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古至今，一部部倾注着史学家心血的史学巨着的问世，基本上离不开各个时期的不同形式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朝廷机密文件等，为史书提供了详实的史料，让各朝的史学家在阅览图书馆中相关历史史料的基础上，既能回顾历史，又能以史为鉴，写出鸿篇巨着。这样，史书便与图书馆形成了依存关系。
关键词：史书,图书馆,依存关系
通过史书人们可以回到古代，游历夏商殷周，品读汉魏隋唐，畅议宋元明清。一部部史书犹如鲜活的动感画面，政文经农，工商医巫，生动地再现历朝各代的风采。史学家着书立说，所凭借的史料大部分来自于图书馆中的藏书和其他馆藏资料。这样，史书的编写依赖于图书馆，史书与图书馆便形成了依存关系。
一、中国古代史书与图书馆的依存关系
中国各朝都有自己的史书，各代史学家殚精竭虑、倾其一生，甚至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完成心血之作，成为代代永流传的经典着作。那么这些文史兼长的着作的问世离不开各朝图书馆的馆藏史料，中国古代史书与图书馆有着依存关系。
周朝时，图书馆叫“盟府”（图书馆的雏形），主要保存盟约、图籍、档案等与皇室有关的资料。“盟府”藏书种类丰富，已有甲骨文献、玉版、竹木简册和早期的丝绸类帛书等。鲁国较完整地继承了周朝的体制，周朝的大量的馆藏图书被鲁国珍藏，“周礼尽在鲁矣”，可以说周礼完整地在鲁国保存。1春秋时期，鲁国的藏书丰富，朝中典籍成为其他诸侯国查询和学习的重要资料。鲁国编写的史书在后世知名度很高。《春秋》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鲁国史官编写，孔子利用鲁国皇家图书馆（藏书楼）的藏书对其加以整理修订而完成的。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和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凭借史书，鲁史的完成依赖于鲁国的藏书，鲁史与鲁国图书馆有着依存关系。
西汉时，朝廷开始大量收藏图书，开国之相萧何设置了专门用来藏书的石渠阁、天录阁。开明之帝汉武帝重视对典籍的保存，他不但在宫内修建了专门收集图书的“秘府”馆舍，还以官方命令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可谓对秦朝以来“焚书的拯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司马家族一书两世，司马谈、司马迁两代皆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书)，依据汉代藏书馆里藏书，皓首穷经，完成《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是一部凝聚了司马家族心血的鸿篇巨着，其纷繁复杂的史料来源于书籍、档案、见闻和游历等，其中的书籍和档案来自于皇家图书馆。如“四书五经”、诸子学说、诗文骚赋、汉档案中的诏令和记功册等。司马迁因职务之便，皆可查询、浏览、摘抄。东汉史学家班固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荀悦的编年体史书《汉纪》和范晔的《后汉书》也是在皇家藏书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可见，汉史与汉朝的图书馆有着依存关系。
到了唐朝，皇家图书馆收藏了数以万卷的书籍，史官们订正谬误，整理书籍。到了8世纪，长安的皇家图书馆收藏有721类，3060种，51825卷书籍，十年后增至8.9万卷。从唐初到唐末，朝廷有史记载的前后收集图书14次，编次各4次，这为身为朝廷命官的史学家们研究史学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们进入皇家图书馆查阅典籍资料，利用前朝遗留下来的历代典籍，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着书立说。唐代的史学成就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全部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成于唐代，还有许多新体史书和创造性的史着在这个时期完成。2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唐代的丰富藏书，为史书的完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姚察、姚思廉父子经历三朝，历时20年完成了《梁书》和《陈书》，修史时多参考朝中藏书。李德林（历北齐、北周和隋三朝）、李百药父子编撰了《唐史》中的《北齐书》。李德林在北齐时任中书侍郎，隋时任内令史，两朝皆得皇命修《齐史》。李百药得唐太宗令，续修《北齐书》。三朝中的皇家图书馆藏书为《北齐书》的成书提供了便利条件，最终，《北齐书》博采众长，文史皆出众。
《周书》是令狐德棻和他的两位助手岑文本（“博考经史，多所贯综”3）、崔仁师（“才堪史职”，记忆力惊人4），写成的。他们在丰富的唐朝藏书中查阅了相关的史料，终于编写完成了50卷的《周书》。《隋书》是魏征、颜师古、孔颖达等编撰的，他们博通经史文献。颜师古在唐高宗时专掌机密，接触了大量的隋朝内部文献。这些史书的问世都离不开唐朝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料，唐史与图书馆有着依存关系。
《晋书》由房玄龄、褚遂良等人奉旨编写完成，他们利用已存在的晋史资料，“参考诸家，甚为详洽”5。《南史》《北史》由李延寿编写，他在参编《隋书》等书时，阅读了皇家图书馆藏书中的历代史书，积累了大量的史料，他曾言：“备的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6利用史学文献，唐代刘知几编写了《史通》，它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历代史学评论着作。作者博闻强识，对图书馆中历代史籍广泛阅读与深入研究几十年，最终编修完成此书。后人评其：“上下数千年，贯穿数万卷。”综上所述，唐史与唐朝的图书馆有着依存关系。
至宋代雕版印刷大量使用，它的成本低于手工抄写与石刻拓片，私人藏书增多。从小饱读诗书，遍览经史的北宋秘书省少监、中书舍人程俱着作丰富，有5卷《麟台故事》是写皇家藏书阁故事的书，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关于图书馆的书籍。该书在查阅了皇家藏书后，讲到了书籍的采编、编目、分类、流通过程，还有馆阁工作人员的选拔、管理和馆阁建筑的设计。此书后被编入《四库全书》，对以后的图书馆学有着重要影响。《麟台故事》与图书馆也有着依存关系。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与《史记》被誉为“史学双璧”，是宋人司马光耗时19年编成的，是一部文史价值皆高的编年史，约300多万字，共294卷，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司马光读史，嫌历代史书浩繁，难以尽览，便想编一部览遍各朝史事的书。司马光独具天时地利人和，身居要职，皇帝支持，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诸史杂说皆长的刘恕、长于汉史的刘攽，长于唐史的范祖禹。《资治通鉴》载入了16朝1362年的中国古代史，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编写。它需要借鉴的史料很多，有十七史及数百种杂史诸书，得宋英宗和宋神宗大力支持，可查阅皇家图书馆藏书，为司马光修史提供便利条件。可见，宋史与宋朝的图书馆有着依存关系。
15世纪的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丰富，此时编写的《永乐大典》为一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集明代的三千学者智慧与一体，手抄完成，共22937卷，装订成11095册，书成后又藏于文渊阁。它参考的各类书籍多达七千多册，主要为皇家藏书。《永乐大典》的出现离不开明朝的皇家图书馆，书成后又藏于皇家图书馆，继往开来，服务于人类，它与图书馆形成了依存关系。
清代，安徽学政朱筠提出了《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由此，清代官员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便开始了。朝廷先历时七年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贡图书4808种，居第一；浙江进贡图书4600种，居第二）。《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大来源，内务府（政府藏书）、集撰本（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撰的书，包括皇帝的着作）、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和《永乐大典》本。皇家藏书全方位支持修史，乾隆皇帝命令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历时十三年完成，采用西晋开国功臣，藏书家荀勖的经、史、子、集四分法，故名“四库”。3800人历时多年抄写了七部《四库全书》，每部装订为36300册，分别储藏于“北四阁”和“南四阁”。综上所述，《四库全书》的完成也依赖于清廷皇家图书馆，书成后又藏于图书馆，服务于后世，史书与图书馆有着依存关系。
二、近代史书与图书馆的依存关系
在中国近代，西学引入中国，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也被引入中国。图书馆的发展迅速，公共图书馆在各个城市和每个大学成为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求学和治学之士驻足于此，勤学苦读，一本本史学着作也便出现，故近代史书与图书馆也有着依存关系。
着名史学家吴晗早年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馆编目部当馆员。他一边工作，一边勤奋读书，后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经常至清华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攻读和写作，留校后整理历史系从故宫里买回来的成千上万的档案，且每日至北平图书馆看书写史，后写成《胡应麟年谱》《朱元璋传》《吴晗历史论着选集》《江苏藏书家小史》《江浙藏书家史略》等史学着作，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这些史书的完成离不开图书馆，可见这些史书与图书馆形成了依存关系。
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在年代学、史料学、校勘学以及宗教史、元史等领域研究颇深。他编写了《〈四库全书〉名录》《四库撰人录》，写成了《〈四库全书〉书名考异》五卷、《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敦煌劫余录》（胡适称其为“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的治敦煌学的第一部工具书）、《摩尼教入中国考》《明末清初教士译着现存目录》。这些史书与图书馆也形成了依存关系。
近代生于名门望族的张元济，创立了商务印书馆翻译所，出版和搜集了很多文献、图书，先后创建和参与兴办了三个图书馆。他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者”7张元济也充分利用商务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藏书楼的藏书来编订教科书，校勘古籍和编制《四部丛刊》等大部丛书，他主持编辑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响力大，至今造福学界和文化人。这些史书的写成也离不开图书馆，它们与图书馆形成了依存关系。
继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他也充分利用商务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藏书楼的藏书，编辑了《百科小丛书》，出版了大型丛书《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大学丛书》等。这些着作，深受人们喜爱，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些史书也与图书馆有着依存关系。
三、外国史书与图书馆的依存关系
外国图书馆的藏书也使本国的史学家受益匪浅，他们立足于图书馆丰富的馆藏典籍，着书立说，记录本国历史，传承人类文明。这些史书的完成也离不开图书馆，它们与图书馆形成了依存关系。
古罗马政治家、学者、修士弗拉维斯·奥勒留·卡西奥多罗斯，以管理维瓦里乌姆修道院图书馆闻名，该修道院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圣经文献、评论、文法书籍以及教会历史书籍。他在编写权威版本的圣经时，修道院图书馆藏书的作用得以最大发挥。8可见，权威版本的圣经与图书馆形成了依存关系。
圣本笃·波斯哥在访问罗马后，将罗马的大量书籍（包括维瓦里乌姆修道院图书馆的书）带回苏格兰，这些书有一部分被威尔茅斯图书馆收藏，该馆拥有卡西奥多罗斯抄写的拉丁文圣经、教父们的作品、基督教与世俗诗歌、历史与科学书籍以及教皇档案馆文献的副本。丰富的藏书使得好学的学生比德完成了《英格兰教会史》，此书至今还被公认为一部编年史着作。威尔茅斯图书馆对《英格兰教会史》的问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格兰教会史》与图书馆形成了依存关系。
日本皇室及幕府重学问，对经史典籍的学习非常重视，为此朝廷专门派遣专人搜集珍贵的书籍，私人也有搜集书籍的，这使得和籍、汉籍和洋籍书数增多，藏书达到鼎盛。日本对典籍进行了完好的保存，为史学家修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日本近世史学初现规模。日本历史学家林罗山于1604年筹建私人书库，家藏典籍440多部，编写了《日本大唐往来》《本朝编年录》《中朝历代年谱》等书。其子林春斋撰写了《日本王代一览》《国史窥斑》《国史实录》等史书。历时二十年，经由林罗山、其子林春斋、林守胜和其孙林春信、林风冈等三代官学合力完成了《本朝通鉴》。为完成这本史书，幕府专门成立修史机构“国史馆”，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幕府曾为修此书下令征求各类文书、珍本和藏本，最终《本朝通鉴》的史料来自于林家私藏文库、幕府红叶山文库、一些寺社、武家所献文书，总计七百六十五部。9由总裁大学头林衡等人历时41年完成的《德川纪实》，由塙保己及其门生用时40余年完成的《群书类丛》，还有由德川光圀等数十名蕃士、史臣历时250年编写的《大日本史》，这些日本历史书籍无一不是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成的，政府派专人广罗书籍，为修史服务，最终幕府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占修史史料的绝大多数，助史学家完成这些鸿篇巨着。由此可见，上述日本史书的出现离不开各类图书馆的馆藏图书，它们与图书馆形成了依存关系。
纵观历史，史学家呕心沥血书写的史学巨着的问世，基本上离不开图书馆中丰富的馆藏资料，各朝在修史方面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兴修史，这些文史兼长的史学巨着与图书馆形成了依存关系。史学家在阅览图书馆中相关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完成史书，这些代代永流传的经典史着又被后世的图书馆收藏，服务于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等等。综上所述，史学家凭借史书，着书立说，史书便与图书馆形成了依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