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殿爵典籍英译过程回顾

　　2011 年 11 月 29 日，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议通过决议，中国文化研究所所属的中国古籍研究中心，更名为“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以表彰和纪念该校资深教授刘殿爵先生为古籍研究做出的突出贡献。生前学术造诣为众人叹服，身后声名为后人敬仰，这就是刘殿爵教授一生为人、为学达到的高度和境界。刘殿爵教授在中文、英文、中西哲学、中文典籍研究等方面学养深厚，2010 年 4 月辞世以后，他的同事，香港中文大学陈志华教授在纪念文章中列举的刘殿爵教授的一项重要学术成就是“儒道英译，驰誉国际”.与他在中国古籍研究和中西哲学方面研究的投入相比，刘殿爵教授在典籍英译方面花费的精力不是很多，然而其成就却能与其他方面的研究比肩。

　　本文拟简要回顾刘殿爵典籍英译的过程，分析其译本的独特之处，探讨译者成功的条件，进而反思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策略和途径。

　　一、刘殿爵典籍英译情况概述

　　刘殿爵教授从事典籍翻译工作，并不是自己的兴趣或爱好使然，也不是出于某种现实的利益考虑，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机缘巧合。1959 年，企鹅经典丛书编辑 Dr. E. V. Liew 请刘教授审阅一份由缅甸文翻译过来的《道德经》英文译稿，刘教授因其内容失真（ lack of authenticity） 建议退稿； 次年编辑又送来了另外一位译者的译稿让刘教授审阅，因其加入过多个人见解（ the translator had slipped intothe text far too many of his own words） ,刘教授再次以其不够忠实原文，再次建议退稿。Dr. Liew 非常认同刘殿爵的审阅意见，于是建议由他本人拨冗翻译。

　　刘殿爵先生应允，1963 年由他翻译的《道德经》出版，成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此后，1970 年《孟子》英译本出版； 1979 年，《论语》英译本出版。这些儒道经典的翻译不仅向英语世界的读者精微准确地传递了中国思想，而且语言地道流畅，可读性强。刘殿爵先生的译本很快成为西方学者了解东方文化的必读书目。1996 年和 1998 年，刘殿爵和安乐哲合译了《孙膑兵法》、《淮南子·原道》，均由兰登书屋出版。此外，刘殿爵还翻译了少量的诗歌、散文，主要刊登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译丛》（ Renditions） 杂志上。从数量上来讲，刘殿爵的翻译作品不是很多，但是其翻译质量很高，影响很大，特别是儒道两家经典《道德经》、《孟子》和《论语》的英译本，享誉西方汉学界。

　　《道德经》另外一位译者 Edmund Ryden（ 2008:xxxiii） 是这样评价刘殿爵先生译本的“刘殿爵先生英译的《道德经》在 1963 年出版，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 The best-known translation of the Daodejing inEnglish is by D. C. Lau, and was published in1963） ”.Ryden 在台湾辅仁大学任教，他本人翻译的《道德经》也被收入了牛津世界经典丛书。

　　美国总统奥巴马 2009 年在首轮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开幕式上，引用了《孟子·尽心章句下》中的一句“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 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Mencius said to Kau Tzu,“A trail throughthe mountains,if used,becomes a path in a shorttime,but,if unused,becomes blocked by grass in anequally short time. ”这句话的英文译文出自 1970 年企鹅出版社推出的《孟子》的英译本，译者就是刘殿爵。杨颖育（ 2010b: 86） 认为“刘殿爵译文通字顺，明白易懂，结构简洁对称，句子短小，便于口语表达，体现了原文口语对话的特点，当然也非常适合奥巴马在发言中引用。”刘单平（ 2011: 120） 认为刘殿爵的《孟子》英译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普遍好评。”

　　2003 年，加拿大学者 Edward Slingerland 翻译的《论语》（ Confucius Analects） 出版，在 bibliography中，他写到“（ 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本） 经典并且读者甚 众 （ classic and most commonly read transla-tion） ”.魏望东（ 2013: 50） 结合 Slingerland 和 Roger等人的观点，并综合了其它报道，指出“刘殿爵翻译的《论语》无论从销量和被引用的角度来说都是其他译本无法企及的。”

　　中国典籍，特别是上面提到的几部经典，已经有多种译本。黄国文（ 2011: 93） 提到在他们的研究中收集到了 60 多个版本的《论语》英译本； 张小钢（ 2010: 116） 引用西方网站的统计，《道德经》的各种英文译本甚至达到三百种之多； 杨颖育（ 2010a: 86）考证，《孟子》英语全译本、节译本现有十六种。译者当中，既有来华传教士、海外汉学家，也有大陆学者和海外的华裔学者，比较而言，在众多的译者和译本当中，刘殿爵译本的接受和认同程度比较高，在海外汉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从把这三部中国儒道经典的英文译本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评价的话，还没有哪一个译者的翻译能与刘殿爵的成就相提并论。他的译本一版再版，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

　　二、刘殿爵翻译的优点

　　简约和一词多义是古代汉语的重要特点，古文典籍更是词约义丰，再加上岁月更替，原本传抄讹误、散轶，给翻译者提供了理解和诠释的空间和张力。刘殿爵的译本有两个特点，一是知人论世，译本往往不局限于文字对应本身，更关注作者、原文和原文的思想脉络； 二是正本清源，他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在解决语言困难、选择语义等方面，能够“通过相关文献的排比对读，凸显问题之所在，结合语法、语义、语境、校刊、避讳字和假借字种种考虑，从而解决问题”（ 邓仕梁，2003: x） .

　　（ 一） 原作理解： 知人论世《孟子·万章章句下》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这里主张颂诗、读书，但不知其人，不能准确领悟文字的真谛，“知人”是领悟文本背后的思想的重要途径。知人就是了解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历史背景，思想背景并且知晓作者的生平和阅历。孟子“知人论世”的思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很有影响。清朝中后期文史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知人论世在理解翻译对象，特别是翻译《论语》、《道德经》这类时间久远的古典文献时，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刘殿爵在自己的译本前后，附上了长长的引言（ instruction） 和多个附录（ appendix） ,对作者生平、作品的版本、文本的思想内涵做了详细的考证和说明。是“知人论世”思想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章学诚以上所言还只是针对操本族语的人，在阅读本民族文字时提出的观点。事实上，在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相距较远的两个民族的文字之间进行翻译，这个观点尤显重要。古文距离现在时间久远，正确理解古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刘殿爵提供的翻译文本之外的素材对于译本的读者来说，都非常宝贵，很有帮助，原作的来龙去脉，社会思想背景构成了理解的阶梯，帮助读者拾阶而上，准确把握原文的思想内涵。

　　以刘（ 2003） 译《孟子》为例，正文前面有 40 页的引言和六个附录。在引言中简要介绍了孟子生平，着重介绍了孟子的思想，详细解释了一些重要思想的内涵，比如人性，既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命”、“心”、“思考”等概念，又与荀子的性恶说进行了比较。同时梳理了孟子思想的发展脉络，阐明了其思想的来源以及对儒家思想的贡献。倪德卫认为“在这个有价值的译本中，仅仅是导论部分就必须被看作是研究孟子的最好的出版物之一”（ 转引自杨颖育 2010a: 88） .在附录中，主要介绍了孟子的生平、事迹，《孟子》文本的源流，孟子本人的历史观，类比这种修辞方法的使用以及翻译的注释等内容。当读者看到这个译本的时候，能够充分了解孟子其人其事，孟子生活的时代背景，能够深刻理解他的思想来源、思想内涵和意义。这将极大地帮助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读者从各个角度去理解孟子的思想。

　　同样，在刘殿爵翻译的《论语》、《道德经》里面，也都有数十页的引言和多个附录，针对这两部经典的作者、版本和作品内容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能够对翻译的对象提供全面系统的认识，正是刘殿爵的译文受到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译者不是语言的传声筒，翻译的目的也不是文字的转换，译者同样要赋予文字生命，其价值就在于消除语言障碍，传播思想。帮助读者消除文本之外的隔阂，更有利于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一个出色的译者不会只关注语言本身，因为语言只是载体，是思想的外壳。语言的多义性和含义的模糊性，让阐释更多元。

　　翻译《论语》、《道德经》、《孟子》这样的哲学经典，如果对儒道两家的思想脉络缺少必要的了解，译文一定很难准确、合理。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很多出版社出版的典籍译本，都缺少详实的背景介绍，尤其遗憾的是，国内出版社在引进西方译者的译本时，竟删去了正文以外的注释、引言和附录等内容。王辉（ 2003: 13） 对国内《论语》英译本的出版曾有这样的批评： “遗憾的是，这三个版本（ 注： ”这三个版本“是指收入湖南出版社《汉英四书》理雅各的《论语》译本和分别收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大师经典文库》、湖南人民出版社《大中华文库》威利的《论语》译本。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译本。） 均未能反映原貌。编选者不加任何说明对原译本的注释、导言等特色部分大加删改，使其学术价值受损，译者也遭人误解。”王辉的意见非常客观、中肯，典籍英译读本可以供国内学外语的人参考借鉴，但是出版这些作品的主要目的还是要传播中华文化，让中国思想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弥合中西方的思想隔阂。

　　这些不足之处，无疑是需要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改进和提高的。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四书里面，刘殿爵翻译了《孟子》和《论语》但是却没有翻译《大学》和《中庸》。下面是何志华（ 2010: 10） 的记述：《中庸》篇幅其实简短，为何刘教授不予翻译？

　　刘教授曾经告诉我： “《中庸》成书年代可疑，未必真为子思所作，而首句‘天命之谓性',即与《荀子。 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取义相近，倘若《中庸》成书早於《荀子》，则在翻译《中庸》时，不必依据《荀子》相关义理； 若《中庸》成书後於《荀子》，则必须参考《荀子》相关人性论说的定义，方能准确译出《中庸》义理。”《中庸》成书年代，学术界迄今仍无定说，刘教授最终亦未翻译《中庸》。

　　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再次验证了刘殿爵“知人论世”的翻译策略，翻译之前一定做好功课，没有一定把握，轻易不贸然着手翻译； 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刘殿爵的严谨，有所为有所不为，知“畏”.这不禁让人想到 2014 年下半年，翻译家周克希决定放弃继续翻译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项他已经坚持了十三四年的工作。这种坚持与放弃，同样让人敬重。

　　（ 二） 语义选择： 正本清源刘殿爵的译本另一个长处就是他能对文本本身的含义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并能用同样朴实的目的语表达出来。《晋书·武帝纪》： “思与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正本清源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殿爵在翻译文本的选择、词义的考据、修辞方法的转换等方面极为严谨用心，他的译本更为忠实。

　　“他（ 刘殿爵） 对中国典籍的独到了解，植根于深厚的学养。中国学者专研经典，有长远历史。历代注释，各有成就，但为现代人提出合理解读，必须有开明而精密的头脑，而且对本文的语言有彻底了解”.（ 邓仕梁，2003: x） 同时，他在表达方面，也多有比较，选用合适的词汇和文体，准确的传递了原文的精神内涵。仅以《论语》里仁篇第十五章为例说明。

　　《论语》第四篇第十五章提出的“忠恕”是孔子核心思想“仁”的重要内容，而这两个词的翻译却是见仁见智。下面是这一章的原文和四个权威译本的英文：

　　4. 15 子曰： “参乎！ 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白平，2010: 80）

　　译文 A:

　　Confucius remarked to a disciple,“In all my lifeand teaching there is one underlying connected princi-ple.”“Even so,”answered the disciple.

　　Afterwards,when Confucius had left,the otherdisciples asked the disciple who was above spoken to,“What did the master mean by what he said justnow?”“The principle in the master's life and teach-ing ,”answered the disciple,“is comprised in the twowords: conscienciousness and charity. ” （ 辜 正 坤，2011: 53）

　　译文 B:

　　The Master said,“Ts 'an,There is one singlethread binding my way together. ”

　　Tseng Tzu assented.

　　After the Master had gone out, the disciplesasked,“What did he mean?”

　　Tseng Tzu said: “The way of the Master consistsin doing one's best and in using oneself as a measureto gauge the likes and dislikes of others. That is all. ”（ Lau,1993: 33）

　　译文 C:

　　The Master said, Shen! My Way has one（ thread） that runs right through it. Master Tseng said,Yes. When the master had gone out,the disciplesasked,saying what did he mean? Master Zeng said,Our Master's way is simply this: loyalty,considera-tion. （ Waley,1998: 45）
　　
　　译文 D:

　　The Master said,“Zeng,my doctrine is that of anall-pervading unity. ” The disciple Zeng replied,“Yes. ”The master went out,and the other disciplesasked,saying,“what do his words mean?”Zeng said,“The doctrine of our master is to be true to the princi-ples of our nature and the benevolent exercise of themto others,-this and nothing more. ”（ Legge,1993: 44）

　　为方便说明，我们选用了辜鸿铭、刘殿爵、威利、理雅各的译文做个简单的比较。

　　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解释“忠”有两个含义： ①尽心竭力； ②忠于君主。其中第一个义项给的例子是《论语 · 学而》“为人谋而不忠乎？”.

　　“恕”也有两个含义： ①用自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②宽恕、原谅。第一个义项给的例子是《论语·卫灵公》“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在《论语》中，忠恕都取的是本义： 一个是尽心竭力，一个是将心比心。

　　辜鸿 铭 把“忠”翻 译 成 了 conscienciousness,“恕”翻译成了 charity,由辜鸿铭本人写绪论，1902年出版的《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中，con-scienciousness 的解释是“照良心之事”,charity 的解释是“仁慈、恻隐之心”.这样看来以归化译法见长的辜鸿铭，译文不够精准。理雅各的翻译则是“忠于本心（ to be true to the principles of our nature） ”和“待人仁慈（ the benevolent exercise of them to oth-ers） ”后者尚可，前者也不够准确。相对而言，威利译成“loyalty”、“consideration”倒是可圈可点，很多译者也采用了这个译法。对此刘殿爵（ 2004: 6） 也有评论，“很多译者倾向于把 loyal 作为忠的对等翻译，甚至对早期文献亦如此。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是没有考察其意义是因时而变的。后来的用法，忠确实指的是’盲目献身‘意义上的愚忠，但在孔子时代，并不是这个意思。”刘殿爵认为“忠”就是“尽己之力”,在“臣事君以忠”（ 八佾第十九章） “与人忠”（ 子路第十九章） 也是一样，所以他译成了 do one'sbest,并且一以贯之，而有的译者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了不同的译法。关于“恕”刘殿爵比较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得出结论： “恕”是发现别人欲或不欲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于推己及人-“能近取譬”.他还引用了尸子“以身为度”的定义。于是，他把“恕”译成了 useoneself as a measure to gauge the likes and dislikes ofothers.从客观角度看，刘殿爵的译文不够简洁，但是其表达的内涵确实极为精准。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美”和“信”不能兼得的时候，刘殿爵选择了忠实。“刘殿爵试图从本义上解释孔子原意，把孔子的教义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解读。他主张阅读原始文献，强调翻译的准确性。他在译本前言中说，如果优美和准确之间发生冲突，优美应该让步于准确”（ 杨平； 2010: 28） .

　　很多学者现在讨论译文的优美时，主要看重的是措辞、节奏、风格等内容以外的方面； 而事实上，真也是美，而且应该看成是翻译中美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优秀译者的品质

　　译界对成功译者的条件多有共识，语言能力、学科知识和工作态度是大家一致认同的基本条件。中文典籍英译，对上述条件有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语言方面，需要对古汉语有出色的理解和感悟能力，这一点很多时候不亚于掌握一门外语的难度； 同样，为了表达深刻的思想，对目的语的驾驭能力也要不同一般。在众多典籍英译的学者中，刘殿爵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一位，这和他独特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有关。

　　（ 一） 家学渊源： 扎实的语文功底童元方（ 2010: 227） 回忆说： “刘教授家学渊源，语文双修。显现在父亲身上的是《心影词》、《海客词》、《沧海楼词》、《空桑梦语》四稿中的意境与情感，而显现在儿子身上的则是《论语》、《孟子》、《道德经》三部英译的学问与功夫。”我们从这段话能得到两个确定的信息，一是刘教授生在书香门第，父亲在词作方面颇有建树； 二是从刘教授成人之后的翻译能力可以推定他少时一定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陈方正（ 2010: 226） 的回忆再次印证了这些结论，“刘公出身番禺世家，他的尊大人、叔祖、叔父和长兄等三代都好吟咏，驰誉香江数十载。”陈还讲到自己与先生对弈天晚，屋内十分昏暗，可是刘先生并无亮灯之意，询问方知： 先生小时父亲管教甚严，不许孩子打开窗户，张望街景，遂养成了习惯。不难看出，刘殿爵先生自幼浸润在中国语文的熏陶之中，耳濡目染，加上父亲管教严格，刘教授又谨遵父命，少时中文功底当会非常扎实。

　　（ 二） 教学相长： 深厚的学术修养大凡中文英译成绩卓着的译者，必须要有准确的理解和地道的表达的能力，就是通常提到的双语能力。许多大翻译家如林语堂、辜鸿铭、朱生豪，许渊冲，Arthur Walley,David Hawks,Howard Goldblatt都有不同寻常的语言天赋，这样才有条件在经典翻译的事业中有所作为。也有译者，组成中外合作的团队，成为东西交流的佳话，理雅各与王韬，杨宪益与戴乃迭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刘殿爵先生 1938 年入学香港大学中文系，学业优异，1942 年 1 月以一级荣誉文学士资格获得“战时学位”.后于 1946 年获得“胜利奖学金”,得以负笈英伦，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西方哲学，硕士毕业后，于 1950 年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职，讲授中国哲学，后升为教授，讲座教授。1978 年，获聘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1989 年荣休。

　　何志华教授借用香港中文大办学理念“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与西方”来总结刘殿爵教授一生为学经历，想来十分贴切。刘教授在香港大学学习近 4 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又在中文大学工作 11 年； 在英国学习 3 载，学业成绩突出，在伦敦大学执教 28 年，桃李芬芳，学术地位显赫。正是有了这样不同寻常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加上家庭环境的熏陶，无论是古文修养，还是中西哲学素养，都是他人难以企及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刘殿爵的译文在西方会被人认可和接受。他能准确的体会中文的思想，同时有能选择正确的词语来表达。翻译本来是有限度的，但是，刘殿爵广博的学识和缜密的思维能力确保了思想在两种语言之间自由地流淌。刘教授自己也曾怀疑哲学思想是否可译，但正是由于深厚的哲学功底，使得他能够把晦涩的哲学思想阐释清楚，所以才把“三部经典译成了英文名着，也就是把不可译的变成了可译”（ 童元方，2010: 228） .

　　（ 三） 一丝不苟： 严谨的工作态度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认真严谨的态度。科学研究如此，学术翻译亦然。首先，刘殿爵的翻译动机就与众不同，他是在对别人的译文不满意的前提下，才应出版社的邀请开始翻译工作的，而翻译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更准确、完整地把中国哲学的精髓介绍给目标语世界的读者。不为名，不图利，只为学术的“纯净”.刘殿爵（ 1981: 115） 曾这样回忆当时翻译的缘起，在他两次不同意出版他人翻译的《道德经》之后，“《企鹅》的编者有点不服气，他写信给我说，人家译的你都说不行，为什么不自己试试看？

　　这便是我翻译《道德经》的来由，一译就用了三年才译成，并在 1963 年出版。那时的出版事业很蓬勃，他们有意发展中国古典经籍的部分，征询我哪些书可以译，我建议译孟子，这次我花了七年时间才把书译好； 刚译完《孟子》便开始译《论语》，这本书本年（ 1979 年，本文作者注） 九月刚刚出版，因为邮寄需要一段时日，所以我自己也还没有见到。”这种单纯的目的本身已经就是高质量完成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再加上出版社没有给他的翻译严格限定完成时间，让他能够从容完成翻译任务。

　　刘殿爵精通中英文，熟谙中西哲学的理念和真谛，翻译的这几部作品又都是短篇，从五千字的《道德经》，到一万言的《论语》，即使最长的，不过是三万五千多字的《孟子》。可是刘殿爵深知，他们篇幅不长，但是思想深邃，非经考据订正，不敢贸然定论。

　　“刘教授于乾嘉学术，夙有根柢，于二王父子之学，尤所究心，加上深受西方现代学术训练，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见，持之有故，言必有据，其经典研究的创获，可说超越了乾嘉学者。他译笔之平易流畅，其实是下过大量工夫，潜言有得的成果。”“一字、一句、一义的判断，往往潜藏了博大的学养和敏锐的识见”（ 邓仕梁，2003: x） .于是，我们知道，经过近三年多的努力，《道德经》才得以付梓，《孟子》七年，《论语》十年。虽然没有看到其他译者翻译所用的具体时间，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刘先生翻译这些作品的确用时不菲，简直有点“奢侈”了。与其他译者不同的地方还表现在，在每部翻译作品的前面，都有一段长长的说明，对作品的思想以及翻译的策略做详细的介绍，因为他期望自己作品的潜在读者是“研究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严肃读者”（ 刘单平，2011:126） .正如武汉大学何卫平教授 （ 2009: 386,387 ）所言“事实证明，为翻译而翻译是做不好翻译的。

　　好的翻译一定是与研究相结合的结果，在学术上，翻译的水平更多体现为研究的水平。”刘殿爵不仅是译者，同时还是一个研究者，一个阐释者，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文本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不能脱离社会语境，时代语境，特别是思想语境。一个好的译者不仅能读懂文本本身，更要对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作为当代最被认可的典籍英译权威，刘殿爵教授的成长经历，学术背景，以及翻译实践经验都有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当前相关研究的范围、层次和视野还很有局限，整理和发掘刘殿爵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经验，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同时为翻译人才，特别是典籍外译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提供借鉴。我们期待更多、更深入的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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