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技术实践观照的发展过程

　　技术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或者说,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特别是在与科学相比较的时候,技术的实践特征就更为突出。所以,技术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人类实践活动所包含的诸种形式之一,而且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最基础、现实的层面,人的整个生活世界通过技术得以展现。

　　然而,在西方实践哲学的演化过程中,技术实践并非从一开始就映入哲学的眼帘。事实上,哲学对技术实践的观照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对这一过程加以梳理,有助于揭示西方实践哲学演化的内在逻辑,亦有助于把握马克思实践观(特别是其技术实践观)的真实意蕴。

　　一、排除技术实践的(道德)实践观

　　尽管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等人也曾探讨过有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但亚里士多德首次明确提出实践概念,建构了历史上第一套实践哲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可以称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创立者。在《形而上学》第6卷中,亚里士多德将全部思想分为实践的、创制的与思辨的(理论的)三种,并对人的知识和学科门类也作了相应的划分,这其中也蕴涵了对人的活动的区分,即区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大领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theoria)是一种沉思活动,寻求自然的普遍原理,实践(praxis)是追求伦理德性和政治公正的行动,创制(poiesis)是生产和技艺活动,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在这三种活动中,实践和创制与把握永恒不变原理的理论不同,它们是与变动不居的东西打交道,但是这两种活动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实践重在“行”,是一种德行的实现活动,它所依据的是实践的理性,即“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考虑对自身的善以及有益之事,但不是部分的,如对于健康、对于强壮有益,而是对于整个生活有益。……总的说来,一个明智的人就是善于考虑的人”。创制重在“知”,依据自然的原理去制作,它所依据的是科学和技术的理性,即“理智”。

　　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与技术虽然对象不同,但其依据的都是理智的理性,“既然创制与实践不同,那么技术必然是创制的而不是实践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和创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实践以自身为目的,它是自我规定、自我圆满的,是“自足”的,“如若在实践中确有某种为其自身而期求的目的,而一切其他事情都要为着它,而且并非全部抉择都是因他物而作出的……。

　　不言而喻,这一为自身的目的也就是善自身,是最高的善”。这就是说,实践的目的是“至善”,它本质上是一种终极性的道德关怀。创制则是以外在的事物为目的而以自身为手段,其意义也是由他物来规定的,它本质上是片面的、手段性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对实践与创制所作的这种区分,折射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关系状况:创制是奴隶、工匠从事的关乎人的肉体生存的活动,实践是奴隶主和雇主才能享有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创制只是实践的手段,奴隶只是主人的手段,工匠只是雇主的手段。实践和创制的划分对应着主人和奴隶、雇主和工匠的划分”。

　　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眼中,人的政治、伦理的实践(即道德实践)以自身为目的,是“自足”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生产和技艺活动(技术实践)与人的本质无关,并非真正的人的生活。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将人的实践活动等同于道德实践,技术实践则被排除在实践活动之外。

　　是否遵循普遍原则是亚里士多德区分理论和实践(道德实践)的标准之一。在他看来,理论活动可以通过思辨把握自然界永恒不变的原理,人的实践活动却无法获得类似于自然界的普遍原理。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使人们开始为道德实践寻找理性根据,而真正使人的道德实践获得自身所遵循的普遍法则的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如果规定这原因性的概念是一个自然概念,那么这些原则就是技术上实践的;但如果它是一个自由概念,那么这些原则就是道德上实践的”。在这里,康德明确区分了两种实践,一种是基于“自然概念”的实践,亦即技术实践,另一种是基于“自由概念”的实践,亦即道德实践。在他看来,技术实践属于现象界,遵循着源于纯粹知性的认识规律,道德实践则属于本体界,奠基在源于纯粹理性的实践法则之上。“只是这一实践法则不再像自然法则那样,是外在于我们的异己的东西,而是纯粹理性为自身创制并且自身遵守的普遍法则。正是通过人类意志的这种纯粹自我规定、自我约束,整个纯粹理性的实践活动达到了纯义务的道德。”

　　这样,康德就使道德实践获得了自身所遵循的普遍先验原则而建立起道德形而上学的大厦。

　　然而,康德虽然揭示出道德实践与技术实践同样遵循普遍法则,却并没有将二者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而在他看来,这种将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统称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做法,恰恰是对实践概念的误解。“迄今为止,在以这些术语来划分不同的原则、又以这些原则来划分哲学方面,流行着一种很大的误用:由于人们把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等同起来,这样就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些相同的名称下进行了一种划分,通过这种划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划分出来(因为这两部分可以拥有同一些原则)。”

　　康德认为,技术实践所遵循的基于自然概念的原则只能算做对理论哲学的补充,因为它们只涉及到“物的可能性”问题,要么是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手段”,要么是作为“自然冲动”的“意志”。只有遵循自由概念、追求至善境界的道德实践才是与理论哲学并列的独立领域,或者说,只有道德实践才是真正的实践活动。只不过,“考虑到人们对实践概念的误用由来已久且已经根深蒂固,他不得不退一步接受这样的现实,即按照流俗的见解,把现象领域内的活动也称作实践,但他同时也进了一步,为了维护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概念,他提出了‘两种实践’的学说,主张把‘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严格地区分开来”。

　　这样看来,康德也否定了技术实践的自由内涵与人性价值而最终将其排除在人的实践(道德实践)领域之外,并因此造成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此岸与彼岸的对立。

　　二、黑格尔抽象的整体实践观

　　黑格尔首次将以往哲学家对立起来的道德实践与技术实践统一起来,确立了整体实践观。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是高于实践的优秀活动,是只有极少数的哲学家才能从事的活动;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虽然可以为理论理性指明来源、目的和意义,但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却是相互分离的;黑格尔则运用抽象辩证法揭示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统一关系,并将实践视为高于理论的活动。黑格尔认为,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各有其片面性,理论活动停留在“是如此”上,实践活动停留在“应如此”上,“理论活动在承认有一个‘业已在先的世界’的基础上,以客体为对象,吸收客体的内容到主体自身中来,充实自身,借以消灭主体自身单纯主观性的片面性,但它并不改变客体。实践活动则在主体确信自身实在性的基础上,主体以客体为改造对象,即用理论和概念去规定和改造客体,整治客观世界,借以消灭其单纯客观性的片面性”。理论活动固然能够揭示客观存在的规律性,但前提是这一客体是主体渗入、参与的客体。只有通过实践这一中介,才能使主体渗入、参与到客体中来。因此,要真正把握客体的内在本质,就必须通过实践这一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也意味着,实践高于理论,“这个理念比以前考察过的认识的理念更高,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

　　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是因为他在“实践”中引入了“劳动”概念。黑格尔把劳动视为主体和客体的中介,他明确指出,要真正克服意识与自然界的分离,就必须借助劳动这个中介。在他看来,劳动既是一种工具性活动也是一种目的性活动,劳动工具作为中介物,既扬弃了主体的单纯的主观性,又扬弃了客体的单纯的客观性,它比实践的其他两个环节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黑格尔说:“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尽管就他的目的来说,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

　　另一方面,黑格尔也将劳动视为一种目的性活动。

　　根据黑格尔的三段论,劳动所包含的三个环节即目的、手段和客体中,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构成第一前提,手段和客体的关系构成第二前提。“在第一前提中,手段本身就是由客体构成的。它之所以服从于目的,是因为客体服从于自身的概念,它与作为概念的目的是同一的,目的支配客体就像灵魂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在第二前提中,手段对客体的关系是直接关系,是客体对客体的作用,是机械化学的过程。手段带着目的的使命而规定客体,使目的得以实现。在这里,目的在手段对机械客体的合目的规定中回到自身,机械性客体也在被手段的规定中回到自身,即回到自己的内在概念。”

　　这样,黑格尔就在其思辨哲学中通过劳动实践这一中介环节将手段和目的、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了。正如他自己所言:“这种活动实质上正是客观概念和直接现实自在之有的同一之建立。

　　……当外在现实由于客观概念的活动而变化,从而它的规定也被扬弃时,它恰恰因此便失去了仅仅是现象的实在、外在的可规定性和虚无性,于是它也就被建立为自在自为之有的。……因此,自在自为地被规定的概念的理念建立起来了,它不再仅仅在活动的主体中,而且也同样作为直接的现实,并且反过来,这种现实,正如它在认识中那样,作为真有的客观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黑格尔所讲的“劳动”,与亚里士多德的“创制”、康德的“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在基本含义上是一致的,都含有“技术实践”之意。与其他两位先哲将技术实践排除在实践领域之外不同,黑格尔将技术实践作为实践概念的核心,以技术实践为中介将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当然,这种统一只是抽象的统一),这体现了黑格尔实践观的整体性特征。进一步讲,黑格尔实践观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实践不仅仅是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更是生成人之本质的精神活动,是人的精神生活。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技术实践已经成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活动和雇佣工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本质规定。黑格尔对劳动的“外化”和“异化”的论述正是这种现实背景的理论映现。在黑格尔看来,劳动(技术实践)是精神性的,人通过劳动创造自己的生活并同时塑造世界,生成自己的精神本质。

　　对此,马克思评价说:“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做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马克思的话肯定了黑格尔整体实践观的人文意蕴及其关于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的深刻合理性。然而,马克思也尖锐地批判黑格尔实践观的抽象性,他说:“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当思辨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它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观念、精神等等。”

　　马克思的话揭示出黑格尔实践观的根本缺陷(同时也是其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他将思维看做其实践观乃至整个哲学体系的根基,因此,他所统一起来的主体和客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是建立在思维和概念的基础上的。可是黑格尔自己却又指出,实践高于理论,因其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具有现实性的品格,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实践是思维和概念的基础。这样,黑格尔的实践观就陷入到自身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之中。

　　三、马克思回归生活世界的整体实践观

　　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将实践仅仅理解为伦理、政治等领域的活动,把技术实践排除在实践领域之外,这种关于实践的观点无疑是偏狭的;黑格尔虽然在肯定技术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了整体实践观,但其哲学本身的思辨性决定了他所讲的实践并非人的现实、感性的实践活动本身,而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抽象表现。值得一提的是,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主张哲学关注实践,关注人,然而由于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而是停留于抽象的、限于观念化了的感情范围内的人,因而未能“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也就是说,他最终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未能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总的来讲,以往实践观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最终都毫无例外地把理论与实践分裂、对峙,使理论脱离实践,哲学最终遗忘了人的现实感性的实践活动,遗忘了人本身,无法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予以观照并切实解决现实中的各种矛盾。马克思深刻认识到以往哲学脱离生活世界的局限,他积极主张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实践。

　　马克思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可以在经验中确证的直观的感性的真实世界,是人类通过实践所创造的历史或现实的文化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实生活是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而且,日常生活是人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微观现实基础。马克思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相对于社会、国家等非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是“以‘个人’为主体、家庭为单位、个人生存与发展为价值目标的个体生存活动领域”;相对于人的理论研究等抽象思维活动领域来讲,日常生活是指人的可经验的感性活动领域。在马克思的眼中,旧哲学以国家和社会规定个人,以抽象理论代替人的感性活动,割裂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统一。这正如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抽象的人只是在法人即社会团体、家庭等等之中,才使自己的人格达到真正的存在。但是,黑格尔并不把社会团体、家庭等等,总之,不把法人理解为现实的经验的人的实现,而是理解为现实的人,而现实的人所包含的仅仅是在它本身中是抽象的人格环节。正因为这样,在黑格尔那里,并不是现实的人成为国家,倒是国家必须先成为现实的人。”

　　那么,旧哲学为什么会将国家和社会与个人、理论与实践、人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割裂开呢?马克思认为,这恰恰是由于旧哲学对技术实践的忽视造成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历史观的一段话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这里,马克思也明确提出“日常生活”这一范畴。他说:“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

　　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这就是说,旧历史观割裂了技术实践(“现实的生活生产”,即物质生产实践)与现实历史的关系,没有看到技术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甚至将技术实践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结果造成了理论与实践、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对立,把人的生活等同于理论思辨的非日常生活,掩埋了日常生活世界,陷入对历史的抽象理解。事实上,日常生活是人置身其中的感性世界,是非日常生活的基础,只有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中,人的生存、心理、情感、理论思维、精神超越与终极关怀等多种维度的需要才能得到不断满足与拓展,人的个体生命关系、家庭关系、交往关系等才能不断形成、变迁与重构,人的完整人格才能得以生成。

　　在马克思看来,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只有在技术实践中才能完成。只有立足于技术实践,即“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才能“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现实、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才能实现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这是因为:

　　首先,在技术实践中,不仅生成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现实地生成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那里,包括汉娜·阿伦特在内的一些现代哲学家也同样将技术实践(劳动)与道德实践或政治活动(行动)严格区分开,他们认为,技术实践主要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道德实践或政治活动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阿伦特甚至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也仅仅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她说:“马克思的劳动哲学与19世纪的进化与发展理论(个体生命从有机生命的最低级形式进化到最高级形式———人的出现,以及人类生命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发展)惊人地一致”。事实上,马克思强调了技术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他说:“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

　　这里的“自然关系”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也并不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更具有优先性,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强调:技术实践创造了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认识主体与客体的人的世界的全部关系,都在这里现实地生成。

　　其次,技术实践不仅是一种工具性操作活动,更是创造人本身的活动,是人的基本生存活动。

　　以往哲学家大多以实用性来理解技术实践,将其理解为手段、工具性活动,亚里士多德贬低创制的地位即源于此种看法。对此,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作了批判:“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

　　这表明,马克思反对仅仅从“有用性关系”来理解技术实践,而是将其视为人的感性活动或基本的生存活动。具体地讲,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实践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包括商业)活动及其所造成的人的现实生存状况。这一生存论的视野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鲜明完整的展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技术实践的考察是从分析机器开始的,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适合的技术基础,体现着一个完善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形成。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机器与工具的区别、机器的基本特征、以机器发展为主要标志的技术史的划分、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前提和后果。然而,对技术的分析并非《资本论》的主题,在详细考察了机器生产的同时,马克思充分关注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现状,对机器生产中工人恶劣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物质生活的贫困、精神生活的堕落、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等,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并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对抗的发生和发展,预言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到来。可见,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关怀才是马克思考察技术实践的真实意图。

　　最后,技术实践不仅指向人的当下存在,更指向人的未来发展。在旧哲学看来,只有道德实践才遵循自由概念,具有指向人的未来发展的价值担当;技术实践只是人满足现实生存需要的工具和手段,与人的自由和解放无涉。康德对两种实践的区分正是基于此种理解。与旧哲学不同,马克思认为,技术实践具有当下与未来的双重指向。

　　人首先要生存,然而人谋生存的同时总是要求更好地生存,这使得人类的一切现实活动都追求超越,追求生命的意义与崇高。真正体现人之为人的本性的,恰恰在于这种超越性、精神性。技术实践作为表征人的生命存在的活动,在满足人的生存要求的同时,也具有指向未来的价值担当。人们通常认为,技术实践的目的是增加物质财富、减轻劳动强度,这只是一种浅层次的理解。事实上,物质财富的增加、劳动强度的降低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增加物质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人不受自然需求之困扰,可以更好地进行精神追求;降低劳动强度是为了人减少被迫劳动的时间,增加自由劳动的时间,从而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自由创造。由此可见,技术实践承担着人类追求真、善、美及不断超越现有、指向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未来价值。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只有通过技术实践这样的现实活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他批判旧哲学将人的解放局限在观念王国中的做法:“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这就是说,由于旧哲学从“抽象的人”出发,“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有生命的个人”,“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将人的解放问题排除在人的现实生活之外,他们所谓的“人的解放”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现实的人的解放要依靠现实的力量,而技术实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的力量。“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证明,旧哲学造成理论与实践分裂、对立因而没有形成正确实践观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他们忽视了工业生产劳动,忽视了技术实践。事实上,技术实践原本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基础的部分,是确证人的本质、展现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心理学。哲学只有对技术实践予以观照,才能真正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的统一。只有这样的哲学才是真正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综上所述,关于马克思的实践观,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一种整体实践观。马克思把实践概念理解为一个涵盖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统一的概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这样,传统哲学分裂的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第二,马克思把技术实践看做人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根基。在他看来,技术实践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性操作活动,而是人的整体生存方式,它表征着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内蕴着人之生存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关涉人的现实生存与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