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芒福德和盖伦技术哲学思想的对比

　　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是美国 20 世纪着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研究别具一格，其技术哲学思想重在强调人性在技术发展中的地位，对他的研究既可丰富关于人性的理解，又可拓展对人性与技术关系的把握。阿诺德·盖伦( Arnold Gehlen) 是德国 20 世纪着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强调人是社会文化体制的产物，起强大的决定作用的乃是思想的力量而非脆弱的生物本能，人的生存状态更多地是有赖并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手段。作为同时代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对于技术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及今后技术发展的方向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本文以《技术与文明》和《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为主要依据，从技术的起源、技术与人的关系和人的技术归宿三个方面对两位学者的思想进行梳理，旨在通过对两位学者思想的比较来探求他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和路径，进而有助于对当今工业文明的重大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一 技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比较

　　早期的石器物品很容易表明劳动工具和武器主导了人类的技术装备，但芒福德认为，它们只是构成了生命技术之装配的一小部分。生存斗争尽管有时候很艰苦，但却没有耗尽人类早期的所有能量与活力，也没有消除赋予生活以秩序和意义的更高需求。

　　技术并不直接是我们的器官的投射，它是心理现象的间接表达，是某些“生命形式”的表现，这些表现首先是以象征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最初的技术必然是一些人体工艺、一些文身、某些仪式的舞蹈、以象征或表达宇宙内部秩序的某种意志。芒福德认为: “技术文明代表了种种思想、习惯、生活模式的汇聚体，当然也包括技术器械。”而技术器械的目的还是为了人类的生活。因而，最原始的技术是以生活为中心的，仪式、舞蹈、唱歌、绘画、雕刻以及最重要的语言都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涵盖劳动但不仅限于劳动。

　　盖伦认为，“技术和人类自身是同样古老，因为在我们研究化石遗迹时，只有当我们遇到使用过制造工具的痕迹时，才能肯定我们是在研究人类。的确，燧石磨出的最粗糙的棱角，也同样体现了今天的原子能所赋予的那种双重性: 它既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致命的武器。”“改造原来在自然界中的事物，其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和人类与自己同胞的斗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人体的自然感官装备得很差，无法进行有效防御，从而技术是必要的，所以盖伦对技术起源的解释是建立在人类机体有缺陷，缺少必要的固定本能和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所必须的其他自然本能这个前提之上的。人类改造自然，其目的是能够在生存斗争中存活下来，无意识的生存愿望支配着武器创造，即技术起源于人类的生存斗争，起源于武器。但是盖伦进一步认为技术的起源是复杂的，技术( 武器) 的必要性反映的却是隐藏着的技术根源的更深层次因素，“在技术发展的背后运转着的则是无意识的冲动。人必须努力地去扩大他驾驭自然的力量，因为这就是他生存的规律。”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芒福德认为技术起源于生活，盖伦认为技术起源于人类的生存斗争，接下来我们要研究他们各自的根据。

　　芒福德认为仅仅从劳动或者防御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技术，那么人类和其他物种相比那可能就要被责骂为毫无希望的笨蛋了。人类所制造的石器与其他动物所造的巢穴、凉亭、水坝、蜂巢和具有大城市特点的蚁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与动物相比，人类的工具制造能力简直不值一提，可以说人类的技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人类在早期并没有工具和技术的概念，他们有的是对世界的好奇与恐惧，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这种强大的感性力量远远超过了动物世界中简单的生存需要。人类将内心强烈的感情转化为文化形式，这些活动并非基于逻辑思维而是基于情感，正是基于人类情感的统一性，人类可以驱动整个身体来适应环境。人的身体没有用于任何特定的单一活动，身体是可变的、可塑的，由于大脑和情感的支配，人类可以有效地利用更多的外在环境和同样丰富的内在心里资源。如果我们提炼一下芒福德的观点就可以得出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 人类内心对世界和生活的强烈情感和感知是制造工具和形成理性思维的最深刻的动力之一。

　　盖伦根据比较胚胎学的证据指出，人类的妊娠期太短，无法使人类的胎儿在诞生时就达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物种的胎儿那种水平，并且人的感官仪器装备得那么差自然而然无力进行防御。在体质上又是处于彻头彻尾的胚胎状态，仅拥有不充分的本能，根据这种考虑，所以人类就是一种其生存必须有赖于行动的动物。更具体来说，“人生来就是一种要 行 动 的、要 改 变 外 在 世 界 生 存 环 境 的 动物”，而这种行动就包括去制造工具创造技术。

　　并且盖伦认为那些反复出现、自动发生和引人注目的过程对人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反映了环境稳定的要求并为缺乏的本能提供了替代物。同样，梳理盖伦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 在生存斗争的压力下，人类有意无意地去运用自己的理性改造自然; 装备自身，对生存的渴望和弥补自身缺陷成为技术起源的原因。

　　纵观两位学者的思想路线，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两者的相似处和不同点: 他们在人类身体机能和工具制造能力上都承认人类的先天不足。但是在技术产生的动力上二者思想迥异，芒福德认为产生技术的动力是人类对世界对生活与生俱来的情感，而盖伦则认为是生存的压力需要人类动用潜在的意识和智慧。

　　二 人与技术关系的研究比较

　　首先，通过对芒福德的技术发展历程的分析来呈现不同发展阶段人与技术的具体关系。基于能源和使用的典型材料，芒福德将技术文明划分为三个连续但又相互渗透重叠的阶段: 始生代技术、古生代技术、新生代技术。

　　( 一) 始生代技术时期
　　始生代技术是一个“水能 － 木材”的技术体系，该时期的生产技术和工艺的确节省了人力，减轻了体力劳动的量和强度，而且“始生代技术时期的能源并没有以黑烟的形式排走，生产出的产品也没有被当做破烂很快地扔进垃圾堆”。“整个始生代技术文明的目标也绝非仅仅是攫取更多的能量，而是使生命之花更加灿烂: 色彩、香气、影像、音乐、思想得到了大胆尝试，人的各种感知能力被大大拓展。”

　　芒福德认为此时的技术是一种多元技术，这种技术以生活发展为方向，以满足生活各种需求和渴望为目的，而不是以工作、权力为中心。多元技术使人类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机体得以加强和维护，周围的环境也变得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此时的技术没有统一的标准和体系，也没有受到权力的控制和束缚。当时人们虽然工作辛苦但是很快乐，他们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人们内在的好奇心、探险的欲望得到释放。此时的技术与人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技术有利于人的生活和本性。

　　( 二) 古生代技术时期
　　到了 18 世纪中叶，人类进入古生代技术时期，这个“煤炭 － 钢铁”技术体系发展出了新的技术文明，“煤与铁统治了古生代技术时期。”

　　该时期手工业者已沦为机器的竞争者，工厂主总试图培训人类放弃自身的个性和习惯服从自动化体系的持久不变的规律性。芒福德明确指出“工厂体系的第一个要求是阉割能力。第二个是依靠饥饿来维持纪律。第三个是通过土地垄断和剥夺教育机会以消除劳动者从事其他职业的可能性。”

　　这是个机器的时代，机器控制的秘诀在于拥有单一的想法，这样有利于组织者形成单一目的，在单一技术体制下，“活生生的人反而去效法自动贩卖机，成了赤裸裸的唯理性的生物。为了不受干扰地追逐权势和金钱，新的经济人放弃了美食，放弃了为人父母的兴趣，放弃了自己的健康，放弃了大部分正常的娱乐和对文明的欣赏，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们或者令他们分心。”

　　人们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机器世界中无法自拔。此时，从自然法则上讲，是黑暗的社会，从精神上讲，它是蒙昧的社会，人类可能沦为一种手段，而机器本身则变得不朽并不断扩大其统治。正如他预言的那样，机器压抑了人们为生活而创造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由于职业的多样化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而产生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鼓励因素也消失了。”

　　其结果是社会生活的不平衡、智力资源的贫乏以及环境的恶化，人们背离了原来的生活目标，默许了社会的非人性化。

　　( 三) 新生代技术时期
　　新生代技术时期代表了第三个技术发展阶段，它是真正的突变。对于生命的研究开辟了其发展的新途径: 人的兴趣和欲望影响了新技术的开发。新技术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 它在超越机器的同时，将有能力加强生命。但是芒福德认为我们目前还没有进入新生代技术阶段，即使机器已经是新生代技术，但是古生代技术体系仍然完好，其本质特征竟达极致。

　　手段是新生代技术时期的，如果不去寻找新的制度和模式反而利用这些技术去实现古生代技术的目标，那新生代技术就如同现代战舰一样，虽然是先进的却可能是反动的。

　　梳理芒福德的思路: 在技术的原始阶段，由于人类能力有限，人类创造的简单粗糙的技术不会对自身构成威胁，技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是顺从人类的本性，为生命造福。而工业革命后，技术蒸蒸日上，人类在利益的驱使下需要更多的能源和劳动力，机械工业把工人当做可以降低机械生产费用的工具来对待。当工人仅仅变为会活动的齿轮，日夜为一台以无限权力为基础的权力机器服务时，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人性的道德情感化为乌有。人与技术的关系由和谐变为不和谐，甚至说机器已异化为人类的主人。对于未来人与技术的关系芒福德还是充满希望的，通过变革制度和模式，使技术牢牢处于人的控制之下，我们的发展速度可以放缓，但是一定要将人性放在首位，让技术为人类服务。

　　其次，通过盖伦对技术不同阶段的描述来展现技术与人的关系，从盖伦对施密特技术发展三阶段论的引用和分析来看，他认同施密特的技术省力化发展的三阶段: 工具阶段、机器阶段、自动化阶段。

　　1． 工具阶段
　　盖伦指出，在最古老的人工制品中我们看到了武器，而武器并不是以器官的形式赋予人类的。“从一开始器官代替这一原则就和器官强化这一原则是共同协作的: 抓起石头打人，要比赤手空拳更有效得多。因此，随着能使我们完成超乎我们器官潜力之外的事情的代替技术之后，我们就发现了能扩大我们身体配备的工作能力的强化技术———锤子、显微镜、电话就加强了天赋的能力。最后则是省力技术，它的作用是减轻对器官的负担，摆脱它们，最后是节省劳力。”盖伦指出与人的行动循环一样古老的还有一项事实: “人也要把自己的物质行为客体化，并且通过它而对世界施加影响; 把他的行动看做是世界的一部分，允许后者扩大并加强他自己的行动; 他‘客体化’了他自己的劳动，因此便有了工具。”

　　这里我们在操作中看到了一种进步的基本上是人文的法则: 趋向于省力化。人的劳动之客体化成为工具，显然表明，更小的劳动可以获致更大的结果，使用工具实际上就是一个器官省力化的问题。

　　人生来就是要行动的动物，是要改造外在世界的各种事实的动物，工具阶段可以理解为是人类追求行动循环的准备阶段，它代表着本能上不可能完成的某些东西。

　　2． 机器阶段
　　对自动作用的迷恋是前理性阶段的、超实用的一种冲动，它几千年来先是表现为巫术，而最近则充分体现于钟表、机器和各式各样的转动机械。人最根本的特点之一就是行动循环。

　　随着技术的发展，那种要求取代身体器官的倾向已经超出了身体的范围，越来越深入到无机的层次里去。以无机代替有机成为技术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这一倾向有着两个方面: 以人造物质取代有机物质; 以非有机的能源取代有机的能源。”并且，“我们可以很容易表明，在技术格局里发展出来的各种思维模式，也把它们自己强加于与它们并不合宜的各种非技术的格局中。”随着各种特殊技术原理大规模强加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之上，我们的社会已经纯粹朝着原则而定向。

　　3． 自动化阶段
　　“技术的进步使人能够把生物中各个不同之点上运作着的组织原则转移到无生命的自然里。”“我们在我们的社会身份中，常常是‘格式化地’在行动着，也就是我们在实现那些‘自行’展示的、习惯化的、老掉牙的行为模式。非但对属于实践的、外在性质的行为，而且( 同时是主要的) 对行为的内在构成部分，也都可以这样说。思想和判断的形成、评价性的情况和决定的呈现，所有这一切东西大部分都自动化了。”

　　就是说，技术的自动作用使得思想和工作的全部领域都成为惯性。盖伦认为这种惯性应用于思想和情感，就会成为一种可靠的传统和自我繁殖的条件，因而就构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粘合剂。“毫无疑问，今天高度理性化的和彻底官僚化的社会，期待着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发展成为职能人( 执行功能的人) 。”此时的人类社会已经类似于大机器，个性自由和个体差异被抹杀。

　　概括盖伦的思想: 起初由于人类对自己生命活动和心性的迷茫转而向外界寻求帮助，于是对技术产生了迷恋。人类根据自身的特征和有机界的模型来促进技术的发展。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技术的崇拜冲破理性的栅栏，使得技术的发展犹如脱缰的野马越发远离生命且没有限制，人类社会成为一架冷冰冰的大机器。盖伦虽然感叹人已经沦为机器的奴隶，正在远离生命和生活体验，但盖伦始终相信: 通过技术的发达来以无机的材料和能源代替有机的材料和能源乃是基于一项事实，即无机自然的领域最容易把自己呈现给有条理的理性的分析和实验，但是生物学的领域和心灵的领域则没有那么容易被挖掘。

　　三 殊途同归: 技术要回归人性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芒福德和盖伦关于人与技术的关系的看法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较大的差异，现在我们想要探究造成该差异的原因，亦可以说是造成前两个问题的差异的原因，我们试从技术与人类心灵的关系寻找答案。

　　首先，我们分析芒福德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心灵蕴涵着强烈的情感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并在这种原始的感性支配下感知世界。在感知过程中人类形成了文化也产生了技术。技术一方面弥补了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增强了人类的操控能力，同时也诱导出心灵的阴暗面，一种对支配力的渴望，对世界万物的征服欲望。同时他也认为心灵是复杂的，人们对机器的热衷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高度复杂性和困惑性促使人们寻找出路。在技术满足了人类暂时的心灵需求的时候由此也产生了对金钱利益的崇拜，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无往不胜的错觉。随着技术的胜利，我们的心灵变得僵化，感性力量被否定。因为“技术的天性要求是严格和自我控制，凡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人性价值都得到了提升”，而心灵中的好奇、恐惧、想象等感性因素被否定抛弃。随着技术力量的提升，千百年来占心灵主导的感性因素日益减少。

　　其次，我们分析盖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技术产生于武器，更准确说产生于器官代替和器官强化的工具，如果从心灵角度来说，技术产生于一种前理性阶段的冲动。为了生存，在这种原始冲动和无意识的支配下人类创造了技术。人类在模仿有机生命探究自身心灵的过程中发展技术并迷恋上技术，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支配人类创造的原始冲动由前理性逐渐明晰为技术理性，人性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技术理性约束和控制。不可否认的是，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实是人类精神的理性化的不断前进。近代理性化的长期发展的最终产物，不仅要求内部和外部的现象被置于同一层次上，并且要求它们基本上也被置于同等的距离上，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有可能面对一切事物和事件采取同一种行为姿态。这使得我们由于长期的习惯而比较容易采取的行为方式，即合理的理论和实践得到极大的扩展。因而，这个事实本身就标明了我们对现实的构思方式所经历的内在转变的深度。我们感受到了技术理性在人性中的强加性和主导性。

　　再次，我们将两者的整个逻辑线索联系起来。芒福德认为人类心灵最初是感性占主导，人类在倾注于表达情感的心灵过程中制造了工具、创造了技术，这是一种无功利的制作。而盖伦则认为心灵最初就是理性占主导，但人类最初并不能察觉，理性如同人类的幕后工作者，支配着人类运用智慧和思维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是芒福德与盖伦在逻辑起点上的不同，这导致了接下来二者对技术起源问题见解的不同。芒福德认为人类对支配力有天生的渴望，人性中黑暗的功利主义成分推动着人类加紧创造技术，为人类征服万物做准备。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受到技术的影响，对秩序规则和确定性的寻求使心灵中的理性部分被放大，随着技术活动的不断扩大，技术理性逐渐成为理性的主导，而心灵中感性的部分对争夺权势利益没有多少帮助，逐渐被理性排挤掉。盖伦在这点上与芒福德的观点是相似的。他认为启蒙运动后，以知识智慧和自由为核心的理性人性论确立了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了人们不断探索追求真理的热情，理性促进了技术发展，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随着技术的日益强大，技术理性逐渐放大并主导人性。技术理性放大了人性中的贪婪、傲慢、权欲等阴暗面，使自我约束消失，内心情感也消失。人成为一种机械化的存在物。

　　最后，对于未来人与技术关系的展望，两位学者可谓殊途同归。他们都主张技术要回归人类心灵，因为心灵决定技术。芒福德认为每一种技术都根源于人类心灵的某种模式，如果想走出现代技术的困境就要把对人类心灵的关注放在首位。“那些崇拜机器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的人们，其实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在我们的眼中，机器文明不是绝对的。机器文明的一切机制都必须服从人的目的，人的需求。”

　　盖伦也同样认为，从对器官的取代到对整个有机物的取代，技术进步的这一倾向最终根植于心灵领域的一条神秘法则: 无机自然比有机自然更加为人所知。尽管有机化学取得了很多进展，我们对于生命的真正性质却并不比古希腊哲学家们知道得更多。所以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漠视生命，未来的技术观所倡导的应该是技术要回归生活和生命，促进心灵的进步。只有当技术的规则与人性化的生存条件融合到一起，机械化的秩序仅成为我们生命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的行动，长久以来被压抑的人性得到解放，人类才会对世界有更深刻的洞察力，人类的劳动和生产才会注入生机和活力，达到人与技术的和谐。

　　回顾芒福德和盖伦的思想: 由于二者对于人性的认识不同因而对技术的起源问题看法不同; 起源不同，造成技术发展的路径也有所不同; 而在解决人与技术当前紧张关系的途径的看法上却有着些许相似。芒福德强调心灵优先性，认为不能在技术的领域里寻求由技术所引起的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是把目光转向人性的全面发展，回归生活世界。而盖伦呼吁人们重新审视价值尺度，重视技术伦理建设，从而建构新的文明坐标体系，重建一套稳定化的制度来抚慰现代人的心灵。分析表明，以哲学( 人类学)的方法考察技术问题，人与技术之间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源于人性的变化与发展，当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矛盾和冲突归根结底大都可以溯源于此。对于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必期待任何一位哲学家或者一本着作可以作出最后的解答，芒福德和盖伦的两本代表作，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探求技术的起源和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或许对于走出现代文明困境是一种思想启示。

　　【参 考 文 献】

　　［1］让 － 伊夫·戈菲． 技术哲学［M］． 董茂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116．
　　［2］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陈允明 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3］阿诺德·盖伦．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M］． 何兆武，等译，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