作《言语与现象》(Speechand Phenomena)、《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中，系统地阐述了解构主义的思想，标志着解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形成。该思潮以其对西方传统思想的反叛性、消解性迅速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影响力由法国向整个欧洲大陆扩散，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解构主义派主张用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不再把原文看成一个封闭和稳定的系统。其观点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原文意义不可能稳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
二、解构主义的翻译观
在解构主义以前，翻译理论界普遍认为原文是作者创造力的体现，是作者灵感的结果，是统一而完整的系统。因而相对译文和译者来说，原文及其作者被置于不可触动的地位，译者的任务就是力图使译文与原文形成某种等值或同一。但是解构主义翻译观消解了原文至上的观点，提高了译者和译文的地位。解构主义研究者认为我们对前人作品的理解会受到所处历史时期的制约，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理解，原文便总是在不断的改写和重建。原作的生命得以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拓展、延续, 对每一部作品而言, 被翻译的机会越多, 其生命力越强大。
在《什么是“关联”的翻译》中，德里达指出“关联”包含“经济”的含义，而“经济”又涉及两层含义：性质和数量。一方面要求译者用最可能关联的方式、最适当的方式，将原文的信息挪用、移植；另一方面是数量原则，译作必须在质和量上等同于原作。解构主义翻译将译作看作原作的来世，“延长了的生命、持续的生命、继续生活下去，来世”，因此翻译的目的在于延续原作的生命。 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因此译文与原文是平等互补的。在德里达看来，重要的不是原文信息和编码，而是译文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相互联系。德里达认为应用“ 转 换”(transformation) 来取代“翻译”这个术语。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控制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所以它更能反映翻译的特性，更能体现语言和文本之间的差异。
结构主义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对立关系决定，而对立体又内在于不同的符号之间（如好\坏，亮\黑等）。解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建构出一种等级制度，往往强调前者的优先地位，后者次于前者或从属于前者。然而这种对立在解构主义看来是不稳定的、可逆转的和相互依存的。
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预设了一个稳定性和统一性的结构。在《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差异运动》中，德里达指出结构的中心不在自身而在“他者”之中。也就是说二者是相互交织、融于一体的。基于此，解构主义翻译观否定深层结构的稳定形态，翻译实现的是能指与所指的差异，翻译旨在求异。
总之, 解构主义者将自己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理论中,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原文取决于译文, 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译者是创造的主体, 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 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平等互补关系；翻译应尽量表现语言之间的差异性, 一篇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
三、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第一，解构主义关于文本意义的不定性及译文与原文关系无相似性的论点是一种极端的观点。过分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读者的个人意志，从而把对于作者的否定与对于事物本源的否定相联系，从根本上否定了作品意义的存在。按照这种理解，天下所有的文章、着作、译着都没有区别；人们各自不同的解读，也没有理解上的对错之分。就翻译而言，这就等于宣布，对同一个文本的翻译可以有诸多意义不同的文本，而这些译本所遵循的翻译标准，也可以不相同。很明显，解构主义在强调读者主观能动性和译者翻译主体性的同时，却忽略了作品本身相对固定的含义和文本内容。把翻译过程只看作是存异的过程，只字不提它还是一个求同的过程，形成一种走极端和绝对化的翻译观，让人难以认同。
第二，xuwuzhuyi倾向。解构主义借“互文性”观点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和原文的创造性，这也就等于说，所有的文章、着作、译着的作者的存在都被否定了。很显然，这是一种xuwuzhuyi的认识论。解构主义理论注意到同一文化语境下文学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这恰恰说明每一个文本都具有相对独立的、稳定的语义内涵和内容主旨，否则，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就会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存在的前提条件。就翻译而言，由于文本的独立存在，译者在发挥主体性的同时，不能不遵守“译之所以为译”的职业诉求，以原作者的文本意图和艺术目标为依归，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作品当中所包含的各种内容和承载这些内容的语言艺术形式。
第三，解构主义认为原文和译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译文不必以忠实于原文内容为最高标准。这就等于承认，译文是一个和原文貌合神离的新文本，是另一个需要翻译的新文本。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这一主张与其“求同存异”的主张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异”只代表两种语言在文化和思维方式以及由思维方式所造成的表达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但并不代表原文内容和译文内容的“异”。解构主义理论本身就存在被如何解读的问题。如果任何解读都是允许的话, 那么任何解读都具有同等的合法性;如果解构主义思想家坚持认为他们自己的解读或解释是正确的, 优于其他的解读, 那么就等于他们承认有一个客观真理的王国, 这就将损坏解构主义的整体目标。认为“译文不必以忠实于原文内容为最高标准”的观点从根本上违反了翻译工作的本质要求，是一种“为提高译文地位而提高译文地位”的错误观点。
四、解构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首先，解构主义对语言、意义本质的论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思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将语言和意义分离，将意义看作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是中心。德里达打破传统的思维，认为翻译并不是传统所认为的将文本的语义内容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意指系统中。他主张用“有调节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来代替翻译，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向另一个文本的转换。德里达对翻译的重新定义让我们从传统“等值”的翻译标准中解脱出来。翻译不再被视为意义的“等值”转换，这为翻译研究者开拓了视野。
其次，意义不确定论颠覆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意义确定论，也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既然符号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文本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文本没有所谓的“先在”的终极不变的意义，就像罗兰 巴尔特所比喻的：文本就像一个葱头，是由许多层（层次、系统）构成的。里面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质，唯有无穷层的包膜。也就是说，文本包含着多种不同意义，允许多种不同的解读。任何一种解读都不能穷尽文本的意义。因此，文本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应当被视为一个开放的结构。这一思维的转变赋予了读者（译者）更多的自主权，也为文学作品的重译提供了理论理据。
第三，解构主义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翻译的封闭性，原来被排除在结构之外的若干要素也进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的研究。解构主义以多元视角展开翻译研究, 并形成了多元的翻译理论。目前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如巴斯奈特、勒菲弗尔、文努蒂等所说的“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正是从这一种多元解构的角度说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是以解释哲学为哲学基础的，是以语言本体论为逻辑起点的, 并把翻译学定位于解释学的领域之内。认为凡是理解都是一种解释，翻译更不例外， 而且是更富有哲学意义的解释。
五、结论
总的来说,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不能说是一种理论, 因为解构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原则、模式和方法, 也没有详细探讨具体的翻译过程。他们只是用翻译这种现象，来阐明他们的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解构主义理论的产生，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译者的重要性，阐明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使得翻译实践更为活跃，更富于成果。这种翻译学的研究打破了以科学主义精神为指导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垄断, 打开了与翻译有关的一切领域, 无疑是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阵地, 推进了翻译学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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