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伴随着西方在华传教活动的展开，西方医学科学也引进到中国，并由沿海逐渐向内陆深入。从早期医院创建到公共卫生事业的启蒙与发展，为中国百姓去除了病痛，传递了“福音”；同时也促进了西医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培养了大批本土化西医人才，对近代中国医学事业的奠基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已经发表的文献多侧重在沿海地区的医学发展，而内陆地区的教会医疗发展还少见全面的报道。本文拟以近代豫北加拿大基督教传教使团的个案为例，探讨中国内陆地区教会医疗的创建与发展，并以科学社会史的视角勾勒出在此过程中传教士们处理“医学”与“传教”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原因。
一、“宗教福音”指导下的豫北教会医疗活动
整个19世纪，“借医传道”被认为是传播基督福音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欧美基督教会在华传教的主要经验，“医疗犹如楔子，能帮助打开许多不友好家庭的大门。”虽然这种传教方式起初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但在“宗教福音”单纯功利性理念的指导下，在实际操作和最终效果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1. 借医传道是基督教吸引教众的有效手段
借医传道在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据《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曾多次通过治愈血漏妇人、聋哑人、瞎子、瘫子等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追随。因此，自基督教诞生之初，医疗和传教的关系就非常密切，起到了扩大教众的作用。在早期豫北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借医传道也是加拿大基督教会最有效的传教手段。加拿大基督教会对华传教起步较晚。1888年，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借河南严重洪灾之机，派遣以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为首的7名传教士（史称“河南七贤”）进入豫北施赈传教。当时的豫北是个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的乡村地区，传染病、牙龈肿胀、感染和肿瘤等疾病流行，被戏称为“全世界的伤口”。1888年到达中国后不久，七贤之二的史美德（James Frazer Smith）和罗维灵（WilliamMcClure）乘坐骡车在乡间四处走访，找寻病人和可能的皈依者。他们走访时携带的医药箱里常备物品有“袖珍器械包，少量的药品和三双拔牙用的钳子”。所到之处，常常聚集起数百好奇之人。当时常见的疾病有败血症、痢疾、伤寒、天花、肺炎、疟疾、瘟疫、疥疮、“瘭疽”、脓肿、牙痛、肿瘤和由白内障和沙眼引起的失明，迫切需要医治，而且十之六七需要正规的西医医疗与手术。
史美德一直期望加拿大人能在当地修建一所医院，让“所有遭受痛苦的病人都可以在那里得到治疗”。1894年，当他自己也患上斑疹伤寒和肺炎时，这一梦想就变得更为强烈。他在回忆中写道，“我患病并出现神志错乱，最使我焦虑的就是脑海里常出现的画面：大量的中国人 排着似乎看不到尽头的长队站在我面前，到处是痛苦面孔，成千上万，他们饱受各种疾病与腐烂伤口的折磨，大声地哀求着希望解除身上的疼痛和折磨 在病床上我翻来覆去，反复地高声叫喊，‘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需要病房！我需要病房！把医院建起来！’”说明了当时教会医生最普遍的想法：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医疗设施和“恰当的”医院治疗。
这种医疗传教的方式，最开始确实为“传道”打开了局面。宋家珩在总结卫辉百姓信教原因时发现，借医传教是基督教在卫辉得以传播开来的最重要原因。1892年6月，豫北差会举行首次洗礼，吸收周老常父子入教。在豫北皈依基督教的第一批教徒中，大部分都是本人或家庭成员、亲友被教会医院或诊所治愈了疾病以后，或表示感谢，或相信上帝的拯救，或为了治病的方便而自愿入教的。
周老常就是史美德治愈的盲人。还有个例子，斌英学校校长王求贤一家住在内黄县南伏恩村，其母亲有病，但因家穷无钱医治，在楚旺的加拿大传教医生罗维灵步行几十里给她免费治病。病好之后，王求贤全家皈依基督教。又如，1908年家住安阳县土楼村的张颜臣一家，因父患胃病，用尽积蓄治疗而不见好转，以致在大正集所开的饭铺和旅店不能继续营业，不得已而转安阳教会医院医治，经过传教士半年的治疗终得病愈。为表达对“主”的感激，张颜臣率全家加入了基督教，张本人后来又担任了安阳基督教会长老。由此可知，这种借医传道的方式，为基督教在豫北早期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宗教福音”医疗理念限制了豫北教会医疗的水平
“福音”是基督教用语，指的是耶稣的话及其门徒传布的教义。“宗教福音”，是指基督教在传播的初期通过布道的方式直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因此，在“宗教福音”时期，医疗传教的目的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差会中以古约翰为代表的福音传教士占据主导地位，有限的教会医疗只是传教的一种方式，是为传播福音服务的，而传经布道才是使团的首要任务。在豫的传教士玛格丽特·布朗（Margaret Brown）曾清楚地表明河南的医疗工作有两个目的：“其一，将人们带入教堂聆听上帝福音。其二，用实际行动真正显示出基督之爱。”两者中，“第一点最为重要”。据古约翰的夫人罗莎琳德（JonathanRosalind Goforth）所言，在华的 40 年中，古约翰始终致力于传经布道，“[ 目的 ] 是使大家在使团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中把传教放在首位，[他还主张]教会的任何工作，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其他，只有服务一个伟大的目标---以耶稣基督之名传播上帝福音——才是正当的行为。”
（1）行医是建立教会据点的有效手段
传教士的行医主要是为了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在豫北早期的乡间传教过程中，传教士的活动与其说是传教，不如说是行医。因为在当地百姓看来，他们宣传的基督教义，不敬祖宗，不拜父母，简直是大逆不道，从心理上产生一种排斥的倾向。有鉴于此，传教士们只能通过为穷人治病来接近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以期能在此地立足，建立一个稳固的传教据点。到1890年，通过罗维灵的努力，终于在内黄县楚旺镇南街租得一处住所，开办了福音堂，下设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和眼科，备有从国外购进的高压消毒器、注射器、不锈钢针头等手术器械以及磺氨粉、阿斯匹林、奎宁等药品，医院由罗维灵主持，诊治一些常见病，也做一些手术，包括切除白内障等较复杂的眼科手术。1896年男科诊所迁往安阳，成为铸钟街教会医院。1901年义和团运动后，长老会向豫北教区派出大批牧师、医生、护士和其他辅助人员，利用中国的赔款，开辟了卫辉、怀庆（今沁阳县）、道口（今滑县）、修武（今修武县）等传教点，成立了彰德、卫辉、怀庆三个传教总站，并建立了附属的教会医院和学校。1902年，加拿大的传教使团就成为河南最大的外国使团。1904年，北京到汉口的铁路通车，途径卫辉和安阳，使得这两个地方同外界的交通变得更为快捷。教会医疗也从下乡巡诊、教堂诊所过渡到开办教会医院的阶段。然而，在“宗教福音”理念的指导下，教会医院的医疗完全服务于传教，只是将医疗作为传教的工具和手段，而将医院作为传教布道的场所。
（2）传教的首要目的决定了旧式医院的医疗条件
宗教福音时期，教会的“医疗”是为传教服务的，因此，豫北早期的教会医院的医疗条件都很差。那时的旧式医院，照明和取暖很差，连最起码的防蝇防虫措施都没有，更不要说完备的医疗设施和护理体系了。有记录显示：“安阳的旧式女子医院同豫北其他旧式医院一样，也有一座小教堂，一个诊室和一间手术室。住院病人都住在狭小的平房里，这些平房门对门，围建在一个院子四周。‘普通’病号睡在炕上（炕面由砖砌就），垫上稻草，再铺上自带的被褥。‘卧床病人’睡在由医院准备的病床上，被褥、棉被和枕头也由医院提供。一间平房被用做厨房，使团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一些简易炉灶供他们做饭，煤和食物则由病人自己负担。冬季到来，病人会在病房里烧火做饭，额外还能取暖。
但这给医生带来问题，他们担心病人睡着时并未关闭煤炉，从而导致煤气中毒---解决的方法是，在纸窗上戳些窟窿来保持通风。”1923 年以前，卫辉的状况大抵也是如此。在旧式医院里，病人们自带被褥排成一溜地挤在一起，躺在狭小、黑暗、脏乱病房里的砖炕上，睡在砖铺的地板上，或者是睡在露天的院子里。手术之后，病人要继续穿原来的脏衣服，用原来的脏被褥。对于这种情况，斯特拉瑟斯医生（Dr. R. Gordon. Struthers，中文名杜儒文）曾说笑道，“或许最好的办法是装作没看到，从而保持对方的体面，用薄纱盖住被褥和衣服，也好掩盖住里面的小昆虫。”
早期河南教会医疗条件是在同时期在华教会医院中最差的。根据中华博医会1920年2月在北京发布的一份题为“在华教会医院之科学效率调查”的报告，河南医院的等级排名为倒数第一。该报告汇总了国内13个省192所教会医院的情况，调查发现河南医院在包括医院建筑、门诊药房、医院病房、建筑用材、通风设备、医院空间、病人家属住房、饮食、厨房、供水系统、洗浴条件、洗衣房、卫生系统、实验室、专业化设施、科学的护理安排等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1）河南医院的建筑物大都是那些“纯中国式”或“改造过的中国式”的，而不是多层次的“外国式”；（2）一些门诊设施极其简陋，没有方便且定期清洗的地板、墙壁、家具，连实验设施或者检查眼睛所用的暗房都没有；（3）医院里每位外国医生或经外国医生培训过的医生拥有的病床数目最低：全国平均43，河南只有31；（4）医院用的建筑材料很差——尤其是在病房和手术室里，（墙体）连圆角都没有；（5）医院的通风设备很不好，河南是全国仅有的两个继续用纸窗（不是玻璃窗）的省份之一。关于通风问题持反对意见的报告大部分来自河南，病人的呼吸空间也不大；（6）医院没有为病人提供避免传染病和昆虫叮咬的保护设施，也没有屏风和帐子保护病人免遭苍蝇和蚊子传播的疾病；（7）医院准许病人带他们的朋友进病房和他们一起住；（8）医院的病人不遵守医生的叮嘱控制饮食；（9）医院没有自来水，病人住了院没办法洗浴；（10）医院缺乏（几乎没有）洗衣住宿的条件；（11）医院没有排水系统，用的是“中国旧式的厕所”（又称“茅房”），而不是化粪池。坑厕每天清空一次；（12）医院没有用来研究或培养细菌的设备，有一些实验设施，也经常被闲置着；（13）河南报告说没有X光设备；（14）河南的医院不参与研究工作，不是根据病理学检验结果进行治疗，也不进行尸体解剖检验。上述问题足以反映出当时河南的医院与全国其他地区同等级别教会医院之间的差距，而且离当时的新型医院的标准更是相差甚远。
这样的医疗条件，明显不符合科学医疗的观点。这种状况与其说与当时教会用于医疗活动的经费有关，倒不如说“宗教福音”观点在其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客观上，豫北旧式教会医院的条件既损害了豫北加拿大传教使团的声誉和形象，也直接妨碍着其传教的目标和效率，到了必须改变的紧迫局面。据统计，医疗传道的方式所发展的教徒实在少得可怜。1900年，整个豫北差会之彰德、楚旺、新镇3个传教站共发展教徒82人，1910年彰德、卫辉、怀庆等5个传教站共吸收教徒2729人，1920年共3324人。每个总站所发展的教徒平均不过 1100 人，彰德 7 县平均每县区区不过 158 人。因此，加拿大传教士采用旧式的“布道传教”和“借医传道”的方式所取得的传教效果并不非常明显。
二、“社会福音”指导下的豫北教会医疗活动
“社会福音”一词源于20世纪初，它主张福音既有个人意义也有社会意义，而神职人员身为耶稣的使徒则应该努力解决社会问题，使耶稣的原则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得以贯彻。在美国“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下，豫北的大部分加拿大传教士都接受了社会福音思想，长老会华北使团也开始重新设定医学传教的目标。他们认为在当时豫北的现实背景下，关心民众现实生活疾苦要比挽救其灵魂更加重要，能切实解决民众疾病痛苦的医疗活动逐渐成为教会工作的重要内容。在“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下，医疗不再仅是传教的手段，而成为传教的目标，通过治病医人，更现实地体现耶稣的实实在在的福音，同时教会的医疗行为也与耶稣行医传道的行为相契合。因此，教会医院的规模、条件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医疗理念和实践也越来越科学。
1. 新式教会医院的建立
医院是基督教的代表，如果医院达不到高水平，将会使人们产生一种不利于基督教的情绪。1920年在中国医博会的综合报告中对河南教会医院的一系列负面报告，促使华北使团下决心改变河南的医疗状况。经过反复论证，制订了建立第二类医院的宏伟计划。在建立第二类医院的计划中，华北使团设计建造了当时豫北地区规模最大、最新式、最现代的医院——卫辉惠民医院。新医院设计有大小楼房10座，平房200间，占地近百亩。由门诊部和住院部两个部门组成。
门诊部于1920年启用，包括四个宿舍，男女各两个，一共可以容纳250个病人住宿，可供承受轻微神经不安的病人、从严重疾病中恢复的病人以及病人的朋友和亲属住宿。一个咨询室，一个手术更衣室，一个眼鼻喉室和一个配药室；以及两个分别供男女使用的小教堂。还设有清洁卫生的食堂，所有食品都是在医护人员的监管下制作的。1921年，放射线科增置一台带有小型发电机的英制100毫安X光机，学科专业齐全，化验室可以作四大常规及康华氏试验（梅毒血清反应）。1923年12月8日竣工启用的住院部主楼有4 间大而明亮、通风条件很好的公共病房，每间病房都有 16 个床位。地下室还有外加的 2 个大的公共病房，另外医院还设了单人病房和双人病房，可接收26名病患者，总共达130个床位。病人进入病房之前可以洗澡，还可以有干净的衣服和床单，有“饮食厨房”、X光室和手术室、外科更衣室、灭菌室、洗澡间、一间候诊室和一条供所有病人使用的走廊。这种现代化设施将提供电和流动水。以上举措，使惠民医院成为当时豫北地区最负盛名的医院。
除了卫辉惠民医院，安阳广生医院、怀庆恩赐医院都是当时长老会所建的三所教会总站医院，也是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好、技术最先进、管理最规范的医院。教会医疗工作的开展，为缺医少药的豫北百姓减轻了疾病的痛苦，传播了实实在在的“福音”。
2. 医疗理念和实践的科学化
新式教会医院的建立促进了教会医疗理念的转变，使其越来越科学化。到了1920年，加拿大长老会明确表示，“已经没有必要再沿用以前的旧方法，那些旧方法违背了卫生健康与科学护理的理念，也不符合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而且也没有“必要”继续允许病人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安慰，把自己亲朋带来一起住院。由此可见，加拿大长老会已经在思想上接受了科学的医疗思想。在医疗人员方面，大量招募包括罗维灵的儿子罗伯特·麦克卢尔（Robert McClure，中文名罗光普，或罗明远）和孟恩赐的长女琼·孟西斯（Jean Menzies）在内的新一代传教医生、护士来河南工作。同时，在医疗实践中也培养了大批本土的医护人才，如安阳广生医院最早招收的中国学徒贺子宾、吴作福、董昭才、霍启信和张汉卿离开广生医院后，先后在安阳开办诊所，并招收学徒。整个安阳城的西医诊所都是由这些人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创办的。而卫辉和沁阳的大批西医诊所开办者也都曾经在惠民医院或恩赐医院学习工作过，这些人成为了近代豫北西医学界的医疗骨干力量。而豫北的护理人才，几乎都出自这三所教会医院的护士培训学校。教会医院的新式医疗理念和实践，对近代豫北医疗事业的奠基和发展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三、“传道”与“医疗”关系嬗变的社会及文化因素分析
自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以来，医疗传道一直是来华的医学传教士的本旨。教会的资金很多都用于教育和医疗等方面。据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统计，1897年1000名在华新教传教士中，约有100多人全部时间从事医疗工作，另有100人专职做教育工作。到1911年，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有一半以上都不从事直接布道。由此可知，从传教士在整个中国的活动情况来看，通过直接布道的方式扩大教众越来越不普遍，而通过医疗、教育方式宣扬基督精神则越来越普遍。医学传教，是在传授知识、出版书刊、治病救人的同时，取得受众信任，再进行传教。20世纪20年代，在卫辉医院的每一位新病人都会收到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本院建立的宗旨是通过医疗使众生仰奉基督——世上最伟大的医生与救星！”这样一张宗旨卡不仅是医院借医传教的广告名片，也标志着来华加拿大传教士传教方式和重点的根本转变。
1. 豫北地理位置决定了民众思想的保守性
豫北地区的地理位置相对比较闭塞。据宋家珩描述：“甚至在铁路和通讯设施发展起来之后，豫北仍旧是一个农业性质的内陆地区，在相当程度上与沿海港口和长江盆地上的中心城市以及华北其他地区缺少联系。”由此不难理解，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加上地理位置的闭塞，受儒家文化浸染几千年的豫北大众对于西方的基督教的抵触情绪非常强。从豫北的彰德、卫辉、怀庆3个总站来看，到1920年，每个总站所发展的教徒平均不过1100人，就可看出基督教在豫北传教的困难程度。
2. 豫北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了“宗教福音”的困境
近代豫北，由于不时遭受水涝、旱灾、蝗荒、虫疫、风雹雪霜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再加战乱与盗匪横行，豫北的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封闭、落后、贫穷、战乱”是近代河南历史状况的高度概括。再加上豫北地区封建势力统治严密，以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比较强固，革命思想传入较晚，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受到的盘剥不断加重。豫北民众“素日受满廷大吏压制，各县虎狼官吏之敲剥，较他省为尤甚”。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拿大传教士采用直接传道或借医传道方式所取得的效果不会太理想，这样就促使其改变旧式的直接传道和借医传道的方式，而积极参与豫北医疗体系的建设，将基督教的精神传播到大众中去。
正如安德鲁·汤姆森（Andrew Thomson）牧师1906年带着传经布道的想法来到河南，但在20世纪20年代却积极支持惠民医院道口分院的建设。他对自己的矛盾行为是这样解释的：“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仅仅满足于传教工作而要去承担起开办医院这样的责任和负担呢？我很愿意把我的一生用于经义的宣讲，但是，如果不去救治教堂里那些患病的民众，你对耶稣子民的经文宣讲又能进行多久呢？”看来，豫北的医学传教士是在用更实际、更适合当时豫北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需要的方式献身基督，他们将救死扶伤——解救陷于贫困、疾病、灾害与危难之中的民众看作是比直接宣教更有效的“传播福音”方式。
3. 社会福音运动加速了“传道”与“医疗”地位的嬗变
美国社会福音运动影响到加拿大传教士，从而改变了加拿大基督教传教使团的传教策略。正如高曦所言，“决定传教医师以传播福音为主（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 Evangelist），还是以医疗诊治为先（TheMedical Missionary as physician）并不完全取决于传教团或传教医师本身，传教医师究竟以哪种角色出现，必须以适应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为前提。”尽管老一代传教士非常看重宣教，但新一代传教士却对直接传教使人皈依不感兴趣，他们满怀激情，以旺盛的精力和对医疗护理事业的热爱与追求，逐渐淡化了传教的功能，全身心投入医疗护理工作中，将传播基督教的激情转化成提高自己的独立性、专业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具体目标。由此可知，加拿大基督教传教使团受到美国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从加拿大传教士们所进行的医疗活动来看，为抵消日益增长的医疗成本，不得不取消福音传播的成本。1923-1933 年这 10 年间，华北使团总共流失了 11 位传教士，其中 10 人是福音工作人员，但同时期医疗和护士培训计划却始终在向前推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华北使团成了传播福音少而医疗多的一个机构。有资料报告，在河南每百万人口中平均有教会医院病床 27 张，医生人数平均为 0.7 人，而加拿大长老会为50张，医生平均人数在1人以上。均位居各较大差会医院病床平均数的榜首。
不难看出，加拿大教会从实际行动上完成了“传道”与“医疗”地位的转换。近代以来，豫北加拿大传教使团“传教”与“医疗”地位的转换，是在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完成的。表面上，1920年中国医博会关于中国教会医院的综合报道中对河南的差评，直接刺激了加拿大传教使团加大现代医院的建设，以及现代医疗思想在传教使团中的普及；但本质上却是，首先近代豫北地区交通闭塞、民众思想保守，对直接布道传教或借医传教的直接方式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次，近代以来豫北地区自然灾害与战争带来的破坏性结果以及严重缺医少药的现实，深深地触动了加拿大传教士治病救人的博爱情怀；最后，在美国社会福音运动的推动下，社会福音的思想得到大部分加拿大传教士的赞同，促使传教医生与护士把主要的精力转向救治伤员、病人和难民身上，从而加速了华北使团将首要任务从“传教”转向“医疗”。
［参 考 文 献］
[1] Grypma, S., Healing Henan: Canadian Nurses at the North China Mission (1888-1947)[M], Vancouver: The University of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8.
[2] Gandier, A., Happy Fellowship in Troubled Times[M]. Honan Messenger 13, 6, UCCVUA 83.058C, box 57, file 16, series 3.
[3]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4]宋家珩、董林夫：中国与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历史回顾[M]，济南：齐鲁书社，1993，88。
[5]李颜伟：美国“社会福音运动”探析[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1）：91-96。
[6]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7。
[7]柴德赓、荣孟源等编，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七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52。
[8]高曦：传教和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4）：39-46。
[9]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编：中华归主（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