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对技术的批判分析

　　摘    要： 《资本论》是马克思在大工业时代背景之下的理论创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向世人展示了作为资本增殖手段的技术和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技术。同时，马克思还确证了资本和技术共谋的运作机制，在资本和技术的互渗与互制中造就了“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的尴尬情形。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启了他的技术批判程式。马克思准确抓住了“资本主义应用”是导致技术滥用和技术崇拜的根由，并对其展开了实质性的批判，只有善用技术，方能助力“自由王国”的达至。

　　关键词：　《资本论》; 资本逻辑; 唯物史观; 技术批判;

　　马克思并未在他的划时代巨着《资本论》中集中研讨“技术史”的相关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及其发展的历史不在马克思的视界之内，更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技术没有深刻的认知和理解。一方面，技术变革是马克思生活时代的一个重要背景。18世纪中叶，英国便开始了工业革命。到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法国和德国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的逐步确立，人们告别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时代、封建行会时代而迈入了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雇佣时代。时代转型也必然伴随着技术的革新，技术变革是时代转型的重要助力。在马克思生活其中的资本主义时代，时代转型是在技术和资本的支撑下完成的。在技术和资本的共同谋划之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得以稳固；在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中，技术变革不断加快、资本逻辑得以迅速展布。在此生活场景中，对技术的沉思就成了马克思难以逃避的一项工作。另一方面，技术及其历史也是马克思重要的言说语境。史实表明，马克思在寓居伦敦之后，他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工艺史”“农艺学”和“农业化学”诸多问题。其中，“技术史”便是马克思着重考察的问题之一。当然，马克思还利用他积淀的丰富的技术史资料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简要说来，《资本论》第1卷“始终都在说技术与科学是重要的变量”，《资本论》第2卷设置了一个重要假设———“技术条件保持不变”，《资本论》第3卷言及“技术变化对利润和租金的某些影响”，同时也“零星论述了金融和货币流通的某些技术和组织特征”[1]。可以说，技术是马克思借以考察资本主义的重要线索。在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批判中，马克思确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和资本“共谋”的实情。正是有感于技术的巨大作用，人们展开了对技术的广泛讨论。(1)只有深切领会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言说语境，才能有效把握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精髓。

　　一、技术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技术的日新月异成为近现代社会的显着特征，对技术的操作与掌控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显着标志。于现代社会而言，技术可谓是无处不在。有感于技术的强大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运用唯物史观全面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技术范畴。

　　1. 作为资本增殖手段的技术

　　在马克思那里，“技术问题是理解资本运动趋势的基础”[1]。因此，对于技术的理解必须回到资本及其运动中去，回到资本的总公式“G—W—G’”中去。资本及其运作旨在获得G’中的“增殖额”（△G），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将其转化为更多的货币。换言之，“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将它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以获得比投资在生产上的更多的钱”[3]。在对资本主义全方位的批判中，马克思确证了上述“增殖额”就是“剩余价值”。在现实生产中，无偿攫取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铁律”，一切都要以此为准则。然而，剩余价值的产生又与“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4]密切相关。更进一步地说，剩余价值实则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结晶，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4]。相较于之前社会的劳动，资本主义的劳动更为复杂，它既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又是劳动和技术的粘合过程。更清楚地说，资本主义的劳动是生产过程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结合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依靠绝对延长工作时间是获取剩余价值的主要手法。然而，工作日的延长又不是无限的，而要恪守两大界限：“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因而不能奢求工人能够无限工作而不休息和补充能量；社会的“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4]。随着社会生产的进行，资本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如何降低有机劳动为自身而工作的时间（即，在这段时间之内创造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返还给了工人）比例，从而增加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的可用时间？”[3]因此，机器这一技术的重要载体被引入生产中，由于不受道德和身体界限的约束、可以最大化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上述难题得以破解。当然，机器的广泛使用也并非毫无理据，“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4]。由此，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使商品变得便宜，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延长他们“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4]。
 

　　在《资本论》第1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论》第2卷第二篇“资本周转”中，马克思展开了对机器技术作为资本增殖手段的述说。在对“机器和大工业”的分析中，马克思直言：“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产生的产品上。”[4]在生产中，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而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4]。在机器价值向产品转移的过程中，机器加入产品的价值取决于机器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通常，这一转移的价值取决于机器的数量和规模、机器生产的速度和效率、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在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反思中，马克思指认了固定资本是生产资本中物质形态全部参与生产，而价值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部分资本。可见，机器便是典型的固定资本。机器作为固定资本，“只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12]，它是一次预付，尔后多次以折旧费形式逐渐收回，其使用价值一直保留于生产过程中。总之，机器作为一门新的技术设备参与生产，它并不是创造价值，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而已。

　　2. 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技术

　　在工场手工业中，分工协作普遍展开，并形成了“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4]。在这样一个“工场手工业活机构”里，需要有多数从事单一操作的“局部工人”来完成劳动任务。马克思曾以玻璃生产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在玻璃炉的每一个炉口旁都有一个小组在工作。这种小组在英国叫做‘炉口’，它由一个制瓶工或精制工、一个吹气工、一个收集工、一个堆积工或研磨工和一个搬入工组成。这五个局部工人形成一个单一的劳动体的五个特殊器官”[4]。无疑，这样的分工协作对于提升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而易见的效果。尤其是进入到机器大工业时代，雇佣工人成了“机器工人”，原本“终生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的工人，现在变成了“终生服侍一台局部机器”[4]。由“使用”到“服侍”这一用语的变化，十分清晰地表明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充分“利用工具”完成生产任务；在机器大工业中，工人的“产出”更多，其地位却退格成了机器的奴仆。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活机构的肢体”；在机器大工业里，“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4]。可见，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生产飞速发展却依旧难以抹灭其“吃人”的本性。具体说来，由于长期被缚于单一工作中，工人的部分技能和片面技巧得到了强化，其生存的技术和思维的方式等都日渐单调。长此以往，工人成了“单面人”和“碎片化的人”，人“被锁定为机器支配下的劳动分工的某一特定功能，而不是自我掌控其劳动过程的完整的人”[1]。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分工和协作使得工人的丰富性维度逐渐丧失，工人的肉体和精神遭受着无以复加的折磨和痛苦。技术在给工人带来苦难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拥有技术和科学知识的“高级工人”，他们在饱受压榨和管制时也必然会被激发出反抗意识和反抗的积极性。因此，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歇，17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反对织带机的斗争、18世纪焚毁水力剪毛机的案例、19世纪的德鲁运动……这些斗争均是浅层的斗争和运动，因为他们都仅将其受苦受难的缘由归结为机器和技术。实际上，工人困苦的根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只是随着机器和技术的发展而成为“完全的对立”[4]。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机器和技术不仅是工人反抗资本关系的武器，还是资本家用于压制工人运动的法器。机器在与雇佣工人竞争并使其过剩的同时，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相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并成了镇压工人反抗斗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4]。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声称“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4]。资本家有意识地制造作为阶级斗争手段的新技术，这些技术不仅有助于形成劳动剩余，还有助于实现对工人的管控。总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机器已化为资本家和工人手中斗争的利器。

　　在马克思的着述中，技术范畴的内涵并未直接给出，但他却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集中探讨了技术的诸多问题。大体归结起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技术既是一个社会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还是一个经济范畴。只有运用唯物史观方能透彻领悟技术的真实意蕴。

　　二、资本与技术的共谋

　　资本和技术是社会进阶的重要助力，前者以获利为旨归，后者以提升劳动效率为特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和技术实则有着共同的目标———为资本家的牟利活动服务。由此，二者一拍即合，共同宰制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当然，资本与技术的共谋在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境。

　　1. 资本与技术共谋的表现：资本和技术的互渗与互制

　　在马克思那里，任何经济范畴都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21]而已。技术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范畴，也自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由此可见，技术的问世是由生产决定的。或者说，技术的出场是为了满足社会生产需要。同理论一样，技术在一个地方的推广范围和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地区生产发展需要的程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才告诫博尔吉乌斯道：“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2]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这种“需要”就是资本膨胀自我的需要。直言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持存和发展就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它也影响着资本的运转逻辑。诚如阿尔布瑞顿所言，“资本不停地、直接地塑造了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它也是由后者塑造的”[23]。资本和技术的共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其表现在于：技术深受资本的管控，资本也遭受技术的钳制。

　　一方面，技术深受资本的管控。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也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资本以其强大的魔力和特有的魅力使世间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个显着特征就是社会的一切都以资本为核心和原则。由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必然是为了资本的生产，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必然受到资本的整合与影响。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说，科学技术和生产密切相联，“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2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科学技术能够大规模地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并且还赋予了科学技术新的使命———“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24]。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并不创造科学，它只能占有科学和利用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被资本占有并运用到生产中，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24]。更加明确地说，资本家所看重的是技术能够带给他们的经济效益，技术只有在行使其经济职能时才能为资本所倚重。由此，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马克思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资本家运用手中掌控的技术来增殖资本的生动场景。“机器的采用”“河川的通航”“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27]无不得益于技术的功劳，然而这些技术催生的“壮举”又无不是为资本服务的。简言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就是“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技术。

　　另一方面，资本遭受技术的钳制。资本的运作不是随意的，还须遵循一些基本的社会经济规律。其中，科学的发展规律和技术的运作原则就是资本得以顺利展布的关键。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早已证明，技术的先进程度、技术革新的速度、技术被采用的普遍性等都直接决定着资本获利的多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展示了协作、分工、机器和工业这些技术的发展之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贡献。就分工协作来说，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是在“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30多年”这一时段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4]。有计划地协同劳作，不仅能够聚合力量———将“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形成“新力量”，还能激发劳动者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神而提升工作效率。[4]就机器的使用来说，无论是用机器来生产产品，还是用机器来生产机器，它所瞄准的无非就是最大化地提升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速度和效率。就大工业来说，除了需要机器等技术设备外，还需要充分了解和利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技术、资本的周转和循环技术和不变资本的节约技术等。由是观之，资本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精神”，但它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也要受到技术规律的制约，也要遵循最基本的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边界。

　　2. 资本与技术共谋的后果：“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

　　早在1844年，马克思便已确证了“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0]，这一状况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并未得到丝毫更改。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遍推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技术与资本的共谋使得人类直接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资本一经问世，技术就迎来大展拳脚的时机。二者的共谋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可以说，资本和技术的共谋不仅造成了“生产的不断变革”[27]和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还使人陷于异化的境地而无法脱身。

　　一方面，资本和技术的共谋充分展示了人们“造物”的效率和潜能。马克思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物质世界丰腴的时代，“庞大商品堆积”成了资本主义的“标配”。资本主义之所以在“造物”方面有着如此魔力，得益于资本和技术共谋引发的生产革命。一是“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是协作———人数众多的雇佣工人聚集在同一时空范围内进行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随着协作的进行，劳动的物质条件必然会发生变革。与原本的小作坊和小手工业场房相比，资本主义大工业不仅需要有能够“容纳许多人的厂房”和“储藏原料等的仓库”，还要有能“供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4]。在此般状况中，生产资料便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二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4]。原本建立在劳资分离基础上的商品交换，现在却变成了“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原本劳动者出卖的是他自己“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沦落到“出卖妻子儿女”了。[4]也正因为随着机器的采用，资本主义生产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扩大资本剥削的领域和提升剥削强度———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物质生产的进程。三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无疑，资本主义更快捷和更有效地促成了“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的结合。从最初用水力推动的阿克莱的翼锭纺纱机到现代的涡轮机，再到瓦特蒸汽机；从把蒸汽机应用到大工业生产，并推广到远洋轮船上；从“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到“机器体系”[4]……这既标示着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渗透，又确证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之处。可以说，机器体系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的质量和效率都得到了大大提升。机器体系俨然犹如一个“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4]。由此，资本主义在其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之前“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27]的生产力，也就创造了比之前时代多得多的物质财富。

　　另一方面，资本和技术的共谋也使得人的精神世界空乏乃至贬值。物质决定精神，二者却不同步。随着资本渗透，物质世界逐渐丰腴，人的精神世界却变得无比空虚。受制于资本逻辑，现实生活中的精神贬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追求的单一化。资本作为社会的原则灌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使得一切行动都不再复杂———剩余价值是其唯一追求。由于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使得工人和资本家都各自有着自己的使命与追求。一无所有的工人所求的是如何维持正常的生命所需，杀人越货、偷盗抢劫等不法勾当是显然行不通的，就连自由地行乞最终也遭到了禁止，因此他们除了将自己的劳动力置放于市场上并当作商品之外别无他途。在这一不平等的交换机制中，人本应有的多样的兴趣爱好和不断发展自身的各种要求都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绞尽脑汁以实现劳动力商品的正常售卖，继而换回一些仅供其自己和家庭活命的低额工资。资本家虽然掌握着数量众多的资金和生产资料，却也在资本的牵引下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丰富性。唯利是图成了“满脑子都是生意经”的资本家的本性，利润是资本家所唯一追求和真正关心的。二是关系的冷漠化。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其社会性。在理想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本应互相关心和帮助，热情、和睦、友爱和互助等等应该是人与人交往的重要维度。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切都似是而非了，一切都走向了反面。在增殖获利这一唯一旨趣的牵引下，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无比简单———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长久的剥削中，人们疲于维持生计，而陷于冷漠的冰窖，互助互信、互爱互敬和互扶互持的人际关系立马蜕变。三是生产的畸形化。资本主义在造就巨大的物质堆积的时候，也暴露出这一生产模式的片面化和畸形化。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工人终身固定在“同一种简单操作”上，继而片面地培育工人的“片面技巧”和发展工人的“片面才能”。换言之，工人在这种生产中变成了“畸形物”，工人（还包括妇女和儿童）成了“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其智力也就被人为地“荒废”了。[4]资本家虽在生产中占据优势，却也难逃在这一生产中畸形发展的“命定”。在拥有众多物质的情景中，资本家丧失了辨识力，继而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对物的虔诚和膜拜，使其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生存的丰富意义。

　　三、技术拜物教批判与人的全面发展

　　就字面意思来说，拜物教就是一种人们将常见的具体存在物视为神灵一般来朝拜和供奉的原始宗教；就深层本质来说，拜物教实则是因人们视像颠倒而发生的一种对真实世界的误认。如此，技术拜物教便可看作人们对技术（有形的或无形的）的痴恋和依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技术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以致于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人们被装进了一个技术大网中，处处遭受技术的牵制。人们在技术面前丧失了自我，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认知不再清晰，对自我的处境也逐渐丧失判断力。

　　1. 技术的崇拜与痴狂

　　技术拜物教的生成，有其复杂的原由。一方面，将技术错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技术拜物教之所以产生的思想根源。在对技术的切身感知中，哈维认为：“技术和组织变革贯穿人类社会历史且无处不在，技术和组织变革有着各种原因并对各类活动产生影响。”[1]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也就愈大。技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生活水平、加快资本周转速度等方面的卓越表现使其貌似成了无所不能的存在，“整个资本主义对技术变革和经济发展都充满了迷恋”[1]。现今社会中，“有人将科技创新变成大的咨询公司来为改善管理出谋划策；制药公司发明出针对不存在的疾病的药物；计算机专家坚持发明只有少数人才懂得操控的自动化系统”[1]，这都是技术崇拜在社会蔓延开来的典型表现。当然，这种迷信是没有看到技术背后的真正决定因素，没有真正洞悉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另一方面，资本及其逻辑是技术拜物教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而言，资本是社会的核心和主宰，也就决定了一切社会存在都必须遵循资本的意旨。正是资本不断增殖自身的需要，新的厂房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技术等得到了普遍推广。在此境况之下，技术在资本演化路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若将这一“重要作用”加以无限夸大就会造就技术的神话。

　　2. 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之批判

　　当然，技术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功用不可磨灭。技术本无善恶之分，也不该受到批判。马克思缘何要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并对其展开了实质性的批判？通观《资本论》及其手稿，不难发现，马克思并未就技术批判技术，并未就机器批判机器，他的批判是有指向性的。简言之，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指向的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马克思提及“资本主义应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并准确地抓住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之处：仅“反对机器本身”，而并“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4]。早期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也暴露了他们将受苦受难的根源归咎于机器的错误认知。马克思通过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分析，呈显了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现实状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确证了工人受苦受难的根源，并找准了技术拜物教之所以产生的现实土壤———资本主义应用的直接后果。可以说，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实则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有力批判，而非仅如字面所示的对技术的批判。

　　3. 技术的善用与自由王国的达至

　　由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而使得广大工人和整个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必须要善用技术方能发挥技术的积极效用。只要对技术运用得当，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定会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技术的善用能直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使人迈入理想的自由王国。一是技术的普遍善用可以大大缩短工作日。在“必然王国”的彼岸，存在着一个“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的“自由王国”[43]。要达至这一理想国，“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4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技术的采用本是为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在迈向自由王国的途中，技术逐渐摆脱资本逻辑的宰制而真正发挥着改变世界的潜力。先进技术的采用，可以提升劳动效率，继而缩短工作时间，使得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自由发展。二是技术的善用可以增加物质积累。自由王国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奠基在庞大物质财富基础上的理想国度。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推动生产力的极大飞跃，人们在物质生产的高级阶段不断获得来自经济关系的自由和全面性，尔后在这一全新的生产力水平上真实而有效地解放自己。三是技术的善用可以大大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在通向自由王国的路途中，物质和精神是同步发展的，物质增值过程必然伴随着精神增值。随着技术的善用，人们可以抽出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陶冶自身高尚的情操和培育广泛的兴趣和才能。不仅使人的类特性得到彰显，还使人的社会性得到确证和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尊重和全面发展。当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有效利用，它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方面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时代里，我们应积极探寻善用技术的方式方法，为“自由王国”的达至添砖加瓦。虽然“自由王国”之途道阻且长，但未来可期。

　　对于技术及其应用的批判性分析是马克思留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始终承认：“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技术组合和变革的范围要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刻，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依然有效———所谓解放，就是要把生产力从社会和政治桎梏中释放出来，就是摆脱资本的支配以及日渐走向帝国主义和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这项任务是始终明确的。”[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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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23] 罗伯特·阿尔布瑞顿：《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李彬彬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页。
　　[24][25][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6、356-357、359页。
　　[27][31][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34、3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43][4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9、929页。

　　注释

　　1“技术批判”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以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芬伯格、斯蒂格勒和哈维等为代表的学者都围绕“技术”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们或是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为对象展开了批判性研究，或是围绕着技术与价值观、社会制度等话题展开了理性分析，或是从技术层面洞察社会的问题并找到人类解放的道路，或是在对技术决定论的分析中阐释技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讨论成果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技术的本质及其效应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