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背景下，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工作已成为连接社区居民与社会治理的枢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社区治理日益凸显的多元化特征以及社会工作职能定位的新变化，给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同时，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社区禀赋不平衡、社会工作人才发展受限、社区居民对社区组织依附关系弱以及专业化新型“智慧社区”建设尚不成熟等困境。因此，可以从构建长效机制和文化治理系统、加强人才储备、搭建信息化平台等方面加强社会工作对于城市社区治理的介入，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工作,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承担着丰富而重要的社会治理职能，尤其是新时代背景下，在推进“智慧社区”“未来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对知识能力、专业技术能力、现代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形成真正高效、联动的社区治理体系，则成为顺应新时代社会治理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首先，社会工作能够满足技术进步和现代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内在要求；其次，提高社区治理中社会工作的介入程度是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的重要手段；第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可以有效改善社区资源的供应，为社区治理的积极运转提供动力支持。虽然新时代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优势明显，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同样面临着社区治理体制结构制约、社会工作人力资源紧缺、社会认同度不高、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缺乏主动和热情等问题和困境，因此，运用城市社区现代治理理论，探索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变化
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快速壮大的城市规模带来社会生活单元的多元化格局，使得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特征凸显。社会工作机构介入、引导、服务社区自治成为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社会服务和社区治理效率的必然路径。同时，社会工作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职能定位不明确、介入社区治理的方式单一、社区文化的地域性式微和智慧社区的信息化要求等新的变化和挑战。
（一）社会工作职能定位的新变化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社区治理机制仍然基于“三社联动”的基本模型，但在具体实践层面又有所不同，例如：北京依托通过机制创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驱动“三社联动”；广州推出“135三社联动”模式；上海则是形成政府主导，强调专业化、社会化且重视公众参与度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南京“三社联动”特点是需求推动，强调创新，强调自治、项目运作，紧贴实际。除此之外，杭州、厦门、常州等地也从实践中总结出了自己的发展体系和治理模式[1]。但是无论何种模式下，社会工作都是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关键环节，“枢纽”职能已经成为社会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总的职能定位。
在新时代社会环境和城市发展的变化下，社会工作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枢纽”职能应包括四个维度。第一，服务职能。服务社区居民的利益需求是社会工作的首要任务，而服务的范畴也涉及多个层面，可概括为行政服务、信息提供、心理咨询、物质帮助和劳务服务等。第二，倡导职能。社区是一种物理空间和成员都相对固定的松散的社群，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络与沟通处于较为低频的状态，因此和谐邻里关系的维护、居民之间的沟通、社区集体活动的动员和行为的引导都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第三，教育职能。在社区人际关系的改善，居民互助、自主、自决精神以及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培养等方面，社会工作的深度介入，更有利于社区居民达成共识，实现现代文明价值理念指导下的行为教育。同时，这种相对统一的价值认同也有利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第四，执行职能。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细胞，是文化传承和建设的基本单元，而在落实国家政策的具体过程中，仍然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从这个层面来说，社会工作还担负着落实国家政策的执行职能。
（二）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方式的新变化
社区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过程，是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2]。因此，新时代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角度不再是单纯的“政府助手”或者功能单一的服务供应商，而是真正成为实现社区自治的重要“推手”。首先，社会工作的介入方式由展开具体的服务工作扩展为构建社区居民的成员意识和构建成熟的社区文化。在新时代，城市社区文化在集体意识、沟通媒介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文化形态，社会工作的介入必须重视这种变化才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其次，发掘社区精英和意见领袖，孵化社区自治组织。社区自治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围绕利益核心的信息传播的高效，二是平衡和维护居民正当权益机制的完善。从效率角度来看，社区精英和意见领袖的作用非常突出，但是从公平的角度来看，一个具备自治能力的社区居民共同认可的自治组织同样不可或缺。所以，帮助社区构建和孵化社区自治组织是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目标，而基于社区自治组织进行各项服务工作的开展可以说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优化形态。
（三）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文化环境的新变化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应对现代城市社区地域性文化式微的现实。一方面，城市生活节奏加快，人员流动性大，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得本地文化的“统治地位”削弱；另一方面，现代生活方式的整合作用让城市生活的行为方式日益趋同，作为较强规则意识和隐私意识的“城市文化”已经取得强势地位。这种地域性特征的衰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社区文化的原始基因的认同度，但是同时更有利于重新构建基于现代文明认知的社区文化共同体。社会工作在介入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这种“成员认同”和“意识共同体”的重构过程，并且在介入过程中，要针对不同文化的差异进行服务方式方法的调整，从而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发挥优势作用，实现服务的优化和升级。
（四）智慧社区与社会工作的信息化趋势
伴随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最近十年，“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等概念由国外学者提出并逐渐流行。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智慧城市”对于提升我国城镇化建设水平的重要性。而基于中国国情，智慧城市建设必须落脚于智慧社区的建设之上，或者可以说，智慧社区己经成为社会基层建设和社区发展方向之一。社会工作的开展与智慧社区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专业精准的社会工作离不开信息化的普及和应用，智慧社区的建立也有利于更好地推行和宣传社会工作，使社区工作可以更加高效便捷地服务于智慧社区。
二、新时代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在我国，“三社联动”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仍然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人才、文化和技术等多层面的现实困境。
（一）社区禀赋不平衡带来的治理之困
社区禀赋，即经济学所谓的“原始财富”。社区禀赋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从最基本的层面上看，还是可以概括出资源、空间和传统三个维度[3]。基于城市发展的现实条件，城市社区有商品房社区、老旧小区、单位型社区、城中村社区等不同类型，社区禀赋不同，且发展不平衡。城市社区治理的难题之一便是如何超越以往个案研究的各类定义，升华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一般模式。在治理层面上来说，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工作机构介入社区治理，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行机制[4]。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首先需要厘清治理主体的边界，比如社区居委会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如果缺少沟通和认同，往往难以实现协作。城市社区的多元治理格局下，要求社会工作机构对自身在具体社区的职能界限有清晰明确的定位，同时更要仰赖街道（政府）、社区居委会、驻区单位、其他社会组织等各治理主体之间，达成明确的分工与共识。
（二）社会工作开展的人才之困
目前，在城市社区治理中，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人才缺口。在社会工作机构发育层面，行业主体发展较慢、岗位设置不足、薪资待遇较低成为难以吸附人才的主要原因。另外，导致人才流失严重的重要因素在于社会工作行业的认知和认可度始终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些现实困境都导致大量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并没有正常进入社会工作行业领域，而真正一线社会工作队伍的工作能力与其扮演的角色不相匹配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角色定位不明、专业化程度欠缺、人才流失严重、缺少激励保障和培训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制约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
（三）社区居民对组织弱依附关系的文化之困
现代社会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组织，包括社区居委会和社会工作机构这类非正式组织的依附力不断被削弱，呈现出一种“弱依附”的松散连接状态。人们普遍对社区集体活动或者与自己直接利益无关的事务漠不关心，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对社区缺乏集体认同感，对自主参与社区事务缺乏兴趣。社区居民个体之间与社区整体利益的绑定性不强，社区文化也无从谈起。再加上大部分社区组织是由政府机构直接建立而非居民自选自治，更进一步减弱了社区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加剧了社区治理的松散状态。
（四）科学技术深入实践不足的应用之困
当前，城市社区在科技应用层面的实践普遍集中于智慧社区概念下的新型社区建设。由于5G技术的应用，“万物互联”的概念正在逐渐成为现实。通过网络媒介的传输，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智慧家居、智慧医疗、智慧物业、智慧安防等系统建设构成了智慧社区的硬件框架。基于大规模信息智能处理的新型社区管理形态正在形成[5]。然而目前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往往局限于技术层面，不论从横向上区域间信息互联的广度抑或纵深上对社区人文关怀的关照都存在明显的不足。虽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热词“看上去很美”，但是落实到社区管理、服务的实践层面，仍然达不到社区居民基本的“智能”“即时”和“便捷”的需求。比如方言口音、受教育水平、情感交流、学习能力、使用习惯等，在人文与精神上投入关怀的细节层面，科技融合的“智慧”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智慧社区不是智能硬件设施与软件系统平台的简单叠加，更有赖于社区成员的广泛接纳、参与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与创新。
三、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
康德曾说：“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止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以后又拆掉，以便观察一下地基情况如何。”[6]新时代社区治理同样需要打破惯性思维，检视社区治理的基础。探索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也需要从社会发展的不同角度重新思考，既要探求信息化时代科技成果的未来趋势，又要考量现实可行的治理层次的优化，还应重视文化基因的影响和人才体系的培育。
（一）构建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应当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优化治理层次，建构服务居民和社区发展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说，社会工作通过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三个层面的介入是优化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途径。首先，积极的个案调研有助于消除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和社会工作者的距离感，有效提升社区服务的满意度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在小组社会工作层面，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专业知识的推广，是孵化社区自治组织的前提和基础，也有利于社区精英人才的发现和挖潜；在社区工作层面的重点则在于围绕为居民提供更多的自治途径开展各类活动，形成长效凝聚力和吸附力。
（二）构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体制
社会工作人才的缺失是制约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社会工作人才涵盖的范围要大于社会工作者，可以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机构、部门、地方等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7]。从这个思路出发，当下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培养应根据全面、多样、可持续的原则进行规划建设。首先是国家层面对社会工作职业环境的改善，包括从业资格、职称评定，社会工作机构建设，社工人员职业化的管理制度等。其次是尊重人才价值，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人才晋升和发展通道以及激励表彰机制。第三是形成政府、高校和社工机构的三方联动的人才培养体系，有效提升人才专业化水平，更重要的是让专业人才能有“用武之地”。
（三）构建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文化治理系统
以往的城市社区治理中大多强调对资源和空间的管理、利用以及分配等经济原则，对文化的重视程度相对薄弱。而从强化社区公共性的角度出发，依靠文化传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构建社区文化治理系统将是新时代社区治理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文化治理，一方面是自身的文化治理层面，主要在于对绿色文明健康的生活文化、生活美学的倡导，形成精神文化层面的时尚引领。具体而言，需要依靠政府支持并搭建“三社联动”的服务平台，通过政府授权和社会工作组织自身现代化体制优势，深入社区文化服务各个层面，实现社会工作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广泛互动和深度连接。另一方面是利用文化的力量对社区进行治理。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心力，从思想文化、风俗文化、娱乐文化等传统文化体系中梳理最具吸引力和广泛接受度的元素，为城市社区文化的塑造提供源头活水，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城市社区所能接受的文化元素也不同，需根据城市社区的特点予以针对性的治理。
（四）搭建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信息化平台
互联网技术进步带来社会效率的提高，多元化的信息沟通必将成为未来城市社区治理的关键。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技术突破口应当关注于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依靠互联网媒介和数字技术手段，搭建覆盖各个社区治理环节的智慧化、数字化、强互动、全服务，与城市生活深度连接的一站式一体化的社区信息公开和互动平台。需要重视的是，除了信息的集散，平台还需要关注社区与城市的互动，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工作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智慧社区与智慧城市的互动，通过社会工作机构串联智慧社区的信息系统与智慧城市信息系统，可以更好地回应社区居民的关切，同时贯通上下的信息系统也更有利于提升社区治理的效率。
结语
新时代的“新”，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深层次社会关系的变革。在社区治理层面，由于信息技术带来了社会信息互动方式与特点的变化，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面临着自身角色定位、治理角度、外部环境和技术应用等多方面的新变化，同时也必须面对与这些新变化相伴而生的困境与挑战。因此，在体制机制建设、专业人才储备、嵌入文化治理和强化信息技术导入四个层面有针对性地强化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综合实力，是城市社区治理适应时代要求创新发展的必然路径。
参考文献
[1]罗思洁.社会工作在“三社联动”中的角色定位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9.
[2]吴光芸.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J].城市发展研究，2007(1):82-86.
[3]沈原，刘世定，李伟东.社区治理：价值匹配（NGT）分析方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7.
[4]张文飞.“1+x”社区治理模式下社会工作机构的介入机制与问题---以C机构为例[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8.
[5]夏肇玲.热潮背后，瓶颈待突破[J].中国信息界，2017(4):7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