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社在村落结构及其变迁中的功能价值(2)

　　吴业苗《转型时期村落权力结构分化的分析》中看到了中国村落中的体制性权利，即村落中的党组织的权利和村落中的内生性权利，即村民的自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与平衡。作者着眼于当下，反映出了中国当今的村落结构特点，即精英阶层的权利与村民自发权利之间的矛盾与平衡关系，而这一关系是传统村落和现代村落共同的特征。
　　
　　从村落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成果还不多见，但是，从此角度研究其他领域中的问题成果较多。比如，万义在《村落社会结构变迁中传统体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弥勒县可邑村彝族阿细跳月为例》一文中考察了云南阿细跳月在村落建构中的作用与历史变迁，提出了阿细跳月由村落的宗教组织向社会组织的转型和由政府包办向政府主管的变化。所谓政府包办即活动全部由政府负责，而政府主管是在政府的指导下由村落的文化机构，如旅游管理协会、老年人协会、妇女之家、传习协会等社会组织共同承担。此文尽管是以体育的视角来看待阿细跳月的，但其中的文化和音乐成分也可以作为音乐学的研究事项。
　　
　　村落社会的集合力量，即权力的变化对传统村落中的音乐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政权是有意识形态的，新中国的政权强调唯物主义和人民当家作主，在此意识形态之下，由于绅权和宗权的消失与减弱，整个村落生活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以满足村落中绅权和宗权的乐社活动（如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祭祀的音乐活动。见下文中的讨论）逐渐让位于以社会主义建构为目的的文化活动。由此，文化馆、文化站成为了重要的组织机构，并引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乐社虽是地方文化的代表，却不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没有来自政府的日常经费。然而最近几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下，当地的文化部门把其纳入到了“非遗”的管理之中，不少地区还成立的文化产业机构，对当地的传统乐社进行“包装”,由此，这些传统乐社的社会职责开始发生变化，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由此而生。最近到湖北长阳调查土家族撒依尔嗬，这种为亡灵跳丧的活动成为了当地旅游的资源，为来访的游客表演。走遍中国的村寨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音乐所面临的现实。传统的功能在消退，新的社会功能在增长。不仅如此，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一个新的历史巨变过程，也是村落的消亡过程，城镇化正在改变着中国。村落中的传统音乐走向何方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学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二、基于社会生产力的村落结构及其变迁 .
　　
　　谈及村落的变化不能不提及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农业文明是建立在人与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形成了农业文明的各类文化样态。中国各地流传的秧歌、采茶、花灯等民间舞蹈形式，均与各地的田野劳动生活密切相关。明代朱载堉《灵星队赋》说 :“灵星雅乐，汉朝制作，舞象教田，耕种收获，击土鼓，吹韦龠，时人不识，呼为村田乐。”“村田乐”即秧歌类舞蹈形式，其中包含“击土鼓，吹韦龠”等音乐成分，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然而，社会的发展是朝着工业化方向进行的，如果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工业化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也因此形成了各地丰富多彩的农业文明，近一百年来的工业化发展在很多方面彻底颠覆了以往的农业文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大大提高，所带来的除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之外，也促使传统农业文明文化样本逐渐消失。
　　
　　当我们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常常感到村落与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一些具有历史传统的民间乐社，诸如河北“音乐会”、西安鼓乐社、山西和山东的吹打班以及覆盖全国的民间戏曲班社等与村落生活密切相关。村落是老百姓生活的地方，村落结构不是房屋间的结构关系，而是村落中的生活关系。所以，分析一个事物在村落结构中的意义需要明白该事物对生活在村落中的老百姓有何价值。农业文明社会中的生产生活主要是指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所共知的下地种庄稼。土地是农业文明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在某种意义上，有了土地便有了一切。因此，土地也成为了社会生产力的衡量标准，土地占有量多，说明生产力强，社会阶层的划分也因此以土地的占有量为标准，这便是绅权的力量。农业生产中不仅仅包含种地，也包含与人们生活相关的各种生产劳动，诸如粮食生产（即把原始庄稼加工成可食用的粮食）、农副产品生产、劳动工具加工、畜牧业、以及产品交换等，以此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除了生产方式之外，农业文明也体现在随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了中国广大农民的基本的作息规律。不仅如此，随农业生产的规律，在全国各地还形成了各种各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社会活动，农闲与农忙成为了社会活动的分水岭和内在原因。按照唯物主义观点，艺术产生于劳动。虽然对此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劳动与音乐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湖北长阳采风时听到的土家族薅草锣鼓反射出了民间艺术与农田劳作的密切关系，说明了演唱者的产生与生存的社会基础 ;传统的西安鼓乐是在每年的朝山时演奏的，朝山象征了对农业丰收的期盼与欢庆。
　　
　　然而，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的音乐样态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发生着变化，其中以下三个方面最为显着 :
　　
　　其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发展使得依赖于农业生产的文化样本逐渐消失。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可以脱离土地，在大棚中进行无土栽培，这必将改变农业生产的方式和方法，其中所包含的科学和技术内涵，使此类的农业生产成为了工业生产的一部分。依附于农业劳作的音乐形式，如前面提到的薅草锣鼓，由此没有了实际的生存土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笼罩之下，这些音乐文化样本不得不走向艺术的舞台。
　　
　　其二，农村工业化发展使得农民身份得以转型。农民以种田为天职，这在过去或许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则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哪里没有工业哪里就落后，这基本上是一个正确的判断。行走在华北平原，看上去茂盛的农田之外，各村落几乎都在进行着某类工业生产。河北安新县有很多“音乐会”,后来得知这里几乎村村都在生产皮鞋。原始的生产方式不仅对当地的水资源造成很大污染，也成为了人们健康的威胁，但是，却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效益。最近，随着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城镇化发展异常迅速，不仅“空村”现象大量出现，而且每天都有众多的村落消失，“乡愁”也成为了人们谈论的话题。相对于传统音乐而言，村子都不在了，依附于村落的民间音乐何以维系？
　　
　　其三，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矛盾造成了农民工现象。尽管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但人口的压力依然显着 ;相反，土地面积不会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农民工现象便成为了缓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恰逢城镇化发展，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固有的农业文明的传承造成了巨大冲击。目前民间音乐传承所遇到的困难之一便是没有人愿意学习传统的东西，并非他们不喜欢，而是他们没有时间。多少音乐会社所具有的传男不传女的规矩被打破了。其实打破的不只是性别，而是音乐背后的认知和本真的社会内涵，使传统音乐的保护只停留在了音响层面。
　　
　　三、基于社会生活的村落结构及其变迁。
　　
　　人们除了劳动之外，吃穿住等各种生活内容构成了村落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精神生活在农业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人曾经历过唐山大地震。记得在地震三天后，当人们刚刚从地震的惊觉中醒过来，刚刚感觉到自己能够继续活下去，这时候，我们这些文艺兵便走上街头进行文艺表演了，而露宿在街头两旁的人们也开始进行审美活动了。人类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而且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比我们想象的要迫切。人类的精神生活包含许多范畴，其中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