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之渊源和生态文明曲折发展

　　文学是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化体现；生态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对工业化社会中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担忧。16世纪以来的工业模式对大自然的肆意开发利用为现代人类生活带来各种隐患，危及人类生活。急功近利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所追求的经济效益最终导致片面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根源

　　在生产力落后，人类认识能力有限之时，人对自然充满敬畏，形成了神学自然观。在阿卡狄亚式的自然观中人类将自然视为需要尊重的伙伴，以“生命中心”论为主导。然而在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人类开始“觉醒”，以人为本的观念渐入人心；科学技术的进步，思想的变革使人渐渐争取对自然的支配权；神学自然观理所当然被科学自然观所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从此兴盛。

　　人类在获得先进技术的同时，自信心高涨，立刻宣告与自然的决裂，自封为主宰者。笛卡儿、牛顿机械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分离、对立的关系。达尔文进化论进一步粉碎了《圣经》故事中的上帝造人说，神学自然观岌岌可危。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继而被衍生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强调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论和对犹太人的屠杀都变得道貌岸然。总之，机械唯物论使得人不再是囿于神学自然观的被动的存在，而是摇身变成可以征服自然，战天斗地的主宰者；自然即刻转变成了人类理所当然的奴役对象；人类甚至能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度应用到极致，并极具煽动性，这可谓人性可悲之处。启蒙思想的高潮是各国人权宣言的颁布，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在强调人权与自由的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

　　“人类中心”主义与二元论、征服和统治自然观、欲望动力观、发展至上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观念紧密相连。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面临来自自然资源体系和生态系统的严峻挑战。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帝国中人与自然形成二元对立，阿卡狄亚（乌托邦）灰飞烟灭；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为弱肉强食的嗜血掠夺找到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对于人类急功近利地发展工业经济做出了前瞻性和一针见血的批判：“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者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二、生态文学之渊源

　　生态文学在此背景下便应运而生，生态文学批评也随之快速发展。生态文学是人类减缓与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求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反映，是作家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中的必然表现。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评论：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生态文学伦理观强调：人类要对一切生命存在敬畏之心，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人类要关照地球共同体的命运，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达到二者的良性循环。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生态思想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可见，生态文学的社会发展观是良性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文学对榨取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森林，煤炭，石油等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平衡的自然改造工程（开垦森林，南水北调工程等）、违反自然规律与自然进程的科学技术（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严重污染自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核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等诸多思想、文化、社会现象提出严厉批判。就此，生态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伦理，价值体系骐骥“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之绿色资本与生态文明之有序转换。生态文学家将生态尺度引入比较文学研究,构建跨文明生态文学诗学体系。文学家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推动着生态文学兴起、发展并走向繁荣。

　　西方近代生态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其生态批评也大致始于此时。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家鲁克尔特首度提出“生态批评”这一术语，1989年，彻丽儿·格罗特费尔蒂在美国西部文学学会会议上重新提出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随后，生态批评逐渐在文学批评领域蓬勃发展。进入新千年后，生态批评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而发展势头迅猛。生态批评作为学术术语在2002年才被引进中国，但很快就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西方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发展先于我国，但思想与行动并非必然一致。在人类发展史上，原始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敬畏和被动服从。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整体上基本保持和谐。工业文明使得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极大提高；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改变。20世纪70年代在生态思想发展之时，西方各国政府蒙蔽人民，本着“先污染后治理”的政策以实现当前利益最大化，结果发现此路不通，环境恶化。自然资源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恶果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思迅速升温之时，世界各国的优秀生态文学作品不断涌现。

　　1962年，美国学者R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引起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当代环境运动伦理之父利奥波德在其著作《大地伦理》中提出对生态思想影响深远的大地伦理概念；其伦理把道德权延伸到动物，植物，土地，水域，和其他自然界的实物，确认它们在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这与印第安人的“神圣生命圈”概念可谓是异曲同工。华兹华斯的自然诗中对自然顶礼膜拜，梭罗的《瓦尔登湖》也体现了作者回归自然的夙愿。俄罗斯生态文学家更是视大自然为神圣的存在。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大自然的日历》，《鸟儿不惊的地方》等杰作被称为“大自然的弥撒”。俄罗斯文学家更是肩负使命感地呼吁生态平衡，阻止了一项国家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因为他们坚信这会影响生态平衡。1972年，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90年代以后，《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这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又有多少国家真诚地愿意放弃唾手可及的物质利益，响应生态文明的呼唤?

　　三、生态文明之曲折坎坷

　　即使是在21世纪的超级大国———美国，这个号称自由，平等的国度，生态文明之路也是举步维艰。甚至是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任期1993-2001）的呼吁呐喊下，最终依然收效甚微。200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戈尔与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得票不相上下。但在竞选角逐中，戈尔的环保思想和生态理念恰恰成就了布什的总统梦，因为戈尔的生态理念与他会带来的维护生态平衡的举措必将违背美国大经济团体的利益。在戈尔通过美国总统竞选实现个人环保梦想的计划遭遇失败后。他并未停止为环保事业的奔走。

　　他曾赴南极考察臭氧空洞问题，赴巴西实地了解和研究砍伐森林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呼吁发达国家为环保作贡献，希望同中国合作开发能源。他著有《平衡的地球：生态和人类精神》一书并于2007年7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戈尔的著作《不可忽视的真相》以及其视频都真实而残酷地告诉人类一个真相：我们正在遭遇来自于自然的无情反击。各项科学数据以及自然现象(例如全球变暖，频繁海啸，洪涝灾害，地震，极端气候)都证实了这一点。

　　改造自然、战胜自然这些往昔家喻户晓的口号，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此时显得尤为荒谬。而资本主义大国曾为掩饰生态危机而对科学家的残害与压制，对科学数据的隐瞒最终还是无法蒙蔽人类，掩盖事实真相。为了唤起全世界人民对生态危机的警觉，采取行动改变这一切，戈尔毅然走遍世界各国，演讲上千场次。但正如各国政府明知吸烟的危害，却未明令禁止烟草业的发展。面对眼前的经济利益的驱使，过去的兴盛的煤炭产业，现在辉煌的石油巨头，蓬勃发展的汽车产业又怎会轻易与生态主义思想妥协?除去近几年具有警示作用的自然灾害，人为的海底石油泄漏，加拿大北部的沙石提炼石油，日本的核泄漏都证明了人类的张狂，愚昧正在将我们引向“文明”的深渊。但正是生态危机的蔓延使得生态文学不断发展。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恰恰是生态文学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巨大推动力。

　　生态文学批评家唐纳德·奥斯特提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晰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爱德华·艾比把为发展而发展的国家民族看成“癌细胞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他说：“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或减缓技术统治的强化，阻止或减缓为发展而发展，阻止或减缓癌细胞意识形态的扩散。”

　　显然，要根除生态危机的关键便是彻底的文化清理，摒弃一贯的主导价值观，从掠夺征服型向和谐共处的生态型社会转型。所以，评判生态文学的关键并非有直接描写自然的文字，而是要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这样的作品才堪称生态文学作品。

　　21世纪为构建生态型社会而提倡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但这些倡导的付诸实践依然要靠世界人民的推动。经过论证，显而易见的是生态失衡本质上是人性失衡的表现。故此，要改变生态危机必须首先从改变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做起。生态文学应致力于先拯救人的失衡的灵魂,进而拯救衰败的自然。通过重塑人的生态观、价值观，采取一种新的合乎生态规律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得整个生态系统重新成为一个生命充盈的整体，真正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蓝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02.
　　［2］［美］唐纳德·奥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刷馆,1999：19.
　　［3］王诺.唯发展主义批判［J］.读书，2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