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理论症结及其破解

　　《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但是，不能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 《资本论》。纵观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完整理论历程，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结合，不但在 《德意志形态》中草创了唯物史观，而且用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创立了 《资本论》。从经济学层面看，《资本论》表现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一系列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哲学层面看， 《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研究中的应用，并通过这一具体应用，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而且强有力地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 《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必然理论环节，也是一部哲学着作。

　　一、《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及其症结

　　1. 经济学解读范式的表现： 经济学着作

　　国外研究者把 《资本论》主要解读为经济学着作，而不是哲学着作。这些研究者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其 《资本论》研究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西方经济学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开始对 《资本论》进行攻击与诋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冯·庞巴维克发表了 《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文，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并断言马克思的体系已经终结。20 世纪初，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来对抗劳动价值论。鲁道夫·希法亭发表 《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一书，对庞巴维克进行理论批判，扞卫劳动价值论。

　　其次，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遭受重创。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视马克思经济理论，开始重视从中找寻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良方，比如，里昂惕夫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等。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一个重要流派，对马克思大加赞赏。比如，琼·罗宾逊就不但声称要向马克思 “学习很多东西”[1]（ p. 2），而且认为 “现代学院派的教义经济学离开正统派而朝着马克思的方向移动”[1]（ p. 8）。面对世界经济大萧条，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积极探讨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格罗斯曼发表了 《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奥托·鲍威尔、波洛克、斯威齐和多布也从各自角度阐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再次，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背景下，马克思经济学说遭到攻击。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遭受重创，而马克思主义得到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论见解，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博卡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等。20 世纪 60年代后，面对发展中国家寻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道路的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巴兰出版了着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法国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埃及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和美国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等，都促进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最后，苏东剧变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共产主义已经终结”,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和过时的”[2]（ p. 204）。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苏东剧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恶果。萨缪尔森在 1992 年出版的 《经济学》第 14 版序言中将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并列称为早期经济学专业中的知识巨人[3]（ p. 508），并对马克思的这一称谓一直保持到 2014 年的第 19 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研究 《资本论》热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研究与反思，对剩余价值理论、利润下降规律等进行了重新探讨。

　　总之，西方经济学者对 《资本论》的态度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势头良好，他们就对 《资本论》进行贬低、打压甚至诋毁；当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者找不到医治创伤的良药时，就学习、夸奖甚至抬高 《资本论》。

　　然而，不管抬高还是贬低，西方经济学者都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 《资本论》的。在 《资本论》传入中国的一百多年里，国内的 《资本论》研究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首先，清末至民国时期，为 《资本论》初步译介与初步解读阶段。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思想被介绍到中国。蔡尔康、梁启超、准造着、赵必振、马君武、朱执信和刘师培等人先后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和翻译到中国来。五四时期，李大钊发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释义； 陈独秀发表 《马克思学说》，对 《资本论》作了介绍。郭大力和王亚南第一次把《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为国人全面掌握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

　　其次，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 《资本论》继续译介和有限解读阶段。1949 年以来，我国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创作史、研究对象、结构等角度对 《资本论》做了大量介绍、传播、注释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显着成就。郭大力、王亚南、孙冶方、许涤新、漆琪生、陶大镛、蒋学模、宋涛、徐禾、孟氧等经济学家为传播和研究 《资本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作有郭大力的 《关于马克思的 〈资本论〉》、王亚南的 《〈资本论〉研究》、孟氧的 《〈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等。虽然这一时期对 《资本论》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进入到实践层面，学者们开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 《资本论》中寻找经济发展规律，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鲜有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 《资本论》。1963 年吴传启出版的 《〈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一书是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专着。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为 《资本论》研究学理性回归与深度解读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不同版本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陆续出版，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真正步入高潮。各种研究着作层出不穷，或者依据 《资本论》三卷本结构，详细讨论了 《资本论》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现实意义； 或者专门讨论 《资本论》创作史、传播、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结构等。洪银兴等的 《〈资本论〉的现代解析》、陈征等的 《〈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白暴力等的 《马克思经济理论： 〈资本论〉读书笔记》等，在系统介绍《资本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运用 《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状况与态势，并且对 《资本论》轴心原理，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本周转理论、分配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所有制理论、地租理论等，结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一时期，更多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了 《资本论》。

　　他们已经突破一般探讨 《资本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局限，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从历史哲学的原则高度探究《资本论》哲学思想，主要代表有： 1987 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 1999 年张一兵的 《回到马克思》； 2013 年孙承叔的 《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等。虽然这一时期研究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逐渐增多，但与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比，研究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人数与研究成果均相对较少。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 《资本论》研究的大致概况。不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资本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价值转型等核心问题研究，都局限于经济学视角，很少从其他视角对 《资本论》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2. 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症结： 双重断裂论

　　实际上， 《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理论症结在于双重断裂论，即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在双重断裂论视域下， 《资本论》主要被解读为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 《资本论》所表现的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与马克思早期思想有着根本的内在界限。易言之，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 《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只是表现了 《资本论》经济学思想，却遮蔽了 《资本论》哲学思想，并因此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

　　即使西方经济学者主观上期待准确解读 《资本论》，但由于其形而上学立场，他们无法正确解读 《资本论》的核心内涵。在他们看来， 《资本论》是跟西方经济学着作一样的一部实证经济学着作。在旧唯物主义理论场域里，资本被解读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社会关系或社会权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革命的核心成果，而不论是庞巴维克、萨缪尔森，还是斯蒂德曼、霍奇森，他们都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转型问题不能成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全没有必要，应该抛弃。因为西方经济学一直都把人和物质财富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根本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弱点，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经济学始终强调经济现象背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 “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归 根 结 底 是 阶 级 和 阶 级 的 关系。”[4]（ p. 604）多布、米克、斯威齐、曼德尔、内格里和德赛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地支持并通过多种途径扞卫劳动价值论。但由于他们没有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其理论应战和扞卫缺乏应有的说服力。这就是割裂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恶果。

　　只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来理解 《资本论》，才能彻底证伪否定和诋毁劳动价值论的论调。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尝试从哲学角度解读 《资本论》，却陷入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以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 《手稿》） 为代表的早期着作与以 《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期着作之间关系的论争，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度评价《手稿》，大力肯定青年马克思 《手稿》的思想意义，认为 《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和巅峰，后来的 《资本论》等成熟期着作是马克思思想的倒退，代表人物有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德曼、马尔库塞等。这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用 《手稿》否定 《资本论》，制造 “两个马克思”的分裂。这种分裂，即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他们误读的马克思早期着作的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等核心观点。

　　为了抵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 “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观点。他的 《保卫马克思》《读 〈资本论〉》等着作，极力扞卫马克思 《资本论》等成熟时期着作，他认为： “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的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着作 《资本论》”[5]（ p.19）。但是，阿尔都塞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成熟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用 《资本论》否定 《手稿》。阿尔都塞认为： “在马克思的着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 ‘认识论断裂’”,“这种 ‘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 1845 年断裂前是 ‘意识形态’阶段，1845 年断裂后是 ‘科学’阶段”[6]（ pp.15 -16）。在这里出现的是青年时期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科学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划分，割裂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为制造了 《手稿》与 《资本论》的对立，其严重后果在于，“即使赋予 《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作为 《资本论》前史的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事实上也已被排除在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而 《资本论》则成为一个没有理论前提和理论准备的论着。”[7]（ p. 8）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资本论》的诞生必然有其理论前史，如果没有早期理论储备，马克思写不出 《资本论》。

　　双重断裂论不仅存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首先，就第一层断裂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学科设置上，哲学和经济学长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尽管解读 《资本论》的教科书都会声称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集大成，但却无法改变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被割裂的现实。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学科鲜明特色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其二，由于过细的学科划分，哲学学者与经济学者各自对本学科知识很熟悉，但经济学者缺乏哲学素养，哲学学者缺乏经济学素养，其结果就是在官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定为主流经济学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蚕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由于自身的理论局限，往往一败涂地，哲学学者由于不懂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只能空谈 《资本论》哲学思想而不接 “地气”; 经济学者由于缺乏哲学素养，无法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解读 《资本论》经济规律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无法洞穿深藏在经济现象与规律背后的历史哲学意涵。

　　其次，就第二层断裂来说，二者相互否定的理论倾向在国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改革开放初我国展开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既是对十年文革践踏人权的恶行的沉痛反思，是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回应，又受到国外人道主义思潮的强力影响。197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手稿》[8]（ pp. 35 -36），恰好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在这场大讨论中，部分学者把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人道主义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其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这一种观点对吸取文革沉痛教训，重新思考马克思人学思想有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即用以 《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否定以 《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马克思。

　　3. 经济学解读范式的后果： 多重过时论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理解 《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割裂了 《资本论》经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马克思关于 《资本论》是 “一个艺术的整体”①的深刻见解相去甚远。仅仅解读《资本论》经济学思想，而没有挖掘其背后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加上 《资本论》诞生于 100 多年前的史实，给《资本论》过时了的观点提供了可乘之机。

　　首先，《资本论》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打上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鲜明烙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过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从工业化时代步入高度信息化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向纵深推进。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社会结构、劳动者的福利与权利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经济理论只能反映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规律，已经不能适应 21 世纪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新变化，变得过时了。

　　其次，认为劳动价值论自身存在矛盾，要用效用价值论或均衡价格论等取而代之，从而达到否定 《资本论》的目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最根本的依据，而剩余价值学说又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利息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地租理论等的基础，因此，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 《资本论》，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奠基性地位与作用，容易遭致西方学者的诘难。庞巴维克认为， 《资本论》劳动价值论自相矛盾，要用边际效用论来替代劳动价值论。马歇尔企图用折中主义的均衡价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概念纯粹是多余的，斯蒂德曼也同样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建立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