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调息静坐的方法论和感悟研究

　　摘    要：　朱熹毕生坚持调息静坐，借此来帮助自己进学强身。研究朱熹调息静坐相关内容，不仅有利于完善朱熹理学体系，还可为现代养生提供新思路。本文以文献收集的方式，对朱熹调息静坐养生法进行研究，从朱熹静坐观的探讨、调息静坐方法论研究、调息静坐感悟研究等三方面进行综述。

　　关键词：　朱熹; 调息静坐; 养生;

　　朱熹是继孔孟之后又一儒圣，是众学者重点研究对象。近年来，学者们对朱熹的研究，大多体现在其哲学思想方面，对其调息静坐养生领域涉足甚少。调息静坐贯穿朱熹一生，不但是其学术方面的重要助力，且对其健康状况大有裨益。朱熹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坚持调息静坐密不可分。故重视朱熹调息静坐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朱熹理学思想体系；同时，从其儒学思想中挖掘中医养生的内容，对指导现代养生亦有重大意义。

　　1 、朱熹静坐观的探讨

　　近年来，部分学者对朱熹静坐观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刘刚认为“静中常用存养”是朱熹的静坐观，即克服了释老主张“虚静”而导致“心寂”的弊端，又规避了道南学派强调“心养”而在“身静”误入歧途的缺陷，并以“定-静-安-虑”建构朱熹静坐观的方法论，涉及身、心、神、思等各方面，强调全身心的静养；以涵养、穷理、笃行建构朱熹静坐观的价值论，此三者层层递进，涵养为前提，穷理为基础，笃行为关键[1]。朱熹静坐观强调身心同养，动静结合，汲众家所长，为指导后世养生具有重要意义。
 

　　李丕洋认为“静坐持敬”为朱熹的静坐观[2]。作者通过对宋代理学思想的研究，认为“静坐持敬”是儒家“体认天理”的最佳方式，同时认为朱熹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亦是通过静坐持敬来实现。陈月对此持相同观点，认为静坐中可以培养敬畏之心，来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高度[3]。

　　余天泰认为“静心强身”是朱熹的静坐观[4]。朱熹强调虚心静虑为穷理之本，静坐是求学穷理的入门功夫。朱熹中年后身体欠佳，静坐能助其身体快速恢复，且现代研究表明，静坐确有消除疲劳，增强抵抗力的作用。王晶等亦持类似观点，认为强身健体是朱熹晚年的静坐观[5]。

　　崔海东认为“驱杂念，澈内心”是朱熹的静坐观[6]。崔海东通过对朱子遗留语录“静坐无闲杂思虑，则养得来便条畅”“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等进行参考，认为朱熹是通过静坐来驱除心中杂念、澄澈内心，在此基础上，来体悟圣贤道理。陈立胜亦认同此观点，同时其还指出静中可观天地气象，明天地万物之心[7]。

　　梁浩认为“闲暇时静坐”是朱熹的静坐观[8]。读书闲暇且静坐，来平心静气，则道理日见分晓。朱熹通过切身体悟，深知静坐重要性，故反复教导弟子——看文字罢，且静坐。

　　束景南认为，朱熹静坐观是随着他自身对静坐感悟的逐渐加深而不断发展的[9]。早期出入佛老时的“枯坐”观，到中期由佛转儒的“危坐”观，到后期“主静持敬”的静坐观，朱熹的静坐观随着其理学进展而不断完备。

　　综上所述，现代学者对朱熹静坐观的认识或有差别，但亦有共同点，即静坐可以帮助驱除杂念，明心见性，有助于体悟圣贤道理。从此亦可以看出，当代学者对朱熹静坐观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对于朱熹静坐观更加完备的认识仍待诸学者探索。

　　2、 朱熹调息静坐方法论研究

　　针于朱熹调息静坐方法的研究，是确定朱子及其门人调息静坐规范化的着手点。顾一凡认为宋儒静坐皆为“危坐”，即“挺直脊背，背不靠物”；同时指出危坐既可见学者恭敬之心，又不至于拘迫难久[10]。

　　朱人求指出儒家静坐分为止、定、静、安、虑、得六个层次；从朱熹言语“无事静坐，有事应酬，随自己身心运用”中得出：用“静坐无法”来概括朱熹静坐方法最为恰当[11]。对此，龚欣瑜持有相似观点，认为儒家静坐讲究“自然”二字[12]。史甄陶总结儒家静坐法：儒家学者践行静坐，注重静坐对内心的启发感悟，而对静坐的姿势、时间、环境等反不强求[13]。

　　胡勇基于杨儒宾对朱熹的研究，认为朱熹静坐方法有以下特色：一是不特别强调坐姿；二是不着重强调特殊时间地点；三是静坐目标是希望不要闲思量，收敛身心，但如有杂念起，暂且搁置，不要强硬断绝；四是支持静坐可以用正思量的方式；五是静坐是“格物穷理”的辅助工具[14]。

　　葛荣晋认为，朱熹所提倡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是其笃行的调息静坐方法[15]。同时指出静坐、读书缺一不可，此二者是进学的根基、明理的阶梯、见性的法门。

　　吴震考究朱熹静坐方法后指出，朱熹静坐与佛老的静坐迥然不同，同时认为朱熹十分反对佛道那种“枯坐”行为，认为那是“死坐”，心都死了，坐着有甚意义；并且从朱熹所着《调息箴》判断出朱熹静坐与调息是同时进行的，静中有动，动静相合，身心皆养，相比佛道那种枯坐高明甚多[16]。同时林书立认为《调息箴》是朱熹修习调息静坐方法的总结，是一种基于静坐基础上的呼吸静功，静坐调息本为一体，二者不可独立存在[17]。

　　黄柏翰指出，朱熹的静坐方法师承李侗，即默坐澄心，强调“夜气”的存养[18]。“夜气”说认为：入夜至平旦期间，未与外界接触，此时易产生清明纯净之气，良知最易呈现。故黄柏翰认为朱熹常在夜间静坐，以求体验未发是何气象。马寄通过对“杜鹃夜语”典故的研究，认为朱熹惯于夜间静坐，涵养夜气，体认天理[19]。

　　基于对朱熹调息静坐方法论的研究可以得出：静坐是进学穷理的一大助力，主要重视内心的涵养及感悟，对外界环境要求不高；调息静坐本就一体，静坐时要进行调息，调息在静坐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朱熹独特的调息静坐理念，始于儒学，助于名师，成于持敬的态度，悟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3、 朱熹调息静坐感悟研究

　　感悟源于实践，朱熹调息静坐感悟是其实践的产物。调息静坐贯彻朱熹一生，朱熹对调息静坐感悟十分深刻。

　　文必方将朱熹所提及的“动容貌，整思虑”视为静坐时的基本要求，认为貌不恭敬，则怠慢之心生矣[20]。魏立明通过对朱熹着作《延平答问》的研究指出，静坐可以培养“夜气”，使人充塞浩然之气，助于涵养；又助于静心专一，利于体认天理[21]。兰宗荣指出，朱熹受李侗“洒落气象”的影响，通过静坐，可以体认心与理一[22]。韩国学者李承焕精研朱熹静坐后认为，未发是一种“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的特殊状态[23]。

　　刘雪红等研究朱熹静坐实践后指出，纯粹静坐容易陷入佛老的误区，为区分儒家与佛老的静坐，用“敬”替代“静”则更为恰当，“敬”贯通动静，同时以“静”为主，强调在静坐时重视涵养，与佛老枯坐进行区分[24]。张俊详解朱熹言语“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虚”后指出，儒学乃学问正统，批判释氏为虚妄之学[25]。李尾咕从朱熹言语“‘静则察其敬与不敬’不敬之‘静坐’则会沦为‘坐如尸，立如齐’的境地”指出，静中是否持敬，是区分儒释两家静坐的关键[26]。彭朝政通过研究朱熹调息静坐，得出结论：儒家静坐讲究动静相融，有事即应事，并非弃事绝物以静，凭此将儒家静坐与道家虚静、佛家枯静划清界限[27]。

　　王爱红亦认同朱熹后期用“持敬”取缔“静坐”，同时认为，朱熹将“静坐”视为达到“无欲”境界的基本功夫[28]。钱穆对此亦有研究，认为“无欲故静”是朱熹通过调息静坐实践感悟而出，是对“灭人欲”主张的最好总结[29]。李月芳认为，主敬是实现存理灭欲的唯一途径，而静坐是实现主敬的最佳方式[30]。梁丽萍认为，静坐是实现朱熹“存理灭欲”主张的最佳方法，希望人们去切实静坐，克己私欲，皆达体认天理之境界[31]。

　　崔玉军通过研究陈荣捷眼中的朱熹，认为读书、静坐应视为一件事，且静坐涵养后即须躬身践行,此乃明辨儒家笃行之旨[32]。任淮南精研朱熹后认为，于静中操持涵养，是实现持敬与穷理统一的最佳方式[33]。李春蕾研究朱熹理气论发现，理就是太极，是静止的；气是运动的，然理气一体，故理也是相对运动的[34]。

　　刘蓉从朱熹话语“静坐非是要如坐禅入定,继绝思虑”“今说主静然亦非弃世物以求静”中指出：有事则须应事，不成只管静坐休，借此将儒家静坐与佛老静坐区分开来[35]。钱穆亦指出：朱熹以“白的虚静”来说明儒家之静，呈现“知觉炯然不昧”的状况；以“黑的虚静”来形容释老之静，是种“萌然皆无知觉”的状态[29]。

　　总而言之，对朱熹静坐感悟的研究，诸学者大多从朱熹着作、文字方面入手。在笔者看来，学者们还需通过自身实践，修习静坐，去用心感悟，求得与朱子感悟上的共鸣，才能对朱熹调息静坐感悟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由上可知，现代学者对朱熹调息静坐的研究，多从其理学、与佛老静坐相对比、存理灭欲等方面阐述，并未能系统化概述其调息静坐的养生理念。笔者认为，朱熹调息静坐养生内容十分丰富，要全面深入探索其调息静坐的养生理念，应从其调息静坐的方法、感悟等方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以为后来研究朱子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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