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社在村落结构及其变迁中的功能价值(3)

　　其一，宗教信仰。曾几何时，城市中的大街小巷，田野中的村村寨寨，儒、释、道的场所处处可见。村落中的寺庙相比城市中的庙宇和道观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民间所信仰的神灵寺庙较多，诸如火神庙、土地庙、药王庙等，分别象征了生活中对安居、防灾的渴望 ;二是坐落在广大村落的民间寺庙综合了道教和佛教的元素，并把其民间化，以便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诸如送子观音、财神、地藏王等共处一庙，以满足老百姓生活中的不同期盼 ;三是祖先的祠堂。中国人相信灵魂不死，祖先在另一个世界中与我们共存，并可保佑我们的生活。所以，农村的宗教生活带有“民间信仰”性质，由此而体现出较强的“文化”特征，也反映出了过往宗权的特征。正如王铭铭所说 :“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象征这一系列的文化现象具有双重特性 :一方面，它们颇类似于原始巫术和万物有灵论的遗存并且与”世俗生活“分不开 ;另一方面它们又与宗教现象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每个神灵都有自己特殊的祭拜日期，当日期到来，当村百姓会组织相关活动，以便祭拜自己所信奉的神灵，得到神灵的保佑。音乐会社便依附在了这类寺庙和祠堂之上。中国的佛教音乐、道教音乐、祭祀各类神灵的音乐便由此而出，酬神戏和还愿戏也为戏曲音乐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二，人生礼仪。人生礼仪体现着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和尊敬，并演化出一套套仪式，以便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表达对生命的庆贺。人生经历着出生、成人、结婚和死亡过程，对此，是一个绝对公平的人生过程。葬礼虽然是针对离世亲人的礼仪，但由于是人生的终点，是此生的结束和来世的开始，其内涵既有“死”之意义，又有“生”之意义，是生与死的交替，而且是在面对着未知的来世，故而，与前三类人生礼仪相比较，葬礼中所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加深刻，也更具中国人的思想本质。出生（如满月、百岁和生日等）和成人礼仪更像是一种庆典。本人曾在云南个旧市郊参加了一次小孩子满岁的生日庆典。村落中有一个大的公房子，一排房子前有一个大院子。院子中放满了各类食品，炖的整鸡有数百只。房子中排有数十张桌子，每张桌子四周摆放着小凳子，八人一桌，一桌桌衔接着吃，壮观之极。吃饭间隙，有一张大的桌子上铺上了棉被褥，过生日的小孩子坐在上面。客人们在小孩子面前放各种东西，看小孩子抓哪个，说明他 / 她未来可在哪个方面有前（钱）途。我看到大部分人放上去的是五十或一百元一张的钱票，近乎堆成小山，当地的洞经谈演也成为了这一场合中的主角。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河北“音乐会”、山西八大套、潮阳笛套、西安鼓乐、山东鼓吹……这些着名的乐种原来其特殊演奏场合都与葬礼密切相关。土家族的跳丧撒依尔嗬，为了过世的亲人一路走好，乡亲们整宿地跳舞。
　　
　　人生礼仪是维系传统村落中的乐社继续它们的职能的重要力量。人生礼仪往往并不随社会的变化而急剧改变。固安屈家营是河北“音乐会”中的代表村落，很多知名人士来此参观调查。屈家营“音乐会”为来访者演奏，还建起了高大的会堂。在本人觉得河北“音乐会”的社会功能似乎消失殆尽的时候，发现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在该村的药王庙会和葬礼上演奏。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演奏，虽然曲目大体相同，意义却完全不同，也反映了河北“音乐会”走向“艺术化”的过程。在笔者母亲过世的时候，天津当地的丧葬服务人员为逝者播放天津佛教音乐录音。这种音乐与河北“音乐会”所奏音乐一脉相承。天津城区已经不可能采用现场的演奏形式，但这种行为却体现着当地对此类音乐功能的认识。
　　
　　2015 年本人到浙江舟山一带采风，当地“非遗”工作人员介绍说，那里的一种传统器乐合奏音乐经过改造后，观众又回来了。当地的文化工作者认为，最近以来，该乐种由于用于葬礼演奏，降低了音乐的水准，使其失去了观众。我怀疑这种音乐原本就是为葬礼演奏的，葬礼维系着该乐种的延续，改造后变成“音乐会化”的结果。应该说，当今社会还没有完全失去传统音乐所依赖的存在基础，这便是人生礼仪的习俗力量。
　　
　　其三，审美生活。在近些年的采风活动中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即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是怎样娱乐的。城里人周末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可以去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可以去剧院、咖啡厅、茶馆、书场、卡拉 OK、舞厅等不同的场所去消费，花钱的同时得到了精神生活上的享受与满足。农民们怎么办？围坐在家里看电视？过去呢？聚在一起聊天？一次在山东德州马迪镇采风，看到该村落中几个中年男性，他们在下午时节集体站在村中一个街道旁晒太阳，这便是一种休闲方式。傍晚，该村所属的一个民间戏班在村中演出地方戏曲“马迪吹腔”,村民们拿着小板凳坐在“舞台”（一个高出地面几十公分的土堆）下方，津津有味地观看。有一个村民不时地问我是否喜欢，我说“非常喜欢”.他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戏。在当地我还采访了另外一个农民戏班。他们配备了专门的戏车，后面的车厢打开便是一个舞台，车厢顶部升起来便是顶部灯光。这种戏车行走在广大农村，走村串镇，成为了农村娱乐生活的主要资源。在村领导的组织下，集体集资，邀请戏班演出，此种方式体现出了政权在村落生活中的作用。目前，国家为了改变农村的娱乐生活，开始“送戏下乡”,要求地方的专业演出团体下乡演出，政府买单。我也曾跟随山东柳子剧团下乡演出，随团吃到了由当地乡政府为演员们准备的馒头和豆腐炖白菜。因为是冬天，乐器演奏者们戴着只露出指尖的手套在室外演奏。短短几天的演出中，却让人感受到了当地政府为村民们的娱乐生活所做出的努力。
　　
　　传统的村落是一种自发性的社会集合，村民们在一年四季的生产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自发地组织多种社会单元，以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这种自发性的社会构成特点至今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在采风中经常看到有些村落建有小型寺庙，寺庙的墙壁上贴有红纸黑子名单，有的在展示村民的赞助情况 ;有的是安排村民在寺庙中值班的安排。这是一种非行政化组织中的社会秩序的有效管理，也体现出了村民们对自身所建立起来的秩序的遵守。音乐会社在这种自发性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音乐会”、“八音会”等担负着祭祀亡灵的功能 ;吹鼓手担当着婚丧的双重职责 ;西安鼓乐在每年的朝山中演奏。在这样的自发性社会集合点，人们知道遇到什么事情找谁来解决。春节大家筹钱雇佣戏班来唱戏 ;新人结婚找吹打班助兴 ;盖新房请乐社“安龙奠土”;老人故去找“音乐会”送亡灵。一个村落便构成了一个小型社会，其中的各个会社便担负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职能部门”.这些职能部门不是靠行政管理的方法，而是社群自发组织而成，以满足村民的生活需要，乐社在村落结构中的功能由此而形成。
　　
　　然而，新的村落结构不仅使生产方式有了变化，而且对村落的精神生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几年在城市的大面积改造中，一些隐藏在破旧民居中的小型寺庙显露出来。比如，在北京奥运场馆的建设中发现了一座小型的神庙。该庙被保存来下，至今坐落在鸟巢的西边。全国此类寺庙经过维修后成为旅游景点的比比皆是。众所周知，自 1949 年以来，唯物主义观念逐渐成为了中国人世界观的主流。虽然我们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允许信仰自由，但是，毕竟经过了“文革”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使得中国人的信仰处在“信”与“不信”之间。所谓“信”,即大部分中国人在一种“文化”的语境中相信有未来世界，也即相信灵魂的存在和轮回、法度。所谓“不信”,大部分人并非虔诚的“教徒”,当他们走进寺院，他们可能点燃一柱香 ;当他们不在语境之中，他们可能忘却神灵的存在，完完全全处在物质世界的思想状态之中。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许多带有信仰成分的社会行为被赋予了“文化”的光环，处在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之下。由此，一些民间信仰得以逐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