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北京、天津相继失陷，两地的三所高校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使得昆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和文化中心之一。外国文学的翻译并没有因为抗战而中止，反而形成了昆明、上海、延安、重庆和桂林等文学翻译的区域中心。昆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这些翻译作品有的是以壁报的形式出现，或者分布在昆明出版的各种期刊杂志中，有的则出现在文学社团的刊物或文学丛书之中。
译者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但也不局限于这些高校。相比而言，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学翻译既体现出翻译作品的趋时性，即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也注重翻译作品的艺术性，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抗战时期昆明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有三大文化区，即重庆、桂林、昆明。”（林元，1986 ：124）随着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高校迁入昆明，昆明成为抗战时期的学术和文化区域中心之一。大量的刊物在昆明出版，其中包括《文聚》、《热风》、《抗战文艺》、《战歌》、《文艺季刊》、《西南文艺》等文学刊物，也有《国文月刊》《、云南教育通讯》等教育类刊物与《文化岗位》、《益世周报》、《新动向》等综合性刊物及《矿业通讯》、《农业月刊》等各学科领域的专业刊物。抗战时期昆明的文艺刊物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出现。这些翻译作品除少数以高校校园里壁报的形式出现之外，大多数是出现在正式刊物里面，也有以单行本的形式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
以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文聚社为例，文聚社的出版物有期刊和丛书两种。期刊《文聚》刚开始时为半月刊，后来改为月刊。从现存的刊物来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外国文学译着，包括诗歌和小说等，如卞之琳翻译的《里尔克少作四章》、杨周翰翻译的叶芝的《拜占庭》、闻家驷翻译的魏伦诗三首、冯至翻译的《里尔克诗十二首》和《译尼采诗七首》、姚可崑翻译的歌德的《自然》、袁水拍翻译的《几首英国歌谣》及魏荒弩翻译的左琴科的《略莲与敏卡的故事》。除了文学翻译作品之外，还有外国文学评论作品，如姚可崑翻译的卡罗萨的《忆里尔克》。据统计翻译作品的数量“几近《文聚》文章总数的 2/5”（宣淑君，2009 ：229）。
文聚丛书是文聚社的另一出版物。文聚丛书共十部，其中一部为译着，包含卞之琳翻译的法国诗人福尔（Paul Fort）的《亨利第三》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 M. Rilke）的《旗手》，两部作品合刊为一部单行本，并附有卞之琳的一篇长序。《文聚》第二卷第一期中的内封面中以广告的形式介绍了这部译着 ：“《亨利第三》作者在第一次欧战前在法曾被选为‘诗王’，《旗手》德文单行本在两次欧战之间曾发行 50万册以上”，并称该译着为“第一流作品，第一流翻译”，认为“卞之琳先生的译笔忠于原作的风格，原作的音节，而长序又是一篇有独立价值的文章”。
除文聚社的出版物之外，还有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出现在云南出版的其他刊物上，有的是在昆明进行翻译的，同时也有很多单行本的译着。例如，《文化岗位》第五期刊登了郭定一翻译的富曼诺夫的《夏伯阳》，《益世周报》第十二期上有苏雪林翻译的《圣诞故事》和杨荣春翻译的 Emile Cardot 的《战争时的一个圣诞节》，《明日文艺》第二期上有卞之琳翻译的奥顿的《战时在中国》，《文艺新潮》第九期上发表了柳无忌翻译的立陶宛作家彼托拉斯·兹维卡尔的小说《国境上》等。
作家兼翻译家楚图南在七七事变后回到昆明，在云南大学任教授兼文史系主任，“讲授文学概论、文选及习作等课，并从事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楚图南，1999 ：1098）。直到1946 年离开昆明，在此期间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并以“高寒”为笔名进行了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1939 年，由楚图南翻译的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翻译的匈牙利诗人 GynlaSarosy 的诗作《我的生日》在《战时知识》第二卷第一期上刊出，译诗《一个老人的死》在《云南日报》副刊《南风》上发表，所译惠特曼的作品《大路之歌》由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
他还翻译了国外的一些诗歌，收录在《枫叶集》中，由昆明北门书店出版，其中“收有德国：陀劳尔、德米尔、贝赫尔，俄国：莱曼托夫、涅克拉索夫，美国：惠特曼，匈牙利 ：沙曼西、欧特瓦士等欧美进步人士的诗歌”（楚图南，1992 ：1328）。译作《西班牙战争中的诗人们》发表在《抗战文艺》第二卷第一期上。在《战歌》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惠特曼的《近代的年代》。
三、抗战时期昆明的外国文学翻译
1 趋时性
“战时的翻译活动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趋时性，既文学翻译为当下现实服务。”（廖七一，2012 ：17）抗战时期文学翻译的现实就是抗日救亡，争取抗战的胜利。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抗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一切活动都必然与抗日救亡联系起来。文化和教育领域为抗日救亡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楚图南（1999 ：1101）在《文化岗位》创刊号上发表了《在抗战建国过程中的中国文艺》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举起神圣的抗战旗帜，在炮火和战争中创造贯注我们全民族的生命和火力的作品”。《云南教育通讯》第 28~29 期上的《战时民教在昆明》一文指出：“战时民教的宗旨，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复兴上，教育抗战建国的忠勇战士，热心人才，以适应抗战国策。”
当时的文学创作为这一主题刻下深深的烙印。“作家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创作状态，文学体裁、文体样式、审美格调，文学中心的重新调整，文学传播方式的变迁等都能够见出抗战带来的深刻影响。”（秦弓，2007：133）外国文学的翻译也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必然带有这一鲜明的主题。待译作品的选择、原作者的风格和价值取向以及译者序和对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性文章等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主题的影响而留下时代的烙印。
奥顿和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 1938 年春天访问中国，看到了台儿庄战役后的徐州战场，二人合着了Journey to a War一书。卞之琳在昆明翻译了其中的《战时在中国》十四行诗中的六首，发表在昆明和桂林的刊物上。作品以中国抗日战争为主题和内容，而作者衣修伍德是以反纳粹而着称的作家，他以柏林为背景的作品“《诺里士先生的转变》和《告别柏林》反纳粹而具有艺术价值，早成名着”（卞之琳，2002 ：543）。
云南籍作家兼翻译家楚图南在 1937 年12月回到昆明，翻译了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西班牙战争中的诗人们》，发表在《抗战文艺》的第二卷第一期上（廖七一，2012：17），并在《云南日报》副刊《南风》上发表了《由和平的人道主义到反法西斯主义的罗曼·罗兰》，赞扬了罗曼·罗兰的反法西斯精神。1939 年，他在《战时知识》上发表了《俄国民众忧患之诗人：涅克拉索夫》，介绍了俄国人民诗人涅克拉索夫。
楚图南还翻译了一些外国诗歌，收入《枫叶集》，由昆明北门书店出版。在《枫叶集》的前言里他解释了译诗集书名的由来：“抗战期间在昆明工作，曾业余翻译国外小诗，命之曰《枫叶集》，由北门书店出版。当时的环境既是外抗顽敌，内反暴政，书名自有经霜抗寒的时代烙印。”（楚图南，1992）卞之琳的单行本译着《福尔：亨利第三与里尔克 ：旗手》于1943 年在昆明由西南联大文聚社出版。该译本是文聚丛书中唯一的一本译着，后附一篇很长的译者序。这两部作品虽说是卞之琳战前所翻译的，但在抗战时期在昆明出版和发行也反映出抗战的主题。里尔克的《旗手》“以战时的苦难和悲剧为背景，将爱、死和情欲的意象富于暗示地混合在一起”（汉乐逸，2010 ：68）。卞之琳当时在译者序里面介绍说《，旗手》一战时在德国士兵间流行起来，以缓解两军对峙中难解和绝望的苦闷。里尔克“展示的美是有血有肉的充实、行动、强烈的爱与死。照这个情形来推测，纳粹军队里如果还有读书的机会，也可能又会流行起《旗手》吧。可是我们反纳粹的，反侵略的，不会也同感到强烈的行动、充实的作为之需要吗？”（卞之琳，2000 ：173）“抗战翻译文学的趋时性还表现为翻译的时效性，即文学翻译家时刻关注国际文坛的动向，翻译文学与国际文坛保持同步。”（廖七一，2012 ：17）卞之琳在西南联大时即开始翻译衣修伍德的小说《紫罗兰姑娘》，而英语原着初版在 1945 年10月出版，他于当年冬天就开始翻译。需要说明的是，虽然 1945 年抗战已经取得胜利，但我们仍将之列为抗战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进行考察，因为那时抗战刚刚结束，因抗战而迁入昆明的西南联大还未迁回原址，抗战结束后的各种后续工作还在进行。
2 艺术性
尽管在抗战时期抗日救亡成为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主题，当时昆明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仍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如里尔克和叶芝的诗作、袁水拍翻译的《几首英国歌谣》、姚可崑翻译的歌德的散文《自然》、文聚丛书之一的《福尔：亨利第三与里尔克 ：旗手》、楚图南翻译的惠特曼的作品及译诗集《枫叶集》。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学翻译与当时的其他文化区域有所不同。例如，当时重庆的文学翻译呈现出的特征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顺应、强化和构建。翻译的政治性、宣教性和社会功能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任何背离或对抗主流话语的翻译活动都会受到质疑或批评，进而被边缘化。”（同上：21）。
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学翻译具有很强的文学艺术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当时文学翻译的接受群体主要是高校师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华北三所高校师生被迫迁往昆明，加上云南本地的高校云南大学，高校师生成为这一区域主要的文化群体，这一文化群体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要求很高。而其中一些译者，如楚图南、卞之琳、冯至等，本身也是作家和诗人。其二，云南当时是抗战的大后力一，当时龙云统治下的云南文化氛围相对宽松，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一区域的文学翻译更注重艺术性。其三，文学艺术性较强的作品更其有感召力。随着抗战的深人，光靠口号式动员已不能起到鼓舞民众抗战的作用，特别是面对高校师生这一知识群体，更需要艺术性较强的作品。正如《文聚》的主编之.林元(1986 : 121)后来所同忆的那样:“当时的有些文学作品艺术性不强，特别是有些诗歌，就只有‘冲呀’，‘杀呀’的口号。这在抗战初期，是起过动员民众的历史作用的，到了抗战中后期，光是口号就不行了。我们认为应有艺术性较强的文学，再说人们的精神生活也需要艺术滋养。”其四，清末所盛行的较为随意的“豪杰译”的翻译规范经过了五四时期已经不被人们所认可，注重艺术性与忠实性的翻译规范已经确立。抗战时期昆明的主要译者，如卞之琳、冯至等同时也在西南联大教授翻译等课程，他们更认可忠实的翻译作品，对待翻译的态度非常严谨。
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学翻译既体现出时代的主题，又其有很强的文学艺术性，是时代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是由当时的时代主题、翻译作品的受众、主流的翻译规范等共同作用下而呈现出来的显着特征。这使得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学翻译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区域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显不出自身的独特性。
四、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学译介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纵观翻译史，每个时期的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总是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创作。文学翻译作品的主题可以影响作家的创作，很多文学创作就自_接取材于文学翻译作品。文学翻译自_接催生了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翻译的语言一也影响着文学创作的语言。文学翻译作品的主题能够使作者产生灵感，从而创作主题类似的作品。译作《旗手》经卞之琳和冯至修改过，“这部作品以战时的苦难和悲剧为背景，将爱、死和情欲的意象富于暗不地混合在一起(汉乐逸，2010 : 68)0《旗手》使冯至很受启发，从而产生创作灵感，于1942年冬至1943年春将我国古代伍子青的故事改写成反暴政的小说，并在小说序言中说明这部小说意在“反映中国人民在战时忍受的苦难和他们最终取得的胜利”（同上：69）。1941年 4月，冯至在昆明杨家山的林场开始翻译并注释《歌德年谱》，同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十四行集》的创作。仔细研究十四行诗里面的作品和冯至对当时写作过程的描述，可以发现“《十四行集》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冯至在译注《歌德年谱》，阅读《歌德全集》，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歌德的同时写下的”（柏桦，2008 ：25）。
抗战时期昆明的外国文学翻译也对文学创作的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文学形式都是通过翻译的途径引入到本土的。冯至（1999a ：214）在《十四行集》的序里面写道 ：
“至于我采用了十四行体，并没有想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对这种文学形式无意识的使用是冯至长期以来对里尔克等诗人作品翻译和阅读的结果。冯至和他的同事卞之琳都在《文聚》上发表过里尔克的译作。这些翻译作品以及冯至对十四行诗的阅读使他不自觉地使用了十四行诗这种文学形式进行创作，从而也给中国新诗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冯至和卞之琳对里尔克等人诗作的翻译也给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着名的九叶派诗人之一的郑敏以创作上的灵感。在《文聚》第二卷第一期上刊登了冯至的译作《译里尔克诗十二首》，其中第一首就是里尔克 1903 年创作的十四行诗《豹》。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正如郑敏（1999 ：41）本人所说的那样，里尔克的《豹》是一首咏物诗，“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豹》，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种咏物诗的特点。
它深刻地描绘了豹的生态，但在这十分客观的描绘中去贯穿着诗人的主观意识。诗人透过自己的主观意识去认识和解释物的客观性。”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绘来抒发诗人的主观意识，带着主观意识去认识客观事物，使所描绘的客观事物体现出诗人主观的想法。冯至（1999b ：85）对里尔克的诗作评论道 ：“其中再也看不见诗人在叙说他自己，抒写个人的哀愁，只见万物各有它自己的世界。”《豹》的写作技巧和表达形式在郑敏的诗歌里面有所体现。“对应着里尔克的《豹》，郑敏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咏物诗’，如《马》、《鹰》、《池塘》、《树》、《兽》、《黄金的稻束》等。”（柏桦，2008 ：61）郑敏的诗作《马》和里尔克的《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表达手法、写作技巧与《豹》如出一辙。
这浑雄的形态，当它静立
在只有风和深草的莽野里，
原是一个奔驰的力的收敛，
藐视了顶上穹苍的高远。
它曾经像箭一样坚决，
披着鬓发，踢起前蹄，
奔腾向前，像水的决堤，
但是在这崎岖的世界。
五、抗战时期昆明的外国文学翻译规范
翻译规范是描述翻译学派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对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进行描述性研究。“描述性的视角是将规范（norms）作为研究的对象。规范旨在从理论上说明和分析它的本质，以及其影响翻译实践的方式，但规范不是要去为译者的翻译行为制定规则、典范（norms）和指导原则。”（Hermans，1999 ：73）翻译规范是一种描述性的方法，通过对一段历史中翻译作品的描述性考察可以找出这一时期主流的翻译规范。廖七一（2010 ：289-290）对五四时期《新青年》中的翻译作品进行考察和分析后指出，《新青年》的文学翻译“完成了从晚清翻译传统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在名着意识、忠实于原着和语言白话化等方面奠定了现代翻译的基本原则。晚清‘达旨’‘、取便发挥’和‘豪杰译’已不可逆转地退出翻译主流”。
中国的文学翻译经历了五四时期的变化，晚清的那种比较随意的翻译、编译甚至是译述夹杂的翻译规范已经不为知识界所接受，人们更注重翻译的忠实性。而翻译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抗战时期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主流的翻译规范是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呢？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翻译是否又回到了清末那种“达旨”的翻译呢？改译、编译是否又盛行起来了呢？通过对昆明抗战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译者对待翻译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做到了尽可能地忠实于原着，甚至尽力再现诗歌原文的形式。例如，卞之琳在 1942 年准备把他的旧译《旗手》作为文聚丛书之一重新出版，在付印前重新修订译文，并请西南联大的同事冯至来审读他的译稿。在译者序中，他阐明非常忠实原文及其形式：“我译东西的时候总是死板板地尽可能设法忠于原来的形式，原来的次序，原来的节奏的。”（卞之琳，2000：163）在译完小说《紫罗兰姑娘》后，卞之琳发现依据的原文是节本，就设法找到原本将其补全。考察其他译者的翻译作品，我们也没有发现清末所盛行的那种“达旨”的翻译策略。
从翻译所采用的语言形式来看，除了冯至在翻译《歌德年谱》时采用文言文之外，其他译作都是用白话文翻译的。据姚可崑在《我与冯至》一书中的回忆，冯至将《歌德年谱》翻译成文言是为了节省篇幅在《图书月刊》上发表，而注释中所引用的歌德作品仍使用白话文译出。这说明白话文在当时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翻译作品中已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当时仍能看到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论争。当时研究古典文学的刘文典就非常鄙视教授现代文学的沈从文。一些期刊上仍有讨论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文章，如《国文月刊》（1943 年第19 期）中就有一篇杨振声的文章《文言文与语体文》。
六、结语
作为抗战时期主要文化区域中心之一的昆明，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活动既反映出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又具有很强的文学艺术性，是时代主题与文学艺术性的统一。这就使其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区域而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特征。当时的译介活动又因为西南联大等高校的存在而影响到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主流的翻译规范也是五四以来所形成的外国文学翻译规范的延续，并且使这种现代的翻译规范得到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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