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疗本草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本草学是中医药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以研究本草文献及这些文献中所记载的中药资源、品种考证、加工炮制、药物分类、药性理论、中药史、食物本草等为主要内容的一门学科。

　　本草文献内容十分丰富，有综合类、药性类、食疗类、采药类、炮制类、临床应用类等不同文献类型。所谓食疗本草是以记载食物类中药为主的本草文献以及食疗知识的中医药文献，其内容有的包含在综合性医药文献中，如《千金要方》和《医心方》中的“食治篇”,还有的为专门的食疗本草文献，如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明代薛己的《食物本草》。或散在于各类医药文献或非医药文献中。食疗本草发展经过了萌芽、雏形、形成、补充、发展不同阶段，对中医食疗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食物在防病治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历代均对此研究十分重视，传统中医食疗学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当前强调中医“治未病”的思想中，食疗本草对此具有指导价值。笔者认为，研究“食疗”首先应学习和了解食疗本草，本文拟对历代食疗本草发展源流进行整理分析，旨在为进一步研究中医食疗学提供参考。

　　1 秦以前为食疗本草的萌芽阶段

　　“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天”.人类在生存与劳动过程中，必须猎取食物以维持日常生活和劳作，战国时名医扁鹊曰：“安身之本，必资以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1]战国末年（前221年前后）《吕氏春秋·孝顺贤·本味》载商初伊尹谓：“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2]表明此时已开始认识到食物有“偏性”,这些有关食物的认识可谓是中医食疗学的起源，同时也是“药食同源”之说的由来，对于中医食疗学或中医药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食物宜忌的文献论述，如孔子《论语·乡党》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3]较全面地概括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饮食的讲究，其中不乏科学道理。

　　《诗经》记载药物有100多种，其中食物有数十种，如甘棠（棠梨）、梅、苦菜、麦、李、鲢鱼、桃、芹等，不仅有其采集方法，还有简单的药性和功能主治的论述[4],大多被引用于后世本草文献。《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内容亦文亦医，或谓“医文同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同样，春秋时期的《山海经》是一部史地类古籍，但其中也有不少医药知识，收载药物约124种，可供食用的植物药和动物药有多种，其中食物类药有补益、助育、美容、解毒等不同作用。

　　秦以前有关食物防病治病的论述尽管散在，但为中医食疗学的发展和食疗本草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2 秦汉时期为食疗本草的雏形阶段

　　秦汉时期药物知识逐渐充实，药学理论基本形成，这一时期人们对食疗与食养也已颇为讲究。西汉初年《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说明西汉时期已认识到可供食用的某些植物具有毒性，这是关于中药有毒的最早记载。《内经》中有不少篇幅论及饮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7],如《素问·刺志论》曰：“谷盛气盛，谷虚气虚。”（本文《素问》原文皆引自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黄帝内经》）《素问·平人气象论》曰：“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认为饮食乃维持人体生命和健康所必需。同时认识到不同类型的食物各有其不同的营养价值，因此人的饮食必须多样化，以保证身体对营养的全面需求。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生气通天论》阐明调和饮食五味，才能有益于维护人体筋骨、血脉、肌肉等的正常功能，谓“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内经》中还主张饮食以清淡为宜，五味不可太过或偏嗜，如有不从则“百病乃生”,如《素问·宣明五气论》谓“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高（膏）梁（粱）之变，足生大丁（疔）。”《素问·奇病论》云：“肥者令人热，甘者令人中满。”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成书年代当不晚于秦汉之际，书中收载280余首方，药物近250种，其中食物有秫米、青粱米、鸡、羊肉、鲋鱼（鲫鱼）等，用治不同疾病[8].可见，对食疗的认识与中医药发展是同步的，食物始终是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时期张仲景《伤寒论》创制的食疗处方对后世的食疗本草发展影响较大，书中的当归生姜羊肉汤、猪肤汤等至今被认为中医经典食疗良方。《金匮要略》有专门篇章阐述饮食禁忌，指出饮食物有与五脏病相宜的，也有不相宜的，即所谓“所得”、“所恶”、“所不喜”,简要地说明了食、病、身三者的关系。该书所附“禽兽鱼虫禁忌并治”及“果实菜谷禁忌并治”[9]专论食物宜忌，其中有关饮食禁忌、饮食卫生等论述至今看来也合乎科学道理。

　　成书于东汉初的《神农本草经》堪称现存最早的一部本草专着，该书的问世标志着本草学术已逐步形成，书中载有3》《种药物，其中具有补益强身、防老抗衰的薏苡仁、枸杞、大枣、茯苓、鸡、雁肪、蜜、藕、莲子、胡麻、葡萄等食物占了不少比例，表明食物已成为本草着作的主要组成部分，食疗本草在这个时期已见雏形。

　　3 三国两晋南北朝为食疗本草的形成阶段

　　从三国到南北朝期间，中医药学有了显着进步，本草学的发展也十分迅猛，出现了《吴普本草》、《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等影响较大的本草着作。随着对食物防病治病知识的逐渐增加，食疗本草更是成为本草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可以看到，陶氏在药物部分首创自然属性分类法，将中药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类及“有名未用”者，已经把果、菜、米食诸食物类作为专门的独立章节进行阐述，对食物类中药的研究已经系统化，表明食疗本草在这个阶段已经形成。该书“诸病通用药”中列有的食物已不少见，如在“大腹水肿”项下就列举了海藻、昆布、小豆、大豆、苦瓜、鲤鱼、鳢鱼等；在“消渴”项下列举了白茅根、冬瓜、牛乳、马乳、小麦等。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是一部“备急”所用处方手册，书中简、便、验方中属于食疗性质的不少，对饮食卫生与禁忌的记载也较详细。

　　《本草经集注》充分注意了食物的特殊性，在分类上把果、菜、米等食物与草、木等并列；《肘后备急方》使用了大量的食物来治病，从理论到应用方面均对中医食疗本草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说明这个阶段食疗本草已经形成。

　　4 隋唐时期为食疗本草的鼎盛阶段

　　隋唐时期的本草学已进入了全面整理和提高阶段，在全国药物普查的基础上政府组织编修的《新修本草》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表明本草学进入了高水平的发展时期，与《本草经集注》一样，其中也有不少食疗学知识和食物中药。

　　隋唐时期食疗本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许多食物的功能、主治等内容从一般本草中被分离出来独立成篇，并出现了食疗本草专着。如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专设“食治篇”,在《序论》中论述食疗的重要意义和药食的异同。

　　如引卫沉记曰：“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又谓：“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痼，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1]《千金要方·食治》按果实、蔬菜、谷米、鸟兽（附虫鱼）四大部分叙述了162种食物的性能、应用等，对食物的作用和食、药之特点有了深刻的认识。

　　唐代出现了食物营养与治疗专着《食疗本草》，原名《补养方》，孟诜原着，后经张鼎补充89种药物后而成3卷。书中所载食物多为人们常用的米谷、蔬菜、瓜果、鸟兽、虫鱼及其加工制品，并较多地记载了动物脏器和藻菌类植物的食疗作用，对食物食性、功能、主治、禁忌有详尽的辨别论述，对醋、覆盆子、杨梅等十几种食物还比较了南北方不同的食用习惯和效果。可见，唐代对食物的药性与食疗知识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除了《食疗本草》之外，食疗专着还有唐代韦巨源《食经》、崔禹锡《食经》、杨晔《膳夫经手录》、昝殷《食医心鉴》、卢仁宗《食经》、南唐陈士良《食性本草》等。隋唐时期食疗本草文献数量在古代是比较多的阶段。

　　从专门的“食疗篇”和大量的“食疗本草”专着的出现，到其中关于食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宜忌等内容的详细论述，表明隋唐时期食疗本草发展已到了一个鼎盛阶段，大大促进了后世食疗本草的发展。

　　5 宋金元时期是食疗本草的补充阶段

　　宋代的本草学研究相当活跃，出现了很多重要本草文献，其中有官修本草和民间本草，代表性着作有《开宝本草》、《嘉本草》、《本草图经》、《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其中有大量的食疗本草的资料，这些着作中的药物数量超过了前代本草，同样食物的数量也较以往有很大的增加。这些本草文献中几乎均有“食经”之说，如南宋陈衍所撰《宝庆本草折衷》是一部临床实用本草着作，其中即有“服药食忌”专题。

　　宋代的食疗本草专着有《养身食法》、《王易简食法》、《古今食谱》、南宋郑焦《食鉴》、南宋娄居中《食治通说》、宋诩《谷菜宜法》、高伸《食禁经》等，可惜这些着作原书大多已佚，只在一些目录学着作中有着录，因此宋代有影响的食疗本草代表着作几乎没有。

　　《医心方》是由日本人丹波康赖在宋代时期编纂的综合性医学着作，书中保存了大量的食疗本草佚文以及食疗处方，包含了“养生以食养为主，治疗以食治为先，调食要以宜忌为本”[11]的思想，并列专门篇章论述1》4种食物性味和功用主治，是对食疗本草发展的一次总结。

　　金代战乱不断，人们食不裹腹，少有食疗营养着作。至元代国家暂时安定，朝廷恢复旧制，加之设饮膳太医，这样就为总结饮馔之法和食物营养价值等创造了一定条件，食疗本草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专门的食疗营养着作，如忽思慧《饮膳正要》、吴瑞《日用本草》、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饮食有节》、汪汝懋《山居四要·养生之要》等，其中的《饮膳正要》和《日用本草》影响较大，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食疗营养学的发展水平和特点。

　　《饮膳正要》3卷介绍了饮膳原料230种，其中附图1》8种，所载原料和饮膳大多带有浓厚的北方少数民族的特色，如回回豆子、八担仁、必思答、八儿不汤、鸡头粉馄饨、葡萄酒、葛粉羹，贯穿全书的宗旨是“取其性味补益”,食之“免于致疾”[12].吴瑞鉴于“饮食所以养人，不可一日无。然有害人者存，智者察之，众人昧焉。故往往以千金之躯，捐于一箸之顷而不知。”[13]于是着成《日用本草》8卷，收载食物540种，分米、谷、果、禽、兽、虫、鱼等八门，数量较唐代的《食疗本草》大增，大多为日常所用和切于饮食者。本书作者系外郡医家，远离宫闱，与《饮膳正要》立意不同，供普通老百姓参阅。

　　宋金元时期本草文献中食物的数量与以往相比增加了许多，且有了反映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民间食疗知识的食疗本草专着，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食物营养学内容，对中医的食疗本草做了很好的补充。

　　6 明清以后是食疗本草的发展阶段

　　食物营养与治病在明代相当重视，首先是因备饥荒，人们积极寻求可供食用的植物以济民利世，出现了救荒类食物本草，其中最有影响的当为朱木肃的《救荒本草》，书中收载了414种植物，有27》种为以往本草所未载者，分别记述其名称、产地、形态、性味良毒、食用部位和加工烹调方法，这是古代反映药食两用本草的代表性着作。救荒类本草还有王磐的《野菜谱》（野菜》“种）、周履靖《茹草编》（野菜102种）、鲍山《野菜博录》（野菜43《种）。

　　明代出现了数种《食物本草》，有代表性的如薛己《食物本草），收载日常食物近400种。

　　宁源《食鉴本草》，取兽、禽、虫、果、蔬菜、味等食品百余种，简述效用，并附前人论说及方剂，纲目分明。吴文炳《药性备全食物本草》，收载食物459种，采自诸家本草。穆世锡《食物辑要》，以记载简明为特点。

　　署名为李东垣编辑、李时珍参订、姚可成补辑的《食物本草》，约成书于明末，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为丰富的食疗专着。全书凡58类，2000余条，实际收载药食两用物品1689条，分类细致，解说较详，且对全国各地着名泉水654处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介绍，内容大多摘自《本草纲目》，因此《本草纲目》中的食物类药用文献资料可以从该书中反映出来。

　　清代对食疗本草的研究逐渐细化，通过考订和类纂，对食疗本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如丁其誉将”有关于日用饮食者，悉为考订“,辅以缪希雍等人之言，撰为《类物》；沈李龙研究《本草纲目》中的食物类药，并参考《山公医旨·食物类》，撰成《食物本草会纂》。章穆撰《调疾饮食辨》，既列食物用途，更重理论评述，卷末”诸方针线“为索引专篇。

　　清代的食疗本草除了对《本草纲目》类纂外，许多医家研究并编纂食疗本草，如龙柏《食物考》、王孟英《随息居饮食谱》、尤乘《食鉴本草》及《病后调理服食法》、宋本中《饮食须知》、石成金《食鉴本草》、何克谏《食物本草备考》、柴裔《食鉴本草》、陈仪《济荒必备》、田绵淮《本草省常》、吴汝纪《每日食物却病考》等、朱彝尊《食宪鸿秘》、李仕楠《醒园录》、袁枚《随园食单》等[14].当然，在这些食疗本草中，有不少内容雷同之处。

　　自清代以后，食疗本草一直为医家所重视，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食疗本草着作，大多内容丰富，简便实用。如秦伯未《饮食指南》，杨志一、沈仲圭《食物疗病常识》，陆观豹《食用本草学》，朱轼《救荒辑要初编》，张拯滋《食物治病新书》，上官语尘《食物常识》，朱仁康《家庭食物疗病法》，丁福保《食物疗病法》等。

　　现代在食疗本草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着成果，一些药食两用植物如山药、葛根、大枣等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各种新编食疗本草陆续出版发行，并增补了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成果新元素，大大促进了食疗本草的进一步发展。